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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50-02
一、关于通货膨胀的现状与看法
弗里得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 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李扬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应当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稳定的分析框架。即我们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恒等式――储蓄=投资+净出口。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部门在探讨宏观调控这个问题的时候,概念并不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及宏观经济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投资只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首先要看总供求是否平衡。换言之,关于投资率的高低问题,如果不在宏观的总平衡框架中去分析,可能失之片面。与此相同的还有出口问题。现在很多学者都说出口太多,顺差太大,进而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1]。这些都是确实的,但是,出口也只是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还是应当纳入宏观经济总的平衡大框架中来分析,才能正确判断。
2007年3月以来,受猪肉、食用油等食品涨价的影响,我国CPI涨幅连续9个月超过3% 的警戒线,其中有4个月超过6%,前11个月累计同比上涨4.6%。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从紧的宏观政策,应该说相当“紧”的货币政策了,十次提高了准备金率,五次加息,今年又加了一次;然后又发了大量的央票,对冲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接着又不断地再提高汇率,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又实行了对贷款的窗口指导,用额度的这种指导来调整整个贷款的增长。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我国政府如此大动干戈?要探寻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抓手”,恐怕就需要深入分析那些促使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的因素。
首先,物价上涨。统计部门的物价数据显示,此轮物价上涨,主要归因于食品价格的飙升。对于这种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既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也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毕竟对于猪肉,货币供应的增减、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很难影响到农民的养猪意愿和猪疾病的。其次,投资增长率持续高位。据研究显示,就支持投资的储蓄而言,居民储蓄占比在下降,而企业储蓄的占比和政府储蓄则已提高到占总储蓄相当大的程度。这使得社会投资离开了银行体系而获得了长期且稳定的支持。从而欲通过管住“信贷闸门”来抑制高投资,已经逐渐失去了得以实施的基础。再次,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分析中国房价变动的因素便不难看到,存在重大缺陷的土地转让制度、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制度、扭曲的房地产市场的微观结构等等,构成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3]。最后,股市“泡沫”。股票市场一向以相当夸张的涨跌运动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2007的火红与现在的大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涨跌,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放大及削弱的乘数效应。
虽然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及天灾的及以上所述的大背景下, 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是这是所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不可以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所以,至少在目前来看,中国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但是,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的全面通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从物价看, 虽然,目前存在全球性的“粮慌”,但是由于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可使粮食价格在未来保持基本稳定,使肉、禽、蛋的生产成本保持基本稳定, 畜牧业产品价格并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的成本动力。肉价上涨对物价的影响,短期内虽然比较突出,但并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也将远远不及粮价的上涨。但是,由于今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及“5・12”的四川大地震的影响,对今年的通货膨胀形成一定的压力,至少灾后重建工作中,所需物品的物价只可能高涨,不可能再下降,同时给中国的GDP的增长率在短期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致现在物价水平与2004年相比,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相当大的可能导致我国的通货膨胀的形成。
2.从货币看, 按经济学的一般定义,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物价上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货币供应过多对物价上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M1 对 CPI、尤其是 CPI 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相当高的先导指向性作用。从2004 年的 M1 与 CPI 及 CPI 中食品价格的相关系数作类似的推算,今年在9月出现 CPI 同比的高点的可能性最大。2007年的金融证券市场的过度火热,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过于盲目性的投资不仅无益于GDP的增长反而起到负作用,金融市场的过热起到了类似于银行的乘数效应,使得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过渡,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通货膨胀。
3.从CPI及经济结构上看,目前的CPI上涨仍属于结构性上涨,但结构性上涨并非是否定物价上涨,同时还有着向全面性上涨的趋势。在本质上,物价的结构性变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之中,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价格的结构性变化应该是常态,农产品等一些产品的价格仍会逐步上升。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过快所导致物价结构上涨,必然会最终驱动全面物价上涨。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物价只是结构性上涨,但是由上述原因综合可推,我国将出现短期性的、全面性的通货膨胀。
二、货币政策效果及其面临的挑战
上面笔者说过,针对当前的宏观形势,我国当局采取了一列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底这些政策效果如何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6.0)、1984―1985年(8.8)、1987―1989年(18.5)、1993―1995年(24.1) 及2004 年(3.9) [5]。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价格改革;二是由于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过热所带来的过度需求。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紧货币政策还不存在二者之间的权衡,因为在当时“两防”(防通胀、防过热)实际上等于“一防”,防住了过热,全面通货膨胀也就不会爆发。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次贷危机的蔓延,对全球增长特别是美国增长的悲观,全球性的“粮慌”,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冰冻雪灾天气及四川大地震的影响,以及对奥运会后经济可能下滑的担心,在这些情况下,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成为考验央行调控政策艺术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与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周期阶段:中国经济过热,美国经济偏冷;中国面临流动性过多,美国面临流动性不足;中国对通胀的担心超过对经济下滑的担心,美国对经济衰退的担心超过对通胀的担心。美联储不断减息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人民银行则通过加息来抑制过热与通胀,在利率等价之下,这样就导致中美“利率倒挂”,从而引致大量热钱流入国内。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会形成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加剧流动性过剩局面,从而推升通货膨胀水平。
面对现阶段极其复杂的中国经济,同以前治理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比,货币政策效果有日渐衰退之势。其主要因素为:首先,当前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系列高度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口结构的变动、长期的高储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影响等等“风云际会”,综合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当前态势。面对这样一些主要根源于实体经济领域的长期因素,寄望于货币政策这种着眼于短期、且主要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来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切实际的。其次,货币政策要发挥预期的作用,决定于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程度。在中国,举凡财政政策、计划政策、贸易政策、改革措施等等,都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之中。不配合、不协调的现象在所难免。最后,货币政策自身也需要改进[2]。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渗透的领域逐步扩大,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造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使得我们目前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范式逐渐失去了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一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逐步降低。虽然央行在控制基础货币供应方面日趋娴熟且成效显著,但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指标与实际达到的指标之间的差异有增大之势。二是货币供应量与GDP以及物价水平走势的“相关性”降低,以至于即便对货币供应量实施了有效控制亦难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三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度、服务对象应进一步调整。监管当局应尽职尽责,发挥广大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的主观能动性,着实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4]。同时,资本市场应当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货币政策等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1] 李扬.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7,(9).
