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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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范文第1篇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机动车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许多车辆行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对有关交通肇事的内容进行修改，加重了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逃逸”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及其认定，现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教科书的学理解释虽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仍不能尽如人意，实践中一些问题仍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本文试图从交通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问题着手，从行为人刑事不作为的角度出发，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故意犯罪性质，对逃逸问题在立法的深层价值取向上剖析立法本意，并对司法解释中有关指使他人“逃逸”构成犯罪的问题尝试作出解读。
一、交通肇事后的核心义务是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
发生交通肇事事故后，肇事者就自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义务。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警察，听候处理。根据这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具有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报警、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为什么一般的故意犯罪嫌疑人并无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而交通肇事者却具有接受处理的法定义务，一旦逃跑，就将受到刑罚的加重处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其过失犯罪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其相对较轻的刑罚尺度相一致的。交通肇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行为人由于其肇事的先行行为而产生特定义务，并且该义务也已由法律予以了确认。一旦违反该义务将得到法律加重的负面评价。
在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者各项法定义务中，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是这些法定义务中的核心义务，其余的义务是核心义务的附随义务。停车是抢救伤员的附属内容，保护现场是接受处理的附随义务。但是这是由交通肇事过失侵害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交通肇事行为通常造成人身的重大伤害，被害人在受伤后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命权和健康权处于一个危急关头，迫切需要救治，而此时加害人（交通肇事行为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立即施救的责任。由于人的生命健康权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救治伤员无疑是行为人的核心义务。同时，由于交通肇事属于公共交通事故的组成部分，在认定事故区分责任等方面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法律也将接受处理规定为交通肇事的义务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接受处理和救治伤员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有将肇事者主动报警接受处理的以自首论，但是没有主动报警的，只要没有逃跑的也不会处之以加重处罚。甚至于在特定的危急情形下，为救治伤员不惜以损害原始现场为代价的。以及因急救而未及时报警，但主观上并无逃跑意图的，都不能以逃逸认定之。换句话说，救治伤员和接受处理都是交通肇事的核心义务，但是救治伤员的义务，必须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是对于接受处理的义务，则仅仅需要表现为不作为——即不故意逃跑。只要排除了故意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无论是不主动报警、不保护现场（故意毁损现场意图逃避追究的除外），都不能说是违反了核心义务，处之以加重处罚。不保护现场虽然使肇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肇事责任的存在，因此危害也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而不抢救伤者和财产将导致交通事故后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挽救工作无法及时进行，使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原本可以避免的更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避免；从而造成远远超出过失犯罪所能容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听候处理实际就是逃避责任追究，也是违背行为人相关义务并为过失犯罪性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抢救伤者以及财产的义务和听候处理的义务才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如果履行了这两项义务，其他附随义务（如报警、保护现场）即使未全面履行都不能认定行为人肇事逃逸。
二、如何准确界定“逃逸”
何谓“逃逸行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逸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包括时空的延续）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是从考虑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角度，避免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而延误治疗。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处的“逃逸行为”是指逃避法律制裁。即“逃逸行为”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走，也构成“逃逸行为”。
如江某交通肇事一案中，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这个案件中，江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肇事后故意逃跑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件，仅从表面上看，应当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同将江某的行为认定是肇事逃逸的可能寥寥无几。本案中，江某在行车肇事后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履行了在当时报警并接受处理、抢救伤员等法定义务，正因为其履行了上述两项核心义务，因此在当时不能认定他交通肇事逃逸。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江某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义务已经消失，此时江某畏罪逃跑，其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应处以法定的从重处罚（即认定为逃逸），而只能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作相应处理。
因此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也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的（当时我国交通肇事事故频发而且被害人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案件较多）。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把“逃逸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而且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对于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向司法机关自首后又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加重处罚，否则相对于交通肇事后置被害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而逃逸的行为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将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也不利于鼓励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及时减轻危害后果，这对于被害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应当作限制性解释。
