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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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英语口语；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

中图分类号：G6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0-039-02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各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蕴藏在语言中，制约着语言行为的发生，从而直接影响了口语交际活动进行的顺利性和有效性。文化差异是影响用目的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各种各样的语用失误中，彼此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在口语交际中也有明显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商业合作越来越频繁，社会对于人们的口语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口语教学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人们往往更重视口语交际中的一些外在特点，比如语言的流利程度，语音语调的标准与否，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引起的语用失误造成的交际失败，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分析并且寻找对策。

一、英语口语教学的目标及其中存在的语用失误问题

英语口语教学的目标毫无疑问应该是培养学生学会用英语来表达思想，传递感情，进行口头交际。Chastain的研究表明，学生只有在有交际意图时，才会开口说话，而且学生的口语能力只有在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语言时才得以表现出来。因此英语口语的教学跟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交际实践密不可分。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是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英语语言这一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服务的。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身势语）来达到某一特定交际目的的能力，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交际能力主要由语言知识和交际知识够成。语言知识，即组词成句、组句成篇的能力的提高和积累可以提高交际能力，交际的实践可以巩固地道的交际知识，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交际能力的提高。

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是为最终学会用英语交际服务的，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要处理好学习语言知识和培养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教学法的影响，我们往往把英语作为一门知识来传授和学习，偏重于语法、短语、词汇、阅读技能等语言知识的传授和练习，而对说和写等交际技能的训练不足。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学生都掌握了一定的英语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但往往不能很好地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很好地用口语来参与交际。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之间有较大的距离。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真实自然的语言交流的机会，从而缺乏实践的机会。而且，学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已经掌握的英语书面语言知识并不能保证他们能灵活自如地用英语交谈、表达思想。因为任何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具有不同的句子结构和词汇范围。两者之间虽然可以在一定情况下相互转换但决不是彼此的翻版，生硬的将所学到的书面语运用于口语交际中就很容易出现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语言失误。另一方面，学生不懂目的语的文化，不能真正的领会目的语，有语言知识能力，但缺乏文化背景知识，没有社会文化能力。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交往时，许多学生说的英语，语法和词汇都正确，但是背离了语境，忽视了彼此的文化背景差异，说话不得体，不恰当，总是用中国

文化的模式套用英语国家的文化模式，违反了本族人说话的语言规范，造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交语用失误。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并不是一般的在目的语学习和使用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必要的语言知识而出现的遣词造句性的语言错误，而是“不能理解话语”的意思。语用失误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只要有一方没有按照语用原则行事就可能发生的交际失误。正如Thomas所指出的那样，语法错误是可以谅解的，这只能说明说话者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交际的双方或许有足够的耐心来进行意义的磋商从而能够完成有效的交际行为。语用失误则不然， 如果一个拥有足够语言知识，语音标准流利的人出现语用失误，通常他的失误会被认定为缺乏礼貌或态度不友好，从而直接导致交际失败。由此可见，语用失误会严重阻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按照Thomas的观点，语用失误可以分为两类：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一)语用语言失误

语用语言失误就是学习者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用在外语上造成的语用失误。在英语学习中，中文为母语的学习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汉语的语用规则应用到英语中，将对应的词语或结构简单的从母语向英语迁移造成对应错误，或者对英语词语的言外之意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却使用了这一词语，并且认为英语的本族语者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接受。

1、词汇的对等

词汇的对等是指将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完全地等同起来，却忽视了其中不同的文化内涵。词汇是文化信息最基本的载体，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在表层意义上对等的词汇可能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沉淀从而引起不同的语义联想。比如，中文中我们常用当然来表示对说话者的强烈同意和赞扬，而英语中的of course虽然字面上的意义相近，表示同意，但隐含的语义却可能不同，完全套用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当西方旅行者问Is this the Great Wall Hotel?我们回答 Of course本意是想表示赞成，但Of course在英语中用在此种情况下就可能表达的是不耐烦，这个都不知道，真笨的意思。

