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经济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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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经济运行分析范文第1篇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县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中央和省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具有的一定滞后性，我县经济下行趋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加上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全县财政收入增长将明显放缓，而财政支出呈刚性态势，支出规模居高不下，今后一个时期我县的财税经济运行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增收节支工作的意见》（浙政发〔20*〕74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增收节支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增收节支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切实加强收入征管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出台的支持经济发展的有关文件，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努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化解矛盾，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要积极开展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在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同时，支持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以经济结构优化带动财政税收收入结构优化，增强地方财政实力。税务部门要积极推进税收管理创新，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服务，发挥税收政策资源的最大效应；要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促进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分析预测，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短期和长期分析并重，科学预测税源变化趋势，认真研究经济、征管、政策等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时做好组织收入的应对预案，保持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非税收入征收范围和征收渠道，完善社会保险费“五费合征”征缴管理制度，确保财税收入均衡入库、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增强财政调控能力。

二、大力压缩一般性开支，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各部门、各单位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进一步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把财政资源更多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用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严格控制行政开支，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等日常支出，压缩出国团组，降低行政成本。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严格控制公车购置，严格控制新增投资建设项目，严格控制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缺口。要强化预算控制，除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项目以及民生项目等重点支出外，原则上不再追加部门和单位的支出预算。

三、密切关注财政经济运行，全面完成20*年预算

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认真分析年度财政预算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跟踪房地产税收调控政策、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的实施效果，特别要关注影响财政收支的不确定因素，分析财政收入增减变化的原因，及早预测全年财政收支情况。要针对财政收支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四、牢固树立勤俭意识，科学合理安排2009年预算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早准备，科学合理地做好2009年部门预算的编制工作。2009年预算编制必须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的原则，适当下调预算收支指标，使财政预算安排与经济运行更加吻合。严格控制行政成本，2009年预算安排实行公用经费“零增长”，专项经费“零增长”，会议费、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用车费、出国费等“零增长”。同时，除省委、省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增支项目外，各部门、各单位不得新开口子，集中财力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增长。

税收经济运行分析范文第2篇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

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

税收经济运行分析范文第3篇

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经济、税收是两门终身必修的课程。对于税务人员来说，更是这样。众所周知，在经济活动中，要认识经济规律，驾驭经济活动，不开展经济运筹是不行的。而税收又有着独自的内涵和特征，开展网络税收管理运筹同样必不可少。在实际工作中，税收活动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对于税收人员来说，开展税收征管活动必须立足于宏观的经济运行。对于纳税人来说，经济税收运筹同样是实现经营活动目标的重要途径。韩建元等的《经济税务运筹》正是这样一套既包括经济运筹研究，又包括网络税收管理运筹和纳税筹划等方面内容的丛书。韩建元是个基层税务人员。长期的税收工作实践使他对经济运筹、网络税收管理运筹，以及经济运筹与网络税收管理运筹、纳税筹划的关系有着深切的理解和认识。1991年以来，他已撰写出版了11部税收、财政、经济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经济税收运筹》丛书可以说是他几十年来对经济税收活动不断认识、研究的又一项新的成果，反映了他以理性的思维对经济运筹、网络税收管理运筹、纳税筹划的新思维。该丛书包括《经济税收运筹•经济运筹学》《经济税收运筹•网络税收管理运筹》《经济税收运筹•纳税筹划》三部学术著作。按照韩建元的话说，这套丛书是近几十年来他联系我国经济税收活动实际写成的。希望能为人们开展经济运筹，驾驭经济活动、开展网络税收征管运筹、依法开展纳税筹划提供新思维、新技艺。

