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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组织绩效管理
绩效是个人、团队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所获得的成绩和效果。绩效管理是将组织的和个人的目标联系或整合,获得组织效率和对所要达到的目标建立共同理解的一种过程。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高效率的绩效管理则是企业获利的重要方法。绩效管理六点优势:提高工作绩效、作出正确的雇佣决策、降低员工流失率、发现企业运营问题、优化人力资源规划、协调上下级沟通。
员工的绩效表现成长过程与企业的上级管理者有着直接的关系,管理者要帮助自己的员工扬长避短,改善绩效,提高技能和素质,达到更高的目标层次;要根据企业的远景规划目标设定适当的绩效目标,使员工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一致、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同步,最大限度的发挥员工潜力;要根据员工的绩效表现进行合理的指导监督;要进行及时的绩效考核和反馈,掌握清晰的目标思路以及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综合判断的能力。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在提高工作绩效方面的沟通过程,是通过对个体和群体进行全方位的监测、考核、分析和评价,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员工潜力,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实现企业发展战略和目标的过程。
企业组织绩效管理被广泛应用在加工、制造、运输、销售贸易等多个领域的企业管理之中,绩效考核目标的制定,量化员工工资的构成,将员工工资的获取透明化,缓解了员工和企业的薪酬矛盾,并通过考核鼓励了员工获得高工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企业生产运行效率的提升。
二、薪酬策略
薪酬策略就是将企业目标、战略、外部环境和企业文化结合而构建的薪酬管理策略,企业薪酬制度的制定必须在企业整体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最大可能的考虑员工的对企业薪酬的诉求,必须合理平衡企业发展和员工工资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企业薪酬策略中添加激励性绩效薪酬策略,不仅有利于满足企业员工对高工资的诉求,都是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将企业员工的工资和企业员工的工作表现以及企业整体经营效益相关联,发促进企业员工对企业发展的向心力。
1.水平薪酬策略
薪酬的水平策略是基于本地同行业企业支付给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来制定本企业薪酬的策略,其优点是容易被企业员工认同,缺点是无法调动企业员工生产的积极性。
企业制定薪酬策略可以根据本地同行业企业薪酬水平和企业发展状况,制定更为符合企业发展现状的薪酬制度,其中激励性的薪酬策略是领先策略,该策略适合新企业和本地龙头企业的薪酬策略的制定。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通常采用的薪酬策略为滞后、跟随、混合等薪酬策略,企业采用这些薪酬策略的好处在于在于企业薪酬制度容易被企业员工认可,与此同时还起到可尽可能降低企业员工薪酬支出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
2.激励薪酬策略
激励薪酬策略的重点在于领先,其相对水平薪酬策略而言领先的是工资水平,在对薪酬策略本身而言领先是激励策略的形式。
在制定激励薪酬策略时,要在提高工人工资的同时以提高企业生产运营效率为目的,因此企业员工工资的提高必须建立在企业员工对企业发展做贡献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心里学中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原理制定企业工资的高出本行业企业工资的水平,并设定工资上限,对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荣誉奖励,从而在金钱和荣誉等两个方面满足工人们的需求。该种薪酬策略的制定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利于优化企业发展的内在氛围,为企业员工的高效工作和创造性工作打造软环境。
3.体系薪酬策略
体系薪酬策略是针对绩效、技能、岗位、职称和工龄多个方面薪酬策略,其全方位的兼顾了工作量、工作重要性、员工忠诚度等影响企业发展的相关因素。薪酬体系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其构建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完成企业薪酬制度,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文化的进一步充实,更有利于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
薪酬体系策略的应用根据企业组织结构完善程度不同,其具体应用也会有所不同。企业组织结构较为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也会较为完善,则必须采用严密的体系薪酬策略以合理优化企业薪酬组合,帮助企业用最少的工资成本实现企业的良性运转,其主要使用发展较为成熟的大型企业;企业组织结构较为简单的企业或者不完整的企业,则可以根据企业发展的现状采用完整体系薪酬策略的某些策略,并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薪酬体系,该种薪酬策略既可以降低企业薪酬负担,又可以帮助有步骤实现企业发展,较为适用于中小企业或创业性企业。
三、总结
基于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组织绩效管理和薪酬策略的研究,关键在立足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重点在组织绩效管理和薪酬策略对企业发展实际的反映。
参考文献:
[1]陈娜.基于战略的绩效评价与薪酬体系的整合研究[D].山东:中国海洋大学.2012
关键词:知识溢出;创新机理;动态冲突;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070-04
知识溢出是解释产业集聚、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概念之一。知识溢出既是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特征,其扩散的规模和效率,直接影响着集群创新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效率。本文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了知识溢出的路径、创新效应,指出了知识溢出的动态矛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有利于知识溢出的对策建议,这对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识溢出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主要路径
知识溢出,是一种具有无偿性和单向性的知识流动,是指知识从高位势企业流向低位势企业的一维过程。Arrow(1962)指出,当高新技术的秘诀成为公共商品而不为创新主体独占时,知识溢出就出现了。知识溢出反应了企业行为的社会效应。
知识溢出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ul R.Kmgman(1991)把空间因素纳入了知识溢出的研究范围,开始关注知识溢出的地理边界问题。随后James Simmie(2002)等的研究证明,知识溢出是空间距离的函数,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因此,为了获取大量溢出知识,企业在集群区域内落户则成为最佳的空间选择。目前,学界普遍把知识溢出看作是集群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源泉,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知识溢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另一种是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含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知识溢出。其知识溢出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一)人员流动
