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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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面对这样的困境，解决问题的可靠路径，就是重回历史现场，梳理出自身的历史生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重新为自身的命名奠定坚实的历史依据。循此思路进入历史，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孕身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生成机制的时段当中：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这样两个不同的时段，为重新进入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在相互参照和相互发明中为我们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症结留下了极大阐释空间。其中的症结之一就是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民国时代恰好处在传统农业经济和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联中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民国时代的作家有什么样的现代经济生存体验？以现代出版传媒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市场为作品的流通提供了怎样的生存空间？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为作家形成了哪些有别于传统的现实兴奋点？现代经济体制怎样激发人又如何压抑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要件之一又怎样赋予现代文学别样的审美意味？由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青年学者发起成立的西川论坛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于2011年12月18日至19日，在云南蒙自的红河学院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专题研讨“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一、经济体验与文学书写。作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生体验和他们的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焦点。王学东（西华大学）以鲁迅为中心，认为现代作家以自己生存体验为基础，在他们的“经济意识”中，他们一方面以“中性金钱观”赢得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又在争取“经济权”的剧烈战斗中，释放出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而正是在围绕经济权的搏斗中，不但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且在开辟现代新人生的过程中，为如何“立人”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李金凤（四川大学）详细考察了经济生活的窘境怎样限制和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又怎样反作用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从而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家别样的人生历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王玉春（大连理工大学）考察了现代作家开启的“生之艰”启蒙现代性叙事与自我生存困境形象建构之间的关联。而近年来以陈明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们，“年可坐得版税万金”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与生存状态的细致考察，为我们理解五四文学提供了多重的经济视角，从而丰富了我们理解五四文学话语的多重历史逻辑内涵。张武军（西南大学）以历史发展和地域空间的变化为纵横坐标，聚焦于抗战时期作家群体所感受和体验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方式之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研究者不但关注了文化中心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作家创作的多重联系，而且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文学发展的关系也作出了开拓性的发掘。胡昌平（塔里木大学）考察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新疆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卓玛的（北京师范大学）考察了青海湟源经济繁荣和湟源新诗学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出版传媒之下的文化市场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完成现代转型，和以出版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密不可分。现代出版传媒彻底改变了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现代职业成为可能。那么通过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的经济运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解现代文学生产空间的必由之路。王琳（四川师范大学）从图书出版的角度透析晚清民初公案狭义小说得以兴起的生产体制以及作品自身的变迁，进而辨析了晚清民初时期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直飞（四川大学）以早期《小说月报》为中心，探讨了其影响力中的经济因素、稿费收入影响下的文人心态的转型、广告宣传与作品传播；王永祥（四川大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中心，考察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汤巧巧（西南民族大学）分析了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小资本与大“创造”之间的博弈，认为民国出版业的民营性质，特别是民间资本对于现代文学的风格多样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文学创作路向的转变。如果说人生境遇中的经济问题和作品流通的文化市场是现代社会中文学生产的必然遭遇，那么民国历史中经济波动的历史情境，则使经济凸现为文学创作和自身塑形无法绕开的问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将中国卷入全球经济的多重利益争夺中，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分化使得文学叙述和文学想象出现了新的历史动向。从农村到城市，围绕经济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所形成的话语权争夺如何深度介入到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就成为与会者探讨的核心话题。邬冬梅（绵阳师范学院）通过分析1929-1933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此后的大萧条对民国经济的冲击，详细考察了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的兴起。并分析了围绕经济叙事的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及社会性质大讨论中对作家写作潜在的导引。认为经济题材的小说丰富了左翼文学的题材与主题，促进了左翼小说的发展，但“经济破产――剥削反抗”的主题过于狭窄，限制了经济题材小说丰富的表现与长久的生命力；布小继（红河学院）则通过对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指出偏狭的阶级视角和历史事实之间强化与遮蔽的矛盾；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分析了三十年代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倾向；李哲（四川大学）通过对《春蚕》的个案分析，在经济、文本、历史三个维度上分析了经济叙事关涉的1930年代复杂的话语纠葛。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以1928年代之后农村经济大萧条为分析重点，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心理动向与对乡村的彻底背弃做了详实的史实分析。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广西；东南亚 ； 侨商 ； 城镇经济

【作 者】陈炜，桂林工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07)01-0179-006

the Overseas Businessme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Chen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i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in modern times. So far as the author is concerned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investments、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Guangxi promoted the flouring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and advanced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se area ,and then lent an powerful impetus to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the ethnic region of Guangxi.

