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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央行首次降息而来的是对下一步货币政策操作的种种猜测。市场的主流意见是央行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会进一步降息降准。而最近一段时期,对于央行降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金融体系的几个现象。首先,降息短期的直接受益者是房贷利率的下调和大企业融资条件的改善,但是,至少目前并无迹象显示小微企业在本次降息中得到好处。事实上,笔者最近的调研发现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甚至还略有上升。
其次,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在2014年三季度末为2.3%,较二季度末上升了 0.6个百分点。这反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未出现过紧的现象。
第三,在宏观经济整体走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目前普遍存在惜贷现象。这反映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征。
以上现象表明,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的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结构性的问题正在发生,即由于信贷市场微观机制的扭曲,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使整体实体经济受益,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而言仍有很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仍然受制于结构性问题的约束,对于降准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也被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担忧是央行在2014年创新更多定向的数量型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际中的效果并不理想。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降准同时防止出现货币政策传导的结构性问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提出一个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通过降准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具体而言,降准的方案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央行可一次性降准2个百分点,大约可以释放2万多亿元的存款准备金。其次,财政部发行等额的国债,以此置换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第三,财政部的国债发行可以用来支持小微企业减税,或支持三农领域、棚户区改造、技术改造、基础设施等领域。
这种操作可以克服仅仅通过降准可能带来的传导效率的问题。
首先,这可以纠正目前存款准备金过高的问题,通过降准释放部分流动性。在当前实体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尤其是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背景下,降准为宏观经济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第二,对于银行而言,以相对高息的国债资产置换收益率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其收益率仅为1.62%),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利润。这为进一步推动利率自由化创造了空间。11月央行降息的决定中,贷款利率下调了40个基点,而存款利率仅下调了25个基点,同时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由10%上升到20%,这使得银行普遍面临利差缩小、利润下降的问题,也给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带来了相当的阻力。
第三,此举可以避免降准以后银行仍然惜贷而导致的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的问题。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尤其是降低税费的形式支持小微企业和其他特定的经济部门,结构性支持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从根本上说,银行体系信贷的顺周期特征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决定。如果强调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带来新的市场扭曲行为。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第四,以上的操作可以避免财政政策的货币化。从2008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仅仅有一小部分从扩大财政赤字中得到支持,而更多的重任则是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这导致了非金融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房地产资产价格的泡沫式增长等各种问题。
最后,国债发行规模的上升有助于发展债券市场,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既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也为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关键词:最优Ramesy方法;财政政策
在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的手段来稳定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在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和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调节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从长期和商业周期来看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在宏观经济学诞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凯恩斯理论,在IS-LM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衰落之后,最近的发展就试图找到经济学中结合了两个著名的传统理论的框架:公共财政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一、主要研究方法――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
(一)对Ramsy税收的相关介绍
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Lucas and Stokey ,1983;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Chari et al., 1991)。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优税收的Ramesy(1927)方法,它是解决在只有扭曲的税收工具可用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税收的问题,通常它假设只征收线性税,一次性税收是禁止的,最重要的是,它假定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都是可以观察的。另一类是最优税收的Mirrlees(1971)方法,它假设允许征收非线性税和一次性税收,而且它假定除消费者和企业的劳动收入可观察之外其余都不能观察。这里只讨论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根据政策是否具有时间的一致性,主要方法的模型可以分为具备承诺与不具备承诺,Ramesy (1927)的研究假设社会有办法使政府在未来遵守已有的承诺,大多数基于Ramesy框架进行的最优税收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具备承诺能力的假设。
