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精神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第1篇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转贴于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
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
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
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转贴于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第2篇
关键词郑州市民 儒家文化 认同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渊源流长，儒家文化是其中最绚烂夺目的一朵鲜花。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有待提高。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优良儒家文化。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因此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郑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单调、贫乏。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文化在郑州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低下，对市民生活起居的影响日渐虚弱。然而，面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繁荣发展的浪潮，市民价值观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归于郑州市民价值观的不成熟和不统一。面对当今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现状，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亟待提上日程。如今，郑州市儒家文化发展中的瓶颈有以下几点：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河南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南传统民居在规划布局与建筑组合、功能适用与空间排列、形态特征与结构形式、器皿陈设与装饰细部等方面，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种种特征。作为古文明发祥地的河南，在人们所追求的“以礼为本，重视中和”等固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河南传统民居逐步形成了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独特建筑体系。除了体现儒家文化的传统民居之外，遍布河南各地的儒家文物、孔子文化遗产，体现儒家思想的文学著作等这些儒家文物古籍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河南儒家文化资源的代表。目前，对于以上这些有形儒家文化遗址、古籍，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缺乏规模化、统一化、系统化的管理。目前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方面只是停留在物质旅游层面，对其物质文化遗址散发出的精神文明缺乏深刻认识和开发利用。与物质文化遗址相关的旅游产业开发上也有待提升。
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第3篇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有及其丰富的艺术价值。儒家文化的内容覆盖全面，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也很大，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求和尊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儒家文化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以及以后的发展影响。
关键词 ：儒家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发展
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并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广泛作用。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它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哲学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大的教育资源。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一、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
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现在，文化渐渐成为增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源泉，也成为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深远影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将仁爱思想投入我们的工作当中，这会对我们的教育对象产生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悠久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它给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了人文支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大的课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肩负着促进祖国繁荣和富强的使命，有必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蕴含的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它为提前，使其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积极更新观念,善于因势利导。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可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郭建锋，朱莉.儒家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0（8）.
[3]何宇红.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0）.
[4]范美香.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探究，2007（1）.
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的。儒学的历史沿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二）秦汉儒学。（三）魏晋儒学。（四）隋唐儒学。（五）宋明儒学。
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产生后，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年，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大韩”，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1884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抓住机遇，紧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
到了近代，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密切结合，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
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传承
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整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道德课”上，要求学生在家“敬老孝亲”；在学校“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等。韩国对大学生的“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的内容，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再开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保持着支配地位。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现在韩国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优秀儒家文化久经不衰。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强烈冲击韩国，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即使因就业的需要，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和平”。《尚书》讲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孔子讲的“和为贵”，孟子讲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为贵”和“仁者爱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旺发达，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韩国都坚决反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总而言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然其在五四中受过冲击，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指导下，剔其糟粕，吸取精华，借鉴韩国经验，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1］蒋璐，程兆谦，林琨．儒家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及其对组织合作间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7，（7）：121．
［2］王湘江，曾虎文．潘基文尊孔子为精神导师［N］．文摘报，2008-07-08（7）．
［3］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184-191．
儒家文化的精神范文第5篇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儒家文化
茅盾文学奖作品中，有许多对传统文化寻根的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对儒家文化核心精神的展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建构这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与使命感。不难看出，自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来，矛盾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有关于我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但不论其历史如何变化，都可以表现出作家想要发表对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不同态度的认知。故而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更加有利于丰富人们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的理解，从而将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好地展示出来。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关系
（一）儒家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
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就是其对我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作家前身，实际上是由古代的“士”演变而来的，所以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当作现代的知识分子看待。而在古代时期，士本身需要确定其政治角色，并且通过相应的官僚制度来使得其履行社会职能。故而其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精神文化的领导与楷模。从儒家文化传统角度来看，当代作家本身也承载了古代“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最为直接地展现就是忧患意识。追随到古代时期，孟子就曾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而这种意识在当前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身上均有所展现。
（二）儒家文化传统对读者的影响
儒家文化不仅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有所影响，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直观的，这主要就体现在读者自身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因为在当前的文学组品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现实意义的存在。比如《白门柳》中，就曾经描写了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对自身的命运进行选择。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往往内心已经形成了对其一定的文学想象，所以在其实际应用与阅读过程中，更是本着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实际的理念，故而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相对深远的。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
（一）以改革小说为例――《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
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其在改革小说方面的展现，更是使得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层次的含义。以改革小说发展为例，其主要展现的是我国新时期进程所带来的美好，同时也是其对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展示，所体现的必然是作家以及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断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展示。在这一时期，《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分开来看，《沉重的翅膀》所反映的恰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故事，并且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期转型所进行的第一部长篇小书记叙。小说中所展示的事态发生背景为汽车厂整改，而这时也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阶段。而其中所描述的正副部长、普通工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不同态度，都成为其不同内心世界的彰显。所以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特殊时期，不同人群对待改革以及社会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改革之初，新旧文化冲击、文明与愚昧的对接以及改革还是守旧抉择的一种矛盾体现。而小说中为人们塑造的副部长这一积极改革的高级干部形象，实际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我国儒家文化的独有内涵。
而《英雄时代》也恰好反映地是改革阶段的故事，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党的十五大前后的故事，其发生的故事依据与背景都是围绕社会现状展开的。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够健全，同时社会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更是使得人们在内心产生了严重的波澜。那一时期，国企亏损、下岗工人不知何去何从以及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更是形成当时那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状。实际上两部小说本身都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典型的，所以其本身恰好是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展示。尤其《英雄时代》中史天雄与陆小艺离婚，实际上不再是受到旧意识的束缚，而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故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信仰所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利益做为其一切工作的标准与行为的准则，这也就充分展现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方方面面。
（二）以乡村小说为例――《白鹿原》与《秦腔》
提到了改革小说，那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作品，其主要方向就是乡村小说。在近些年来，乡村小说的主要代表就是《白鹿原》与《秦腔》，并且这两者皆可以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从而了解作家本身的思想态度与立场文化。
先分析《白鹿原》，去诞生于1993年，而此时恰好是我国儒家文化寻根热潮的重要阶段，此时兴起的儒学热更是使得文化界对传统文化本身形成了一种再认识的现象。而《秦腔》则是贾平凹自身对传统乡土文化逐渐陨落的一种可惜，同时在这个不断衰落的工程当中，展开了对当前农村现状与社会实际状况的思考。
《白鹿原》所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儒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坚韧，比如其中的白嘉轩，其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同时也被人们称之为该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且最为深沉的形象。其将民族精神全部展示了出来，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的传统与精髓展示了出来。例如朱先生所指定的《乡约》，其中“德业相劝”以及“礼俗相交”等，都是白嘉轩内心所信奉的内容，更是其精神支柱，同样也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故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无论是处于社会发展重要阶段的小说，还是社会转型期的小说，乃至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其主要展现的内容都离不开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并且也真正将传统儒家文化人格的精神魅力体现在了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
结束语：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许多反映儒家传统文化内涵的部分，同时其也是未来茅盾文学奖奖项的重要标准。将儒家文化内容展现出来，有利于我国文学作品深入性研究，更有利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参考文献
[1] 毛克强.文化的解读与文化的冲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03：11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