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手工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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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租值消散；工商食官；产权
1 工商食官制度
西周官营手工业制度，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生产者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日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
官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望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增多，故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也就越来越扩大，对产品精美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提高。因此，一切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无不被官府网罗在官工业的有关部门中，而成为“在官之工”。此即《国语》所说“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所以，在这些官工业中服役的官工匠，都程度不等地丧失了人身自由。
2 “平均主义”导致的租值消散
“工”可比之于今天的国企，“商”为国营公司。由于所有员工由国家发工资养活：所有员工创造的价值由国家支配。因为职业的强制性和服务国家贵族的特点，使得他们对国家、贵族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不完全拥有自由人的地位和权利。工商食官制度下租值消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滥用与过度开发，最终会导致工商业的租值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如同在奉行大锅饭的那些年代里，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带来进步，甚至大幅度退步。
统治阶级本来是工业制品的最大主顾，因为他们的需要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有效需要，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如果这些东西都通过正常的商业程序，由市场购买，将极大促进商品生产和商业发展。规模庞大的官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使私营商品生产失去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发展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了。
由于工商的公有属性，工商之利尤其是盐铁之利，这些本来具有巨大租值的行业一直处于封建国家控制之下，并使得两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上，商业的社会化属性并没有得到正确运用与开发，并且存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不科学等因素，这些官营工商业往往集中于满足皇室，产生了极大浪费，其价值或租值事实上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即由于工商业的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租值耗散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公有”性质下的工商业边际租值不断下降，但租值全部耗散仍是不可能的，正如“公海捕钓”案例中，租值全部消散要有无数个相同的捕钓者，而每个的捕钓时间要近于零，官营工商业并没有足够多的竞争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垄断经营，其交易成本并没有达到无限大的状态，而是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处于一种相对有序的状态，所以工商业的非专有化收入仍占有一定比例，但这相比于完全私有产权下的工商业经营的边际租值仍然是远远落后的，所以租值消散状态是存在的。
3 工商食官的瓦解与私有产权下的租值提高
工商食官制度盛行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现，以及官营手工业效率低下，周王室的衰微，导致了工商食官制的衰落，至战国后期，彻底终结。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铁制农具广泛应用于生产活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食官制度开始瓦解，集中于封建国家的工商制度逐渐动摇，私营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如异军突起，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1）私营工商业的产权从官营工商业的分离。由于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私有产权，工商业的分离。不再局限于奢侈品与上流阶层消费，商品品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商品流通的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商品开始趋于日用化。
（2）私营商业资本集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商食官制度下的租值消散状态。此时的私营工商业可以比喻成最初的公海捕鱼被一个个具备海洋私产捕鱼户所替代，此时有价值的财产或资产就是工商业的利润，会由于制度上的合理安排，即私营商业资本的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租值消散的趋势，并在封建国家的官营工商业的斗争中提升了整体社会福利。
（3）私有产权下的手工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个人的手艺熟练为技术基础，广泛参与市场竞争，每一个生产者都是通过勤学苦练以提高个人的手艺技巧。这种生产方法较之官府垄断的官营方式有着很大的进步，它使得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发挥个人之所长，在产品上表现出奇技绝巧。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这一历史的开始时期，各行业能工巧匠和各种惊人技巧，即已层出不穷，有些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小贡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4 总结
从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来，由于公共产权或本应建立私有产权却没有建立私有产权的资源由于产权弱化和产权确定不明晰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状态，本文中的表现就是工商业的私有属性被封建国家垄断导致的无效率，随着工商食官的瓦解，官营、私营工商业的竞争而得到缓解。但遗憾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由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所以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的私营属性也在不断受到封建国家的打压和抑制，所以我国官、私营工商业的租值消散与恢复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断的矛盾运动状态。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张五常.经济解释（三卷本）[M].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2.