无疑，由于是“逃逸”而不是“见死不救”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法定加重事由，没有在肇事后逃跑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事实，是不能认定“逃逸”并适用相应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从刑法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来深究“逃逸”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对于交通肇事者来说，抢救伤员是他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更是其所有义务中的首要义务。在立法上对于“逃逸”作出否定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抢救伤员这一最基本的义务，在特定的紧急的情形下，救治与否将对伤员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生命权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时逃避法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的严重性不亚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并且二者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如类似于不做为）毕竟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超出其他任何价值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而纯粹的逃避法律追究本身，在故意犯罪者，是其的一个必然延续，对于过失犯罪者来说，破坏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重要性的等级要明显低于人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法律追究这个内容并不是刑法立法者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理的立法本意。
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范文第2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何谓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①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对本规定笔者试作以下归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认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条件。
《解释》中“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指的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情节轻微，或负次要责任、同等责任、无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等，则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若主观上认为后果严重，自己已构成犯罪，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不应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为刑法仅处罚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客观上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或威胁的行为，不宜以刑法的方法定罪处罚。
2、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为主观目的条件。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和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这说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即交通肇事行为产生以下五方面的行政义务：㈠停车义务；㈡保护现场；㈢抢救伤者和财产；㈣报警；㈤听候处理。这五种义务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义务。其中抢救伤者和财产亦是刑事义务。《解释》中“为逃避法律追究”是行为人逃逸行为的主观目的，法律追究不仅包括刑事法律追究，也应包括民事法律追究、行政法律追究，即包括：⑴民事人身、财产损害赔偿义务；⑵五项行政义务；⑶抢救伤者和财产的刑事义务。所以交通运输肇事后，行为人负有上述三类义务，为逃避任何一类义务，在主观上都具备了应受刑法加重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都是逃避法律追究。
3、 行为人有逃跑行为。
什么是逃跑，词义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②。在这里笔者认为应界定为，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在人身未受到控制时，为逃避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使自己的人身不受被害人及其亲属、群众、事故处理人员控制而离开的行为。要与脱逃区别开来。脱逃词义是脱身逃走③。在刑法意义上，构成脱逃罪的脱逃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拘役所逃跑的或在押解途中逃跑④。所以脱逃首先要有人身受到有效控制后而脱离。逃跑是人身尚未受到有效控制而逃跑。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已被事故处理机关采取关押或押解途中而脱逃，对行为人的脱逃行为，应认定为脱逃罪，另行定罪处罚，而不是以交通运输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
4、“逃跑”的时间、地点条件。
依据《解释》规定逃跑的时间是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那么如何理解“在发生交通肇事后”，笔者认为不能笼统认为是事故发生后的无限长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应界定为在事故发生后的当时至行为人被事故处理机关关押或押解途中前的这段时间。行为人在这个时间段逃跑的，属于《解释》规定的“逃跑”行为，在被关押或押解途中脱逃的，属脱逃罪，而非定本罪。逃跑的地点，笔者认为，并不限于当场。行为人在被事故处理机关带去谈话尚未采取关押措施时，趁人不背离开的，仍应认定为《解释》中的逃跑。
二、对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否存在自首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不存在自首的问题，因为如果自首，则说明行为人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则不能认定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能以一般的交通肇事罪认定（以下无逃逸情刑的交通肇事以一般的交通肇事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认定自首，应按总则指导分则的一般原则处理。对于交通肇事后潜逃，后又自动投案的，仍应认定为自首，但处罚上应和其他自首的有所区别，对极少数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也可以不从轻处罚⑤。
笔者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又自首的，是否认定自首，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犯罪人的主观心理及客观表现综合认定。被告人交通肇事后，有报警及等候处理的义务，不能以此认为不存在自首问题，是否认定自首，应按刑法总则的规定来分析认定。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离开现场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如实讲述事发经过的。
这种情况下，主观上被告人离开现场的目的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表现在客观行为上体现为离开现场后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并对事发经过毫不隐瞒，并且以行为人所知和认识到的情况如实讲述，不避重就轻，不夸大对方责任，不回避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主客观能够相互印证，无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认定为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并且应对其主动投案行为认定为自首，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量刑幅度内，并按照自首的量刑原则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离开现场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未如实讲述事发经过的。