Key words: Guangxi;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businessman; economy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一、近代东南亚国家中的广西籍华侨及其经济活动

广西人出境的时间可上溯至我国战国时期，但当时仍属于古代民族的迁徙。而真正作为广西籍华侨华人规模性的成批量移居国外则约始于宋代。至前广西与东南亚国家间因特殊的地缘关系，已有不少广西人前往东南亚诸国或经商或谋生。但总体看来，古代广西移民东南亚国家的规模都不算大，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西和国内其它地区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封建剥削与国外资本主义掠夺加强，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大批广西人外出前往东南亚国家谋生。造成这一时期广西人大规模迁居东南亚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因生活困难，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各种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地主阶级也乘机加剧土地兼并。当时整个广西已出现“佃众田稀”，农民“乞田而耕”的现象。①19世纪中后期，桂东的平南、郁林、梧州等地区，约有80％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10％的农民占有少量土地，占人口10％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达80％以上。②这些缺地或无地的农民只有依靠雇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入侵，洋货的大量倾销，也造成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内外困交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求生存，农民被迫远走家乡外出南洋谋生。桂东南地区出现了“有的父携子，有的夫携妇，有的携带全家男女老幼，川流不息源源继续南来谋生的，如过江之NF6EA”的景象。其二，是因逃避战乱或政治迫害而进入东南亚国家。近代广西社会动荡不已，战乱纷呈，每次战乱前后，因反抗失败、逃避征兵、征战未归、躲避战乱等原因而出走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广西人为数甚多。其三，是东南亚国家鼓励移民等相关政策的推动。19世纪后半期，向东南亚的移民又增添了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需要的因素。当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纷纷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为了加速对殖民地丰富矿产和热带林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英法殖民政府对中国移民采取鼓励不加限制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各项开发性的生产活动。“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南部沿海诸省，如福建、广东、广西等地。”③

近代在东南亚各国经营谋生的广西籍华侨华人数量总共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窥见其一般概况。如在新马泰南一带，从1860年至1890年，来自广西的华侨大约有五六千人。④又如1920年至1930年间，……据当时估计该时期往返居留马来西亚的广西人大约已有20多万。⑤至于近代越南的广西籍华侨的人数则更多，据资料显示，1951年越南有华侨150万人，其中北越9万，中越5万，南越135.7万。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广西籍华侨。如以保守比例15％计算，越南广西华侨应在20万以上。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广西移民群体进入东南亚诸国，他们大多凭借白手起家，在异国或务工或经商，对当地经济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八桂乡人在新马泰南洋各地之职业，做锡工、伐木占50％，割胶工10％，小商贩15％，种养业10％，服务业15％”。⑥而19世纪末在越南西贡的广西人是以“贸易二、雇工三、耕种五之比例谋生。”⑦由于海外华侨的辛勤耕耘，极大推动了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和行业留下了他们艰苦创业的足迹。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南广宁省芒街，因陶瓷业十分繁荣，号称“越南瓷都”。当地的陶瓷厂，大多为广西籍华人所创办，当时他们在芒街桥头附近即北仑、宁明两河河岸，先后建有15个碗厂。所雇佣的工人、技术人员也多从广西博白、合浦等地来。⑧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广西籍华侨的贡献也不少。正是由于包括广西籍侨胞在内的广大中国华侨对东南亚各国各项经济开发事业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面貌，带来了当地经济上的繁荣。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当地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也为自身积攒资本，转向投资国内工商业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广西城镇经济成长中的“东南亚侨商”因素