[3]张卫东，童睿.租值消散理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4]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81.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考工记》；工艺；现代设计
1 《考工记》的简介
从《考工记》的内容来看，所记主要为百工之事以及百工之“法”。百工，为六职之一，《考工记》开篇即写道：“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六职”，一为“坐而论道”的天子、王公、诸侯一类的统治者，他们是“圣人”，是创作者，是道的把握者、规矩的制定者；二是“作而行之”的士大夫，即管理者，行使“分职”、“治职”、“教职”；第三即是“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的百工，“五材”指木、金、皮、玉、土，“五材各有工”，如木工就包括了轮、舆、舟、弓、庐、匠、车、梓、、矢十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1]
从《考工记》的内容和文字表述来看，记载和记述了先秦时期关于造物的制度（包括百工制度、管理制度等等）以及分工、造物品类、特征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材料、度量衡等诸多方面。《考工记》记载和保存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来自先秦时期有关工艺造物、设计、管理、思想方面的史料，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设计思想的内容和特征提供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原典型的历史文本。
2 《考工记》中的工艺技术
“工”是工艺，是加工制作的活动和过程，要想生产出优质产品，仅有“美材”不行，还必须经过精心的加工制作，其“工”的要求是“巧”。“巧”，《说文解字》谓“技也”，在材料上施技以巧，以成良器。《考工记》就是反映当时工艺技术和设计水平发展的技术规范著作，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容器、乐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专业，每一专业又有更细的分工。譬如，“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2]
天时、地利、材美、工巧，这四者决定了产品的品质。《考工记》这一言说，也进一步阐明了天时、地利、材美、工巧这四者之间的先后和辩证关系。在古代，造物依据天时地利，同时，又必须重视掌握了设计和造物技能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成为综贯于《考工记》的基本设计和造物思想之一，而得到了反复的运用。如“弓人为弓”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选择最适当时节取材，材料齐备之后，施之以工巧。“和”，在此可作动词用，意谓汇施诸工巧以成事。而一把好弓谓之“九和之弓”，“九和”之“和”为名词，用以意指弓本身从材料到工艺所达到的“三均”水准：“材美、工巧，为之时，谓之参均”；“角不胜干，干不胜筋”同样谓之“参均”，弓成之后其功力亦有“三均”之谓，三个“三均”称之“九和”。“九和之弓”实为得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的完美之“弓”。[3]
3 《考工记》中的工艺技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3.1 强调设计及设计者的重要性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意思是说“百工”是国家6种分工（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之一，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创作产品，再经“巧者述之守之”加以传承和推广的。百工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制兵器、烧陶、作车、造船等都属于“圣人之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它强调“百工”――传统手工艺设计者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古代社会人们不仅重视手工艺之设计创新，而且重视手工艺传统的继承和推广。现代社会中对设计工作的强调更应该从思想方面加强，从传统的手工艺方面不断地加强。
3.2 强调设计分工
《考工记》记载六大门类30个工种的手工艺技术，几乎涵盖了古代手工业设计的所有门类，包括木工7种、金工6种、皮革5种、染色5种、刮磨5种、陶瓷2种。
分工有利于提高设计水平，有利于磨炼百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而协作则突出了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满足社会大批量生产需要。在当代的设计公司中也应该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作用。
3.3 强调设计规范，运用参数化设计方法
在设计指导思想上，遵循严明的“以礼定制、尊礼用器”的礼器制度和“天人合一”的造物观，体现了对自然法则的膜拜，这使得我国传统造物从一开始就重视规范。其次，从设计和技术上来说，《考工记》本身就是作为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则和工艺规范而成书的。
《考工记》所载古代的参数设计方法，一般是选择器物的一个基本的或最重要的几何尺寸作为参数尺寸的基准。然后再按不同的比例常数确定相应的尺寸。对于当代设计来说，设计参数的选择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这对后期设计的图形或者产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作用。
3.4 强调“和谐”设计观
《考工记》对中国造物思想的卓越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造物原则或审美价值标准，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中国形而上的文化精神之“道”对形而下之“器”的规约，亦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之精华的扼要表述。和谐也是当代的一个主流思想广泛的运用在设计之中。《考工记》强调一切工艺制作都要以符合自然生态的规律和特点为先决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制约或决定着工艺制品质量的优劣。
4 结语
“材美”与“工巧”的原则，是在强调人适应于自然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改造自然的原则。所谓“材美”，是肯定人对材料、质地品性的选择性，要求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旨趣去主动辨认材料对象的美质。
如果说“材美”的原则还包含着一定的适应于自然要求的话，那么“工巧”则包含着一定的对主体创造性的肯定。它要求造物主体对“美材”予以“巧”治，即古人常谓的“因材施艺”、“适材加工”。也就是说，人尽管不能左右大自然，但人可以在认识、协调大自然因素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