2、结构的套用

结构的套用是只将汉语的句式结构用显影的英语形式表达出来或将汉语中的词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而造成语用失误。例如，中国学生在拜访了外籍教师之后，礼貌的告辞说我要走了（I want to go now.）。这个句式在中文中没问题，可是事后该外籍教师很不满地向我们抱怨说他感觉很不好，似乎这个学生是说跟他的谈话和相处很不愉快，想要很快逃离。

3、语意的误解

语意的误解是只了解字面的意思，并不懂真正含义，而误解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如中国人见面总爱用“吃了没”打招呼，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回答往往也很随意，不见得就是实情，而同样的问题问到外国人，他们往往会很实在的回答，吃了或没吃，甚至在时间比较不清时会弄清“你问的是哪一顿？”或者以为对方会在他们回答没吃是邀请他共同进餐。

(二)社交语用失误

胡文仲在《文化与交际》一书中指出，“社交语用失误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牵涉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人际关系的远近，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等，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

1、 文化知识缺乏导致的语用失误

中国和英语国家各有不同的文化渊源、风俗习惯。因此，汉民族与英语民族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语用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因素在语言交际中，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英美人认为，在日常交往中，直接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婚姻状况都是人身侵犯。而在汉语文化中，这些消息一般都可以直接打听，无须避讳，甚至被看作是对他人的好意和关心，在长辈对下辈人中就更为普遍。

而价值观导致的社交语用失误就更为常见。例如，中国人敬老爱老，所以以老为一种资历和权利，彼此之间也以老张，老王互相称呼，社会交往中强调尊重老人，帮助老人，为老人提供便利，比如在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搀扶老人过马路等，而英美人怕老不服老，并且他们崇尚自立，决不轻易接受他人的帮助，也决不肯承认自己老了没能力了。中国人自愿提供帮助的热心言语可能会招致白眼和冷淡。

2、 语境意识不强导致的语用失误

中国学生很少直接能从英语环境中习得语言，甚至压根就没有过在生活中运用的经历，大部分人学的都是书面的英语，那么他们学到一些英语的表达方式后，在运用时，往往无法判断在某一语境中是否运用得得体和恰当。为数不少的学生在对出租车司机表达去火车站的意思时，会使用 “Excuse me, would you mind taking me to the railway station?”而不是更礼貌得体又不失身份的“Railway station, please!”。原因就在于，口语老师说过，要向人礼貌地表示请求就要用这样的句型。

三、口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意义与方法

首先，综上所述，语言本身的特点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语言教学尤其是口语教学中，文化的导入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掌握语言符号系统， 而不学习其底蕴文化，就会造成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犯下严重语用错误的现象。 因此，要培养学生流利的口语交流能力，必须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进行目的语的文化导入，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其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中也明确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应“培养学生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这几点都与文化教学有关，这里所说的学习方法也包括学习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每一种思维方式都要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形成。

第三，文化的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满足他们语言学习的要求，从而促进大学英语教学，对语言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外语口语学习者来说，要想获取良好的交际能力，仅仅靠对老师和课本的模拟和背诵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也不能满足于对课本的照本宣科，在教材的选择上可以更多选用原版的音像和广播电视作品，体会不同语境下不同语言方式和姿态、表情、动作等辅助语言手段的运用，而在注重语用规则的讲述和对比的同时要注重交际技能的传授，鼓励学生多和外国人交往，不怕犯错误。