在Ramesy税收中,由于确定了税收,政府是要在竞争性均衡中最大化它的目标函数――消费者和企业。通常,公共财政理论假定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通过构建Ramesy问题得到Ramesy均衡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
(二)Ramesy税收的主要结论
1.具有统一的商品税(uniform commodity taxation)
最优Ramesy方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统一的商品税(Atkinson and Stiglitz,1972),考虑一个消费品可以在政府和私人消费中进行分配的有限集合模式,所有这些消费品都是劳动产品。假定所有的消费品都征收线性税,那么在某些位似性和可分性的假设中,那么商品税是统一的,即最优税收使所有消费品都是等同的。
2.长期中资本收入税应该为零(zero capital tax in the long run)
Ramesy税收提供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无限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资本收入是强有力的证据。Chamley(1986)和Judd(1985)得到的“Chamley-Judd结论”证明了在相应的设定下,如果均衡有一个渐近稳定状态,那么最优政策最终会使得资本税率为零。如果存在稳定的拉姆齐分配,对某些效用函数,Ramesy计划规定事先资本税率为零,这可通过对资本收入零征税来实现。Chari,Christiano和Kehoe(1994)利用经济周期的最新研究技术来处理最优的Ramesy税收得出若存在定量的假定,它使得事先资本税近似为零。Jones,Rossi和Manuel(1997)通过允许积累人力资本扩展了模型,并证明了在人力资本的回报在长期上不应收课税。
3.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可以稳定税收, Lucas and Stokey(1983)and Chari et al.(1994)认为稳定税收的方法解释了资本收入税大致为零,劳动收入和消费税大致应该保持不变。
4.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
保持了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大致不变的最优情况下,政府需要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以保证税收在受到冲击后不会剧烈变动。一种提供这类收入保险的方式是获得一种明确的状态依存的债务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债务回报率冲击的变化的反映。另一种方法是获得一种伴随带有利息收入的税收的非状态依存债务对冲击作出反映。收入保险同样可以使资本所得税不受冲击的影响并保持其大致为零。
5.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 rule)
从货币政策来看,Friedman(1969)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规则: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认为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要能使持有货币的私人机会成本(名义利率)和社会成本(零)相等。
二、结束语
最优税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最优财政与最优货币政策的数量特征的考察,研究与评价实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相关研究中得到了以下四个实质性的结论:一,资本所得税在初始在初始时很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大致为零。二,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三,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于一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四,货币政策应该使得名义利率接近零,即“弗里德曼规则”。
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财政政策
一、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企业、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或债务支付,然而其本质是货币危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破坏程度都在急剧上升,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掀起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重创。分析来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度扩张性消费
过度扩张性消费指的是金融业为了追求经济利润而鼓吹超前消费、利用低息、低首付等一些手段向企业或者个人发放信用贷款的行为。各个银行在竞争中为了追求利益通常会降低信贷门槛,甚至未实施偿还能力评估便向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这就使得一旦出现经济波动,政府只好通过增发货币来填补银行的死账、呆账,结果便会导致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通常会无力偿还贷款,于是致使金融危机爆发。
2.“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简言之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向市场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例如发行货币、降低贷款利率以及购买债券等,这样市场上的货币量便会增多,有利于企业或者个人进行贷款,从而起到抵御经济衰退、带动市场繁荣的作用。但是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风险贷款则会相应地增加,很容易导致信贷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正是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结果导致风险贷款迅速增加,最终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创。
二、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不足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开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回落到0.9%,远远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财政政策无疑是当前各国治理和应对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财政政策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但是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还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制度有待完善
税收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税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负担过重,最终致使政府税收减少或税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新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例如以新办的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在其营业的第一年国家实行免税政策,但是在营业第一年新办服务公司很难实现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税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我国在对企业实行免税优惠政策时,对其投资环保产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国也需完善增值税设置。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最大税种,但是我国自从设置增值税以来便伴随着重复课税问题,企业面对重复征税往往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显现。当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国对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实行零税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将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税率进行计算,因此随着出口退税率的不断提升,我国要想实现出口商品整理零赋税的目标,可谓依然任重道远。