参考文献：
[1] 李砚祖.“材美工巧”：周礼・冬官・考工记的设计思想[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 于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3篇
势下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尤为迫切和重要。分析了德国双元制教
育模式的内涵及特点，提出了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双元制职业教育教育改革
国际上曾出现过两大职业教育流派，一是"企业职业教育模式"，以日本、 美国等为代表；二是"学校职
业教育模式"，以俄罗斯、法国等为代表。这两种职业教育模式存在着技能实践与理论学习的严重脱节，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则弥补了这两大职业教育流派的不足，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好评。
一、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的内涵
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学校训练与企业训练两个密不可分的体系，"双重职业训练体系"（通常称之为"
双元制"）是它的主体与核心。德国职业教育源于中世纪的学徒制，其最初形式是手工业师傅对学徒工的
技能培训，由同业协会确定学徒的录取条件和合格标准，未经过培训的人是不允许从事手工业的。随着技
术的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逐步形成，1938年帝国职业学校义务教育法加以正式承认。此后，双元制得到
不断完善和发展。
双元制是指由十分不同的两个训练机构构成的一种训练组织，即一方面通常是私营企业，另一方面通常是
公立的职业学校。它们在这样的训练组织里既分工又合作，为了同一批训练对象和为了实现共同的训练目
标而努力。［1］
二、双元制教育模式的特点
（一）双元制结构
在双元制教学中，学生分别在企业和学校接受教育。60%－70%的课程在企业中进行，如生产岗位、培训中
心、跨企业培训中心，所接受的是企业目前使用的设备和技术，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产性劳动的方式
进行，有利于学生在培训结束后即可顶岗工作，具有较强的能力针对性；30%－40%的课程在职业学校进行
。在不同的教学地点，教学形式与内容就有所不同。
（二）坚实的法律基础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具有强有力的法律基础。早在1969年，德国就完成了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制度化过程，
企业的培训由政府以《职业教育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该法律于1969年8月14日颁布；职业学校中的教育
由政府以《教育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双方照章行事。除这些法律之外，部分地涉及学徒训练的联邦一级
的法律还有：《企业基础章程法》、《手工业条例》、《劳动促进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关于工
商业协会权利的暂行规定的法规》等。
（三）目标与内容
在不同的教学地点，教学目标与内容有所不同。
企业方面：《职业教育法》规定，每门职业的训练必须遵照职业的训练章程来进行。在训练章程里规定着
企业学徒训练的目的和内容。每一个训练章程的核心部分包括三个规定：①训练职业"蓝图"；②训练总纲
计划；③考试要求。学校方面：反映在州的总纲教学计划中的职业学校教育涉及三方面：专业教育、普通
政治社会教育、品格教育，这些都属于必修领域，个人特殊的需要可以在选修领域中得到满足。
（四）严格的考试制度
"职业考试法"所规定的考试，与学徒训练有直接关系的有四种，即中间考试、毕业考试、师傅考试和进修
考试。在双元制职业学校当中只有前两项考试，负责这两项考试的是"主管单位"，即各行业的协会；后两
种考试是属于职业继续教育领域的。
三、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可以说，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它所解决的问题是普
通高等教育所无法解决的。就连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都说："我受美国国会委托，在美国进一步加强推行
双元制的培训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经济的落后，使我
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有极大的紧迫性，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1989年国家教委明确提出，我国要借
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验，试验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系。目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也在迅猛
崛起，而且已取得
初步成效：中等教育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形成了普教与职教双轨制并行的新格局；职业高中向社
会输送了很多的毕业生，他们已经成为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骨干。然而，调查发现，职教学生进入企
业后，通常还需经过一个"师傅带徒弟"的过程，这与企业发展需要大批熟练的专业工人相矛盾。
双元制既继承了学徒培训传统，又融合了现代职教的发展特点。所以，给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若干
启示。
（一）改善受教育者的观念
目前，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观念上对职业教育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职校生低人一等。我们需要让
更多的人理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的培养目标不同、侧重点不同，两种教育同等重
要。
（二）加强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校际合作
积极加强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国外相关机构的联系，把各方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发挥得淋漓
尽致。
（三）夯实职业技术教育的法律基础
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和双师型教师队伍，促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四）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在职业分析的基础上优化专业设置，努力实现教育与就业的相互衔接
瓦仑(Waren)市是德国媒体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内有德国最大的内陆湖米里茨湖，旅游资源丰富，该市的