结语

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规则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交际活动的有效进行。因此，在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要更多地引入文化教育，既要分析差异也要介绍共性，要培养和提高学生根据不同语境采用不同交际语言和交际策略的能力。在口语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和理解语言的社会语境，观察什么场合用什么语体；了解说话人的身份的高低，说话者之间的关系亲疏与语体的关系。在口语教学材料的选择中，要注意遵循文化原则，选择富有代表性的语言材料，使学生对英美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要引导学生在活生生的语言环境中不但学习语言，而且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学会不同文化的交际模式，增强语言使用的跨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婺州南宗从创建孔氏家庙始，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拨款修葺，至清末年间遭焚烧破坏，到民国初期重建已有880多年的历史。正如刻在家庙门柱上的对联“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毓秀，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所说，孔子的后代们在燕山（榉溪山名）一带像桂水一样源远流长。婺州南宗的发展将儒家文化在江南之地进行着广泛的传承，同时也经历着文化的变异和演变。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二、婺州南宗：“活”在古村落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家庭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社会都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具有诸如性关系控制、养育儿童、赡养老人、经济合作，以及休闲与娱乐等功能。然而，在儒家文化看来，家庭不仅是具有这些工具主义价值的所谓社会的细胞，而且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笔者为什么把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观念界定为以家庭为“取向”，而不仅仅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缘故：家庭具有其内在的终极价值，这是儒家文化的特质。

个人主义伦理观念认为，只有个人价值――诸如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才是内在价值；而家庭价值只是工具价值，终究从属和服务于个人价值，不具有任何内在意义。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庭主义伦理观念则认为，家庭乃是人类生活主要的、永恒的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教会不是，国家也不是），具有不能还原为个人价值的内在价值，包括整个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等等，它们并不只是从属于或服务于个人价值的工具。尽管儒家文化并不否定诸如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这些个人价值，但更为强调美德――诸如仁、义、礼、智、信、孝、和等等，作为个人价值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儒家文化认为这些美德比个人的独立、平等、享乐更为基本。在理想的社会中，这些个人美德不会同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发生冲突。确切地说，这些美德（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同家庭的德性、完整、延续、繁荣（作为家庭的内在价值）乃是相互界说、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共同决策的生命共同体。家庭成员的教育、专业、婚姻、医疗等人生最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全家人共同作出的。在这类决策中，个人是家庭的一分子，并不具有对于“个人事务”的绝对的决定权。由于家庭价值的重要性，这些所谓“个人事务”势必成为重要的家庭事务。在个人主义的美好社会观中，个人乃是关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决策权威，任何别人的意见都只具有参考价值，因为个人具有作出这种决定的绝对权利；但在家庭主义的美好社会观中，个人及其家人才是关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最终决策权威。因为家人自然地、正当地参与这种决策，个人并不具有作出这种决定的绝对权利。的确，在儒家文化中，个人总是家庭中的个人，而家庭中的“个人”根本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个人”――诸如国家的“公民”或一个团体的“成员”。前者是天道的安排，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后者则在本质上可以从契约的角度来理解。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有机的“天伦”。

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如何看待诸如个人的自由、独立、平等、享乐这些个人价值呢？儒家文化既不强调也不否认这些个人价值。关键是，儒家文化对这些价值的看法往往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看法。例如，如上所述，在生活决策方面，自由主义强调自我决定，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和谐。事实上，人际和谐同个人自由并不冲突，而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自我决定与人际和谐反映了个人自由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注重个人不受别人影响和支配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注重个人与相关的他人（特别是家人）之间的协调性、相容性和相互依存性。在个人的平等方面，儒家文化接受一种平等的“认可尊重”（recognition respect）――“天地之性人为贵”，每个人都值得尊重；但在“评价尊重”（appraisal respect）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不平等的“亲亲”、“贤贤”――爱自己的家人要胜过爱其他的人，尊重有德的人要胜过尊重普通的人，即儒家的“仁者爱人”、“差等之爱”原则是也。在个人享乐方面，儒家文化一般来说抱宽容态度，但不接受自由主义的个人决定、政府中立的主张：儒家文化认为，那些同美德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家庭价值的言行，应当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惩处。最后，在个人权利方面，儒家文化接受权利概念作为一个后备机制(fall-back apparatus)的合理性，但权利的内容应当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全盘接受自由主义所坚称的所谓人人生而有之的种种权利。

