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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成都;文化品牌;启示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4][15][16][17][18][1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Abstract: Xi'an is the third city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plicitly 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the super abilit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n essential fact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idea of city as the main body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Xi'an can better serve its c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o carry out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the help of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advantage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awareness of Xi'an is not enough, and the for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limited. The government-dominated cultural diplomacy framework has not yet formed, 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Xi'an to a certain extent. Xi'an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create a policy to open up new advantages around the city development goals, and highlight the cultural soft strength of Xi'an, that is cultural diplomacy influence.
关键词: 西安;城市;文化外交;国际化大都市;政策
Key words: Xi'an;city;cultural diplomacy;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olicy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005-03
0 引言
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外交。2014年5月15日,出席了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推进城市外交,促进中外地方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1]2015年,在西安接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标志着西安成功以城市身份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并且已经超越了国际友好(交流)城市间的这种地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初级形式,这为西安发展城市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契机。西安政府可以借助这样的机遇,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下,创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以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彰显西安城市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1 城市文化外交的内涵和特点
城市文化外交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外开展的人员往来、文化推广和思想交流,以实现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等目的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文艺外交、思想外交和文明外交三个层次。[2]一个城市的文化外交水平和能力代表了该城市软实力的影响力。具体讲,西安的文化外交大部分从属于其城市公共外交的范畴,是由西安市政府配合国家文化外交总体战略,大众参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及西安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认知,即推进和拓展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与传播。
与其他外交形式相比,文化外交有自身特点:
首先,内容属性的柔和化,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经济或军事外交等“硬性外交”,它属于“软性外交”,平和而且贴近人心,形式灵活多样,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群体,更易达到对文化外交实施国或地区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形式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辅助或补充,而是一种可以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3]
其次,行为主体多元化。传统外交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外交部门,但是文化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但是文化外交的主导者必须是政府,这是区别于民间“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标志。也就是说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组织或经过政府授权并委托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实施行为后果由相应政府部门负责;最后,实施路径多重化。由于文化内涵丰富且行为主体多样,文化外交实施路径从简到繁、从浅到深,形式多种多样。从常见形式看,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影视、音乐、美术、绘画、餐饮文化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文化外交的开展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传递时是一种精神文化信息;从追求目标上看,其实践路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播。概括讲,实施文化外交就是要使国外民众接受并认同实施主体的文化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想价值观念。
2 西安文化外交的现状与问题
西安能够以城市身份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说明西安具有良好的外交基础,而文化历史底蕴是西安的城市符号和特色优势,因此,西安实施文化外交既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又可以巩固西安的城市发展定位。
目前,西安现有国际友好城市27个,友好交流城市51个(信息来自于西安外办2016年工作总结),西安领事馆区建设进展顺利,2016年底前将建成4个统建馆,力争外国在西安新设立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芬兰、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在西安设立签证中心,吸引涉外机构等入驻西安领事馆区,西安市已经形成与五大洲对外开放联系紧密的网络与渠道。2011年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其文化外交能力的成功展示,但之后的持续性影响不大,在西安“城市品牌”中很容易被忽略,说明此类活动的文化外交功能发挥不到位。因此,西安需要通过借力和造势提升西安文化外交水平,进而提高西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认知尚缺乏。
文化外交是提升城市形象重要手段。可以说自2011年启动世园会海外推广以来,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历史契机,顺风而动,西安文化外交迈出了坚实一步,先后举办了国际文化周、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欧亚文化论坛、丝博会、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议等,但是与其他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一些硬指标上虽有所建树,但过度追求拥有跨国公司、国际航班、五星级酒店、酒吧、别墅、高尔夫球场、地铁、西餐、外国乐队、巨型建筑这些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就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或国际会议级别和次数、一流大学数量、大型剧目年演出数等文化资源指标来讲,西安的进步并不冥想。
所以,需要把城市文化外交纳入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构建与推广的系统工程中来,使其成为系统的常态运作机制,让西安的文化外交布局涵盖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要求。
第二,西安文化外交框架还未形成。
西安政府在城市文化外交实践中具有主导和统筹作用。西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政协等机构部门是西安对外文化交往的核心。另外,企业、非政府组织、文艺团体、普通民众等都应该有意识参与捡来,共同建构城市文化外交的组织网络。相比国内其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公共、城市或文化外交协会,在城市的对外开放上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而西安开展城市文化外交的依托仍然是传统机构部门――外事办,1985年外事办下设成立西安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性质,它通过举办文化等领域的民间对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或参加纪念会、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双边及多边会议,交换资料、举办演出和展览,青少年之间的国际交流等活动助力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目前这个协会还没有荣誉大使,没有形象代言人,并且包括西安海外华侨华人、外籍友人和“西安荣誉市民”等大量西安可以开展文化外交的潜在人脉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三,西安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保守且单一。