若行为人投案后，未如实供述肇事经过，虚假叙述，推脱自已的责任，夸大对方的责任，则按照刑法总则有关自首的规定，因未如实供述案件主要事实，不认定为自首，但因行为人无逃跑行为，亦不能认定为逃逸，应以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若行为人投案后，向有关部门讲述有交通事故发生，但当时不是自己驾车，而是别人驾车肇事的，并说服别人替自己顶罪的，因无逃跑的行为，不认定逃逸，但后面的行为，又符合伪证罪的特征，则以交通肇事罪和伪证罪数罪并罚。
3、 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如实讲述交通肇事及逃逸情况的。
这种情况笔者同意前面第二种观点。交通运输应肇事后逃逸存在着自首的情况，即这种情形，行为人主观上有一个转变过程。在前面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主观故意支配下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而后面出于不论何种想法，去主动投案，自愿接受法律处罚的行为，又符合投案自首。是在两种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两个行为，前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已构成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后者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案情的，又能够认定自首。因此应以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并有自首情节定罪量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按照自首的量刑原则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 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如实讲述交通肇事经过但称离开现场并非为逃避法律追究情况的。
有的被告人称，自已是因为怕被害人及其亲属打自己才离开现场，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这种情况，是被告人对自己的主观故意性质认识不清，按照笔者在前面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条件的论述，这种仍应认定被告人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因为逃避法律追究表现为逃避履行以下义务：⑴民事人身、财产损害赔偿义务；⑵五项行政义务；⑶抢救伤者和财产的刑事义务。被告人交通肇事后逃避履行上述义务的任何一种，都符合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条件。不能以被告人的这一辩解理由，而认为被告人主观无逃逸意图，这是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问题。因被告人对肇事经过如实供述，对自首仍应认定。以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并有自首情节定罪量刑。
有的被告人称，自己在交通运输肇事后，本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故意，因为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阻碍了自己归案。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负有对无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故意及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的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负有按照行为人提供的线索协助取证的举证责任。同时被告人必须在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消失后，及时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包括：行为人肇事后被被害人家属秘密非法拘禁；肇事后被其他人员秘密非法拘禁；肇事后被人打昏一直昏迷不醒，被人带离现场等，使被告人主观意志不能控制自己的客观行为的情形，上述情况属确实无法自动去投案。这种情况若查明属实，应以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并认定自首，不认定逃逸。
5、 行为人夜间驾车行驶与一黑影擦过，行为人认为是风吹来的树枝或布片等物品，车行驶一段路程后，行为人下车才发现血迹，然后报案并投案的。
确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如能查证上述事实，则行为人主观上无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能认定逃逸，客观上在发现自己交通肇事行为后，及时报案并投案如实供述事实，即不属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又符合自首情形，应以一般的交通肇事并有自首情节定罪处罚。
注：
① 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②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21页；
③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71页；
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范文第3篇
随着人类发明汽车以来，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逐年上升，已经成为除战争以外导致人员伤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运输业日益发达，为加快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由此带来的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给国家、集体和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有的驾驶员为了逃避责任，肇事后有的是逃离现场，致死伤者于不顾，造成伤员抢救不及时因延误治疗而死亡，并且给事故的认定以及责任追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有甚者，甚至将伤者抛弃于偏僻的地方任其死亡或者再将伤者碾轧致死，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刑法将“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普通肇事案件的两个情节加重的情形（有学者认为是结果加重犯）列入刑法条文，其目的就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来防止上述两种情形的发生而达到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目的。
下面，就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及如何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两种情形进行一下简单的探讨：
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其中，本罪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
1.交通运输人员：交通运输人员不仅仅包括在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上的驾驶人员，而且还应当包括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和保证交通运输的人员，比如（1）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如扳道员、巡道员、道口看守员等；（2）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指挥人员，如船长、机长、领航员、调度员等；（3）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监理员、交通警察等，他们担负的职责同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一旦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都可能会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2.非交通运输人员，如非司机违章开车在交通运输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此外，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上述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客体