[2] 李扬.完善有效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体制机制[J].中国金融,2008,(1).
[3] 陈彦斌.中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经验研究:2003-2007[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2).
一、货币政策概述
1.货币政策分类
按照货币政策的具体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划分为积极货币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是指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井来释放大量的货币,增强市场流动性,从而刺进总产出的增加。文件货币政策则是指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情况的产生。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幅度下滑,通缩情况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需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看,各个国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础货币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灵活的调节货币量的供给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则回避回流银行,利率下降则货币从银行流出。银行存款准备金决定了银行可用资金的多少,如果国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则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反之可用资金则会增加。基础货币也被称为高能货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流通中的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等等,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经济目标。
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驱动要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从而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包括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稳定,具体阐述如下。
1.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稳增长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只有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速,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财富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货币政策的设计要有助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只有充分就业,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充分就业的问题,充分就业一般在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充分就业目标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优化中,货币政策作用很大,货币政策需要向国家大力支持产业进行倾斜,举例而言,信贷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等等,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4.稳定汇率水平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稳定性,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被誉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可见每年进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汇率是否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举例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反之则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注意汇率水平的稳定,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5.稳定物价
物价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积极的货币政策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通胀的产生,从而使得物价上涨,稳健货币政策下,则会带来一定的通缩,物价会出现下降。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问价问题,避免物价波动幅度太大。很多时候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就业减少,因此在考虑各种目标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所适从。
上述各个目标虽然都是货币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时间段需要重点考虑稳定物价,某一阶段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化解,从货币政策的类型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类型,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位置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更是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释放出来更多流动性。目前实体经济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因为融资款或者融资成本太高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因此针对实体经济的苦难,国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出,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2.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的,在市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力度依然不够,资金从银行的净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需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发放信贷。
3.稳定人民币汇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是很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情况,这说明了大量的外资正在从国内加速逃离,人民币正在被抛售。鉴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要动用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吸纳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避免因为人民币发生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我国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报价机制,彻底改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所在,提升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
[关键词] 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7-0160-03
[作者简介] 袁明男,农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金融创新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供应量
一、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一股金融创新的浪潮,这股浪潮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依然方兴未艾,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深刻的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金融创新的发展必然会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降低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我国金融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我国的宏观金融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当前仍然实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欧美国家纷纷放弃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的大背景下,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分析
(一)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测性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定义变得模糊,以致于央行越来越难以对这些金融变量进行监测,难以琢磨的滞后影响也使得分析变得愈加困难。目前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然是货币供应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分析对象,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定义变得更加困难,层次划分和范围的圈定成为棘手的事情。大多数国家构造货币的统计口径的依据都是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总量重新定义的方法已难以应付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变化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些具有高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既不能归入M2又不能归入M3,比如货币基金。第二,金融工具的增加伴随着各种金融工具交易成本的下降,会促使各种用途的金融工具增多,各种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变得难以准确区分,从而使得依据流动性划分的货币层次变得模糊。此外,除了人们手中的现金各种层次货币资产都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在金融创新出现以前,央行可以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精准的测算货币供应量。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很多金融机构为了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管利用信用衍生工具将资产移至资产负债表外,大量的不可控的表外资产不仅加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更使得央行获得货币供应量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的影响
