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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若干因素中,企业的供应链建设凸显出了重要性。正如英国著名供应链专家Martin Christopher所说:“市场上只有供应链而没有企业,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因此,积极探索能够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供应链创新模式,日益成为了理论界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所关注的焦点。
2 危机管理与学习型供应链
供应链是涉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用户的供需网络,供应链上的各个结点存在着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带来供应链上的突发事件,对各结点所具有的功能带来极大破坏,并且随着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这种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激增。要有效的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笔者认为运用危机管理的理论和思想,可以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优化企业决策,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后果进行分析,有效集成各方面的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预警、控制和处理。在危机管理的思想下,供应链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更新、学习的过程,也即建设新型的基于危机管理思想的学习型供应链。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基本体现了三个核心思想:合作思想、集成思想、双赢思想。上述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后的商业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还应该加上“危机管理”的思想,建立一种能动态、敏捷地从危机事件中学习并能对危机进行快速响应的供应链——学习型供应链[1]。有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公式:L<C=D。其中L代表的是学习速度,C代表的是变化速度,而D代表的是死亡。该公式表明,如果一条供应链的学习速度跟不上时代或环境的变化速度的话,那么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2]。学习型供应链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学习,可以完善各结点及整个链条的应急预案建设、事故处理和事后完善环结,可以减少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竞争的损失,提高供应链的可靠性,保证供应链管理目标的实现。通过学习——提升——再学习——再提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3],不断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能力,使供应链成为一个终生的学习者,如图1所示。
3 建设思路
3.1 供应链危机预警建设
预警是指在突发事件实际发生之前对事件的预报、预测及提供预先处理操作的重要机制。尽管供应链中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重大事故的危机管理不只限于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行动。危机管理是对重大事故的全过程管理,贯穿于事故发生前、中、后的各个过程,充分体现了“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危机管理思想,将这种思想运用于供应链的建设将大大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安全性。
首先,要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工作。指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防止事故的发生,实现本质安全。对供应链各结点及整体进行安全文化、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监管、安全培训等方面的建设,通过不断学习,相互交流,总结以往事故的教训,吸取有价值的经验,提高各结点的安全意识,使安全思想深入人心,使供应链网络上的各结点时刻敏锐关注运作过程,及早地觉察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后面的处理做好准备。
其次,要做好危机预警工作。指出现危机征兆后,危机大规模爆发前的危机管理,主要是发现信息、处理信息、确认信息和信息。信息处理是危机预警的前提条件,建立学习型供应链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学习型的供应链中,在供应链层面上各结点的信息是共享的,任何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信息可以在供应链内的个体、团体及企业不同层次的相关单位相互交流传递,如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生产成本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顾客偏好的变化等,某一信息可能主要对某一结点产生较大影响,该结点通过对该信息进行处理,采取相应措施并信息处理报告,其它结点可根据该报告决定自身的应对措施。这个过程经多次循环后,供应链的学习性可以进一步加强各结点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从而不断提高危机预警的及时性、科学性。
再次,做好危机预控工作。指发现和确认危机征兆后所采取的旨在迅速化解危机,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避免危机大规模爆发的实质性措施。这要求供应链上各结点必须结合各自特点,结合发生过的或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建立应急处理预案,预案要有针对性、全面性、可行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要不断完善更新,这样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消灭危机或限制危机的升级。
3.2 供应链危机处理建设
尽管建立的危机预警机制,降低了突发事件的发生机率,但由于供应链自身的高复杂性,我们不能完全阻止突发事件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做到对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正确及时处理,减少其损失。笔者认为结合危机管理的思想,这一阶段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即快速反应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和人才储备机制。
快速反应是学习型供应链的基本属性,对于时间的合理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危机处理的成败。在危机发生后由于反应迟缓,采取措施不及时导致供应链断裂的事例不胜枚举。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实现如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所说的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方面[4],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会使团队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其中之一就是能够大大提升各结点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