综合说来，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包含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更为具体地反映在著名的“大同”思想中。（《礼记•礼运》）必须注意的是，大同理想绝不是废除家庭、共产共妻的理想，因为“男有分，女有归”已经明确肯定了家庭的永恒价值。其次，大同理想并没有倡导不同于儒家的“仁者爱人”、“差等之爱”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原则。“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说人不能只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其他人，但并不是说爱其他人同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再者，大同理想也没有提倡完全的公有财产制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里说的“不必”不是“必然不”，充其量不过是反对只利己、不利人，或者只有私有制、没有公有制的主张而已。联系到从孟子以下的儒家强调“制民之产”、“无恒产者无恒心”，儒家决不会反对私有财产。最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说法提示，儒家不会赞同右翼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所要求的不做任何经济干预、不提供任何福利待遇的最小政府。同时，在以家庭为取向、以美德为指导的美好社会观念指引下，儒家接受“仁者爱人”、“差等之爱”原则，也不会赞同人人平等的经济福利主义制度，投向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怀抱。相对说来，儒家的理想大体是在二者之间的中庸之道。

政策制定应尊重家庭价值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推行有益的公共行政来协助和实现中国人的美好社会观念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文无法做出详尽的论述，只想概述三个有关的想法，提纲携领，显其要点，具体方案留待切实的社会科学和公共行政研究。

首先，应当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

这里说的“二元”是指在向人们提供公共好处（public goods）或福利待遇方面，既要有公立机构，也要有私立机构，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公共产品，既不能全由公立机构以“平等”为目标来提供，也不能都靠私立机构以“利润”为动力来操纵。理由在于，两者都不符合儒家文化的美德原则：后者不符合“仁者爱人”原则（有德的政府有责任为不幸的家庭提供援助），前者不符合“差等之爱”原则（有德的家庭有责任给自己的家人以更多的爱）。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住房由私立机构（或以“利润”为动力的公立机构）把持，而教育、医疗则被公立机构垄断。

这里所说的“以家庭责任为主”是指在接受好处或福利方面，家庭（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应当负起主要的财经责任。个人只负自己的财经责任是不适宜的，因为一个人在孩提时负不了这个责任，长大成人后则对家人有责任。让国家负起全部责任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不合理是因为各个家庭、个人都有所不同，不应当在好处或福利上扯齐拉平；不可行是因为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大包大揽、长期维持。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的有识之士已在讨论西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向能动国家（enabling state）的转化，其别强调个人该负的责任。相比较，强调家庭的责任，正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和特征。

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需要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行政改革。首先是要藏富于民、寓富于家，把财富留给各个家庭。现在政府有很大的财政收入、很高的外汇储备，家庭的收入则相对不足。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政府必须实行轻赋税、薄徭役，让家有恒产、民享福利。有些人常常误解，以为儒家文化支持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他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这一段话来为平均主义辩护：“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其实，综观孔子的意思，他所说的“不均”是指“不均衡”、“不公正” 。（正如朱子的《四书集注》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均”，就是“各得其分”，“各得其分”就是按照德性、能力、地位、贡献来对待每个人，绝非要求平均主义分配。儒家文化一向支持精英主义及适当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亲亲”、“尊尊”、“贤贤”），不会要求不同的个人、关系、等级或阶层（如仕官与平民）都得到平均的、相同的分配。总之，只要我们完整领会，孔子的思想根本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赞同建立以家庭责任为主的二元和谐社会。

第二，应当支持以家庭决策为善的和谐决策机制。

在重要的生活决策方面，诸如教育、专业、婚姻、医疗等等，是转向个人独立自主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还是坚持中华文化的个人、家人和相关他人的相互合作、相互协商的和谐主义的生活观念？答案应当是后者。近些年来，受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学者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独立、自主，好像只要中国人从儒家文化的家庭主义、关系主义、和谐主义逐渐转变成为西方的个人主义、自我决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此就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既不能得到学理的辩护，也无法获得实践的好处。