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劳动力的流动直接带动了知识溢出。因此,人员流动一直被视为集群内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人流与知识流会发生在具有横向关系的企业之间,如在竞争企业或合作企业之间,还会发展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之间,如在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大学、研发机构之间。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在现实中是显而易见的。以硅谷为例,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电子公司雇员的年变动率平均为35%,在小公司中这一比例则高达59%,很少有技术人员会在一家公司工作一直工作下去。一位工程师戏称,在这里“没有换过公司的人很急切地要解释一下原因,而频繁跳槽的人倒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找什么理由,流动成了常态。”
人流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技术流”、“信息流”、“经验流”、“知识流”,这有力促进了知识,尤其是专业性知识的溢出与扩散。“硅谷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便于两个昔日的同事邂逅相遇,它能使技术在不自觉中杂交衍生,它能使技能和技术频繁组合,它能使信息顺畅流通,它能使当地社区不断学习进步。”
(二)企业衍生
企业衍生,是指由集群内部的老企业不断派生出新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企业、研发机构等经常会通过各种方式催生出新的企业。例如,企业员工自立门户成立新的企业,企业壮大后分离出来新的企业,企业根据分工合作派生出新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创办新的企业。其中,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发展起来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衍生活动。
实践证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变,都与附近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密不可分。以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为例,从早期的联邦电报公司、利顿工程实验室和惠普公司(HP),到后来的SUN微系统、硅图公司(Silncon Graphics)和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等世界级企业,再到如今的雅虎公司,斯坦福的学生和老师一直在为硅谷的成长输入知识的血液。尽管斯坦福大学没有一家校办企业,但从斯坦福出来的师生创办的高科技公司超过1000家。鉴于此,英国学者Nicholas Valery把斯坦福大学称作是硅谷的成功之源。
企业衍生,带来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规模的壮大,一方面推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把无形资产转化成了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集群规模,增强了集群的聚集效应,为人才流动和知识溢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非正式交流
非正式交流是促进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知识的存在形态直接决定着知识的流动和溢出方式。英国著名思想家M.Polanyi(1962)根据知识获取的难易程度,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显性知识主要是指可以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图像等形式清晰表达出来,易于学习和传播的知识,如:产品的外观、说明书、公式、数据库等。而隐性知识则是一种难以准确表达、呈现显著个体特征的知识,这种知识通常以个人经验、感悟、秘诀、文化、精神、风俗等形式存在,很难与他人共享。隐性知识的溢出必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耳熏目染等方式才能进行。以茅台酒的调制为例,茅台酒的酒香由1200多种香气香味物质构成,如此复杂的成分,很难程式化或设定配方,只能靠调酒师个人经验和感觉来进行,技术也只能靠代代相传、口口相传来传承。Arrow(1962)把这种知识的传播比作“传染病”的蔓延,只有频繁“接触”才能成功。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上的聚集,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含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提供了时空上的便利。在产业集群内部,大量的机构和大量的人员交织在一起,他们通过聚会、就餐、散步甚至参加同一个中小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开展非正式交流,增加彼此间包括专业知识的“透明度”。用马歇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这里,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几乎是公开的了,包括孩子们在内的人们都不知不觉地学到了许多东西。“秘诀弥漫在空气里。”也就说,空间上的便利为各种非正式交流开辟了广阔的渠道,也疏通了知识溢出的河流。
(四)产业链传递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企业组织特征之一,就是围绕一个或几个龙头企业形成的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龙头企业和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之间,不仅存在产品或技术联系,在产品工艺、企业组织和管理、有关新产品的信息等各个方面,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龙头企业作为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知识的生产),并将这些知识和信息通过产品和技术的合作传递给追随企业(相关与支持性企业),追随企业通过为龙头企业提供配件产品
和服务,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
无论是人员流动带动了知识的转移和企业派生拓展了知识溢出与再造的空间,还是位置临近而提供的众多的不经意的碰撞机会和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形成的分工合作,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知识溢出和流动提供了时空便利,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明显高于分散状况下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很明显,知识跨越走廊和街道比跨越海洋和大陆更为容易,知识在集群内流动犹如春夜细雨,润物却悄无声息。