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侨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是继粤商等外省客商后，另一支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业的重要力量。广西因素来地瘠民贫，工商业发展所需原始资本积累十分缓慢，侨资入桂给先天不足的广西增添了元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设资金的匮乏，直接推动了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城镇工业化力量成长。近代侨商在广西投资兴办工矿企业始于19世纪末。甲午战后，私人资本对国家财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为此，在放宽对私人投资企业种种限制的同时，也推出了以吸纳民间私人资本，利用海内外华商资金商办近代经济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作为吸引对象之一的海外侨资颇受政府瞩目。19世纪末广西巡抚张鸣岐等人特派道员刘士骥出国宣传，招引侨商返桂兴办实业，收效甚好。自清末始，陆续有华侨到广西各城镇投资经营工商业。近代华侨在桂城镇投资活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896年至1925年新桂系执政前。此一阶段海外华侨来桂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其它行业少有涉及。1896年粤籍华侨巨子张弼士接办贵县平天山银矿，增加资本数百万元。“聘用西欧矿师，勘探矿区，修筑矿山道路以便运输，抽水、打风、运矿诸机及冶炼锅悉购自国外。”当时“龙山市上，每逢圩几成银市。附近居民趋民炼冶，蒸成风气”。⑨该矿所产的银锭、银粒销往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收入颇丰，四年内获银40余万两。后因经营不善，地方不靖等原因停办。继张弼士后，先后有华侨叶恩、刘义任、欧云等人来桂兴办实业。1908年叶恩、刘义任集银300万两，创立振华公司，开采银矿、兴办银行和轮船公司。振华公司在贵县县城设立总部，在香港设分部。公司开办一年多后，陆续从国外购置汽锅，炼冶炉、抽水机、运输铁轮等投入生产。矿区面积原定50亩，后又增加50亩，共100亩。⑩后，广西省内政局不宁，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经济建设停滞不前，华侨投资也一度中断。需要指出的是华侨投资广西实业，一开始即选择具有投资大、回收慢特点的重工业―矿业，并不是盲目和任意的，这与他们常年在外经历有莫大关系。广西“华侨之经营南洋群岛者，大半以开矿为主，阅历已深，观摩益善，举凡探矿之机关，采矿之法度，运矿之筹划，售矿之区域，多能知其要领。”[11]积累了丰富经验，再加上广西历来矿产丰富，该行业自然备受青睐。

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至1949年。该时段华侨资本输入的队伍和规模不断扩大，并在30年代一度出现，经营范围亦由单一的矿业扩展到其它行业。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农垦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在矿业方面，从1928年至1935年，据当时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调查，在省建设厅注册登记采矿面积在300公亩以上的矿业公司达66家，华侨投资开办的占10家，有矿区17个。分别为梁柱南的普益矿业公司；邓泽如的贺成公司；潘海雪的钟山锡矿公司等。以上侨商开采的矿场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1933年南洋华侨邓泽如、潘海云等投资的贺成公司，每月约产纯锡砂七八十吨，自炼、自运、自销。第一年获利10余万元，第二年获利50余万元。厚利所在，吸引本地地主、富商和海外华侨纷纷投资经营，成为当时广西最大的锡矿公司。[12]

在轻工业上，新加坡侨办的南洋公司与广西企业公司合资500万元开办广西糖业公司。从事糖业的生产与运销。苍梧华侨陈国材与贵县华侨陈俊群、陈有泉、张秀波于1940年发起组织“桂光煤油公司”，由陈国材任经理，于苍梧戎圩开办煤油厂生产桂光牌煤油。此外，陈国材还在家乡办起了“家庭工业社”，该社成立了制造火柴的工场，生产星光牌火柴。同时还设置了专售火柴与火油的门市部，因其产品质优价廉，颇受当地群众欢迎。1930年侨居印尼贺县籍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将国外资本全部拍卖，带领全家回到家乡，于梧州创办同春公司，从事纺织业生产经营。为支持华侨实业发展，著名侨领陈嘉庚在柳州投资850万元设立了集资银行专办工业建设。

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爱国心驱动着华侨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力度。华侨的投资领域又扩展至农牧业、文通运输业和文化业等领域。1932年侨居马来西亚的容县籍华侨陈广在投资明德锡矿公司失败后，又返马拍卖了几十亩胶园，回到柳州与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伍廷NFCDC合股兴办农牧场。1939年华侨黄寄生、黄远等创设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凤山河灌溉区的荒地4.6万亩，其业务范围有垦殖、园艺、畜牧、森林和加工运输等。另有柳城华侨公司承垦土地17580亩。[13]为改善投资环境，华侨还纷纷投资于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印尼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在贺县八步成立了“利达公司”，有运输汽车20多辆，除在城内运营外还往返于桂东地区各城镇间从事货物运输。华侨赵丽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贡等地经营积累资金转回北海(时属广东)开办钦廉地区第一家发电厂――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近代在广西境内投资实业的华侨，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其中尤以本省和粤籍华侨投资最多，规模最大。侨商的投资活动为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输入了宝贵的资金，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城镇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