职业教育就以媒体设计、旅游、餐饮服务等急需专业为主要办学方向，相关专业设置也主要围绕这些方向
而进行。因此，我们也需要充分利用地方特色开发课程，优化专业设置。
参考文献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模式；；异同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66-02
一、三种模式的相同点
认为，提出“模式”的概念有利于采取比较的方法，但也必须防止侧重于各模式之间不同点，而忽视其共同点。
1.企业兴起的基本背景条件相同
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各地都实行公社制度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农民在集体组织下从事以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没有支配自己劳动时间和对象的自由，人多地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直到80年代初期，农村进行了体制改革，得到落实，农民才获得对自己劳力的支配权。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开辟各种生财之道。二是三地都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单靠农业不能养活当地人口，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适用于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取得了高速发展，受到社会各界认可
从区位特征、传统文化、基础设施条件、资金来源等各个方面考虑，温州地区适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苏南地区适于发展乡镇企业，珠江三角洲适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因此这三种模式都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翻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3.都在进行模式的演进和创新，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
苏南乡镇集体经济，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逐渐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企业集团化和股份制。温州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演进，先是进入80年代中期的“股份合作制”阶段，使家庭手工业、个体私营企业走向联合；后是进入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的新阶段，出现了“两个趋势、三大变革”，市场网络更加完善。珠江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90年代，顺德等地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了政企关系，走在了苏南前面。三个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三种模式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已趋于同向性，即：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走向股份经济；企业的产品结构都在升级之中，以科技为支撑，发展规模经济；建立产权明晰、竞争规范的企业制度。
二、三种模式的不同点
1.历史传统和特定社会条件不同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是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苏南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加上依托上海，一大批技工被“内战”驱赶到乡下。“农村劳力要找活路，城里下放的技工要工作，公社、大队等行政机关由于‘分灶吃饭’需要自己找财源，最终是社会需要商品，这众多的因素凑合在一起，就出现并形成了初期社队工业的基本模式。”
温州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农商结合，即石刻、竹编、弹花等百工手艺人和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他们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就当地的条件来说，温州同样面对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很多的情况。但与苏南相比，温州还面临着国家投资很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也很差的情况，而且也不具备苏南社队工业、集体经济的底子，温州农民要想向非农业转移，只能沿袭传统从商，并且只能从投资少、成本低、技术简单、起步快的小商品开始。
珠江三角洲具有交通便利、毗邻港澳的优势区位，且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珠江三角洲可以依托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和创业经验，港澳的国际信息、技术、人才和设备。另外，珠江三角洲直接受益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过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再加上“香港和大陆两地工资和低价差额所构成的一股气流”，使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形成了密切相连的前店后厂的新形势。
2.基本经验不同
苏南模式中致富的关键是发展社队工业，即后来所称的乡镇企业。社队工业是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在农村改制过程中，苏南农民并没有把社队工业分掉，而是保存了集体的经济实体，更名为乡镇企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农副业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的区域经济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制度下中国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另外，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形成了大批兼业人口，建设了小城镇。
温州模式的基本经验是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温州农民依靠他们传统的才能和遍布全国的手艺人，形成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且这一市场不仅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和深入，而且市场结构在分工联系上、内在性质上也不断发展。出现各式各样为生产者服务的方式。