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创新机理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个知识更新过程。根据创新系统理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区域性创新系统,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在这个系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创新是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创新、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式。外部知识的主要来源则是别的企业、公司或私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中介组织”。可以看出,创新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知识流动的过程,是知识在企业间、企业与研究机构间生产、传递和共享的过程。知识流动构成了创新的前提条件,其规模与效率直接影响集群创新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效率,进而影响集群所在区域的创新和竞争能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慢慢把知识和创新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关于聚集效应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基于宽泛的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研究,逐步过渡到对基于物质要素溢出的无形的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特别随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集群在知识溢出方面的优势及溢出的创新效应逐渐成为集群研究的主流。如Porter(1998)认为,集群可以使集群内单个企业及整个集群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地理集聚使群内企业更容易获取专用性投入、技能劳动力、信息、制度以及公共物品,并从互补性活动中获得好处,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及集群生产率,促进创新。可以看出,空间便利不仅仅是增加了物质要素的易得性,更重要的是依附在物质要素上的知识和技术也变得更加易得。
(一)知识溢出的知识积累效应
知识是创新的基础性要素,创新主体的知识水平直接决定创新能力和绩效。根据Audetsch,Feldman(1996)等人关于集群知识溢出的研究,知识的空间溢出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创新活动是以知识的空间溢出为提前的。创新倾向于聚集,这种集聚不仅是生产活动的地理集聚,更是知识溢出的集聚。知识溢出与创新在空间上的吻合说明了知识溢出的创新效应。
理论上讲,在集群内部任何一种方式的知识溢出,都会把某些或某个企业独有的知识和技能散布出来,扩散到很多企业,单个企业知识积累的增加带来整个集群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这为创新提供了基础。当知识积累让行为主体进行创新的知识限制得以突破时,各种有关生产、管理、销售的新知识将会不断被创造出来,这样,便形成了知识溢出、创新涌现的良性循环。集群内部这种基于知识溢出的知识创造和积累机制,让集群内的单个企业及整个集群的知识积累水平不断提高,创新活动高密度地展开,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不断增强。
从实证上看,以大学向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溢出为例,知识溢出有力拓展了集群内部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渠道,直接提高了包括企业在内的集群整体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正像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兴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样,创造了“犹他奇迹”的美国犹他州正是依靠犹他大学和杨伯翰大学的知识溢出,成就了规模仅次于加州硅谷的软件谷。Feldman(1999)形象地称大学为集群“增长的发动机”或“地区助推器”,这一论断毫不为过。
(二)知识溢出的风险与成本抑制效应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由相关企业和支撑性机构在长期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文化的相似等原因,各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形成了以信任和依赖为基础的紧密联系,我们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arrison B.(1994)甚至把集群的出现归结为基于存在“信任最大化”所产生的结果。
集群内部社会资本的广泛存在,给行为主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基于信任的集群网络,可以节约信息的搜寻成本、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成本。尽管从理论上说,虽然距离上的接近有利于信息交流,但距离上的接近并不能完全消除交易主体有关交易产品信息的非对称性。社会资本则完全能够克服这一障碍,集群内部基于信任的知识和信息充分流动,自然就省去了到公开市场中寻找交易对象的有关成本。其次,集群网络带来的大量信息增加了行为的科学性,尽可能减少了各种不确定性,有效化解了企业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再次,集群网络还可以使群内行为主体建立竞合关系,实现优势互补,突破单个企业资源与能力的局限。
值得强调的是,集群网络带来的好处,在技术飞速变迁、市场瞬息万变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正是通过集群网络创造了各种资源与技术共享的合作机制,尤其是促进了复杂信息和隐性知识在群内传播,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知识匮乏所带来的高风险、高成本问题。这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理由。
(三)知识溢出的隐性知识激活效应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知识尤其是一些企业专有的、系统嵌入的、背景依赖的隐性知识是具有唯一性的重要战略资源。企业只有有效地积累和激活其独特的隐性知识,才能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的隐性知识包括企业的隐性知识和集群的隐性知识。在集群内部,相关行为主体之间共同的价值趋向,共同的文化背景,频繁的非正式交流以及对技术问题和商业问题的共同理解,使集群内部企业间的隐性知识溢出变得相对容易,而且也便于理解与吸收。这样,集群知识溢出既激活了特定企业的隐性知识,又激活了具有整个集群特性的隐性知识。
这些隐性知识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关键性资产,具体可以表现为包括“互惠、信任以及企业内或企业间的关系特征;将机构与合作文化、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的习俗与惯例;行为与行动的理性,集体学习与适应的认知基础”。当这些独特的知识在地理上集中时,就能促进学习并有助于群内企业及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知识的稀缺性和难以复制性,而把集群外部的企业排除在外,从而使群内企业及整个集群区获得一种特殊的持续的创新和竞争优势。
关于隐性知识溢出对创新的促进,约翰・布朗和保罗・杜吉德认为(2000)作了广泛的研究。他们认为,大量隐性知识的存在,有力解释了硅谷经常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的原因。因为硅谷和硅谷人拥有一种共同的地域性经验,这种经验是在实践中日积月累获得的,其它地区难以模仿和复制。他们还把这种基于实
践的地区隐性知识描述为“弥漫在空气中的秘诀”,一个地区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努力和试验,屡经失败,才能发展到“秘诀弥漫在空气中”的阶段,只有到达这一时刻,该地区才能获取难以被模仿的竞争优势。
三、知识溢出的动态冲突与政策选择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知识溢出的途经和对创新的促进,指出知识溢出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地理上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和绩效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上述分析是在舍弃价值判断前提下进行的静态分析,背后隐含着一定矛盾。