三、侨商对近代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1.加速城镇近代化步伐

近代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推动城市近代化的最直接、最重要动力，工业化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致使城市从数量、规模、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获得空前发展。因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如上所述，近代华侨在广西投资的大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矿业、机械制造、运输业等。这些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金相对一般民营企业来说也较为雄厚，主要从事以机器为动力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于是为适应这些侨资工业大机器生产需要，一大批带有辅的相关产业行业也相继在城镇中诞生。

矿业开采不仅需要大批的机械化设备，而且机器零件的损坏与折旧率也较高，这些生产工具如完全依靠外地进口、维修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无形中增添了成本。出于上述考虑，侨商在直接投资矿业的同时还附带兴建了一批机器维修和制造工厂。1933年由潘海雪等和广州艺坚机器厂的何配石集资5万元，于贺县建立大成机器厂，主要从事生产砂泵、水泵、鼓风机和承接矿场安装、维修机器等业务。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贺县共有大成、西兴和、永安、梁四记等6家机械工业，有企业职工2270余人。[14]为解决矿山爆破材料不足问题，又陆续建设了几家化工厂，以制造白硝和生产火柴。30年代末，贺县的火柴厂已达13家。随着机械化采矿业的深入发展，对电力需求量也日益增多，为满足机器生产需要，作为城市基础设施重要内容的电力行业也迅速地在城市发展起来。当时除各矿业公司自行安装有发电机组外，为缓解电力短缺的压力，还由政府出面采取官商合办形式于1934年在贺县八步镇成立了安装3200千瓦，经常发电量2400千瓦，堪称当时广西最大火力发电厂――八步电力分厂，向附近企业及商家供电。[15]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城市的对外交流处于深刻的地域分工和广泛的商品交换经济大环境中。为了更好地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促进对外交流，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引进亦迫在眉睫。1935年粤商叶辉等人租用“永利亨”、“东航”、“南汉”等客轮，行走于广东都城至八步间。平桂矿物局为提高水路运输能力还专门购置了5～30吨的帆船数十艘，150吨机动船两艘；电船1艘，投入矿产品的运销。[16]当时八步码头最高年份停泊船只达422艘，年货物吞吐量超过百万吨。往返行走于贺街至信都、八步至西湾、钟山、古城，以及广东的都城、西南、佛山等地。在陆路交通方面，30年代己形成以八步为中心，西北到西湾钟山，直达桂林；南至公会；北到富川；东连贺信怀公路的运输网络。

城镇是一定规模人口聚居场所，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城镇人口不断集中和增加的过程，城镇人口数量是城镇规模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工矿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极大地方便了人口、货物的流动，越来越多的来自城乡各地的农民、工人集中于企业里进行协作性劳动，从而反过来加剧了生产和人口的高度聚集，并由此带动了原有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镇的兴起。如贺县1933年时，仅矿工人数就已高达3万余人，被誉为广西“瓷都”。城内商业十分繁荣，中西餐厅、茶楼酒馆、广东剧院、赌场、饮食业等应运而生。[17]全城1933年拥有洋货店等商铺102家，资本总额达14万多银元。到1944年时，贺县城内已有商铺525家，从业人员达2170余人，商业资本超过74万银元，城区人口达4万多人。[18]当时桂东南地区其它侨乡，如郁林、容县、苍梧等地也因华侨的工商投资，城镇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民国初年以上三县人口均不过4万人，到1937年容县城区及近郊人口达7.86万，郁林城区人口达5万多，苍梧城区人口更增至7.43万人。[19]