2.国债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
国债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国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债资金管理体系,对于国债资金的利用缺少监管机制的引导和制约,在国债投资项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同时对项目执行也监管不力。其次,国债投资的乘数较低。我国国债投资侧重大规模项目和资金密集型项目,政府往往热衷于包揽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使得国债投资的周期较长。此外,与大项目相比,国债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中小规模的项目关注却不多,结果使得国债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不佳。
3.债务风险较大
国家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国债的发行量来反映债务依存度,其计算公式是“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00%”。我国的国债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发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当我国的国债发行量较大时,债务的依存度就会过高,这就意味着财政支付需要依靠债务收入,于是这就会把财政置于一个极具风险性的位置之上,这样将对未来的发展构成威胁。例如审计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区债务率超过了200%,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风险。
三、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建立健全税收体系
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首要来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税收体系。为此,国家首先可以适当调整企业所得税,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的正向调节功能。对于新办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国家可以实行合并内、外的税收方式,让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举措将有助于落实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新办企业在执行减免税的规定后,就可以从收益的年度开始计算。此外,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国家也要让其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国家也应适当延长亏损抵补的期限。我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亏损抵补方面的相关做法,譬如当出现亏损的时候,要允许向前、后结转,这样可以延长向后结转的期限,还可以将纳税人出现的亏损抵完,将其当做年度经营利润的递补,也可以把它当做投资利润或者资本得利的递补。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进行税收改革,革新原有税收政策,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扩大社会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财政支出政策
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国要想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政策。为此,国家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投资,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要将农业放到基础地位,适当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努力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动农村改革,从而提高农业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国家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绑架了我国的经济,据统计,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而地方财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产行业,此外2013年房地产行业的固定投资额更是占到了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的1/4。当前我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十分严重,依然盛行着“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说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家要积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来调节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降低我国的金融风险。
3.谨慎对待财政政策
谨慎对待财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首先,我国要谨慎使用财政政策。通常情况下,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国家需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助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而在紧急萧条时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调节中,国家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将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促使经济复苏。其次,国家要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效应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国家要将两者综合运用,从而发挥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就要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这才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而在调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量时,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总量所发挥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但在特定情况下财政政策也可以满足调节总量,例如当经济萧条时,国家可采取减少税收、回购国债等政策来提高货币的供给量,刺激居民的消费。为此,国家要努力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结构。
结语
总之,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我国首先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对未来充满信心;其次也要努力优化财政政策,提高抵御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参考文献:
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制于短期利好因素逐渐消失、财政巩固计划的增长抑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的综合影响,全球经济未能延续上半年超预期反弹的势头,复苏动能减弱,市场对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下调。根据2010年10月初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4.8%的年度增长,鉴于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达5.25%,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较上半年显著回落。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复苏渐进性与曲折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
分区域看,美国经济复苏力度明显下降,欧洲经济反弹小幅超出预期,日本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温和通胀和较高失业构成了发达经济体的共性特征,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则依旧强劲。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3.7%、1.7%和2.0%,经济增长引擎从库存周期和政策驱动向消费和贸易联合驱动逐步转换,复苏动能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持续萎靡,7-9月美国失业率分别为9.5%、9.6%和9.6%,而宽松货币政策则并未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上升,7-9月美国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2%、1.1%和1.1%。2010年前三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0.8%、1.9%和1.9%,复苏基调初获确认,欧债危机的逐步企稳和德国经济的强劲反弹让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小幅超出市场预期,但欧债危机风险尚未消除,财政巩固计划在部分国家的推行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失业率持续高企,7-8月欧元区失业率均为10.1%,通胀压力也小幅加大,7-9月欧元区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7%、1.6%和1.8%。2010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5%、1.5%和2.2%,工业产值增速较前期明显回落,出口则大幅受累于日元汇率走强,但就业形势有所好转,7-9月日本失业率分别为5.2%、5.1%和5%,通货紧缩并没有明显缓解,7-9月日本CPl同比增幅分别为-0.9%、-0.9%和-0.6%。2010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继续强劲复苏,复苏力度较上半年小幅减弱,亚洲继续引领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复苏,除中印稳步复苏外,新加坡经济在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前三季度大幅增长16.9%、19.6%和10.3%;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工业生产反弹带动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出现快速复苏,而非洲和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力度则相对较弱。
在全球经济复苏渐进性、曲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政策调控风格从“退出为主”转向“工具轮转”。受制于欧债危机后财政巩固必要性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大幅缩小,刺激性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轮转至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基调进一步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汇率贬值现象也初步显现。
展望未来,鉴于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还将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全球政策调控的大方向还将综合考虑刺激性和平衡性,整体风格从“退出为主”向“工具轮转”的转变还将持续,财政政策以兼顾财政巩固和温和扩张为基调,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为基调。
令许多投资者感到意外的是,从2013年中期开始,资源板块的股价普遍大涨:自7月以来上涨了16%,跑赢大市9%的涨幅。
与此同时,这段时期内大宗商品市场仅温和上涨。自年中以来,铁矿石和冶金煤现货价上涨了12-15%,但基本金属整体仅小幅上扬0-7%,海运动力煤现货价同样持稳。同期,金价缺乏明显方向,波动明显,反映出政治“恐慌交易”(叙利亚)及美国关于削减QE以及债务上限未决的争论。
涨势的背后推手
在缺乏基本面推手的情况下,三季度股价上涨背后的推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年中开始,全球增长景气度明显改善,美国、欧洲及日本的PMI稳步向好。同时,中国市场人气在年中时也有所提振,因为2013年上半年人们所担心的信贷紧缩并未成为现实。
随着欧元区经济走出衰退,亚洲及美国增长也较为稳定。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活动从未如此广泛改善。而且这些推动因素可望持续发挥影响,直到2014年。自2009年的上涨以来,所有主要大宗商品消费地区工业及贸易活动首度集体扩张。
来自美国的威胁
但是,全球同步的经济活动被美国国会围绕财政部借债权限延长的政治冲突所遮蔽。10月17日,“债限”被暂时上调。如果不这样做,美国政府恐无法按时履行其债务,这无疑会对国际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眼下,虽然避开了近期债务危机,但国会在未来数月内仍需再度应对财政政策问题。而随着债限延长至2014年初,预计市场注意力将重新回到削减QE上。
股市对美国政府关门迫在眉睫风险的反应则较为温和。这说明最近的一系列“第11个小时”决议已令投资者越来越不敏感。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不担心这一事件,甚至可能鼓励了政治僵局的延长,因为如果市场崩盘,决策者可能会被迫立即做出决定。更广泛地看,对美国政策的持续争论,实际上限制了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增长。在主要大宗商品消费国美国好不容易录得持续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尤其令人遗憾。
避险需求升高
那么,美国政府关门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有何意义?首先,由于避险需求升高,这有利于黄金、白银、铂系金属,不利于基本金属、动力煤、油气,因为危及稳定增长和工业大宗商品需求。从较长期来看,对属于实货市场的钢铁、铁矿石、冶金煤虽影响延后,但最终影响仍是偏空。
贵金属(黄金、白银、铂系金属)。以下是三项短期利好事件:1.美国财政僵局(新一轮债限危机;评级机构可能采取行动);2.提议的削减QE的任何推迟(预计会在2014年1月底宣布开始削减QE);3.2013年底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季节性需求增长。
不过,随着削减QE的有效实施,预计金价将承受下行压力。美国经济活动持续改善将影响政策预期;美联储转向政策正常化将损及黄金。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削弱投资者对黄金及其他防御性资产的兴趣。
基本金属(铜、铝、镍、锌、铅、锡)。美国债限问题未决恐将削弱信心、损及本国经济增长。欧美是基本金属的大消费国,也是基本金属市场的重大影响力量。其中,铜可能受股票投资者及金属投机客青睐:铜是全球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一项投入原料,且铜价有“矿山供给升水”,反映出其供应链较高的复杂性。
散货(铁矿石、煤炭)。散货大宗商品市场几乎完全是实货交易(衍生品和指数交易不成熟,缺乏深度),它们的价值往往被新兴市场增长现状及前景主导。投机客活动在全球金属、能源和农产品市场中占很小一部分。因此,散货价格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要小得多。但如果发达市场信心仍被政策大调整影响,这终将损及新兴市场出口需求增长并影响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