纵观该丛书，我们会看到一个个崭新的理论判断，一个个新颖的经济税收视觉，一项项新鲜的理论研究成果，使人们倍感振奋和喜悦。韩建元、韩利恒撰著的《经济税收运筹•经济运筹学》以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深刻剖析了全球视野下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通过我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实例，展示了经济运筹的内涵、技艺，为开展宏观经济运筹提供了鲜活的例证。特别是在该著作中提出的“经济三角”理论，为开展经济运筹，驾驭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同时，在每一章中作者还绘制了大量的图表，加深了人们对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的认识，对经济运筹技艺的掌握。韩建元撰著的《经济税收运筹•网络税收管理运筹》则立足于信息条件下的税收活动，从网络税收的角度全面分析当前我国税收管理的现状，提出了网络税收管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式、新技艺。韩建元认为，当前税收活动已经进入网络税收活动的新阶段，税收管理再也不能囿于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和方式，要在税收实践中不断创新，以适应网络税收管理的需要。该著作对于网络税收管理各个环节上的管理提出了新的管理运筹思路，设计了管理的新模式、新形式，开创了网络税收管理的新途径、新平台。韩建元、韩玉芬撰著的《经济税收运筹•纳税筹划》是作者站在法律的天平上，全面认识征纳双方之间的博弈，依法阐述纳税人开展纳税筹划的专著。鉴于我国纳税人中中小企业占大多数的特点，韩建元等力求语言朴实，通俗易懂，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该著作在阐释了纳税筹划的内涵及其“游戏规则”等内容后，就我国现行的主要税种沿革进行了介绍，之后对开展纳税筹划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为了便于纳税人掌握这些纳税筹划的技艺，韩建元还在每一章后附录了一些纳税筹划的案例，以加深纳税人对某一个税种的纳税筹划的认识、理解和掌握。

总之，读了该丛书后，我们会发现，《经济税收运筹》丛书贴近经济税收活动，凸显出深厚的实践基础，有理论，有分析，有技艺，有实例。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强，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创新性强。在我国开始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之际，《经济税收运筹》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十分适时的。它必将启迪广大从事经济税收工作的同志不断创新思维，把税收工作做得更好，助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加快我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进程。

税收经济运行分析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以晋城煤炭企业发展为例，分析了该市中小煤矿经济运行状况，并指出了中小煤炭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对中小煤矿税收管理的对策。

晋城市地处沁水煤田腹地，无烟煤分布广、储量大，全市含煤面积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49％，总资源储量459亿吨。煤炭是晋城的基础能源，煤炭工业能否持续、协调发展，对实现晋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关系极大。近几年来该市煤炭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经济运行形势的好转，推动了煤炭工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市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该市企业调产改革效应的不断显现，交通大格局的逐渐形成，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7、42亿元，比同期增长24．12％；尤其是原煤产量达到5087万吨，同比增长25．1％；洗煤产量1082万吨，同比增长22％；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煤炭行业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20年来晋城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做强做大煤、铁、电、化四大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扶持乡镇、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高速扩张，200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4．4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85年增长了6．2倍，年均递增10．9％；经济质量明显改善，2004年实现税收42，13亿元，比1985年增长了36，5倍，年均递增21．02％，每百元GDP实现税收17．24元，税收实现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经济质量的改善为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不竭的动力。

该市采矿业10年来在四个行业中的税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矿业中，煤炭占据的比重为99．95％。如果把煤炭运销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6．48％，1997年煤炭税收比重曾达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5．33％。随着全市煤炭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煤炭价格的高位运行和煤炭行业税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业税收高幅增长：2004年煤炭行业完成税收收入69732万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长126．56％，绝对额增收38954万元，拉动整个税收收入增长47．21个百分点，煤炭企业所得税完成51346万元，占整个所得税的79．91％，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1．国家政策的调整，使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2004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发电用煤价格的上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的提高、铁路货运价格的上调以及煤炭运力紧张的制约和优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带动下，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据有关资料统计：2004年全市公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289元／Ⅱ电，比上年238年／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51元／Ⅱ电，铁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303元／Ⅱ电，比上年197元／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了106元／Ⅱ电。