指挥协调是指在组织中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和领导团队来进行具体的指挥及组织内外的协调工作,这是危机管理的基本要求,这项工作的好坏自然也决定了危机处理的结果。在供应链中的指挥协调不仅指某个结点也包括相邻结点间及相关部门的协调,因为各个结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供应链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危机管理需要一是改变原有的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等各自分立、各行其是的低水平经营模式,创造更加紧密的功能体系,实现连续的、无缝的管理;二是打破部门、地区之间的壁垒,统筹部署,集成资源,发挥合力,协同作战,提高战胜危机的效率和效益。
人才储备是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指具有较高素质结构的专业人员及稳定的人员团队。学习型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通过知识的共享、学习、转移、创造,不断丰富作为组织内的知识。各个环节的人员通过吸收知识、提高技能、实现彼得·圣吉所说的改善心智模式和自我超越。学习虽然是人的学习,但最终体现为整个供应链能力的提升。只有拥有这些处于生产实践前沿,掌握丰富知识、技能和实际经验的人员才能真正有效解决危机问题,这些人是供应链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建立学习型供应链,要明确人才队伍的重要性,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并合理利用人才。
做好上述三方面工作是供应链危机处理的基本保证。
3.3 供应链危机事后完善建设
事后完善是所有突发事件处理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供应链提升竞争能力的关键一环。按照危机管理的思想,笔者认为学习型供应链危机事件善后处理主要应包括三方面:第一,供应链的修复重建。危机事件结束后,会对供应链造成一定的破坏,需要对一个或几个结点进行修复完善甚至完全重建。在修复或重建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恢复原貌,必须学习吸取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使自身灵活多变,增强抗干扰能力;第二,危机的总结。这是学习型供应链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学习循环的基础。要明确什么类别的事件应该由哪一级部门和人员进行总结,总结要有针对性,要有指导意义,以便有更大的学习价值;第三,对相关人员和机构的奖励与问责。一个公正公平的问责与奖励机制即是推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系统化、体制化、长期化的保证,也是促使学习型供应链学习的动力和加速学习循环的保证[5]。
4 结论
将危机管理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学习型供应链的建设,能够明显提升供应链内各个结点及供应链整体的综合竞争力,同时使供应链内各个结点由于原材料、价格、环境、成本等诸多因素变化可能导致的危机事件通过预警、事故处理、事故完善等环节进行科学及时处理,从而有效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使整个供应链成为一个高可靠性系统,使各企业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保持长远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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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项目(GZ13D110
关键词:应急供应链;网络层次分析;层次分析法;绩效分析;供应链范式;多属性决策;应急救援;应急需求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56-06
一、引言
应急供应链伙伴持续关注救灾区域物资需求动态变化,以便及时、准确地将救灾物资配送至受灾区域,一个成功的应急供应链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对原材料、客户以及现金流的关注,而且强调物资配送的敏捷性、救灾物资生产的精益性。国内现有的应急供应链的文献较少,主要关注应急供应链的定义以及运作模式等理论框架问题,对于应急供应链绩效的测度与评价文献更少。刘北林[1]等人于2007年提出虚拟应急供应链概念,并构建三阶段过程模型。龚英[2]对应急供应链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提出鲁棒性策略。孙宇飞等[3]提出军事应急供应链系统的可靠性问题,并探讨采用遗传算法对其求解的可行性。在应急供应链的优化算法方面,李军等[4]给出了一种基于该网络流最优解的启发式算法。傅克俊等[5]提出供应链系统应急策略体系,并构建供应链系统应急策略模型。赵志刚等[6]提出基于约束满意的供应链应急制造采购策略,应对突发应急事件风险。闫妍等[7]、朱佳翔[8]、于辉等[9]均提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基于应急供应链的物流配送多属性决策方法。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急供应链的理论方面,较少研究应急供应链的绩效测度以及何种供应链范式应用于应急突发事件。为此,如何测度与评价应急供应链绩效,寻找应急供应链的最优范式进行救灾运作显得非常重要。笔者针对突发危机环境下,应急供应链决策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构建应急供应链绩效的网络层次分析ANP模型,并设计相应的算例验证该网络层次分析模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讨论了在三种供应链范式中应用的效果,可以作为测度与评价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多属性决策工具。
二、问题描述
现有的供应链范式主要有精益、敏捷、精敏等三种范式,精益方法的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浪费,但局限于决策参数稳定,不适于满足快速配送需求的应急供应链。Christopher定义敏捷性为对需求变化的组织和快速反应能力[10]。Power等人认为敏捷性是一个宽泛的商业能力,包括组织结构、信息系统、物流流程,以及配送思路[11]。精益与敏捷虽然范畴不同,但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供应链的运作上,研究表明精益性与敏捷性依赖整个供应链战略的实施状况,将两者结合起来,被称为精益敏捷性供应链,简称精敏供应链。van Hoek认为精敏供应链处于精益与敏捷两种战略结合的退耦点,以便最大程度发挥下游需求对上游物资供应的调度作用[12],而这个退耦点是原材料流向客户订单的一个节点。应急供应链绩效在于在成本、质量、交货时间以及服务水平四个决定性要素上考量,ANP网络层次结构分析框架包括了市场灵敏度、信息驱动器、流程整合和柔性等四个属性,这些属性是评价应急供应链绩效的驱动性属性。市场灵敏度主要由交付速度(DS)、交货的可靠性(DR)、新产品引入(NPI)、新产品开发时间(NPDT)、生产前置时间(MLT)和顾客反应(CR)等六个指标决定。较高DR、DS、NPI和CR值或较低NPDT、MLT值,会导致应急供应链的更加敏捷性。信息驱动是救灾供应商与救灾需求方之间利用互联网技术、电子数据交换(EDI)等技术进行需求信息共享,能导致救灾供应商对救灾需求区进行有效的快速反应。应急供应链可分为三个基本时段:应急物资制造、应急物资采购以及应急物资配送。应急供应链敏捷性的增大有助于应急物资采购与制造的灵活性,提升应急配送的快速反应能力。通过流程整合实现应急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救灾需求方和救灾供应商之间的协调工作,联合产品开发以及通过其核心业务流程等实现供应链协同,共同解决应急物资采购、生产以及配送等方面出现的配送时间、产品成本及质量等具体问题。为此,笔者设计一个显著改善应急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框架,其目标是进行应急供应链绩效测度与评价,以及选出最适用于应急供应链物流配送的供应链范式。