珠江模式的基本经验是发展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形式。这种方式对于内地缺乏启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村来说是绝好的发展机会。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脱贫致富，为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打下了基础。
3.所有制不同
苏南模式初期的社队工业是社队所有制，是公社或生产队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具有不在计划内的“小国营”的性质。公社制度改革后，社队工业没有分，公社改名为乡，生产队改成了村，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起初只是名义上的，还保留着政企不分的性质，后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经营管理不断进步，开始向地方政权领导下的社区集体所有制演化。“社区集体所有制是指以村、镇等基层社区为单位，由全体住户联合成的经济实体，属合作性质。”
温州虽然也有和苏南有类似的乡镇企业，但是主要是家庭企业，就是所谓个体户，属个体所有制。后期，个体之间出现联合的趋势，不同的个体企业联合起来按“合作社”的原则来经营，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
珠江三角洲各县的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既有集体也有个体。
4.主导力量不同
总体来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带有浓厚的“内发型”意味，是农民利用城市的协力自己创造出来的企业，而珠江模式则外地企业在当地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扩散进入的企业，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进行生产，而订货、购料、运销等活动都在香港进行，面向国际市场，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我所看到的这种珠江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说主体也部分在外，因为掌握着经营管理权的并没有脱离它原来的中心，而且利润主要部分是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
苏南和温州虽然发展的都是内发型经济，两者也有所区别。苏南模式发展初期“集体资产是由政府管理的，乡镇企业继承了这个遗产，在计划经济力量仍然强大的时候，政府能够为企业做的事情很多，企业的原料、资金、销售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所以可以称为“政府主导型”，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这种模式初期存在能够有效积累启动资金，集中力量发展的优势，后期则逐渐暴露出政企不分的弊端。与之相较，“温州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大市场’，家庭工业可以说是依托这个大流通网络的附属品。”可以将温州模式称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类型。温州企业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政府的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5.发展阶段及重点不同
1952―1978年，苏南形成了社队工业，1978年农村改制后，社队工业改为乡镇企业。当1999年回访苏南时，苏南已经实行了第一次改制。一部分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集团化了，对于大型企业而言，总的趋势是股份制，改变了过去的乡镇企业的所有制。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把发展重点从劳动力转移到技术和资本上，开始裁员，“不得让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了”。但是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没有根本改观。所以苏南又实行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第二次改制，这是费老书中没有提到的。
将温州模式的发展归结为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就是温州模式的雏形，即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的自发性和原始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如盲目性、规模小、技术底、质量不高等。于是温州出现了“走向联合”的需要，即从个体经济走向股份合作经济，迈上第二个台阶。当1999年三访温州时，温州模式已经迈上了第三个台阶，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两个趋势，三个变革”。“一是集团化的趋势，二是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趋势。三大变革是，产权制度变革、董事会制度变革和企业家制度变革。”同时，温州的市场也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国际化，一个综合的流通基地正在建成。
珠江模式初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前店后厂。这种形式对内地城乡来说不需要投入启动资金，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适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城乡经济的水平，所以很快得到发展。这种形式也为珠江三角洲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乡镇企业提供了人才、资金等基础。由于这种方式利润大头在香港，当地人逐渐不满足于“借船出海”，而是向“造船出海”转换，即将这种方式消化吸收成为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利用外资来改善生产条件，改造原来的乡镇企业。1998年三访珠江三角洲时看到这里面临新的挑战，如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等。他提出“香港自身的经济需要更深一层地考虑如何进入国际市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兴的经济中心和中等城市也需要从战略上考虑其腹地的建设。”他还指出要提高经营大市场的能力，在新时代的跨国经济联系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学会掌握主动权和自。这也是珠江三角洲今后的创新及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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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5篇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现象”的一把钥匙。由“块状经济”的讨论，我们会进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最精彩的部分，而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意味着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的挑战和创新。
