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15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广义货币供给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作为各个国家均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货币政策自1984年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不断的改善，以及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俗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该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信赖的调控手段。故特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执行，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
上表为我国至2008年9月，历次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情况。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国家利用这一工具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调整。通常在紧缩时期，央行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调整，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经历比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一次性调低2个百分点，尺度颇大，之后确有效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一般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央行会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收紧银根。从简表中我们发现，国家在较多的年份总是提高准备金率，虽然调整频繁，但每次上调的幅度较小。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时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准备金率的调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国经常利用这一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复杂程度的加深，调整频率愈加频繁。07年与08年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的导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国家不断减少流动性，尽量降低人们持有货币或者过渡投资的风险。
最后，国家实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例如，发生汶川地震后，国家对于灾区所在地实行的准备金率就比其他地区要低，这是国家对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有力扶持，也能减少其经济建设的压力。事实上，国家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设定的准备金率以及调整幅度也是略有区别的。通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要高点，这是由于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弱。
三、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间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货币与准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让广义货币M2代表货币政策的实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检验其效果。
（一）GDP与M2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其有着同方向的变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GDP与M2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探究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关系，将二者数值设为XY轴，置于同一座标系上观察，以探究GDP值受货币供给量大小的影响程度，发现二者成粗略的线性关系。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数关系，故每增加一百万的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大约50万。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忽略各种潜在的变动，单一观察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三）GDP与M2的增幅变动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货币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时间效果，制作了下图。由下图可看出，GDP相较于M2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相应变化。如图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货币供给的增幅从10%升至大约21%，然而GDP的涨幅却未能随之灵敏的反应，相反的是在经历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直至2001年过后才开始加速增长。又如2002年至2003年间，M2的供给量的上升幅度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GDP却在经历一个较为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性。
（四）结合我国相应年份的经济大事件进行分析
2005年4月国家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直接推动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来的是投资投机热，通胀水平也日渐上升，因此，从2006年开始，央行方面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对主要商业银行）；同时这期间大量售出国债，频繁进行回购交易。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经济的不良发展。也正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房地产泡沫出现，但并没有出现1993年日本危机那样的局面。
因此，货币政策的良好运用带来了稳定经济的效果。再来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经济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后于财政政策开始有所动作。美国次贷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期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回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等措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但是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痕迹不很明显，这是由其本身特点所导致的。
在史上两个经济过热阶段，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偏差较大，政策有效性较弱，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现出阶段性差别。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干预已经明显减少，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没有使得货币政策本身占上风。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已形成以SHIBOR为中心的利率体系，但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在我国，利率尚未成为投资者与消费者心目中的风向标。以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很少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投资，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市场。而在这样的导向下，并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变化。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及指示作用是相当迫切的。
其次，汇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不仅导致较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里，在这样的压力下，汇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脚就难以得出。如，在国内通胀攀升的时候，迫于外汇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反通胀的目标，这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我国资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基础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既不能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能放弃独直实行货币政策的的权利。必须在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求我国经济长足发展。[3]
（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无法达到财政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内产生完全的效果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货币政策众工具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有这连锁的关系。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十分重要。
假设第一年我国的CIP是8%，略为偏高，想控制在5%以内，于是，采取提高利率，卖出国债的措施；第二年，目标即将到达但还没有时，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抑制萧条，又立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危机到来时，人们还并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物价也还没有下降，但是宽松的政策却使得物价水平回升。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背道而驰的效果，当消费者感受到了危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而物价又无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热的生活便在所难免了。其实05年到08年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就是因为政策的连续性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时间切入点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前后斟酌，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的财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发行国债，扩大三农支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有些新变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变的；而货币政策似乎动作比较大，三年间由“紧”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时又要保持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应该实行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增加供给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时又要保持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就要使得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果强于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从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逐年递增，增长率也是递增的，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和教育方面。与此同时，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调高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说明市场利率的发展轨迹是偏离了原有轨道，那么此时的政策配合实际上是没有很完美的配合起来。此时的状况应该是带扩张性质的财政政策效果强于带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开始，货币政策方面急转掉头，转变为宽松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也还是偏向于扩张。从2008年9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说明市场利率偏低，此时的财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货币政策效果，两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经济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稳定，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货币的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市场利率，再贴现率等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之前频繁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货币乘数变小，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发生较大程度波动，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并且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货币乘数创造的效应被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抵消了。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货币流通速度对其产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关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部分我们国家比较疲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的不够，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也较为缓慢。若是国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费的途径，那么货币政策效果中由货币乘数产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会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参考文献：
