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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金融危机,从2009年3月至2010年12月,美联储连续宣布收购美国国债,并先后两次宣布美国进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代(简称QE1、QE2)。采取的措施见下表:
据统计,美联储通过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还通过购买短期债券的方式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的债务关系,使利率保持在低位,降低其融资贷款成本,促使放贷意愿提高,从而促进市场复苏。
然而,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自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较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实施的激进持续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从外部加大中国通货膨胀的风险,以下为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在短期纷纷采取这一政策,以便应对美元贬值,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贬值。由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冲击。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消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加重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广义货币(M2)供给量缓慢增加。广义货币增加无疑造成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引起通货膨胀。
2.中国外汇储备损失风险加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0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居全球首位,而70%的外汇储备配置为美元资产。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1.7万亿美元,美元每贬值1%,中国外汇损失将达到170亿美元。美国实施第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相对于美元人民币逐渐升值,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而且不断缩水。如果在将来美国货币政策退出,美联储将大规模抛售国债,美国国债持续走弱,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中国外汇储备将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
3.中国资产泡沫的形成。美国第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出,将迫使中国被动跟随美国进行调整。如果不跟进美元,人民币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全球资金大规模的流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大,进而推高国内物价水平。如果中国跟进,由于家庭和金融机构并不存在“去杠杆化”的能力,中国货币供应量将过多,出现流动性过剩。无论中国跟进还是不跟进美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形。若美元成为投机者套利的对象,热钱就会大量流入中国,但是如果美国经济进入持续复苏状态,美元升值,美联储将可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套利活动势必引起美元回流,美元逐渐升值而人民币却面临贬值,中国可能面临资产泡沫随之破裂的危机。
三、小结
从紧货币政策的实行将会提高银行贷款的标准,增加企业贷款的难度。新余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都需要银行的贷款业务作为支持,但是从紧政策的提出将会对企业的贷款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贷款标准有所提高。为了更好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银行会提高企业贷款的标准,一些企业由于缺少相关的条件,不能及时得到银行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新余市的银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标准,减少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各个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银行实行了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适度从紧的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制订了相关的贷款标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贷款客户和贷款项目。
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当前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新余市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调整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强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政府应该采取适当地措施积极鼓励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还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进外地的资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贷款担保。政府对于新余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项目规划,选择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企业重点负责项目的建设。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为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担保,扩大企业的担保规模,可以适当地建立一些担保机构加强民间资金的支持力度。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那么两国之间是否需要进行货币政策的合作、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以及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的大小如何,成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详细的梳理,在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给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资本管制;最优资本管制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选择,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Obstfeld和Rogoff(1995)所建立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NewOpenEconomicModel),首次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框架中讨论了汇率的决定,并成为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问题的基本范式。Engel(2015)认为,新凯恩经济学是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力工具,原因不仅在于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扭曲,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提供了条件,而且通过家庭效用函数的二阶逼近,能够得到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的目标函数,从而研究央行最优的货币政策选择。因此,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央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和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合作收益。其中,第一个主题研究了当执行泰勒法则时(Taylor,1993),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考虑了汇率波动;第二个主题则探讨,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机制,是否会影响社会福利。
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