和谐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站得住脚的东西，不应当转变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这一点，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条理由的支撑：1.本体论理由。从古典《易经》开始，中国人的哲学就是“二”（一般称作阴阳）的哲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一”（不论是上帝还是物质）的哲学。中国的本体论认为，阴阳互动、互补和统一乃是终极的宇宙规范。万事万物，包括人类个体，都是由阴阳构成的；阴阳二者不必是对立的，但必定是不同的；一位个体同另一位个体相比，总归是阳的因素多一些或者阴的因素多一些。因而，在中国人看来，个体不是自足的实在，必须阴阳结合才能形成自足的存在者（如男女、夫妻、亲子等等）。这正是中国家庭主义伦理观的根基。本真的儒家伦理不应当理解为一种尊卑或权力关系，要求一方无条件地服从另一方；而是应当理解为互补的、统一的关系：个体必须通过这些适当的关系来生存、发展和完善。2.美德论理由。一个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有理性、经验和能力来同他人“平等地”订立契约从而产生责任。相反，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一定的（尽管是多种的）身份和角色：为人子、为人女、为人兄、为人弟、为人姐、为人妹等等；儒家认为这些身份和角色携带着潜在的、自然的美德，需要培育和发展，使一个人成为有实际美德的人，从而能够真正行使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因而，儒学的美德论要求人们以家庭为基础，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同其他相关的人共同决策，而不是强调在决策中的个人独立、自主。3.后果论理由。重要的决策都是复杂、艰难的，个人并不总是清醒知道自己的最佳利益或长远利益是什么，更不用说具备各种经验和专业知识了。因而，相互协商总比个人专断在决策中来得周到、妥帖。个人自主强调过头了就会反过来对个人有害，结果并不好。因而，即使从后果论来考虑，我们也不应当放弃和谐主义的决策模式。在这方面，维护中国人的以家庭决策为善的和谐决策机制，需要适当的各种立法和行政配合，我们至少应该开始具有这方面的文化自觉才行。

最后，应当鼓励以居家养老为宜的儒家养老模式。

世界进入了老年时代。西方国家是在普遍富裕之后才成为老年社会的，中国则是在普遍富裕之前就已经是老年社会了。我们迫切需要允许所有有意生养两个孩子的家庭（包括城镇中的公务员、教师及其他中产家庭）生养两个孩子。同时，这么多的中国老人将在哪里养老――是继续在自己家中，还是转到老人院中养老――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观念中，“老有所终”是指能在家中养老，受到后代照料。在儒家文化看来，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应当有老有小；一个全部由老人组成的生活场所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而是少数没有子女的老人不得已的选择。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儒家文化的理论核心是“仁”“、仁爱”,即“爱人”“;忠、恕”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忠”的本义为诚心竭力“,恕”包含有宽恕、容人的意思“;诚信”是儒家文化的行为之本,强调做人做事要重“诚”守“信”。医学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在医学科学迅猛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现代医学模式改变以及卫生服务需求加大的背景下,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精神要求越来越高。高等医学教育担负着为医学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医学学生素质的高低,将影响今后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医学学生人文素质在医学学生各项素质中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高等医学教育在对单纯科技理性教育反思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医学学生人文素质这一根本素质的培养。

2儒家文化的“‘仁’本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主导作用

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同类性,强调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尊重人,理解人,重视人,同情人,关怀人。医学学生要成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要具有仁爱之心,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忍人之心”,就产生要尽力救治的冲动。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同时,培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医德建设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医学学生在今后工作中,同情和尊重患者,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核心。医学学生是未来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医学学生的“仁”对于培养医学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巨大的主导作用。

3儒家文化的“‘忠、恕’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

“忠”和“恕”是“仁”的具体表现。“。忠”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忠厚诚恳,以及对事业的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恕”体现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想,构造了一种忠诚、宽恕、兼容、博爱的精神体系。选择医学,人民健康所系,群众性命相托,这样的责任是一名医学学生、一名医者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医学学生要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患者、忠诚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为病人的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引导,病人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医生的工作也会相对顺利。为何当今社会医患关系如此紧张？除少数是因患者的无理取闹外,多数还是因为医患的地位不对等,患者不理解医生导致的误会和矛盾,医生以忠诚、宽恕、兼容、博爱的精神去理解患者,将心比心的关心患者,医患关系紧张这种问题自然不会出现。医者应以“仁”为本,拥有一颗“忠诚”“、宽恕”之心,这不仅是对医生这一行业的负责,更是对那一条条人命的负责;不仅是忠诚的对待患者,更是与患者建立心灵上的桥梁,为今后的医务工作升华。