从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看,当群内某一具有知识和技术高位势的企业的某一项技术溢出后,被群内其他企业所掌握,必然会促进集群整体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对溢出企业来说,意味着其基于稀缺知识的核心竞争力被消弱了,这是一对矛盾。尽管通常来说,知识溢出带来的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通常会大于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消弱,也就是说知识溢出和流动在总体上是有益的,但这对知识溢出企业是不公平的,没有补偿的付出是不符合最基本商业道德的。因此,在一个集群内,企业个体倾向于自身知识的最少溢出以及外部知识的最大获取,集群整体则倾向于让每个个体尽可能多的溢出知识。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冲突。
知识溢出的最大矛盾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冲突,关键在于动态上的冲突。我们知道,知识溢出对溢出主体是不经济的,这一行为贡献了社会却不利于自身。当引入时间因素后,我们会发现,即期的个体知识溢出有将会削弱下一期个体的知识创造。从长远看,如果每一个创新成果都会被他人分享,那么每个成员都将热衷于不劳而获而不愿意自我创新,群内企业的创新动力将消失殆尽,从而集群整体的知识创新也终将萎缩并停滞。失去了创新的支撑,集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瓦解成了必然。可以看出,知识溢出的动态冲突直接影响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从理论上讲,必须确立一个最优的知识溢出水平。在这一水平下,集群个体的创新成果独占性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创新积极性不断高涨;同时,集群个体又能承担知识溢出的义务,在动态上保证知识的合理溢出,以促进集群整体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鉴于此,建立合理的知识流动管理制度,实现知识溢出的最优化水平,对提升区域持续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人的因素最为关键,为防止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端人才的过度流动而带来的知识溢出,可以探索实行股票期权等激励制度,通过市场的方法有效控制稀缺性核心知识的溢出,鼓励群内企业创造具有自身特征的新知识。
提要: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WTO、全球化、知识经济大背景下,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应作出适当的回应。本文拟将适用除外制度置于此背景中,并结合国情对适用除外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和。
关键词:反垄断 适用除外制度 WTO 经济全球化 知识经济
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概念及其基础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反垄断立法中均得以确立。所谓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亦称适用豁免,系指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具体而言是指在某些特定行为或领域中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即对某些虽属限制竞争的特定协调或联合或单独行为,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
垄断的概念相当复杂,在经济学、法学研究中,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没有为之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经济学家们经常将垄断视为一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形式,它是指一家厂商供应整个市场,不存在竞争。①显然,经济学家将垄断理解为一种状态,但是在法学上,垄断不仅指状态还被表述为一种行为,即“限制竞争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垄断必须具备以下两点: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然而经济学研究表明,垄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非都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或制裁。首先,垄断能带来规模效益。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本身就是进步的标志。正如有学者指出,“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经营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其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证它们获得平等的机会。”②由此可知,反垄断与促进规模经济是不矛盾的。其次,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在某些领域是需要避免过度竞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进行自由竞争无益于公共利益,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均不利,而进行适度的垄断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四种具体形态: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均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现实性,现实的市场结构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在产品差别化条件下,寡头垄断实质上也是垄断竞争。这一点是经过产业组织学派的充分论证了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常说“垄断竞争是特别重要的”。垄断竞争是在旧经济中常见的一个特征,同时这一特征在新经济(又称知识经济)表现得更为明显。“新经济”指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行业,第一个是机软件的制造业;第二个是由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企业(包括因特网接入提供者,因特网服务提供者和因特网内容提供者)构成,第三个则是以提供用来支持上述两个行业的通讯服务和设备的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生产智慧财产,即计算机代码,而非实体性的物品(通讯设备是例外)。智慧财产的特征是固定成本相对应于边际成本而言很大,但是一旦创造出来,生产额外拷贝的成本很低。③新经济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创新的成果只有通过获取市场垄断力量,才能产生赢利,如果缺乏市场垄断力量,市场主体将收不回投资。因为为了竞争,市场主体只能将创新产品的价格压低至边际成本,从而无法弥补其高额成本,长此以往,新经济的动力创新将不复存在,在此意义可以说“新经济发展依靠创新,创新需要垄断,新经济时代垄断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实”。④新经济时代技术的更新可谓一日千里,而垄断的取得更多是依靠知识、技术、信息、创新意识等“知本”。这种垄断地位事实上是很难保持的,正如克鲁格曼(P·Krugman)所言:“当你在通用汽车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从事或诸如此类的行业,那么可能打败你的对手的名字你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样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可见,新经济时代垄断是绝对的,竞争是相对的。