近代矿业的开采还促进了一批小城镇的兴起。如贺县的水岩坝、黄田、路花、望高等地在19世纪末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村庄，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当地采矿业的发展，矿工人数日益增多，30年代“水岩坝一带横直十余里的矿场……技术人员及矿工人数，亦达六至七万。”[20]故水岩坝虽系小乡村落，而房屋梯比，街市喧哗，除各公司工人住宅，市区住房竟达六七百家，房屋新建者占多数。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汇集一地，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圩镇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当时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水岩坝，迅速形成三百间商店的水岩坝市场。”[21]市场上商品应有尽有，矿工和农民把自己产品拿到圩镇上出售，并就地购买必需生产、生活用品，圩镇经济十分繁荣。小小的水岩坝街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什么钟山街、贺县街……商品林立，货物品种齐全，街上车水马龙，每到下午五时，工人下班赶圩，街上更是人山人海。[22]人类学家盖尔迪认为：“城镇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23]因近代侨办矿场人多集中在贺县治所――八步镇及其附近地区，故而在八步作为地区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加强的同时，其与周边乡村间经济联系亦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以八步中心市镇为中心的覆盖周围广大乡村的圩镇商业网络体系。这些圩镇一般都具有相当之规模，“每逢傍晚街上，行人络绎，其拥挤情形，无异于邕宁之苍西，梧市之大南也。”[24]当时除矿产品外，附近各县乡圩镇收购的谷米、土特产品也均经集中八步转运梧州等地，而进口的洋百货也无一例外地由梧州运至八步再转销周边各县。近代因工矿业发展而兴起，主要服务于工人生产生活的小城镇在桂东南和桂中等地为数不少。各级圩镇的不断发展，这不仅给乡村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也诱发了乡村农民的高期望收入的冲动，导致了乡村人口向圩镇的聚集，进而为近代广西城镇向近代化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华侨企业在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经济在城镇和区域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随着城镇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城镇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中心或商品流通中心，其作为生产中心的地位亦得到逐渐加强。尽管这一增长过程仍较为缓慢，但它毕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可喜变化，对近代广西商强工弱局面的初步改善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均无疑有助于促进城镇与乡村、城镇与城镇间的纵横经济联系，有助于强化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所特有的集聚、辐射功能的整体发挥，进而不断把先进生产力诸要素，先进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向周边地区扩散，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2.推动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伴随着海外华侨入桂投资开办近代企业，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也随着资金、人员的流动沿着商业网络传入了广西各民族地区。因近代广西侨资企业资金雄厚者大多集中于矿业生产领域，故而该行业的这一变化和影响亦最为显著。广西的矿产蕴藏之地，多位于偏僻的民族地区，侨商对当地的投资，无疑会促进这些地区城乡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早创立的贵县华兴、振华两公司，均聘请了海外技术人员指导开矿，华兴公司“聘用欧西矿师勘验矿区。”振华公司聘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博士华人容觐彤”，是广西工矿业在引进技术人才方面的最早尝试。此外，还大量购买并使用国外先进机器设备，成为广西矿业史上由土法开采冶炼向机器开采冶炼的转折点。随着侨资企业的增加，生产规模的壮大，企业主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先进机器的生产效率在同类企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也纷纷竟相使用机器采矿，由此带动了整个行业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如在桂西大厂矿区，民国22年(1933年)华侨李季廉创办利物公司，开采长坡山、龙头山等地矿藏，这是侨商第一次到大厂办矿，并首次使用机器开采。在富贺钟矿区，自“民国17年(1928年)官矿局设模范锡矿场于水岩坝，就引用马来西亚式砂泵、水机等机械设备开采砂锡矿”。[25]到1933年富贺钟一带矿区已有33家矿厂使用机器采矿，拥有发动机马力共达五千余匹。[26]新式采矿法与传统土法相比，具有较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量。1912年至1932年，富贺钟锡矿平均年产纯锡仅501195斤，采用新式生产方法后，纯锡产量迅速增加，1935年达1140多吨，比过去增加了1～10倍。[27]而1935～1941年年均纯锡产量在2100吨左右。原煤产量也由1933年的0.26万吨提高到1941年的5.17万吨。焦碳产量由1938年的97吨，增加到1941年的1389吨。新机器与新技术的采用对促进广西城乡工矿业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侨资涉足的城镇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垦业等行业，先进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也得以广泛的应用。清末，华侨庞宽甫、黄实卿、陈雨亭等人在合浦(时属广东)创办廉北普益汽车运输公司，为本地区开创现代化运输的先河。[28]1915年商人余瑞初与华侨合资开办梧州地区第一家拥有先进设备的发电厂――“梧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苍梧侨胞陈国材在家乡夏埕乡办的家庭工业社，为当地第一家近代工业。此外，当时除侨办矿厂大量招聘矿工从事雇佣劳动外，大多华侨开办的垦殖公司也沿用了东南亚各国普遍采用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方式进行商业性开垦种植。如民国时期柳江民生垦殖公司有包种工人425人，柳城厚生垦殖公司有长工70人名及一批季节性的包种工人。包种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一方丈种油桐一株，除草两年，可得工资七分，另给三分作为借款，两年期满归还。承包种植期间包工可在行间种植杂粮，收获全归包工，作为补助工资。二是实行包垦包种包活。每一方丈种桐一株，共得工资一角。[29]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农垦公司在引进、传播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和西方先进的农林种养技术，推动广西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开发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华侨资本输入广西地区所受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输入规模及方式等的制约，其所能发挥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尽如人意。但这种外资输入的性质和活动，其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开发所起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已大大超过其直接实际作用。