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运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超载、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遇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四）犯罪的客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中上述表现可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1.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这是交通肇事罪的空间范围。如果事故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以外的空间内，比如仓库、车间、洗车房等地方正在进行的装卸、修理、洗车等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则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交通肇事罪虽然在客观危害结果上可表现为人员伤亡或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但是交通肇事最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客体是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而交通肇事行为要实际地危害公共安全，则它必须是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或与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存在着关联，否则，作为肇事行为则无法危害公共安全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①
2.行为人必须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在交通运输中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也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所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保证交通运输正常进行和交通运输安全的规章制度，例如《机动车管理办法》、《城市交通规则》等，具体可表现为无证驾驶、酒后开车、航空驾驶人员故意不与地面联系等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
3.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这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条件之一。行为人虽然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但是没有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的也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4.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违章行为和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构成本罪。
三、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理解
所谓交通运输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或者由于恐惧心理，而逃离现场，置死、伤者于不顾的行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往往给事故的认定造成不便，同时使伤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有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其主观恶性较普通肇事要大，因此刑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情节，规定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交通运输后逃逸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当中属界于普通肇事罪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当中的情节，因此，对“交通运输后逃逸”的范围有必要加以严格的界定，以便和上述两种情节相区别。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节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
（一）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即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了普通肇事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已经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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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使公私财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对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加重处罚的前提条件。发生轻微的肇事后逃逸的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相区别，这里有必要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中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结果加以限制，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虽然有可能使危害的结果进一步的扩大，但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1.致人重伤的，伤者没有死亡，或者伤者的死亡与行为人的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比如伤者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又发生其他的交通事故而死亡，或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因医生的过错而导致死亡的，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致使逃逸行为和伤者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的。2.被害人当场死亡的，或者伤势特别严重，即使及时地抢救也不能挽回其生命的。
（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明知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而故意逃逸的。这要根据案发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判断，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继续驾驶运输工具驶离现场的，则不能适用本情节处罚。如甲某驾驶两轮摩托车驮载其朋友乙某某(二人均喝酒过量)超速行驶时，因路上颠簸，乙某某从摩托车上跌落头部着地，致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而当时甲某对此一无所知，仍然继续驾车狂奔，直至被人发现将其截获。本案中，甲某虽然离开了现场，但因其主观上对乙某某坠地身亡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故不宜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这是对逃逸行为的时间和空间所作的必要的限定，有的学者指出：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虽然没有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在等待交通部门处理时畏罪逃跑，这种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同样恶劣，也应当受到法律严惩。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 ②参见张军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刑事、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91页。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便采纳了这种意见，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不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宜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理由如1.从主观过错上看，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深，因此，对其处理不宜过重，具体把握尺度也宜宽不宜。2.从客观行为表现看，那些肇事后没有立即逃跑的行为人，一般都当场实施了积极的救助行为，对救治被害人和挽回经济损失均起了一定作用，与那些肇事后即逃离事故现场，对被害人不闻不问的行为人相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3.由于《解释》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没有对逃离的时间和场所加以限定，则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无论何时、何地逃跑，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个结论显然站不住脚，而且和其他法律规定有所冲突。如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