三、构建基于ANP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分析模型
(一)网络层次分析法(ANP)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结合了反馈、决策属性及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层次分析法(AHP)的特殊形式,较之于AHP方法,它更适合在复杂环境下进行精确的建模[13]。笔者构建基于ANP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分析多属性决策模型,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应急供应链的绩效是个多属性决策问题;在决策环境中,影响决策的因素、决策者、决策属性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由于属性的制定者是主观的,使得部分属性是定性的,其定量大小难以精确测定,通过简单的权重得到一个综合得分AHP方法,难以实现复杂环境下多属性问题决策。AHP方法是ANP方法的基础,但该方法难以确定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分层是AN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AHP方法不同,并不侧重严格的分层。ANP能够解决决策层与属性层之间更复杂的关系。ANP由两个耦合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属性与子属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控制层次;第二阶段是影响因素以及集群之间的网络,将属性之间的差异区分开来,以致对于每个控制层属性可通过超级矩阵加以计算。最后,每个超级矩阵通过控制属性以及加权结果得到赋权分值。针对应急供应链不同层面的相互依存性,通过专家咨询得到由供应商、销售商、零售商和快速配送商等成员组成的应急供应链网络,应急供应管理方面专家可以凭借其知识经验获得网络中各个参量的相对权重。本文的重点是构建包含三个范式的应急供应链理论框架,以致灵活应对紧迫的救灾配送需求。假定成本、质量、服务水平以及交货时间是决定应急供应链网络层次结构框架的主要因素,运用成对比较矩阵可以得到每个决定性因素的相对权重,有助于实现应急供应链绩效框架的构建,以致对应急供应链绩效大小进行测度。此外,控制变量部分依赖于决策者的知识与经验,部分可以定量描述,构建出ANP网络模型各个层次的决策变量以及指标。ANP层次结构能够把握各个控制层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能把握不同控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ANP网络分析模型中的相对权重矩阵是通过Delphi法获得,专家组成员既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专家,也有供应链绩效以及物流配送方面的专家,有数十年应急管理与供应链研究的知识与经验,经过多次反馈迭代,统计到的收敛结果再反馈给专家组成员,多轮迭代后意见趋于统一。
(二)基于ANP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分析模型
基于ANP的应急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构建步骤如下:
步骤一:网络层次分析法的框架模型构建。最上层元素属性及分解成的子属性。需要对构建的ANP网络分析模型的各个层次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其最终目标是选出最适合改进应急供应链绩效的指标。构建了四层应急供应链绩效属性,最终的绩效分析结果在最后一层,用加权平均形式得到综合得分。框架结构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步骤二:建立指标属性之间的成对比较矩阵。通过成对属性之间比较,得到每个上层属性重要程度的定量值,最终供应链绩效大小的加权级矢量被计算出来。
步骤三:计算成对比较矩阵的相互依存度。
步骤四:根据前两步得到的判断矩阵进行超级矩阵的构建。
步骤五:选择最佳变量,给出期望指数公式如下:
Dia=■■PjaADkjaAIkjaSikja (1)
其中,Pja表示行列式a上的第j维的相对重要性权重;ADkja是反映驱动元素层次相互依存度D的属性k,维数j以及行列式a的相对重要性权重;AIkja是属性驱动层次之间相互依存度I的行列式a的j维驱动属性k稳定的相对重要性权重;Sikja是应急供应链绩效网络a的j维驱动属性k可选择的供应链范式i的相关影响;Kja是行列式a上的j维驱动属性的指数集;J是维数j的指数集合。借助于超级决策(Super decision)软件,通过权重法计算出来的可选的指数,然后根据这些权重指数计算应急供应链绩效改进行列式得分,据此对每个备选应急供应链进行筛选。
步骤6:应急供应链绩效加权指数(SPWI)的计算。要计算每个备选范例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加权指数,必须首先确定每个备选行列式。备选方案i的SPWIi是需求指数(Dia)以及应急供应链绩效相对重要性指数(Ca)加权的结果。对其指数进行排序,得到最优应急供应链范式。
四、算例分析
以评估应急供应链绩效为例,对文中所提模型与算法进行验证。
(一)问题背景分析
本例中应急供应链绩效评价的背景是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政府主导的国民经济动员物流体系模式,在不能满足受灾区域物资需求前提下,召集物资制造商进行救灾物资的生产,物流配送商进行运输配送,受灾区域对物资的需求信息是动态的、时变的。假定由若干应急物资制造商、应急物资采购商以及应急物资配送商组成应急供应链网络,救灾信息可以适时获得,同时假定根据专家组的Delphi法,一些定性指标可以量化并被给定。
(二)算例实现
第一步,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构建应急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分为目标层、因素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将交货时间、成本、质量、服务水平作为因素层指标,这四个因素层指标分别受到市场敏感性、流程整合、信息驱动与柔性等四个驱动因素影响,在确定指标层基础指标时,通过应急供应链咨询专家意见,删除掉不易操作和有所重叠的因素,如交货可靠性(DR),最终构建出应急供应链绩效指标体系,最终纳入计算的最末端指标有:市场敏感性由交付速度(DS)、新产品引入(NPI)、客户反应(CR)等子指标组成,流程整合由核心业务流程(CPB)、需求方具体问题(CDS)、供应方具体问题(CSS)等子指标组成,信息驱动由电子数据交换(EDI)、通信方式(MOI)等子指标组成,柔性由采购柔性(SF)、制造柔性(MF)、配送柔性(DF)等子指标组成。
第二步,指标属性之间的成对比较矩阵。运用成对比较矩阵可以得到每个决定性因素的相对权重,如表1所示。表1所示的结果表明,服务质量行列式的值为0.676,对应急供应链绩效改进最大影响的属性,说明应急供应链的管理应着重于服务质量的提升。交货时间以及成本对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指数分别为0.158和0.127,都低于服务质量的影响。这些权重的值是得到供应链绩效专家评价并认可的,有助于实现应急供应链绩效框架的构建,以致对应急供应链绩效大小进行测度。这些控制变量是部分依赖于决策者的知识与经验,部分是可以定量描述。市场敏感性的成对比较矩阵如表2所示,加权级矢量被导入到表2所示的反映市场敏感性与成本属性的比较矩阵。此外,需要构建应急供应链绩效群(MS,PI,ID,F)每个指标对于决定性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层次的相对重要性。
第三步,计算成对比较矩阵的相互依存度。为了反映成对比较矩阵以及属性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表3表示所有可选的属性,最终得分和剩余矩阵在表4中所示。