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经典文献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Clarida等(2002)建立了两个大国的开放经济模型,虽然他们主要讨论了两国货币政策合作的问题,但是这一模型却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模型。Lubik和Schorfheide(2005)在其基础之上内生性的引入了汇率的不完全传递行为,使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了它们的货币政策规则和经济特征,发现货币政策规则对汇率波动的反应系数很小,所以两国的货币政策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规则时,并没有考虑汇率因素的影响。除了两国经济模型,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另一类重要的经济模型是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它将世界看作是一系列小国的集合,任一国家的经济波动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很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了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未将汇率波动纳入到货币政策之中,而英国和加拿大则相反。在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后,他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的冲击在经济周期的重要性,发现贸易条件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Adolfson等(2007)在模型中纳入了工资粘性、可变资本利用率、资本调整成本和习惯形成等多种摩擦,以及汇率的不完全传导,估计了欧盟的货币政策。郑挺国、郭辉铭(2012)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也未考虑汇率波动的影响。
三、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合作
促进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IMF及20国集团的宗旨之一。但国家间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吗?如果存在收益,收益有多大?收益的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Clarida等(2002)在含有价格粘性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认为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特殊的情形,即当家庭的风险规避系数为1时,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的福利效果完全相同。即使经济系统中存在外生的成本冲击,两国之间也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Obstfeld及Rogoff(2002)发现当面临全球性冲击或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1时,两国货币部门之间并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当面临个体冲击且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不为1时,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但收益很小,可忽略不计。具体而言,当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2的时候,合作收益的上限为产出的0.019%。Benigno和Benigno(2003)在带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的随机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研究了货币政策实施价格稳定性的条件。他们发现当两国所面临的冲击对称时,即冲击在所有时刻所有状态下均相等,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如果冲击是非对称的,则当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相等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否则,给定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当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于1或者等于风险厌恶系数的倒数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才是约束Pareto有效的。Corsetti和Pesenti(2001)研究了最优货币政策的国际维度,认为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当厂商的价格加成受货币波动影响时,货币政策制定者只维持国内的价格稳定性并不是最优的。这样的政策会增加汇率的波动性,从而使得外国厂商在面临出口目标市场上更大不确定性时索取更高的价格以降低风险。而高的进口价格会降低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最优的货币政策要在降低由垄断引起的扭曲和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进行权衡,即最优的货币政策不但要稳定国内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还要稳定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Pappa(2004)发现,当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之间替代弹性以及家庭的跨期替代弹性取值都在合理区间时,货币政策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能够达到家庭稳态消费水平的0.51%。发现当本国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不为1且该弹性不等于跨期替代弹性时,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他们也没有讨论收益大小。此外,货币政策合作能否带来收益还与经济中的其他一些因素有关。Sutherland(2002)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取决于金融市场结构。当两国能实现完全风险分担,而且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大于1时,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当两国不能实现风险分担时,合作带来的收益几乎为0。Canzoneri等(2005)发现合作收益取决于各国部门之间生产率冲击的相关性。Liu和Pappa(2008)发现贸易结构的巨大差异,将导致合作时的货币政策,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使之对贸易品部门比重较大的国家有利。通过模型的数值分析,他们也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最高时可达稳态消费的0.62%。
四、结论
[关键词] 经济资本货币政策
一、经济资本约束
经济资本是指为抵御各项业务(资产)非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支持,是各项业务风险所产生的资本需求,在数额上与银行非预期损失相等。经济资本并非真实银行资本,实质是一种虚拟资本。经济资本取决于各行或各项业务非预期损失。经济资本计量范围一般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经济资本约束是商业银行对全部资产进行风险量化管理的一种新型管理机制,经济资本约束分两部分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数量约束关注的是银行经营安全性,主要影响银行生存问题,质量约束关注的是银行经营效率性,主要影响银行发展问题。要保持合理资本水平,银行应实现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对接,重新设计业务流程,提高资产定价能力改善组织运行体系。
二、经济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商业银行新型经营管理模式,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次变革,它对货币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产生了较大影响:
1.积极影响
(1)为贯彻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济资本约束是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前提和基础。货币政策贯彻与执行需要健康稳定银行业发展为基础,商业银行协调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发挥效果的保证。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为其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银行通过经济资本约束积极优化资产结构,最大限度控制经营风险,突出资本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银行经营效益和资本收益,使商业银行逐步迈入正确经营管理轨道。
(2)增强了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约束是通过调整经济资本成本系数来控制,商业银行可根据宏观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相关资产成本系数,进而达到更好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目的。去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地产增长的货币政策后,建行便适时调高了房地产贷款成本系数,由原来8%调整到12%,较好抑制了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