论文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当今波及世界的企业创新浪潮密切相关。创新不仅涉及到企业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变革,而且与整个社会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在新经济时代。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是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经济的基本内涵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美国有线广播网财经新闻把新经济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从传统产业改造过来的公司;狭义的新经济则仅指电信、网络和电子商务。联网杂志社《新经济百科全书》认为:“在新经济里,人们靠脑力工作,而不是依赖双手。在新经济里,创新比大量生产更重要。投资人中意的是新观念和产生新观念的方法,不再是机器”。
引领新经济发展的美国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美国企业在创新上表现出的活力,更是探寻发展之道的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关注的焦点,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励创新、扶植创新,创新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创新也成了出奇制胜的法宝。
这一事实的说服力是毋庸质疑的,创新应该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题。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创新——成功之间的关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的。例如,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西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日本在20世纪8年展势头直逼美国,为什么没赶上创新大潮?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在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反而出现了金融危机?与这些问题相对应的是,创新在美国是如何成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处?为什么创新首先是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地区)形成气候?美国的企业追求创新是天生的本能,还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一、新经济引发企业生存环境变化
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美国,知识和技术已超过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财富的创造日益取决于无形资产(研究与开发、品牌、员工的智慧和知识)。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许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根据统计和测算,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80年代上升到60%~80%,技术进步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中说:“据估计,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到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国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建筑和汽车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识”和“人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知识和技术贸易”正在加速增长,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1990--1995年间,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为66.2%,大大高于制造业44.8%的增长速度。全球出口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术产品出口则明显下降。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70%,高技术贸易比重增加成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也大大促进了知识和技术贸易的发展。
人工成本作为一种传统的比较优势,同其他的竞争因素(如开发研究、运筹设计等)相比,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促进了“用脑生产”方式的根本革新,人们“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导体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约70%是来自“知识”投入,而劳动力成本只占12%。无形资产开始成为企业重要的资产。
(三)创新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新经济的发展正是有赖于一批新技术产业群的形成。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资金和资源更是由低成长产业不断流向高成长高科技产业。美国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亿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万亿美元。科技股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国经济可以对资源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由传统产业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此外,技术关联在产业关联中作用增加,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技术关联,使得新经济中一个产业部门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将会引起相关部门相应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从而增强了新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整体性。
(四)激烈的科技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被推向新的环境中。销售额上升,利润额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风险增多,保险系数减少;经营难度加大,成功率变小。加之经济全球化,局部竞争的市场变成全球范围的经营场所,各国的企业都将被逼上同一个擂台,互争高低。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趋势。在这种严酷的经营环境中,对企业而言,以前被认为风险最大的创新,相对于按部就班,反而成为企业求得稳定发展的手段。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在静态中实现或保持,而必须在动态进取中求得。“在信息时代,不是大公司打败小公司,而是增长快的打败发展慢的”。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这是新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