第四步,超级矩阵的构建及分析。表4表示超级矩阵中应急供应链绩效成本行列式属性的相对重要性结果,由12个相互依赖的反映应急供应链绩效属性的成本层次结构组成,在这个超级矩阵中有12个非零列,每个非零列表示与成对比较矩阵相关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在模型中有四个超级矩阵,每个应急供应链绩效层次的决定因素都需要去评估。表4所示的超级矩阵收敛得到长期稳定权值,超级矩阵的权值在收敛后达到32次方,通过一个例子加以说明,表5表示收敛后的值。
第五步,运用期望指数公式,借助于超级决策(Super decision)软件,计算出各种供应链范式下的绩效指数。表6的第二列是基于每个维度对成本行列式的影响,根据步骤3获得的结果,相关驱动属性对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的成对比较矩阵在第四列中。第五列是通过超级矩阵收敛得到的驱动属性稳定的相互依存度的权重。第六、七、八列是通过比较应急供应链绩效每个维度的三个备选方案得到的权重。最后三列表示驱动属性每个维度的期望指数。对于三个备选的成本行列式的计算结果列示在表6的最后一行,表明成本对这三种供应链范式的影响中,成本对精益供应链的影响指数最大,其次是精敏供应链,最小的是敏捷供应链。
第六步,应急供应链绩效加权指数(SPWI)的计算。要计算每个备选范例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加权指数,必须首先确定每个备选行列式。备选方案i的SPWIi是需求指数(Dia)以及应急供应链绩效相对重要性指数(Ca)加权的结果。表7说明,在三种应急供应链范式中,对绩效改进最大的是精敏供应链,其次是敏捷供应链范式,最差的是精益供应链范式。
(三)运算结果分析
笔者提出基于ANP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分析模型有助于解决应急救援复杂环境下物资配送的多属性多变量优化的复杂问题。通过设计一个典型的应急供应链范例,说明应急供应链绩效在三种供应链模式下的决策情况,并计算出影响决策的行列式的优先权值,选出应急救援供应链决策运行的最优范式。从表1可以看到,服务水平权值0.676是供应链范式选择的一个重要阈值,交货时间0.158、成本0.127以及质量0.063都是供应链范式选择的一些阈值。在应急救援配送的供应链管理流程中,快速配送救灾物资可以起到提升服务水平、减少交货时间的作用。而相反,应急供应链管理中,成本与质量并未得到重视,其原因在于提高服务水平以及减少交货时间,也必然有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在应急供应链管理中,成本与质量的权值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成本和质量与交货时间、服务水平是相互依存的,例如,减少交货时间会导致较小的浪费和产品质量的改善,反之,则造成较多浪费与质量的下滑。笔者构建的ANP网络层次分析决策模型,以应急供应链绩效改善的不同范式的权重指数形式作为优先选择的决策依据,最终计算出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加权指数,精敏供应链范式的加权指数是0.349,敏捷型供应链范式的加权指数是0.337,精益供应链范式的加权指数是0.313。在应急供应链环境下,ANP网络层次分析模型说明,精敏供应链范式的归一化值要明显高于精益供应链范式以及敏捷供应链范式的归一化值,也表明单一的精益或者敏捷范式存在许多缺陷,必须对精益与敏捷范式做一个很好的组合,即在退耦点之前应该采用精益范式,而在退耦点之后则应该采用敏捷范式。此外,检验决策模型的一致性比率(CR)变化范围为0.002~0.19,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检验ANP模型的鲁棒性,探讨决策者主观分配权值对变量的影响,也表明供应链范式的优先得分水平并非随着决策者对驱动属性分配权值的变化而明显变化。笔者所运用的ANP模型相对于AHP模型来说要复杂的多,与应急供应链专家多次讨论,才构建了117对成对比较矩阵,能够进行供应链战略选择的决策,构建的ANP网络层次框架可以用于突发事件中的快速救援配送,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可以作为决策分析的工具。改进应急供应链绩效意味着能够对下游客户的应急配送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以低廉的成本运至救灾或突发事件目的地。精益供应链的范式通过向客户提供所需产品并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精敏供应链范式可以在复杂供应链环境下,实现上游的成本效益最大化,提供给下游的高水准的服务。表7表示拟选的三个应急供应链绩效指数,在成本、服务水平、质量、供货时间优先级的改变时而改变。当总体目标是减少交货时间时,精益供应链的满意度指数较之于敏捷供应链要低。当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时,精益供应链绩效指数高于其他两个供应链范式。当提升服务水平时,精敏供应链满意度指数要高于敏捷供应链。敏捷适合于需求不稳定、品种多的救援等不确定环境,而精益适合于大宗、品种少的货物运输,精敏则是满足下游客户不确定性需求,可以通过定位精益与敏捷两者之间的去耦点来整合精益与敏捷两大供应链。值得一提的是,在不确定应急供应链环境下,应急供应链的绩效改进不能单靠精益或者敏捷一种范式就能解决。精益生产和敏捷配送在应急供应链环境下并不互相排斥。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不同属性对三个供应链范式的相关影响,构建一个实用的应急供应链绩效分析的ANP模型进行多属性决策。该模型既有定性指标又有定量指标,考虑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并不影响各自变量,是一个多属性、多指标以及多备选范式的集合体。此外,影响决策者进行紧急救援配送的敏感性变量有流程整合、信息驱动以及在救援配送过程中应急供应链所反映出来的柔性。由于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和大小具有系统性特征,可以集成为一种模式,准确描述各个决策性变量之间的相关度,由此,通过网络层次分析(ANP),能够获得应用于具体救援配送流程中影响应急供应链绩效的变量的大小。笔者提出一个关于应急供应链建模的概念框架,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测定应急供应链的三个相互依存的范式:精益供应链、敏捷供应链以及精益敏捷性,综合评价应急供应链网络的绩效指数,根据ANP方法得到的综合分值进行优先级排序与决策,对于应急供应链决策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决策根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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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odel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Emergency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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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siness School ,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关键词:组织传播 新媒体 组织创新
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组织内传播,二是组织外传播,这两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保障。它们的传播具有不同的特点,二者在相互促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
一、传播是组织的基本属性
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传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出一种与传播无关的组织活动。考察组织传播,也就是考察组织本身。