(3)促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资金定价机制,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近年来才逐步实施的资产风险量化管理机制,这也是国外银行通用管理模式,在当前日益激烈地竞争中,特别是大量外资银行涌入,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了很大竞争压力,商业银行必须运用资本管理方式,逐步完善经济资本控制管理机制,才能在激烈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实质是通过风险最优化提高资本回报,这必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一套完善的资金定价机制。根据不同信贷资产经济资本占用系数,确定合适资金价格,资产风险权重高的,要有一个较高价位,反之风险权重低的,要有一个较低价位。同时,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定价时,也要结合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等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使商业银行在保证资金安全基础上获取较高收益;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
2.消极影响
(1)经济资本约束将使企业融资两极发展趋势加剧。近年来,受商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和风险管理状况等因素影响,企业融资逐渐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二是出现了贷款“垒大户”现象。自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以来,商业银行对全部资产都制定了风险量化标准,信贷风险控制更加严格,由于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偏低,担保体系不完善,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相对较规范,经营风险偏小,在经济资本约束下商业银行更愿意将信贷资金投向大型企业,资金向大企业流动成为必然,中小企业融资更困难,企业融资两极分化趋势加剧。据对东营市47户企业融资状况调查,2005年6月末,7家大型企业新增71527万元,同比多增35756万元,占全部调查企业多增额的96.64%,而40户中小企业今年上半年比上年多增贷款仅占调查企业多增额的3.36%。也就是说,2005年上半年比2004年上半年多增部分贷款几乎全部流向大型企业。
(2)经济资本约束使区域融资差异增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资金需求大,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资金需求小,从而形成信贷资金区域流动。商业银行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后,各商业银行根据经济资本占用系数和信贷资产风险状况调整信贷资产结构,从总体上看,发达地区信用状况比欠发达地区好,信贷资金风险比欠发达地区也小的多,信贷结构调整结果必然是向发达地区流动的资金增多,区域融资差异性进一步扩大。从东营市经济相对发达广饶县和经济相对落后利津县贷款变化中可见一斑,截止2005年6月末,广饶县贷款余额为132.4亿元,比2004年初增加39.14亿元,占全市新增贷款38.51%,而2005年6月末利津县贷款余额为23.16亿元,比2004年初增加4.99亿元,仅占全市新增贷款4.9%。也就是说在开始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一年半时间里,全市近40%新增贷款流向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广饶县,而流向经济相对落后利津县贷款不足5%。
(3)经济资本约束影响了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经济资本约束管理是以全资产风险量化为主要内容,对于规避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经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较好作用和效果。但过分强调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贷政策贯彻执行。如助学贷款政策,商业银行助学贷款与其它贷款相比,业务发展要慢得多,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推动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助学贷款带有浓重的政策性成分,与商业银行经营收益最大化相矛盾,且作为贷款主体贫困学生就业与收入有很大不确定性,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因而商业银行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行经济资本约束管理后,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风险控制进一步加强,助学贷款业务发展将会受到更大程度制约。从建设银行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中可看出,助学贷款业务并不是商业银行鼓励发展的业务,2005年,建行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中,助学贷款为10%,在信贷类资产中经济资本系数最高。
三、经济资本约束下货币政策取向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经济资本约束实践中使其具备了宏观调控功能。这种功能既体现在对信贷总量调控上,也体现在对信贷资产结构调整上。就总量而言,在商业银行资本总量一定情况下,资本充足率与经济资本限制确定了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上限;就结构调整而言,在商业银行资本总额一定情况下,为保证资产总值不变和保持合规的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被调整其资产结构,减少商业信贷这类高风险资产份额,增加政府债券这类风险较低资产份额。 通过这种调整,整个信贷结构势必产生符合监管当局需要的变化。反过来看,如果监管当局希望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发生某种变化,它可以通过对银行不同资产规定不同风险准备来实现这一目的。可以看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这种关系可能是相辅相成、相互替代的,如两者对经济总量与结构具有调控功能;有可能是相互矛盾与抵制的,如货币政策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资本监管反而促进了中小企业贷款难。因此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经济资本约束应该是重点考虑因素之一。
1.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调配合,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作用
面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新形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配合问题急切提上议事日程,要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综合效应,防止两者在调控政策与目标上发生冲突。对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双方协调采取一些后续政策与弥补措施加以解决。
2.完善经济资本控制管理体制,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商业银行应提高风险定价和运用经济资本控制风险能力,以货币政策引导和完善信贷结构,增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经济资本管理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必须全面覆盖风险,并使资产风险全部量化,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加快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从经营理念上实现根本性转变。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营发展,走质量、效益、规模和结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实现传统银行业务模式向现代银行业务模式转变;三是逐步开始向以提高单位资本和资产运用效率为特征的集约化经营模式转变;四是考核机制向全面经济资本控制和资本回报目标机制转变。不断提高风险定价和运用经济资本控制风险能力,制定有效的资本运营体制,优化经营管理系统,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促进商业银行健康协调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根据货币政策变化,及时调整资产成本系数,使资产随宏观调控政策变化而流动,达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目的,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3.加强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4.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区域性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5.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调整银行资产结构,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