二、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这里特指的是在企业周围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情况和条件。环境对创新的推动力不容忽视,最为典型的要数我国著名企业——青岛海尔电器集团。1984年它还是一个亏损147万元人民币的集体小厂,经过10余年艰苦奋斗,到现在,海尔成为拥有400亿人民币资产,年全球营业额近50亿美元,产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电领域排名第6位的国际化大企业。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创新、二靠企业文化、三靠优秀的企业家张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新可谓是海尔经验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护这种创新精神则得益于青岛市政府。作为沿海较发达地区,青岛市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真正地从百姓的实际生活和需求出发,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是为百姓服务,所以,二者最终不谋而合,目标一致,企业努力开拓市场,政府为企业服务也是尽心竭力。这样,企业处于一个整体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经过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强势企业自然会脱颖而出。所以,一大批强势品牌企业(如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等)诞生于青岛就不足为奇了。
创新不仅仅是大企业的专利,随着小型企业在全球地位的逐渐增强,小企业创新日益得到关注。根据美国小型企业协会(SBA)的数据,全美55%的企业创新是来自于小型企业,这得益于美国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美国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包括技术、行政、管理、金融、诊断、培训、国际化、信息化和计划等多方面的服务内容。以美国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服务为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的作用最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对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通过对中小企业出口融资性质、范围等的调查和认识,弄清中小企业在哪些领域最需要资金,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融资最有效等,然后通过实施简化的、一条龙的融资服务,使中小企业出口商获得出口前的流动资金。(2)政府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TPCC意识到需要寻找更多的办法去筹集资金来促进中小企业出口,尤其是应该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3)成立贸易信息中心,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措施。(4)组建出口协助中心,并将其扩展为覆盖全美的出口协助网。这些中心,集中了美国有关部委的服务和计划项目,开展着范围广泛的出口协助活动。从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出口,鼓励其开展国际经营,美国政府从资金、人才、信息、机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些作法是独具特色和注重实效的,值得我国借鉴。
三、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制度高于技术。在此可以将美国与日本的发展进行对比,以探讨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以及发展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企业、文化界都陶醉在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情绪之中,美国经济正陷于困境。现在回过头看,这一时期正是各自的转折点。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另谋出路的Intel、AMD、TI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后重现活力,而日本半导体企业开始陷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四小龙的综合成本比日本企业更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业没有如美国企业一样壮士断腕,而是利用自己与银行、政府的密切关系寻求保护。银行降低利率以促进出口,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保护本国产业。这种保护短期内有效,但从长期看,问题会越积越多,难免总有掩盖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无论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史,还是二战后实现工业化的现展史,都突出地显示了大企业行动的历史性作用,众多中小企业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贡献,也是在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经济的特点在企业层面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建设以大企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和新经济范式典型代表的风险投资,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承担的,间接融资的性质和场外交易范围较小的特点,限制了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美国有限合伙风险投资公司的形式,日本称之为TSJ。但是,TSJ的数量并不记入日本风险投资公司的统计数字,并且TSJ在日本发展也不快,对日本风险投资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绝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是大银行、证券公司的子公司,它们占日本风险投资公司数量的70%以上。由于这些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投资的相当大部分属于融资业务,决定了它们势必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传统企业而不是创新型的高技术小企业。积重难返的制度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企业不仅拿不出像上世纪70、80年代那样顺应时代要求又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下降、失业剧增以至企业倒闭。由此可见制度、体制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
创新是知识的创新,所以新经济又经常被称为知识经济。探究创新为什么在美国成为一种潮流、如何成为潮流,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企业的法律环境。美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较好的国家,不仅在立法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创新者的权益,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屡屡受到外国公司的起诉,威盛接连遭到英特尔的打压,国内DVD厂商全面妥协,以及最近发生的思科起诉华为侵权案,无一不反映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企业创新的成果,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更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法律途径,对自己知识产权认真保护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势必将面对来自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压力。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争夺知识产权。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科技投入也愈来愈大,没有专利的保护,就不能收回科技开发的投入,更不能获得高额回报,也就不能为下一轮技术研究与开发准备资金。企业不仅要有创新意识,更要加强利用法律手段实施自我保护的意识。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