(一)组织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它包括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两方面
1、组织的信息输入活动:信息输入,是组织为进行目标管理和环境应变决策而从外部广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活动。
2、组织的信息输出活动:组织任何与外部有关的活动及其结果都带有信息输出的性质。主要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活动。
(二)主要类型有
1、公关宣传。组织为了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建立和保持和谐关系而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
2、广告宣传。广告是一种以付费形式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的大面积宣传活动,也是社会 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广泛采用的一种信息输出方式。
3、组织标识系统宣传。(CIS)组织使用统一的象征符号系统来塑造、保持或更新组织形象的活动。
(三)企业传播的功能及类型
具体就企业而言,企业外传播具有树立企业形象、提高品牌忠诚度和竞争力的功能。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单向的文化输出。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对外传播的途径有:企业文化的主动输出式传播;企业文化的示范传播;企业文化的交流合作。
企业传播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传播的载体可以分为:
第一,产品传播。即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传播自己的企业文化。“一般而言,企业通常是以畅销产品为主流载体,让消费者在认识和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接受企业文化,并由此使得企业的品牌价值得到提升。”(魏杰等,2001)
第二,人员传播。通过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的语言与行为等符号系统传播本国内公司的企业文化。
第三,媒体传播。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企业文化。
二、新媒体环境下,组织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盛行,组织传播的方式、手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平常所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引入到媒体领域的技术及其传播方式。
新媒体实际不是媒体,而是一种新的传播介质和传播工具。具体如传统网络时代的即时通讯呼叫系统(IMS)、网络日志(BLOG)、以及社区 论坛 ( BBS ), 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APP等。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大大改变了组织的沟通方式、传播方式。
在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大众传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近年来我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有一定突破和创新,大众传媒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空间不断增大,突出表现在对空难、矿难等重大事故的报道明显增多,灾情信息的公开传播也相当迅速及时,如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河南、河北、陕西、山西、辽宁等地矿难,禽流感和奶粉事件等的报道。但在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的传播报道过程中,新媒体显示了它的强大优势。
尤其近年来,微博成为新媒体极具影响力的代表。
(二)微博是互联网的革命性变化
微博出现后,企业的直观感受是互联网上人人都可以信息,而且信息无比丰富。微博上除了有企业和媒体的信息,还有生活者自身和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既包含对企业有利的信息,也包含对企业不利的信息;既包括与企业传播内容相关的信息,也包含对企业不利的信息;既包括与企业传播内容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生活者自身所感受的产品、服务等方面的信息。
具体就组织传播中的企业传播而言,紧紧抓住“微博”这一机遇,小米以低成本的“微博营销”而拥有广泛的粉丝群,是成就小米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传统企业如GE、ABB、碧浪等企业,也纷纷开通自己的微博,以鲜活的、有趣的、互动的形式吸引了大量粉丝,并且改变了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严肃、传统、古板的形象。
了解新媒体沟通形态下大家普遍认为,小米在商业模式尤其是传播手段、营销手段上有很多“毁三观”的做法,所以造就了它现在的成功。在小米的内部管理中,一改以往企业开会讨论问题的形式,而是“不开会,甚至做出的决策都不发邮件,有什么事情就在米聊群里解决,连报销都在米聊截个图就可以了。”
新媒体时代,数字传播时代充斥着风险与挑战,也充满了机遇和期待,这种变幻莫测是一种魅力。直播时代和信息海啸的特点,使得企业作为生活服务者必须每时每记得迅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信息,发现危机,即时应对;挖掘机会(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是这个行业的价值,也是做任何事的动力。——通用电气中国区公关总监李国威 ),动态传播;发现可利用的资讯,支持企业的整体发展。
微博的迅速发展首先让企业感觉到的是“微”机四伏。
“微”机首先是危机。
对中国的企业来说,2009年以后有很多企业遭遇到了微博之“痛”,一些企业开始设立专门的高管负责应对微博。但“微”机同时还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已有一些企业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间中蕴藏的机会,但是却发现现有的管理框架和传播思路不能得心应手,或者根本无法应对这种变化。
三、组织需要改变现有的管理架构,充分发挥传播的价值
对企业而言,在新媒体环境下,危机随时可能形成,而传播随时要跟进,同时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企业必须把传播提升到战略和管理层面,改变现有的管理框架,单独建立传播管理部门。
传播管理需要落实到企业的组织机制上,通过对传播管理的重新定位,调整现有的组织架构,提高传播管理在组织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带来的价值,支持企业的整体发展。
然而对于传统行业来说,组织创新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原来由工业文明时代引进的组织形式已经失效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二是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处于什么时代,随着时间的变化,组织必然会变得官僚、涣散和僵化。这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一个组织是很难自我改变的。