2．政府宏观调控，对煤炭企业整顿关停，使煤炭量少价扬。据有关报告：山西每挖一吨煤将损失2、48吨的水资源，据此测算，晋城平均每年要损失水资源1亿吨左右。20多年煤矿大规模的开采，造成该市部分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振动、崩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到2004年底该市由于煤炭开采累计造成地面塌陷30．2万亩，使全市资源枯竭和职工转产再就业压力加大，区域产业结构矛盾突出，发展机会成本代价增大。为此，晋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小改中建大、加工转化增效”这一提升煤炭传统产业的发展思路，对全市煤矿进行停产整顿，彻底关闭小型煤矿，截止2004年底，累计关闭小煤窑517座，地方煤矿的总数由1054座锐减为537座，每年减少煤炭产量1500万吨，煤炭产量的减少，货源相对紧张，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价格一路上扬。

3．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煤价高位运行。在国际石油价不断上涨的带动下，2004年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大幅上调了国内汽、柴油出厂价和零售中准价，成品油价格上扬，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运销成本，直接拉动煤价上扬，提升了煤炭价格。煤炭相关行业发展迅速，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煤炭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

二、晋城市中小煤矿经济运行状况

建市初期，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励国家和个人一起办矿”等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该市乡镇小煤矿数量迅速增长，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到1997年底，乡镇煤矿数量占全市矿井总数96％，产量占全市产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矿537户，分经济类型看，其中国有企业20户、集体企业488户、联营企业4户、有限责任公司15户，2004年底，年产量3076．99万吨，销售量3087．9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52953．07万元，利润总额146568．45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38231．95万元，占该市2004年所得税的56．37％，占煤炭企业所得税的74。47％。从数字上看，中小煤矿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占到了该市企业所得税的大头。

三、晋城中小煤炭企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长期以来，在放宽了煤矿的办矿标准和缺乏规范化管理的条件下，小煤矿得以快速发展。小煤矿对解决该市煤炭供不应求的突出矛盾和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1．煤矿数量多、生产集中度低、经营方式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该市中小煤矿经济结构单一，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致使民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全市中小煤矿的经营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包经营。即一些村镇要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润、经营方法、双方权利责任、企业的性质、法律责任等，对承包经营的煤矿企业的性质不变，煤矿的所有权及相关证件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人，所以煤矿在承包期间，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矿实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所需的资金、设备、人员管理、经营管理由承包方负责。二是承租经营。承租经营的基本内容与承经营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经营的承租人不是煤矿的法人代表，虽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实行独立核算，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承租人在对外经营中，是以煤矿相关的法人代表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由出租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众所周知，山西省民营经济大都是依托当地的煤铁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以煤炭采掘、冶炼制造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已无法适应市场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众多小煤矿装备差、用人多、效率低，生产技术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煤炭产品单一，附加值低。随着国家对煤矿企业“关小改中建大”资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对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的关闭，将对这种单一经济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啊。

2．煤炭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当前，中小煤矿开采中“吃肥丢瘦”、“采厚弃薄”现象比较普遍。矿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产量与动用的储量的比例关系，回采率越高，动用储量越少，资源利用率越高。晋城市乡镇煤矿矿井回采率分别为30％～10％之间，个别的在10％以下。有的对7～8米或更厚的煤层只掏心采中间的2米，残留大量的顶板和底板煤，对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层寻找种种借口弃而不采。

3．安全生产状况不好。据有关报道：“带血的煤”使得安全代价沉重，从1980年到2004年25年间，山西省煤矿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2．66％，小煤矿百万吨的安全事故是正规国有煤矿的4—5倍，而该市中小煤矿大都设备简陋，管理落后，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极大的隐患。

4．煤炭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全市中小煤矿中国营、二轻以及国营二轻与其它联营煤矿大部分乡(镇)、村办煤矿财务核算健全，能正确核算成本利润，存在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村办煤矿特别是承包、承租煤矿，财务核算不健全，实行真假两套账，大量的现金交易，为隐瞒收入提供了条件，目前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这些煤矿的销售量，使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确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这些煤矿成为税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强对中小煤矿税收管理的对策

1．加强税务登记管理，强化日常监管。税务机关要主动清理和检查煤炭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情况，强化对煤炭企业分支机构和小型煤炭企业的日常监管。基层税务机关要认真核对本辖区内的煤炭企业情况，税收管理员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深入了解煤炭企业的特点、生产销售等情况以及税控装置运行、发票开具等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税收违法行。

税收经济运行分析范文第5篇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