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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论文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消费行为 符号价值
论文摘要: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完成,多数国家成为“富裕社会”中的一员。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的消费模式从主要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从消费物品本身到消费符号价值,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过以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性以及消费的过程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是一种符号化的消费。
一、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工业化的完成,特别是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推展,以及其著名的工人每周薪水不低于6美元的工资标准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并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繁荣下资本的扩大和商品的大量生产带来了各种新型的消费品,使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使得人们在购买这些新型消费品方面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二战及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入“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相对富裕,消费模式从主要考虑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这时,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的社会,人们在消费上背离了使用价值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致,即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普遍化、大众化和民主化。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经济大发展与工业化的产物,消费主义文化则是消费主义的特定表现。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在传媒的宣传与影响下,消费需求被不断的创造,消费者总是处于“欲购情节”中,追求体面的消费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与盛行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煽动了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了人们不断购买的欲望。
二、消费文化的核心——符号价值
消费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它代表了抑或勤俭节约、抑或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它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通过这个沟通系统中,人们借由所消费和购买的物品来实现人际交往与身份归属,亦即人们购买的商品具有了语言和符号的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各种符号被不断地制造与传播,使得当代人犹如置身于符号王国之中,符号成为了当代人的图腾。特别地,每个人都处于由流行催生的符号系统之中,一味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符号的过度供应或者符号生产的泛滥,使得拟像与真实相背离,真实消失,世界成为拟像的世界。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符号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只是消费物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以承载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因素来计价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的价值区分和标示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这是鲍德里亚构建消费文化的核心。
三、消费符号化——消费文化构建的消费行为
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所表现的形态,可以把消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消费是纯粹的物品消费,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即通过交换来表现自己富有,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第三个层次的消费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信念,是构建消费行为、培养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第三层次的消费即对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一种趋势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最明显的一种消费行为就是消费的符号化。
消费符号化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性,对这种商品的消费表现为对符号的消费;第二方面是人们把消费本身作为一种符号,通过消费这程来实现社会表现与社会交流。首先商品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导致了消费者对符号的消费。因此,符号的消费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它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对品牌或名牌的消费上。其次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人们把这一符号作为区分身分、社会地位的依据。人们在消费时,对物品的选择其实是对依附于这些物品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选择,人们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使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消费不但是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它是人们用以建立身份识别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用于地区可持续性评价的出发点就是:把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探讨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生态消费水平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确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地区可持续性发展评价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在供给与需求方面的空间流转于地域分异,不仅提供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线数据,而且是制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依据。本文拟采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在对青海省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评价了青海省可持续发展前景,并在可能改善的领域进行情景分析,探讨促进与改善青海省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
1.“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要点释义
1.1生态足迹的概念
人类依赖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依赖自然吸纳污染物的能力。为了测度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的消费是否在其承载力限制内,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生态足迹的定义: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和水资源量【1】。
1.2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据生产力大小的差异,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可分为6大类【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论上讲,地球表面的各种土地类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种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时用作建筑用地开发【3】。
1.3关键的技术参数
1.3.1产量因子
产量因子(β),又称为生产力系数。由于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直接进行对比的,这就需要一个生产力系数将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可比尺度。生产力系数可以用评价地区的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其世界平均生产力的比值来计算。本为计算采用的产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当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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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公共财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使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务的场所、场地;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的活动内容;有接受培训、展示技艺的机会和条件;有创造文化的氛围和环境。目前,渔农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渔农村文化市场,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舟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渔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渔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它将文化建设与渔农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文化事业发展以人为本的特征,而且凸显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加强本市的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构建和谐舟山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
1.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立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人才队伍、基本载体等方面的夯实和建设,能有效实现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服务资源、管理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设备资源、观众资源等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利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针对海岛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从而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舟山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把文化建设纳入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社会进程,也凸显了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功能。目前,渔农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构建完善的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灵魂的社会教化功能,统筹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不同需求,从而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
1.3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新渔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渔农民,如果没有全市渔农村群众的参与,建设渔农村新社区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新渔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不仅能够传播科技、法律、市场知识,提高渔农民综合素质,满足广大渔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综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科学文明乡风的养成,维护农村稳定乃至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本市新渔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市广大渔农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渔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由于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总体上还比较贫乏,存在着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等突出问题,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保障渔农民的文化权益,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1.4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
1.4.1生态承载力(EC)
将评价区域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R)经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分别转化后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C=∑R×βjγj。其中β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γ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当量因子。
1.4.2生态足迹(EF)
通过汇总地区的消费数据,将其转化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Ai),并用当量因子调整为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F=∑Aiγj。
1.4.3生态赤字或盈余
地区生态足迹如果超过了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赤字;如果小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则表现为生态盈余。地区的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反映了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生态系统的安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2.青海省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本文对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个方面即生物资源消费足迹计算和能源消费足迹计算。生物资源的消费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共选择24项消费品种,根据世界平均的单产水平【5,6】,计算其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将其分类汇总可以得到消费的生态足迹占用。能源消费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电力的消费量,将其换算成标准能量单位,并参照世界平均的各种能源的单位面积(化石能源地)吸引热能量【5】,计算其生态足迹的占用。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根据青海省土地利用类型,利用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将其转化为世界平均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是青海省的实际生态承载能力。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7】。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未详细列出,只将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3.评价与改善建议方案
从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个研究时间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态足迹需求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逐年增大,说明该青海省的生态系统不能支持人类对它的压力,地区生态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为了减少人均生态足迹和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促进青海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依靠科技,发展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保护耕地,提高土地生产力,要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增加对土地的投入。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林产品,发展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的种植。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来满足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
一、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人的能力、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一、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的关系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的主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当代,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突出重要的地位。
尹晓亮在《资源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能源外交的新策略》指出:随着资源民族主义日益膨胀,日本在能源外交之路上推出的新措施:一是快速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以期进一步拓宽能源进口源;二是在保持与中东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通过合作方式和合作项目等方面的策略创新,寄希望于深度强化双方关系;三是积极与中印等能源消费大国合作,以求提升国家形象。
关于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的关系方面,就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出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王冠九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指出:资源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资源民族主义影响国际能源安全的途径和方式。同时,指出资源民族主义影响着国际能源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二、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趋势
国内关于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趋势的研究性文章涉及较少,大多以时事报道为主。其中,在2012年7月4日的《世界金属导报》第F02版指出了资源民族主义的三个趋势:一是澳大利亚2010年提出的对采矿业征收资源超额利润导致世界上出现一连串连锁反应;二是许多新兴国家政府现在寻求首先在本国进行选矿而不是出口;三是许多新兴国家政府现在寻求确保拥有本国矿山的所有权。另外,2012年5月12日的《中国经济导报》第B03版中也提出资源民族主义扩散的趋势:“以往资源民族主义多出现在非洲国家,然而目前这一趋势正在向发达国家扩散。”
三、资源国新“国有化”对油气输出国加强对其战略资源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