从现状来看,仍是以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传统的文化外交方式为主。随着国际文化交往的深入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文化外交方式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而变得灵活多样。
经过调查,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主要来自于三条渠道:一是互联网传播(47.6%);二是人际传播(1%);三是亲身体验(41.2%),因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对互联网的熟悉度要高于其他群体,其他传播方式不能忽略。可以借助互联网发展人际传播,并分享体验信息,鼓励他们把在西安的切身感受、见闻或旅游经历制作成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依托媒体传播效应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西安文化外交对硬实力的依托不足。
2015年《中亚留学生眼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调查研究》显示,外籍人士对西安的第一印象分别是历史文化名城(62%),现代化城市(24%),国际化大都市(12%),这说明,在外国人眼中,对西安的历史文化认可度最高,而对其经济和现代化程度上评价却偏低,其中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历史古迹,如兵马俑、大雁塔、钟鼓楼等。而西安的文学、影视、秦腔等这类文化产品在外籍人士那里认知度较低。这都说明大众对西安国际大都市认同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非城市的现代化,这显然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也是就说,西安城市经济影响力远滞后于其文化影响力,而城市的经济影响力恰恰是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重要一极。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要把西安建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西安不能仅满足于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而应当继承历史上西安的区位优势和开放传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成亚欧合作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成亚欧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巩固和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西安外国籍人口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人际传播效应的发挥。
按照国际大都市的普遍标准,外籍人口占人口比例不低于5%。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外籍人口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上,而西安还不足1%,西安在这方面同世界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外籍人员少是西安的短板,意味着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人员少之又少,那么要把西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跨国人员流动无疑是传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西安不仅要扩大海外人才的引进规模,更要深挖现有的存量资源,把现有的百分之一外籍人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对象,激励他们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口碑传播者,在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视外籍新西安人的声音,这是西安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3 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目标与对策
第一,文化外交目标设定对接城市发展需要,把服务推进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文化外交的布局统一起来。
西安并不缺乏文化交流形式,但在战略沟通谋划上缺失某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城市发展目标层面的详细规划,并且相互重复和重叠的活动内容很多,这就要求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相关部门整理并明晰相关信息,建立明确的文化外交目标方案。西安文化外交的目标框架设定可以围绕短期见成效、中期见特色、长期见机制的方案展开。
①从短期目标上来看,以政府为主导或牵头,尽快成立西安公共外交协会,以发展和扩大文化外交为先发机制,抢占时机。目前,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扬州、温州等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城市基本坐落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城市中还没有。西安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迅速崛起,提升国际影响力,顺利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借力造势并抓住当下机遇是关键。当然,这里要打破一种旧观念,文化外交不是政府单独的行为,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或特定的文化活动项目中需要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并保持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
②从中期目标来看,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对西安精神的认识,塑造更加多彩立体的城市形象。西安精神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西安的文化内核,更代表西安的人文特色。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动方式来”[4]传播西安精神,强化西安现代文化吸引力;
③从长期目标来看,坚定城市发展定位,维系国际社会对西安市的知名度、热衷度和满意度,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融入到城市管理的长效工作中来。
第二,加快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从观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入手突显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彰显西安在走向国际化城市中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就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对策而言,首先在观念层面,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中央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地方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必须提升西安市政府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开展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共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了这样的观念,西安政府的宣传部门应该立即启动打造专门的文化交流中心计划,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在这点上,西部地区另外两座较有影响力城市――成都和重庆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转变观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机制层面,实现文化外交工作有政府外事部门“独家”统筹向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家”协作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行动层面,文化外交活动的开展必须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通过文化外交让市民感受打到更多的自豪感,概括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共建共享的局面;最后,从国际经验层面看,国际经验特别是治理经验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有必要对世界国际化大都市进行个案比较,特别是重视对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对外推广的案例研究。
总而言之,西安市在积极探索国际化道路中,就自身城市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胆摸索和创新,应利用中央大力推进城市外交战略的契机,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建设发展中的部门化、政府化、零散化,将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优势发扬光大,把文化外交定位为西安城市公共外交的核心,实现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最有投资价值和适宜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参考文献:
[1]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1).
[2]范勇鹏.文化外交的层次及效用[J].公共外交季刊,2013(04):51.