4儒家文化的“‘诚信’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自律作用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韩国；社会文化；道德教育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教育全球化的一个时代。而这种教育全球化集中反映到了对人才素质的培养方面，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振兴都系于高质量的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道德品质教育。韩国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发展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同时，韩国的崛起同其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通过对韩国社会文化的进行介绍与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借鉴韩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有效地推动中国德育工作的改进。

一、 儒家文化是韩国当代道德教育发展的摇篮

（一）儒家伦理在韩国当代道德教育中的发展

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入韩国已有漫长的历史，在韩国的文化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德育教育中，自从儒家文化传入韩国以来，便开始生根发芽。其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时期。1. 光复时期（1945～1961年）；韩国光复后，教育从原来的奴化教育、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中摆脱出来， 树立了民主、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当时把“弘益人间”作为韩国德育教育的理念，即“ 教育的宗旨是在弘益人间的理念下，协助所有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公民应具有的资格，使其为民主国家的建设服务并努力实现全人类繁荣的理想。”而这一教育理念确立的理由就是：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儒家文化中强调仁义，博爱的思想相通[1]。这一理念一直沿用至今。2. 经济腾飞时期（1962～1978年）；二战以后，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大量涌入，韩国的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许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更加强调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于是韩国教育部于1968年公布了“国民教育”[2]，强化了青少年和整个社会的“国民精神”教育，提高了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存意识。3. 经济转轨时期（1979～现在）；进入80年代后社会教育有了新的飞跃，1982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其中。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终身教育还是主体、创造性教育都与儒家的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儒家文化在韩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二）儒家伦理对韩国当代基础德育的作用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今天的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伦理已成为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第二，儒家伦理是韩国国民教育的基础思想。儒家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良好风尚[3]。第三，儒家伦理是家庭德育的重要体现。儒家的“忠孝一体化”思想使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原则。但是，韩国也正在批判地弘扬儒家文化，努力地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所以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世界上儒家伦理保存得最多、最好的国家应是韩国。

二、美、日德育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创新条件

20世纪是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世纪，东方国家在吸收西方优秀科技文化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明，如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道德基准等等。对于韩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其影响极其深远。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与美、日的矛盾不是很大。但韩国毕竟也是一个有着本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对美、日文化大量吸收的同时，并结合自己的国情予以改造和利用。

（一）美国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以来，朝鲜半岛又经历了三年的美国军政统治。于1948年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朝鲜和韩国。在朝鲜战争过后，由于韩国一直处于朝鲜的军事威胁下，所以韩国政府毫无选择地采取了“仿美政策”[3]，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德育目标上，美国教育家强调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2）在德育内容上，美国一直以来被称为是“自由乐土”和“民族熔炉”的多民族国家，因此特别主张道德教育的民族统一功能[4]。（3）在德育方法上，美国一般不赞成采用直接方法，他们大多强调道德教育应该是间接的，综合的。他们注重启发、引导；注重实际生活中的锻炼；重视渗透性教育。因此，韩国人巧妙地利用美国道德教育方式中的优点，注重道德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与渗透， 侧重于通过道德教育实践、大众传媒和社会公共环境强化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日本德育思想对韩国当代德育的影响

日本的德育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工业大国、金融大国、贸易大国和科技大国，作为近邻的韩国，虽然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日本一些优秀的德育理念还是对韩国有一定的影响。（1）日本注重社会公德教育的理念给韩国提供了借鉴价值。（2）日本在道德教育上吸收外来文化与保持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理念也给韩国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日本的历次教育改革都是以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改进、模仿、吸收和创新为主旨的，但无论哪一次改革又都保持了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日本的这一特色同样也引起了韩国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对儒家伦理的继承上。同时，为防止西方价值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过度冲击和侵蚀，以维护传统美德习俗，学校把学习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并对学校道德课进行改革。总之，始终注意在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也已经成为韩国道德教育的一个特色，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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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的突出体现