3.侨商社团对近代广西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

近代东南亚国家中各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商人社团，如会馆、同乡会等也通过各种途径在推动和加速广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随着广西籍华侨在外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渐壮大，出于“联络乡谊，团结乡梓，为同乡谋福利”的考虑，他们纷纷于居住地成立了各种宗亲会、同乡会、会馆等社团组织。最早建立的广西籍华侨海外社团为新加坡三和会馆。1883年由旅新广西博白庞敦武、高州褐志松等人发起筹建而成，之后又相继有马来西亚文冬广西会馆等多个社团组织诞生。据统计，近代东南亚国家广西籍华侨成立的社团组织共达25个。[30]

这些社团组织成立后大多以维护广西同乡福利，促进双方经贸发展为己任，为沟通彼此双方贸易往来，扩大国货出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从而客观上为广西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鉴于营销国货为当地华商经贸活动一项重要内容，为推进国货及家乡土产出口，他们经常派遣人员回乡进行商务考察，提出商品改良意见，发掘和组织广西商品山口。如广西大化贡川纱纸为近代广西著名的土产之一，同时也是当地壮瑶人民的一大产业，产品主要以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为主。因纸质坚韧，质量甚佳，十分畅销，市场上冒名顶替者不少。1930午印度尼西亚商务团在贡川考察纱纸时，就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当地厂家树立品牌意识。建议当地所产纱纸加盖印章，以辩真伪。贡川团务当局依据侨商要求，立即刻就一颗“中国贡川”大印。之后印有“中国贡川”大印的纱纸销量供不应求，远销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的旧金山等地区和国家。民国时期，外地商人在贡川开设收购纱纸的商号就达13家，每街日上市纱纸达100多担。[31]贡川因此成为近代广西纱纸生产中心。

为推动东南亚华侨对近代广西工商业进行投资，这些海外社团除在国外大力宣传广西的投资环境及工商政策外，还时常派有代表回乡参与家乡关涉经济建设方面的研讨，为其发展献计献策。如《星洲日报》董事会主席华侨胡文虎于1935年编印《新广西》一书，将广西情况介绍于此间之同侨，及关心广西建设者，俾有较明嘹之参考资料，而共同努力，未始不无小补也。[32]1929年，广西省政府在柳州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就有不少东南亚华人社团代表参加，并先后提交提案17件，占会议提案总数的16.18％。[33]会后由于他们的积极宣传“大霹雳、新加坡、吉隆坡等埠之侨胞，己发起组织华侨实业团，从事开发桂省富贺钟锡矿，本其在海外办矿之经验，而为祖国效力”。1928年，吉隆坡广西会馆总经理梁呖金(容县籍人)亲自组织垦殖公司回桂殖边。

综上，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和工商事业的关注，加速了广西城镇经济的近代化步伐，对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今，广西正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有利时机，把吸引外资，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途径。因而对本文以上主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的决策思考。

注 释：

①程大璋等纂：《桂平县志》卷二九，民国9年(1920年)铅印本。

②广西区通志馆编：《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③《雪兰莪广西会馆金禧纪念特刊》，100页，吉隆坡，雪兰莪广西会馆编辑出版，1979年。

④李文昭编：《马来亚八桂考实录》，66页，吉隆坡，1961年。

⑤覃德文主编：《南洋八桂通鉴》，64页，吉隆坡：马来西亚八桂文化出版社，1963年。

⑥《博白县侨情资料》，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一帙，转引自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⑧毛鹏：《华侨与芒街陶瓷的兴衰》，《八桂侨刊》，1987年第1期。

⑨⑩[17]梁崇鼎等纂：民国《贵县志》，卷十一，1935年铅印本。

[1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98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2]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247～2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29]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广西通志・农垦志》，2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卢鼎鹏主编：《八步镇志》，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16]平桂矿物局志编篡委员会：《平桂矿物局志》，172页，357页，桂林漓江印刷厂，1997年。