小米创始人雷军认为,相比互联网和工业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很大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速度发生了变化。第一,在互联网时代,你还可以慢慢做一件事情,有了好产品再出去,但是如今你的产品两三个月不被人所接受,可能就死掉了。第二,移动互联网时代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叫 “先进用户引导型创新”。这意味着组织要更贴近用户,不是从上往下,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融为一体。过去的工程师都是闭门造车,小米的文化是工程师必须面对用户,必须在微博、论坛、线下等渠道与用户沟通。
小米把管理员工的权力从老板身上转移到用户身上。
移动互联网时代必然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要扁平化,每个部门要小巧且灵活。
参考资料:
关键词:物质帮助权;灾害救助;自然灾害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020-02
当地震、雪灾和旱涝灾害发生时,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灾难过去后生活可能陷入困境。对于这种因不可抗力引起的个人生存困难,是否应当由国家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救助的依据是什么?救助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又如何确定?国家的救助义务对应着公民的获得救助的权利,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实则建立在对这种权利的分析之上。这里所提到的权利,就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物质帮助权。
一、物质帮助权
(一)物质帮助权的宪法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修正案第23条“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宪法条文所表述的基本权利通常被称作物质帮助权。
(二)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属性。我国宪法条文中所表述的物质帮助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根据某些学者的二元划分理论,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由自由权和社会基本权两大部分组成。自由权是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包括公民权与政治自由,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求司法救济。人身权、财产权、自由、政治自由等都是典型的自由权。而社会基本权是一种积极权利,包括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具有可诉性,不可以被法院执行。受教育权、劳动权以及获得物质帮助权都属于社会基本权的范畴[1]。社会基本权与自由权最本质的差异源自其思想基础,社会基本权是平等价值的宪法体现,而自由权则是对自由价值的优位选择。承认人自身所拥有的固有尊严,并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能够保持社会相当生活水准,这就是社会基本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简而言之,就是能够使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是常态下对人生存权利的保障,而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种种足以破坏这种生存状态的风险,诸如失业、疾病、残疾、衰老、灾害等,要排除这些风险,单靠自我调节或私人领域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公共领域的政府干预才能实现。此时,在特殊情况下,公民需要通过提出物质请求,由国家给予帮助,从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从逻辑上看,社会基本权,无论是受教育权、劳动权还是物质帮助权,其本质都是对人生存权利的保障。而物质帮助权,在此借用某学者的观点,可以定义为“公民在面临威胁其生存的社会风险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保障和社会服务,使之维持生存并达到相当水准的权利”。
(二)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物质帮助权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普遍性。物质帮助权为一国的全体公民所享有仅意味着每位公民拥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能力,而非取得主张这一权利的现实资格。宪法条文规定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为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不包括遭受自然灾害生活陷入困顿的公民,国家没有提供积极救助的义务。而事实上,根据前文对其权利属性的论述,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或者说享有请求国家物质帮助的现实资格的主体,并不应当局限于宪法第45条所列三种情形,而是所有生存权利受到各种无法自力调节的社会风险威胁的公民。综合考虑宪法修正案第23条“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近年来各层次社会保障立法的出台和不断完善,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三)物质帮助权的义务主体。有权利就有义务,与公民的物质帮助权相对应的就是国家的给付义务。国家的给付义务是宪法上的义务,一直以来,国家作为社会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当然地承担着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责任。国家的该项义务可分为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两部分。
国家的行为义务主要有三项:制度设计、财政支持和事务管理,分别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来完成[2]。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必须首先以国家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规划来加以确认和实现。完善的制度设计是保证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前提和起点。除制度设计外,国家还需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履行直接的给付义务。虽然国家的直接资金供给并不是公民获得物质帮助的唯一途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国家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在不断弱化,但是目前,由政府通过税收、干预和再分配政策,向公民提供公共资金仍旧是物质帮助权赖以实现的主要形式。而完善的制度设计、有力的财政支持都离不开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它贯穿于物质帮助权得以实现的整个过程以及各种领域中,涉及到直接的事务管理、资金管理和监管制度等。国家承担的结果义务,是指国家不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必须保证物质帮助权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即满足权利主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四)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客体。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形式和标准。物质帮助权的权利客体,包括但不限于有形物,如金钱、物资、房屋。社会服务如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形式的利益,都可以是公民向国家请求的对象。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为本国公民提供物质帮助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主要有最低生活标准、平均生活标准、原有生活标准三种。所采用的标准越高,相应对国家权力介入的程度要求也就越高。为了保持平衡,考虑到社会效率,这一标准决不应当高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和受帮助者的原有生活水平。