家庭作为人类代际间道德灌输、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重要场所，对人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影响很深。韩国人素来重视家庭传统、家庭文化对孩子人格成长的作用。

（一）尊敬长辈、重孝道

尊敬长辈，孝敬老人是整个东方人的美德。韩国的家庭文化一直受着这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当代演绎得更透彻、更具体。走进韩国家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看到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行为。另外，当孩子对家中的长辈，老人或父母不尊重和不礼貌时父母会给予一定的惩罚，严肃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之处。让孩子学会懂得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到现在为止，韩国家庭文化中提倡的“尊老”不仅限于传统“孝”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一种道德规范的程度。学校、职场或者其他的社会环境中，也都受到这种道德规范的约束。

（二）崇尚文明，重礼仪

自古以来，韩国家庭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注重对子女文明礼仪的熏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用餐前，一般餐桌上的餐具都会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家人就座时长幼有序，讲话彬彬有礼，一起说笑从不大声喧哗。另外，母亲做好了饭如果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在用餐时，年幼的总要把最好的饭菜放在长者的面前，以表示对长者的尊敬。长者开始用餐后，大家才可以吃饭。同时韩国的父母会告诉孩子，不要浪费，粮食宝贵等等；在公共场合时，父母会教导孩子注意穿戴和文明用语，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姿，要时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待人接物时，韩国父母会主动让孩子参与接待接客，要让孩子锻炼交际能力，体会到主人和客人的地位不同，对待客人要有责任感；在个人方面时，韩国父母会告诉孩子未经别人允许，贸然介入别人的活动是不礼貌的，和别人谈话时，应多说说自己的朋友，少说自己。谈话不可长篇大论等等。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也是独具特色的；同样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韩国当代德育成功的突出体现。韩国教育学家认为：良好的品行是孩子一生的资本，道德教育的好坏是决定孩子是否成才的保证。同时良好、和谐的家庭文化教育也促进了社会各方面道德教育的发展，为孩子将来的做人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与启示

综观韩国的社会文化，我们不难看出韩国的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韩国人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受教育主体，注重从生活实践的不同侧面入手，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然而，韩国今天的德育成果也是在艰难创业中得到的时代财富，是经历火与血陶冶的历史精华。目前，中国正处于道德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像韩国学习和借鉴其优点也是必要和现实的。

（一）借鉴韩国在开展德育教育中处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

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但儒家文化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与韩国一样，中国也应该批判的弘扬儒家文化，吸收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当今时展的特点，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德育教育。

（二）吸纳西方德育文化的优秀成果，处理好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充分发扬其对德育的影响

韩国在面临西方德育文化时，打破了封闭式的道德教育，把东方注重系统道德规范教育和西方注重道德思维判断能力结合起来，即把现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培养结合起来，促进了当代德育的发展。虽然中国和韩国的国情大相径庭，但是中国在面对不断涌进的西方文化时，也应大量吸收现代西方伦理道德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现代德育建设的需要，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有利的一面，应该借鉴，并发扬光大，对于不利的一面，要摒弃或者是去粗取精，使之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三）坚持社会文化与道德教育相互融合，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韩国注重社会大环境的德育功能，不断地加强社会文化的渗透性。中国也要克服学校德育注入式的弊端，要增强社会文化对开展德育教育的影响和渗透，要促使德育与现实社会接轨。从而增强了德育的实用功能。另外，加强社会文化对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例如，在公民素质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文化的渗透；逐渐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使其具有现代人应具有的现在性，从而促进了德育中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发展。再如，在国民精神教育中，要着重加大社会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渗透；逐渐加深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从而培养强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对中韩当代道德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断地促进和正确的利用社会文化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丰富德育内容，加强德育建设。 参考文献

[1]索丰．儒家文化对现代韩国基础教育的影响[J]．外国教育研究，2002，(9)．

[2]顾明远．亚洲“四小龙”学校德育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3]田以麟．今日韩国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