[18]贺州市志编纂委员会：《贺州市志》45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参见方光汉主编：《各省地方志・广西》，中华书局，277页，270页，146页，中华书局，1938年印行。

[20]罗伟钧：《解放前富川、贺县、钟山三县锡钨矿产的开采概况》，《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

[21]麦法朗：《广西水岩坝矿区的工农生活》，载《东方杂志》卷32，20号。

[22]邹佛胜、邹汉超：《水岩坝‘小南洋’》《贺县文史》第10辑。

[23]周大鸣著：《现代都市人类学》21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4][25]吴尊任：《粤西矿产纪要》124页，22页，梧州文化印刷局，1936年。

[26]陶绍勤：《广西矿业概况》，1～8页，1936年版。

[27]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3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2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26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根据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259～400页内容统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韦振苏等整理：《民国时期名扬中外的贡川纱纸》，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第2卷，30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一流大学；大学校长；中国；美国

作者简介：闫园园（1988-），女，山东高青人，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6）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0-0005-02

凤凰网教育版的某篇专刊提到：原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0年10月13日举办的首批985大学校长联谊会上称中国的校长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我国现在正致力于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而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管理团队，一流的管理团队又需要一流水平的领头羊——校长。美国一些大学可属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就对美国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与中国国内几所一流大学的校长进行了比较，以此得出中国一流大学校长与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异同，进而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一、校长的背景

1.美国三所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历史学家，她是1672年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的校长；也是哈佛373年历史、28位校长中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1968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布尔茅尔女子学院，1971年和1975年分别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在宾大工作了25年，期间被授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福斯特接手拉德克利夫学院任院长，该学院于1999年并入哈佛。2007年10月福斯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教授，1968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政治学和哲学，并获硕士学位。1974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任经济学教授。莱温教授已从事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二十载，1993年被任命为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在出任耶鲁大学校长之前，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莱温教授是技术变革经济学方面的专家，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他的著作涉及知识产权、专利权制度、产业研究和发展以及反托拉斯和公共管理对私有产业的影响等广泛领域。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2000年10月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助理教授、教授、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工程学院院长、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致力于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的跨学科研究，并努力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和员工待遇。近年研究的重点是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汉尼斯博士曾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院创始人奖等多个奖项，是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等多个学术组织的会员。

2.中国国内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1983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先后被聘为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2001年6月至2004年7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司长；并先后兼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财政部985工程”办公室主任等职。2004年7月至2008年11月，任吉林大学校长（副部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在社会上的兼职有：国家学位会委员，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常委，教育部化学和化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以及吉林大学双聘院士。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曾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主任，美国Notre Dame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高访学者，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1年3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3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其在社会上的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物理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理事，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长。

3.比较

（1）相同点：一是有较长的求学生涯，而且是求学于不同的学校，并获得很高的学历。二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获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获得国家的高度荣誉。三是在担任校长前，就任过不同职位，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

（2）不同点：一是美国三所大学校长进行过不同领域的学习，具备多个学科的知识。中国两所大学校长只在自己单一的原专业中有很高的造诣。二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校长出身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中国两所大学校长皆为理科出身。三是美国三所大学校长在任校长之后在社会上的兼任职位较少。而中国两所大学校长在校外兼任较多的职位。

4.思考

19世纪，耶鲁大学在寻求新校长的时候，一位董事会成员这样描述大学校长的形象：“他必须是明治稳健的领导者、能干的公众演说家、伟大的作家和同各界交往的政治家。我们选择的虽是俗世上的普通人，但身上具有伟大的精神品质：一个经验丰富能够委以重任的管理者；一个地道的耶鲁人，而且是伟大的学者；一个思考世界难题的社会哲学家，又不丧失普通人的感受力。”这种描述显然是对校长形象的理想想象，但可看出校长的重要性。校长作为一所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校园的领导者，其作用相当于总统或主席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因此，作为最起码的条件，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以上的比较中也可看出，不管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中国一流大学，校长都是具有丰富经验和高水平学术造诣的人。