摘 要:
本文对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后认为,中国城市旅游研究虽然成果数量多并呈现稳定递增态势,但同时存在着动态研究不足、系统性缺失、研究深度不够以及方法落后等问题。本文从发展目的、形态、生产模式和空间结构四方面对城市旅游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探讨了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以及与城市其他产业的融合和嵌入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
城市旅游; 融合; 嵌入
1 引言
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6)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时,社会开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的社会,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再依据传统的零售服务供给、制造业等活动,而是依据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经济中的地位,来促进服务业系统性发展(Daniel Bell,1976)。由于服务业涵盖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等众多方面,因此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的综合性特征日益彰显。不断完善的基础和配套设施,日渐优化的环境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使城市不仅成为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为旅游活动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比较而言,中国城市旅游起步较晚。自199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带来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续繁荣。根据国家旅游局2010年5月公布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录》,截至2010年,全国先后有339个城市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占城市总数的51%①。实践表明,城市旅游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已成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整个旅游产业中地位突出。
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引起研究的关注。在国外,自Stansfield(1964)阐述了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发展,基本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领域涉及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的开发规划与管理等方面。随着城市旅游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城市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形成的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系统,造就了城市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评价国内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和现状,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分析,发现,国内的城市旅游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面临着转型问题,急需重新认识,廓清本质。
2 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2.1 研究的兴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国家发轫较早。Stansfield(1964)在其著作《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旅游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城市旅游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旅游学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未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导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乱的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古诗韵,保继刚,1999)。因此,尽管当时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Ashworth(1989,1992)、Ashworth and Tunbridge(1990)等都做了开创性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极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献(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关键词,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标准检索,截至1994年底,共检索到19篇文献),并且基本停留在简单介绍、描述层面。直到1995年后,随着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和全面发展,理论研究才得以兴起并不断跟进,陈传康(1996)、李蕾蕾(1995,1998)、宋家增(1996)等学者分别对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探讨,为城市旅游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之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的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的日益复杂,城市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秦学,2001)。
2.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995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 “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检索式进行高级检索,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关城市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共2139篇,除2011年外,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1)。从文献的年度分布来看,与旅游学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稳定性,这也与城市旅游在旅游业中的稳定地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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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兆红.基于动漫的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刘 彤,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与戏文系副主任、讲师;
陆 薇,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与戏文系教务办主任、助教;
本届论坛主题为:“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目前中国电影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市场竞争激烈,生产与消费进入细分时代,中国电影创作也随之步入题材类型多样化发展的新阶段,创意与创作的内容竞争、创意层面的创新与研究成为当前核心。然而,以“内容为王”的中国电影创意领域,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意求新仍显乏力,市面上叫得响,留得住的作品还是很少,电影题材与类型片的再生能力还很薄弱,创意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格都亟待提升。面对电影创意层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将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结合起来,从文化上寻求中国电影创意的脱困之法,也正是本次论坛主题确定的初衷。
与会专家在两天时间里就主题下的三个专题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展开深入研讨。
在“全面提升中国电影创意空间”专题研讨中,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金丹元表示:“与日、韩、印度等国相比,我们的海外接受度和认可度令人堪忧。创作上的美学失衡与发行上的相对弱势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打造多元化的中国电影类型品牌,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影的海外营销和发行网络。”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则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娱乐刚需已被激活,类型创作应运而生。从创作角度而言,类型是一种以影片叙事成分的构建相似性为基础的创作方法。但在产业的大语境中,类型却是一种营销定位,以类型常规来倒逼创作,使得电影这一原本不可复制的心灵产品具有了可复制的工业产品属性。”
在“全球语境下中国元素的银幕魅力”专题研讨中,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院长沈振煜表示:“作为中国新生代类型电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国元素,其实质是数千年来延续至今且将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凝聚的鲜明标志。”北京电影学院讲师陈咏认为中国当下类型电影创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比好莱坞类型电影尚有三点差距急需解决:“一、国产类型电影的类型化追求与类型的尚不完善;二、国产类型电影普世价值观与‘善之中心’的缺失;三、国产类型电影故事原创力与思想内涵的匮乏。”
在“‘非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与前景”专题研讨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表示:“创意依托于精神自由,而其中精神形态的关键是对于世界认知的观念。中国电影在物质市场呈现上似乎已经大大进步,但显然没有创意精神的稳重支撑,束缚创意的阻碍来自多方,而最为重要的是精神解放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则认为:“幻想类电影因符合青年受众群体的趣味而市场需求极大,但国产影片无论在数量、质量上均远未达标,存在类型单一、题材偏狭、特效不足等问题。而幻想类电影在好莱坞一直盛而不衰,不但是其最主要的票房来源和产业支柱,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电影应在观念、题材、创意、叙事、视听、特效诸方面借鉴好莱坞,以当下玄幻电影为突破口打造幻想类电影。并可从小说、漫画、电子游戏中化用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