二、基于物质帮助权的灾害救助
(一)概念的提出。从前文的界定,可将物质帮助权划分为三个层次的权项:第一层次是社会救助,指公民因遭遇自然灾害或意外伤害而生活困难时有从国家获得救助的权利;第二层次是社会保险,指本来拥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因劳动能力的损失或劳动机会的缺乏而临时或永久地不能劳动,而致生活困难时有获得补贴的权利;第三层次是社会福利,指公民在基本生存权获得保障的基础上,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享受各种福利设施、福利补贴和福利服务的权利。因此反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当自然灾害发生,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受到极大的威胁,国家是否应当积极履行救助的义务?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自然灾害中公民享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属于物质帮助权中第一层次,即最低层次的权项。这一权项所对应的,就是国家对灾害的救助义务。
(二)我国灾害救助制度中的问题。在我国,灾害救助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相比较,似乎更加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相应的规范残缺、主体缺位、程序混乱,更遑论监管机制的完善、权利救济的薄弱。
1、救助的规范依据。目前,我国只在自然灾害救助领域备有《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民政部若干规章等较详细的规范,其余则仅为散落于各应急单行法律、法规、规章、预案中的片言只语。而作为应急基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仅在其第61条第2款进行了规定。一言以蔽之,零散杂乱、抽象欠缺操作性、位阶不清。在相关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是问题出现以后再寻找对策,缺乏前瞻性和常规性。由此产生大量零散而缺乏协调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并且彼此间层次混乱,缺乏可操作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法律层面,有关自然灾害的灾害救助规定基本缺位。
自然灾害的灾害救助,是否应当作为法律保留的事项,理论界向来争议颇大,笔者认为,从自然灾害灾害救助的特殊性考虑,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行政法规规章的存在是必要和急需的,因其可以针对现实需要作出及时的反应。但是,即使是制定低位阶的行政规则,其制定主体也应当适格,有规范的制定程序和明确的适用范围。并且,要构建科学合理并能长期适用的灾害救助制度,必须依靠以宪法法律为主导的规范体系的建立。
2、救助主体。根据前文的论述,政府代表国家履行灾害救助义务是责无旁贷的。受害人所在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是否也是灾害救助的义务主体,就值得商榷。在现实状况中,向受害人提供灾害救助的主体,其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政府是承担主要责任的主体,它直接向公民提供物资、社会服务及其他利益,如就业机会等。同时,政府还作为引导者通过调动企业、个人、社会的资源来提供保障。社会上的企业、个人和各种组织提供救助的形式主要为捐赠物资、提供服务,可以说既不存在宪法的义务,也谈不上普通法上的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性质的帮助,没有强制性,因此是极不稳定的。受害者所在用人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他们通常是在国家政策强制,或者在已办理社会保险的情况下提供有限的救助。总的来说,在灾害救助制度中,国家是第一义务主体,负有终极义务和责任。相比之下,用人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较为次要。
灾害救助的义务主体是否应当多元化?传统观念上的国家中心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将本属自身承担的主要责任转嫁给第三方。笔者认为,在自然灾害的灾害救助中,国家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有二,首先,国家提供救助的程度受制于财政状况。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估量,若光倚靠国库填补,必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将最终转嫁到所有公民身上。实现物质帮助权在内的社会基本权利,需要国家的能动和强力,并且要求投入大量的成本。因此国家在保障社会权实现的同时,必须警惕可能对公民自由权造成的伤害,将国家责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其次,在灾害救助的整个事务管理和监管机制中,国家都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依赖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机构来运行。特别是公共资金的管理、分配以及监督,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不透明且低效率的状态,弥漫着官僚化的作风。从以上两点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甚至是慈善机构、宗教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他们在自然灾害灾害救助中的作用并不应当被弱化,相反,政府应当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法律、政策以及事务管理上的引导和支持。明确非国家行为体在灾害救助中的多重作用,如资金供给、就业机会的创造、对国家机构的监督等等。非国家行为体,除用人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可能涉及到社会立法上的义务外,其他基本上在灾害救助中都不负有普通法律上的义务。因此,国家在灾害救助中的义务与作为宪法层面上的义务,即便在需要社会因素介入时,也不应当被弱化。国家在整个灾害救助体系中处于主导和统筹协调的地位,他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是此消彼长,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心责任的承担者。