[1]徐小淇,任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0)
[2]周娇.我国货币政策效有效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7)
[3]任玉凤.我国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10)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 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债；M2；社会融资规模；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18日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有三种：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率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各类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中央银行证券或私人票据等）自由议价，其交易量和交易价格必须公开显示的市场。公开市场业务则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的方法，向金融系统投入或者撤走准备金，用来调节信用规模、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实现对金融控制和调节的活动。
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对象是国债，所以公开市场业务与国债，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发行与交易密切相关。中国的国债称为国库券，专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由国家财政信誉作担保。相对其他债券，其信誉度非常高，一般属于稳健型，投资者喜欢投资的债券，其种类有凭证式、实物券式、记账式、电子式。我国发行国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投资的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正外部性的长期项目。国债是国家弥补财力不足的主要手段，在人民银行法禁止财政在中央银行透支后，国债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高利率成为引导居民将银行储蓄转化为国债的主要手段，因为国债的安全性和拥有强大国家信誉担保的银行存款并没有区别。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也把国债作为优质资产。国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国债的可操作性很强，而且短期国债利率起到了基准利率的作用；从财政政策角度看，发行国债可以起到回笼资金的作用，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
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被我国中央银行确定为新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票据、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社会融资规模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国债的发行与回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通过发行或回收国债，可以起到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通过发行国债，财政收入增加，进而财政支出增加，可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那么，央行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影响的话，可不可以选择国债的发行与回购这一手段呢？
从改革开放初，就有大量的学者研究国债的现状以及趋势，并且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刘溶沧、夏杰长认为国家应该调整国债政策，完善国债市场，更好的释放国民经济。姚少梅认为我国国债和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国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依靠改革国债发行机制来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是不现实的，不但起不到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反而会增加财政负担和通胀的压力，因此人民银行要寻求公开市场业务之外的方法来发展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杨文奇、李艳认为国债的发行会产生挤出效应，但是效应不大。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课题组在文章中提出2011年央行把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并且对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
二、发行国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
发行国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国债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于国债较高的利率，很好的安全性，稳健性的个人或者公司包括商业银行都会进行购买，从而M2减少，收回了商业银行部分流动资金，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贷款会下降；M2减少也会引起流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金相应地减少；最终导致了社会融资规模的下降。
第二，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发行国债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进而财政支出增加，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国学术界做了大量的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际传导情况，得出了在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下的不同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理论：一种是存在挤出效应：即发行国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社会闲置资金的减少，使得社会总体金融资源的供应量变小，即社会融资规模的下降；另一种理论是对私人的挤出作用较小：由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包括国债）投向领域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高，收益率低的领域，民间资金一般不会进入，因此国债资金对私人部门的挤出作用较小。但是，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社会总体金融资源的供应量变小，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变小；对于第二种情况来说，虽然财政支出大部分都是投向实体经济，导致了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增加，但不属于从金融部门获得的资金，即不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畴。总体来说，发行国债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社会融资规模的下降。
三、国债与社会融资规模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1、公开市场指标。公开市场业务主要是央行操作国债，因此公开市场业务工具选取国债作为工具，为流量数据。
2、社会融资规模。选取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指标，为流量数据。
3、M2。广义货币本月和上月差值，为流量数据。
4、数据来源和处理。本文各类数据采集2006年四季度到2014年四季度的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5、本文选取指标。ZFZQ为国债，RZGM为社会融资规模。M2为广义货币的变化量。
（二）实证分析
1、各变量平稳性检验。（表1）由ADF检验结果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社会融资规模（RZGM）、国债（ZFZQ）和广义货币（M2）是平稳的，因此可以使用VAR模型直接实证分析，且通过LR，SC，AIC等检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
2、Granger因果检验。（表2）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债（ZFZQ）是广义货币（M2）的格兰杰原因。国债（ZFZQ）也是社会融资规模（RZGM）的格兰杰原因。广义货币变化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RZGM）互为格兰杰因果。这表明国债对M2是有影响的，M2又对社会融资规模有影响，所以国债通过M2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了影响。社会融资规模中贷款、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的变化也影响国债的发行与回购的数量。
3、脉冲响应分析。（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响应图有纵向的截距，表明国债发行的变化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即期的影响。国债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在第2期达到高峰，产生最大的影响，之后慢慢减弱，到第6期后完全消失。
4、方差分解。（图2）从图2可以看出，在社会融资规模的波动中，不考虑社会融资规模自身的贡献率，国债的发行与回购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贡献率可以达到9%。由方差分解的结果可知，国债的发行与回购对社会融资规模波动的方差贡献率在即期影响较小，而在第2期之后可以稳定达到9%左右。
四、政策建议
与准备金率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只适合用于短期调控，不适用于长期调控。而国债在6期内都与社会融资规模有负向关系，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以前学者也做了国债流通市场的一些实证分析，表明国债流通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大，在长期来看影响较弱，短期内也无明显影响，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还无法担当货币调控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国债流通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市场，不同的国债投资主体被限制在了不同的国债流通市场内进行交易。国债只能单边从交易所市场流向银行间市场，不能逆向流通。两个市场的分割，降低了国债的流动性，所以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较弱。对现在而言，由于全国统一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各个市间的垄断和分割，中央银行对货币供求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强。尽管公开市场业务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但是现在还不可以独立担负起调节社会融资规模的重任，需要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才可以。
由于中国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对象是国债，所以公开市场业务与国债，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发行与交易的相互配合尤为重要。具体来说，一是国债的发行规模要与公开市场的业务需要相适应。如果国债发行规模过大，就容易造成大量国债挤兑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中央银行难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反之亦然；二是继续发展完善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和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没有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公开市场的货币传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三是完善金融市场等。如果要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不行的。
主要参考文献：
[1]曹龙骐.金融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刘溶沧，夏杰长.中国国债规模：现状，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8.4.
[3]姚少梅.对国债发行与公开市场操作关系的理论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5.8.
[4]杨文奇，李艳.国债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第5篇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版权所有
[1]张舂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J].经济研究，2000,(9).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礽.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4]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