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若按照《解释》的规定，江某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到外地，当然是“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判处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 相信没有人会认为江某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他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犯罪。当然，江某在案发后畏罪逃跑，违反了我国《刑诉法》第56条关于取保候审期间的有关纪律规定，对于这种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只需责令江某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即可，在实体上最终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对其加重处罚。一种行为得出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显然有悖于法律的统一性。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范围做扩大的解释，就交通肇事罪而言，刑法保护的对象是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刑法之所以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情节，是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使危害结果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其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如果行为人没有逃离现场，积极地抢救伤员和财产，那么他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已经做出了防止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的努力，就事故本身来说，和普通肇事没有质的区别，至于后来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逃逸，其行为妨害的是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对公共安全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会产生质的影响，如果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理解为任何时候逃避法律的追究都是逃逸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即使行为人积极地抢救了伤员并提供了足够的医疗费用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逃逸，后来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行为人也可以按“因逃逸致人死亡”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扩大理解，显然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仅仅限于行为人逃逸现场的行为，不宜做扩大的解释。
（四）“肇事后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现实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很多，但逃逸的目的，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有的人是为了害怕被被害人的亲属围攻和殴打而逃逸，不能一概的认为逃离了现场就是“肇事后逃逸”，如果行为人为了害怕被围攻殴打而逃离现场，事后及时向事故处理部门报告并自愿接受处理的，不应当认定逃逸。但行为人处于上述原因逃离现场后，没有及时的报告事故处理部门并逃避法律追究的，应当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
四、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刑法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害人因其逃逸行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本来不必要死亡的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主观恶性大，因此，刑法规定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现实生活当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很复杂，在刑法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要正确把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一）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在主观上应当是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要有“明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发生了交通肇事而故意逃逸。
（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性，即被害人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如果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则行为人只能对普通肇事的结果承担责任，例如被害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发生其他事故而死亡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再如行为人为逃避追究而将被害人杀害后逃逸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是行为人制造的肇事危险行为引起的，而是行为人另外制造的危险内实现的，对行为人应当追究其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另外，根据因果关系先因后果的规则，“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是逃逸行为在先死亡结果在后。如果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当场致被害人死亡（或者被害人及时的得到救助也难免死亡的）而后逃逸的，则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
（三）行为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不仅指发生交通肇事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也包括第一次肇事后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肇事而导致其他被害人死亡的情形。
（四）行为人对自己的逃逸行为致被害人死亡主观上是一种过失的态度。在现实当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其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有过失也有故意的情形，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行为人白天在城市或者人员较为密集的地区肇事后逃逸，被害人很有可能得到他人的救助而避免死亡，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害人因无人救助或延误了治疗而死亡的对行为人可依照“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处罚，但如果事故发生在深夜又是人员车辆往来稀少的地区，行为人对于自己的逃逸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应当是持有一种放任的态度，即具有间接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先
前的肇事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应当具有防止危险结果发生或扩大的作为义务，但他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不适用“因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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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08页。
致人死亡”的情形。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不作为具有使死亡危险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就可以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当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处于绝对地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受害者的生命安全依赖肇事者的保护，排除了他人进行救护的可能性，而行为人又不予救护，导致受害人死亡，另一种是当这种现实危险性存在时，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基本处于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④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与逃逸行为可能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只能是一种明知而放任的故意。