另外，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大学校长职衔非常多，或许这也是顾校长说中国大学校长是世界最累的一个原因。校长为了大学的各项事务，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还要顶上这么多的兼职，累是必然的。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长达18年之久的Frank H. T. Rhodes总结出以下被校长忽视而导致其失败或受挫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法：缺少睡眠，没有时间锻炼，缩短假期，不断处在危机中，这些现象都是通往个人筋疲力尽道路上的警报信号。阻止个人过分疲劳的方法是制定严格的作息制度、科学管理的日程表，权利适当下放，学会说“不”，组成高效的行政班子，坚定个人对大学价值的信念。负荷过重的大学校长并不是在忍受疲劳，他们是在创造疲劳，因为缺乏科学有效的工作习惯从而不断把负担加给自己。知识上的贫乏也是一种极有威胁的疾病。因为过于忙碌，校长们会感觉到内心上的空虚；校长们会感到缺乏丰富的知识和充实的精神世界，而这正是大学中必须的。Robert Bolt有句名言，空虚的人和精神的流浪者在校长的职位上和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一样多。

针对Frank总结的第二点，校长应该不断学习。作为一名校长应该涉及不同领域，特别是哲学、教育学和管理学领域。所以，校长应该安排一定时间学习各种知识，一方面可以丰富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校管理的进一步完善。

二、校长的遴选

1.美国大学校长遴选

一般来说，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是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承担着受托责任，董事会的职能就是保证大学不偏离既定的目标。大学校长是董事会决定的。董事会指定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有教授、有校友也有商界的人士，甚至还有学生代表。遴选委员会最后敲定的候选人不是唯一的，可能会有两位候选人，然后交给董事会决定。遴选委员会在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商业性的机构介入，比如说猎头公司。美国大学遴选校长的具体程序为：一是由校董事会成员、教师代表、职工代表以及校友代表等组成校长选拔委员会。二是由学校董事会讨论决定校长的任职资格。三是董事会在国家（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杂志或其他有影响的报纸、媒体上招聘校长广告，同时，还会写信给一些知名的校长、其他学校校长、教务长等，请他们推荐人选。四是校长选拔委员会确定候选人。五是校董事会根据前面的工作汇报，集体讨论决定校长人选。

2.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命

受国情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制度长期以来与政府官员的遴选制度如出一辙。我国大学校长一般都由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选拔、任命，在这一过程中，上级有关部门也会征求部分教师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一般都很少向教师反馈，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教师几乎不了解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以及采纳的情况如何。而且，并不是每位教师都有机会在校长选拔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的。因此，可以说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至今还没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可以遵循，广大教师还没有参与校长遴选的权利。

3.比较

很明显，在大学校长的任用上所使用的词语就不同，一个是遴选（遴选是指慎重的选择或选拔，主要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如公文，投标竞标，干部选拔中）。一个是任命（任命的意义有承命，接受命令；指下命令任用）。遴选体现了一种民主公平性，而任命则体现了一种行政权力性。

4.思考

近年来，高等教育界热点之一就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有关专家提倡去行政化。而政府任命校长就是大学严重行政化的一个表现。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使命。那么，校长作为领导教师的人更是神圣的。所以，校长的任用不能简单的由政府决定，它必须接受来自多方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挑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征求各代表的意见，经过一关关严格的程序作出最终的决定。虽然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要经过一个稍微漫长的过程。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民主性，才能选出最优秀、最合格的校长。

三、总结

通过以上比较，笔者认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大学校长必须是一名教育家，或者至少必须懂教育，而且要不断的学习教育学。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殊的规律，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特点。大学是教书育人，直接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的教育场所，作为一校之长，必须懂得教育其中的规律，才能按照规律办事，保证校园的健康正常发展。我们知道，民国时期虽然动荡不安，但是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却比较好，在对其特点进行总结中，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各著名高校的校长都对教育学有一定研究，都是教育家，如北京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等。

其次，大学校长也需要懂得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毕竟校长要管理的是有几千几万人的场所，要保证这样一个庞大机构正常有序运转就必然会用到管理学的知识。

再次，大学校长应该放弃过多的社会兼职，专心于学校的管理工作。因为一个大学校长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清楚阐述大学的远景，并坚持长远目标而奋斗，同时要阐明短期目标。只有放弃无关头衔，集中时间，才能熟悉大学传统，开发它的实力，把握新出现的需求，抓住新的机遇，培养新的环境，建立新的机构等，为其构建大学远景和任务做准备。

最后，大学校长也应该抽出一定时间与学生交流。大学教育应该以人为本，此处“人”即指学生。校长与学生交流不仅能满足学生心理需求，赢得学生好感，而且能听取吸收学生的一些好意见。

参考文献：

[1]栾兆云.中美大学校长队伍建设比较及其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

200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