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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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凯恩斯革命　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　有效需求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对战后经济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凯恩斯的著作较多，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年)、《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货币改革论》(1923年)、《货币论》(1930年)和《劝说集》(1932年)等，但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上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曾受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熏陶，赞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并一直致力于货币理论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极力攻击恢复俄前的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而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来调整经济，这时，凯恩斯已开始有点脱离传统经济学的路线。20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面对长期的失业现象，他主张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此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

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凯恩斯为了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潜心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通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指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他自称他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还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他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三本同样伟大的著作。此后，凯恩斯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也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将凯恩斯的理论及建议作为制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60年代末以前，通过其追随着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已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词。所以，某些经济学家将从《通论》出版开始直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然而，自《通论》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论》一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一直在进行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地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学派(曾被称为理往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无法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因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凯恩斯主义，80年代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基础，并重新表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峙的格局。

《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著作。它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理念，提出健康的经济与充分就业取决于消费者、投资家和政府的总支出。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再也没有比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

“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依旧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创立，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凯恩斯革命”。既然称之为“革命”，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否定，这些变革和否定就构成了“革命”的基本内容。从这一点上讲，“凯恩斯革命”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义的重大突破。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2篇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

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作者：毕艳峰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4篇

④另一方面是对于使用政府干预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新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趋向于完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使西方经济学界更明确地趋向于重新重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而也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米歇尔•弗罗埃（MichelDeVroey）在其纪念凯恩斯《通论》的文章“要抛弃凯恩斯吗？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近代历史”中说：“宏观经济学家真的已经摆脱凯恩斯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就概念工具而言，这一答案是肯定的（……）。……。IS—LM模型依然统领着宏观经济学界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就其他的层面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某些凯恩斯主义目标似乎总是在对立的阵营取得胜利后又再次出现（反之亦然）。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目标近年来日渐成熟，它脱离了阐述市场失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目标，而转向让市场的不完善走上前台的更温和的目标。”⑤罗伯特•W•狄蒙德、罗伯特•A•蒙代尔、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在他们合编的《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⑥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理论注意力的转变，恰恰是由于凯恩斯所期望的、其理论对于经济衰退、萧条、失业等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通论》出版77年之后，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危机的关系呢？既然人们将目光转向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那就是：1.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究竟有无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3.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实现和政策主张。首先是要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写作并出版其《通论》的背景（即“凯恩斯革命”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的长期慢性萧条以及后来更普遍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从1825年开始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后，这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便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起先经济衰退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还可以自己得到恢复。但是，到20世纪中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却迟迟不能恢复，甚至与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汇合到一起，使萧条更加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种情况表现得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解释力上的失灵和政策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迫使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当时的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不少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英国也出现了费边社社会主义的思潮。凯恩斯当然不会去赞同社会主义。凯恩斯曾经明确地说：“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边的。”

⑦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抵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进行了与《通论》有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从具体内容来说，凯恩斯主要是借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已有的关于国家干预的一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并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造。

凯恩斯的《通论》主要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这包括：1.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萨伊定律”，即只要努力生产，不必考虑需求，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2.坚持金本位制对克服通货膨胀的作用。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有效调节手段。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5.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它只是蒙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这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就在于：1.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的信条；2.提出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向；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方法；4.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

具体说来，“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他强调了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来纠正这种失调。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此外，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凯恩斯主要运用了短期分析和马歇尔传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始终“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在经济萧条和危机发生时，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来拯救危机、克服萧条。凯恩斯特别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中蕴含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性财政预算政策的经济思想，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使经济达到均衡，但是，却未必可以同时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即，“通论”，“通常情况下的理论”），而新古典传统的论证充分就业均衡是常态的理论，恰恰是特殊的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恰好满足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实际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迅速地为英美等国经济学界所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1.它注意到了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

2.它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3.它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

4.它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

5.它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做出评价。凯恩斯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发生转变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比较现实和可行的途径。凯恩斯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明显地打上了凯恩斯的烙印。所以，对“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层面上的片面性缺陷，其有效性在于，在特定情况下，救治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暂时性效果。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过于明显的针对性，其一些缺陷也暴露无遗。这主要在于：

1.他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这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主要方面。

2.他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

3.他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

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4.他仅仅注意到经济总量的问题，却没有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