根据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不同情形应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具体如下：
1.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后逃逸的，由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行为人的肇事行为直接引起的，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使用“肇事后逃逸”的规定处罚，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2.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如果被害人在行为人逃逸后即刻死亡，或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即使及时的抢救也不可能挽回被害人生命的，也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3.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因的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的，应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处罚。
4.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在被抢救的途中又发生其他原因死亡的，由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因果关系中断，不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对行为人只能要求他承担普通肇事的责任。
5.行为人肇事后致被害人受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即排除或基本排除他人对被害人救助的可能性情况下，行为人逃逸的，应当以交通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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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20页。
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6.对于第一次肇事后逃跑过程中再次肇事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有学者认为行为人主观罪过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认为交通肇事罪既可以由过失造
成也可能是故意，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仍应以交通肇事罪定性。⑤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过错只能是过失，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主观上存在故意所的话，则应当按其所侵犯的法律保护的客体来具体分析。第一次肇事后，行为人遵守了第一次违反的注意义务而忽略了其他注意义务导致再次发生交通肇
事致人死亡的应使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行为人逃逸后，仍然实施相同的违章行为，再次发生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先前的注意义务明知故犯，主观上对事故的发生是故意的，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五、结 语
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发生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不同的情节时，要紧紧围绕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和把握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严格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一罪和数罪，从而达到罪刑相适应，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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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81-382页。
主要参考资料
1.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侯国云著：《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
3.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4.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5.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范文第4篇
一、被告人主观上出于过失且较轻
首先,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人主观上出于过失,但过失程度不同,罪过轻重有别,应对罪过轻、较轻的人适用缓刑,罪过重、较重的不宜适用缓刑。出于过失肇事过失由小到大分为这样几类:1、因天气差、路况差、车辆性能不佳导致驾驶员尽谨慎注意义务、具备较好的驾驶技术仍可能发生事故,这种情况驾驶员主观过失小、罪过小;2、因其他车辆违规行驶、行人违规穿行,造成驾车人出于躲、闪的目的撞到其他车辆或行人而造成的事故,这种情况驾驶员主观过失小、罪过小;3、驾驶员驾车时间长身体疲倦或驾驶员身体素质差、紧急情况下处理不够灵敏或夜间行车,这种情况肇事,主观过失较小,罪过较小;4、车辆超载、超速、驾驶员边打手机边开车或边吸烟边开车,明显粗心,过失较大,罪过较大;5、驾驶员酒后开车,无证驾驶、驾驶淘汰车辆、驾驶刹车不灵或存在其他缺陷的车辆上路、车辆无牌照的,造成事故,这些情况驾驶员过失大,罪过大。还有其他情况不一一列举,可以比照上述分类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对于驾驶员罪过大、罪过较大造成事故的,应对其从重惩罚,因为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任,接近于“放任”的心理态度,当然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是“过于自信”,轻信自己是幸运的,不会出事,因此未谨慎注意。笔者认为对罪过大、罪过较大造成事故的应予以实际处罚,判实刑,不宜判缓刑。对于主观罪过小、罪过较小的肇事案件,因为他们主观心态是没有预见到会发生事故或已经谨慎注意而注意力度不够,对他们处罚重没有实际意义,结合其他条件,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二、被告人除罪过小且有悔罪表现
肇事的被告人除罪过小、罪过较小,还应当具有悔罪表现。那么,什么表现才是“悔罪表现”。结合交通肇事案件的特征,笔者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肇事后是否主动报警、积极施救、保护现场、将损失限制在最小。根据有关交通法规,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对伤者施救、主动报警、保护现场、配合有关机关处理事故是他们的义务,从法学角度讲,这种义务是驾驶员先行行为即肇事行为产生的附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应加重其责任。尽了上述义务,是“悔罪表现”的体现;2、肇事的驾驶员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向事故处理部门陈述肇事的具体情况、原因,不推卸责任,不违心规避法律。做到这一点,是被告人认罪、悔罪的表现,否则不能认为是悔罪;3、在事故处理中,肇事的驾驶员及其家人要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损失。在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常常遇到被告人表达愿意赔偿,但却不做出赔偿的具体行动,仅称“出狱后再赔”或“我在看守所”没办法赔或称“我没有能力赔”,这些都不是积极赔偿的表现。“积极赔偿”应表现为有能力赔的全部赔偿,没有全部赔偿能力的,在赔偿能力范围内实际赔偿,超出能力范围的,借贷赔偿或与受害方达成分期赔偿协议,而不是躲避、找借口。综上,只有具备上述三点才能认为是具有“悔罪表现”,不具备悔罪表现的,不宜适用缓刑。
三、肇事后逃逸的不宜适用缓刑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心态,因而不具有“悔罪”心理,客观上逃跑,即使其人身不受事故处理机关控制、脱离控制,不愿意承担刑事责任或不愿意对被害方予以赔偿,客观上不具有悔罪行为。因而在其归案后,即使产生了悔罪心理,实施了悔罪行为,但他们的“罪过”比起肇事后未逃逸的大得多,仅应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不宜适用缓刑。
四、未全部赔偿被害人仅是达成赔偿协议
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办法范文第5篇
1、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条件。
2、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为主观目的条件。
3、行为人有逃跑行为。
4、“逃跑”的时间、地点条件。
【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