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央行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减弱。以货币供应量为分析对象,根据乔顿的货币供给方程式:
其中,M1代表狭义货币供给量,B代表基础货币,1+k/rd+ rtt +e+k代表货币乘数,k 代表现金占活期存款比率,dr代表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rt代表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t代表转化后的定期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e代表超额准备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R1代表法定存款准备金,R2代表超额准备金,C1代表社会公众手持现金,C2代表商业银行库存现金。金融创新的发展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控性的影响可以从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方程式中各个组成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
第一,金融创新使得央行对于基础货币的调控力不从心。随着金融创新从资本市场向货币市场拓展,商业银行可以以更加便捷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从金融市场进行筹资,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出售理财产品就是很好的例子,结构化的理财产品越发难以监控。这就使得央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效率降低。同时,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变得不清晰,存款创造功能不再专属商业银行,从传统的信托公司到小贷公司都在分担创造货币的功能。
第二,反应在表达式上,金融创新对现金占活期存款比率k产生影响,会使k变小。金融创新使得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增加,公众会倾向于减少现金持有,特别是当前电子银行和电子结算的空前发展,导致人们对现金的持有需求越来越小,比如支付宝开发的“余额宝”。除此之外,金融创新提高了转账结算的速度和便利程度,从而使公众持有现金资产的意愿降低,因此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k的值减小。
第三,金融创新使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实际缴存率降低,增大了货币乘数。在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中,d r、tr被视为外生变量,但是央行一般根据流动性的差异采取差别准备金率。活期存款的准备金率比定期存款准备金率要高,这间接激发了商业银行创新负债种类来降低实际缴存的准备金额,使得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的控制力降低。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关性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降低。以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为分析对象,要确定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是否与最终目标一致,首先得确保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基本稳定,而从上文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可控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货币乘数在金融创新的影响下是不稳定的。下面从传统货币数量论推导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加以分析:Md=PYV
其中:Md代表货币需求;V代表货币平均流通速度;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Y 代表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一年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PY即代表名义国民收入。
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需求是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名义国民收入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常数,因此,货币需求只由名义国民收入决定。但是,要使V是一个常数,Md必须和PY保持固定的比例。如果公众持有货币仅仅是为了交易,Md和PY保持固定比例的假定有可能成立。金融创新后,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产品,人们在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之间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Md 和PY间固定的比例关系可能受到影响,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也变得不稳定了,进而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经济间的相关性降低。从实际情况出发,大量的货币资产头像创新的金融工具,如房地产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等,并没有有效的流通于实体经济,以方面是火热的货币市场,一方面是资金缺乏的实体经济,这种失衡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上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如何有效的利用货币存量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从现有的研究可知,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减弱,金融创新的发展会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首先,需要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改革。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还应依据实际情况考虑外汇占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期货等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并适时的调整货币供应量统计范畴。其次,由于货币定义中各种货币资产的流动性是有差别的,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货币资产流动性差别将会逐渐变大,因此央行应该加强对货币供应量加权计量方面的研究。
2.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提上日程,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正在逐步加快,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利率体系,即以央行基准利率为核心,市场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他利率依照资金供求规律运行但始终围绕着中介目标利率的利率体系是保证以利率为主的多目标制和利率目标制有效实施的关键。
3.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
蒙代尔三元悖论认为,资金的完全流动、稳定的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依照蒙代尔三元悖论,在资金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如果一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则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央行会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持其固定汇率,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发生冲突。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目标不是完全浮动的,所以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汇率制度和利率政策有可能会产生冲突。因此,为了使利率将来能够更好的发挥中介目标的作用,必须加快推进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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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内,中国大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与上述案例恰好相反的米德冲突。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组合,另一方面,尽管过去10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并不低,但由于央行依然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缺乏弹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如果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由于进口需求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会进一步放大;如果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则经济过热会加剧。
中国政府过去是如何应对米德冲突的呢?过去10年,中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有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另一些时候,又会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通常可以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指出的,假如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
其实,在上述两难下,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同时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并运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经济体内的扭曲。
世易时移。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转为面临经济增长率下滑与经常账户盈余缩小的格局。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下滑,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放慢(甚至贬值)来应对经常账户的变动。然而,由于国内制造业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加之房地产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央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使得中国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有所掣肘。同时,由于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比传统的米德冲突更为复杂的痛苦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