5.他仅仅注意了经济均衡中的价值供求平衡问题，没有注意到商品与价值的对应问题。

6.他的理论过分注重短期问题，而没有涉及长期的问题。

7.他过分注重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动态的分析。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十分推崇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麦柯德•赖特（D•M•Knight）对于凯恩斯的理论评价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来说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重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二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短期对策长期化，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成为了长期行为。凯恩斯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并在经济学界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二战后形成了以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阿尼、阿瑟•奥肯、伊弗塞•多马，马克卢普等一大批人构成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英国，战后则形成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沃斯维克等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逊、西德尼•温特劳布、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这两个学派几乎统治了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界几乎1／4个世纪之久。但双方强调的理论和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一般被认为是维持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20多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因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置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被片面理解与滥用，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后果。如廉价的货币政策与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合，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发生有无关系？有无责任呢？

从美国来说，凯恩斯主义长期盛行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并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近30年而在社会上消失。“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消费习惯和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创新产品，如信用卡的流行，对于社会上“寅吃卯粮”的消费主义习惯的维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得社会“似乎正常的”供给建立在了不够可靠的需求基础上。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廉价货币政策（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印钞）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次贷危机”就正是这种为维持和促进社会对房地产较高需求而采取的“次等的”分期付款，和对此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债务链条所导致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凯恩斯主义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困境也是负有责任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在战后盛行凯恩斯主义，大量增发美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政策行为所引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挥着作用，但它却比起之前更加不受约束。美元已经在事实上“绑架”了世界经济，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服从美国经济利益之下。每当美国感到其经济需要时，就会增发货币，或采取货币贬值，或者升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甚至成为所谓的“财政悬崖”。而这又是依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财政赤字背书的。大量的美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显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在表面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此也难逃责任。这主要是强调消费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的环境下，形成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氛围，推进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和政策，造成片面注重消费和福利，弱化了生产和供给，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至最终在带有缺陷的欧元体系条件下，发生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仍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⑨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不过，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货币流动性泛滥，仅美国就实现了四次“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真正的社会需求问题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为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欧美国家国内实际产业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流动资金分配极不平衡，而某些产业则在一段时期内产出相对过剩（如美国的房地产、军工产业）。在投资赢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过多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扩大透支性消费信贷（像个人信用卡透支额的扩大；住宅按揭贷款条件的放宽），让消费力不足的人们“寅吃卯粮”，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领域内运作，依靠互相借贷来获取收益。可见，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而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看，无非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或减税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也要求有与现实适合的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其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时候，欧美各国在长期中实行的是平衡财政的政策，因而并没有过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中也没有通货膨胀。从赤字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项目来说，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今天，美国财政赤字巨大，面临“财政悬崖”，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赤字财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困难较大。而在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来说，也很有限，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即便有些项目（如美国曾经有人考虑对全国的高速公路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修理），其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无法从本国获得。因而，凯恩斯主义所看重的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大打折扣。所以，在今天已经很难运用凯恩斯主义这方面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中总需求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来看，也是需要有些现实条件的。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负担情况如何对此会有影响。像美国政府这样赤字庞大，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债台高筑，恐怕都难以达到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的目的。如果减税是结构性的，那么，给富人减税则于事无补，给穷人减税则有名无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尽管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美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似乎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经济中的问题并非仅仅“缺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其所引起的结果上，只能是负面消极影响远大于正面积极影响，引起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元稳定性的不信任，以及国际性货币投机获得的增加。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具体体现。凯恩斯主义政策再有效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5篇

经济学何以被泛化

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增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学科，即所谓的“显学”。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大学的财经类专业成为热门专业，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

然而，在对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的膨胀中，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界定、学科规范却处于相当程度的迷乱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就缺乏实证思维的传统，加之学科分界不清晰、理论训练不正规，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系统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cial science)混同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文学科不属于“科学”(science)，它是一种以“人学”为旨趣的“价值体系”，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即非“规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价值命题”。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属于“科学”范畴，是一种以“物学”为旨趣的“知识体系”，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的，研究的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根据科学思维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致力于趋向价值中性，摆脱“价值负荷”，以符合实证性和可证伪性。

根据科学方法论，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而经济学，正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经济学需要框架约束