一、“块状经济”现象“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型。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五、“块状经济”的优势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从“块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反过来对经济实践又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如：1、“集群战略”。确立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正确认识企业大与小的关系。中小企业不仅产权明晰，而且杜绝了大企业的内部寻租，隐性收入和。中小企业，针头线脑，一旦成为集群，则有竞争优势。2、“区域营销”。“块状经济”所获得的区域营销优势十分明显。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五金城”等等。3、“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并不是灰色经济，它与“非正式就业”一样，不在我们自上而下的“产业”、“就业”的归类中，属于不起眼的产业和“杂草经济”，往往难以进入“规划者”、“领导者”的视野，甚至不符合“政绩要求”。在这一点上，唐山和温州是一个很好的比较，一个是“规划经济”，一个是“百姓经济”。前者虽然拥有大而全的城市产业布局，但均未构成区域竞争优势。4、“地方小传统”。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小传统”，开发得当，就会变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成经济发展中宝贵的知识、技术和人文资源。5、“民间创新第一位”。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总量拉动”上面，对落后地区而言，“民间创新，政府引导”是更加有效的途径。6、“要素粘性”。应当设法塑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粘性，要素与地区之间的粘性。7、“合作大于竞争”。首先，竞争应当是充分的，但竞争中的合作更为重要。温州打火机，靠温州人的小发明，联手打败日本和韩国，就是合作带来的好处。八、“块状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块状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尤其外资进来后，以往“块状经济”的一些优势正在丧失，如，外资也会利用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成本优势。因此，如何认识规律，把握方法，扬长避短，从而继续促进“块状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1、发展“块状经济”，政府不是主角。工业小区和园区建设，应注意避免开发主体不明确和政企不分的痼疾。发展的趋势应是企业自己建，或开发商建。如正泰工业园，飞跃工业园，报喜鸟工业小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本身就有问题，要防止“块状经济”变成“块块经济”。不仅要考虑“块”，更要考虑“带”、“圈”，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注意分散与集中相结合。譬如，苏南的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比浙南普遍要好，不必过分集中。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过度集中的问题，如温州的地价过高，一些企业正在谋求外迁。2、注重综合投资环境建设。不仅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还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以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来保证自由的企业、廉洁的政府和竞争的市场，以及诚信宽松的融资和税收环境。适当淡化GDP及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意识，以地区小气候造就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形成要素流动的“洼地”。3、“块状经济”对城市化是有促进的，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等。但农村工业存在“散、低、小”的特点，存在社区性与开放性的矛盾。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应提早考虑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防止淘汰和污染的项目向农村扩散转移，防止“逆城市化”。毕竟我国还是一个城市化滞后、城市供给极为短缺的国家。4、注重龙头企业和品牌建设。当然，与其说龙头企业，还不如说是龙头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那些成功欲强，意志坚强，见识敏锐，敢于冒险，说话算数，而且有组织领导能力并取得创业成就的人就是企业家。温州“中国鞋都”的形成完全是由见多识广的商人们发动和催生。1987年前后，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皮鞋5000多双，武汉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没收温州皮鞋20多万双，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这时，一批温州皮鞋经销商愤而回家乡兴办实业。奥康、红蜻蜓的老板都是那时回家举业并取得了成功。5、重视并扶持民间商会和中介组织，恢复商会、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正常职能。在市场经济各国，商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它的职能，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调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处理与大家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第三是自律，即由自治组织自我执行法律，对违反行规的行为加以惩治。义乌、永嘉各专业市场都有市场协会，温州的眼镜行会、烟具行会，在打击假冒伪劣、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当中日益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