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论题。对此论题，有从和谐社会角度讨论的，有从居住权利角度讨论的，有从贫富角度讨论的，更有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讨论的；有的论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产市场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为己任……尤其是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各方论者更是兴趣所致，连篇累牍地发表“空对空”的分析文章。

其实，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论训练要求。如果是作经济学分析，还需要有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虽然，“人的居住问题”不单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从多种学科角度讨论。但若是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本身，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论题，要求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

面对所有人群几乎是无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随后，当价格被市场发现、决定之后，在价格面前，不论哪一个阶层，有无级别，是否名流，统统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只要价格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导的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可能有缺陷，但市场机制终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就会激励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会经济也会因此发展。

当然，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了。所以，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基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场手段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如美国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产金融机构。可见，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学科框架约束，那就只能是一种“辩术”或文字游戏，与科学无关，与应用亦无关。

然而，时值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仍未确定这样一种学术规范或者学术思维，人们的分析、讨论、批评基本上没有学科框架上的约束。但是，在经济学框架中，市场就是市场，它天生没有特殊阶层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调控”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市场。同理，在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学会先假设收入和财富积累都是合法的，随后再在此前提下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说收入和财富积累是由非正当行为获致的，这就超出了经济学框架，已不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了。

经济学的框架约束是很严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大大下降。除非出现类似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上的进步。人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人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只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框架中，人的经济行为基本可以处理成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价格比较。如果横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甚至指责经济学“不讲道德”，那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比较有活力、有科学性，是因为它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汲取方法论养料。正因为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能没有一种“专业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科学共同体”在话语系统、概念系统方面的约定。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以收入分配分析为例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人文学界的不少学者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表了不少包含道德诉求的文章。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学科背景各异，因而，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各异，得出的结论差异也很大。

的确，收入分配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以自身的利益立场、知识背景、信息获得为基础对此发表言论。但收入分配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对此的讨论也基本上应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展开。不然，泛学科的、情绪化的所谓“学术讨论”不仅容易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难以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共识，还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进程。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经济学所称的效率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包括生产的效率和交换的效率。生产效率的检验标准又是唯一的，即以最小成本生产；交换效率的检验标准也是唯一的，即没有人能够在不使别人受损的情况下使自己受益。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具有最大化理性”以及“市场价格信息完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体系会达到经济效率，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效率是引致财富净增长的源泉，而竞争性市场体系则是达到效率的通道。但如果引入公平这个概念，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如何定义公平以及如何操作公平是一个难题。

经济学教科书曾给出了四种关于“公平”的定义：平均主义――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品；罗尔斯主义――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使社会所有成员的总效用最大化；市场主导――认为市场结果是最公平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方法，任何一项选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比较了以上各种选项的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了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当然，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会选择市场主导的公平观点，认为竞争性市场进程的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它总会奖励那些最有能力和工作最努力的人。

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是因为这种定义与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是相吻合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人财富的增加不是以他人财富或效用的受损为条件，那么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会引致社会总福利的净增长，因而是有效率的。这一判断标准就是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帕累托最优”。如何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学的回答是：自由公平的交易。

以上分析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财富增长有直接的关联，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而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当是一个能保证自由公平交易的制度。经济中运用非自由公平交易手段而获益的空间越小，这个制度越有效率，个人财富的增加越能同时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反之，如果个人财富可以通过非自由公平交易获得，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无效率的。据此理念，一个社会可以在资源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推进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也是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价值所在。实际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关注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在这种原则看来，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悬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绝对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应更加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也将更有经济能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第三，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不能摒弃效率原则，不能损害经济发展这一基础。因为收入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

如何看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大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频繁出现，学术界及经济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及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引进、研究和讨论。

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渐趋热烈。但在这些激烈的讨论中，不少论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学派形成、治学基础、主要观点把握得并不准确，有些理解甚至是错误的，争议的一些论题及观点也多有“泛学科”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理论界的表现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等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信奉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理念。1947年，哈耶克(F.A.Hayek)曾邀请38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瑞士朝圣山的杜帕克酒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旨在坚持斯密所主张的“自然的自由秩序”，坚守自由文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主义。这一学术团体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就此，朝圣山学会将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聚合在了一起。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聚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