3、法律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如果没有赋予公民相应的救济权,灾害救助就只是国家给予公民的施舍和恩惠,而不是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公民正当权利的行使[3]。由于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宪法诉讼体制,宪法基本权利的实践模式,是通过普通法律将宪法权利具体化后加以保障。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一般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进行救济。而对于没有通过普通法律具体化的权利,则很难获得救济。无论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自然灾害救助紧急预案》还是民政部的若干规章,都没有为未获得灾害救助的公民提供救济的依据。因此,公民不仅无法获得宪法层面上的救济,而且也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笔者认为,在自然灾害中提供灾害救助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政府不积极履行或者拒绝公民提供救助的合理请求,公民有权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立法者应当在法律中确认,当公民的该项权利受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寻求救济。通过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或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当然,若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法院直接援用宪法条文来作为审判依据,能够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完整的救济,避免宪法基本权利被“虚置”的尴尬局面。
1.当前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类型
对于大学生而言,风险应定义为在大学学习生活期间客观存在的影响学生包括学习、人生安全、就业等一系列既定目标簇群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本文按照风险的损害对象,把大学生可能面对的风险列为以下几类:
1.1 人身风险。人身风险是大学生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风险表现形式。当前大学生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对风险的预测与防范能力明显不足。
1.2 心理风险。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随着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人际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从而引发各种程度的心理风险,这种心理风险一旦夸大则很有可能进一步诱发人身风险的产生。
1.3 思想风险。大学生作为接受新事物最迅速、最全面、最彻底的一个群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与不良风气的冲击也是最广泛最深远的。在这些不良社会思潮的作用下,大学生群体可能出现思想政治立场不坚定,言语激进、功利心重、集体意识淡薄等不良表现。
1.4 学业风险。学业风险是大学生群体特有的风险表现形式。每所院校每年都有个别学生因考试未通过、在校期间受到纪律处分等原因无法按时毕业。由此产生的学业风险对大学生身心发展与求职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
2.高校学生管理风险的主要特点
2.1风险具有客观性。风险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高校学生管理风险无法消除,只能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降低其出现的概率与造成的损失。
2.2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的不确定是风险自身的基本属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高校学生管理风险往往是难以预期甚至是无法预期的。
2.3风险具有可积累性。风险能够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自身强化,这种强化在绝大多数情况是正强化,将加剧风险系数与损失。
2.4风险具有相对性。即风险的性质与后果因时间、空间和作用对象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类风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可能有不同的发生概率与损失。
3.当前高校风险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大学生的风险察觉与防范意识普遍不高。当代大学生危机觉察程度普遍不高,在思想上对潜在的危险或情况的变化缺乏敏锐的嗅觉,甚至当身处危机之中时仍浑然不觉。大学生较关注人身风险、就业风险等短期可预见的风险,但对心理风险、诚信风险、学业风险等潜在风险缺乏必要的防范准备。
3.2高校风险管理的系统设置有待完善。近些年,许多高校都制定了针对各类学生群体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组织,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然而,此类应急措施与管理办法多是针对校园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显性风险,但对学生就业风险、学业风险等潜在风险的管理方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管理此类风险的长效机制。
3.3大学生各类风险识别与控制存在一定难度。风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不确定的事件组合。因此,不论学生个人还是校方在识别风险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难度。通常我们用风险系数来衡量一个风险的发生概率。学生工作的主体与客体对于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风险较容易识别。
4.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工作风险管理系统的对策
风险管理,是个人、家庭、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纯粹风险时,所采用的一种科学方法。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学生管理风险的客观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全面依托风险管理的理论体系,对高校学生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科学系统的识别、监测、评估与处置。提升学校与学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尽可能降低因风险而引发的损失与不良影响。图1:高校学生工作风险管理体系
4.1确定风险管理目标。建构高校学生工作风险管理系统,首先应当科学的确定大学生风险管理的目标。要充分考虑目标是否符合所在高校的发展使命,是否能确保目标是可行的,以及达到的目标所需要的软硬件资源是否成熟等方面的因素。
4.2风险监测与识别。对大学生管理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监测与识别是对高校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一是要确定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建立科学评估机制,发现学生的行为潜在风险,为之后的科学干预做好准备。二是建立参与面更广、覆盖面更大的监控主体。要广泛发挥高校中监测部门的主体作用,形成网络化、制度化的监测体系。三是要构建大学生行为风险信息平台。尽最大可能收集大学生异常行为信息,建立科学的行为评估方法,对潜在风险与风险积累进行评估。
4.3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学校管理部门进行风险干预的重要依据。学校在制定风险评估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要通过具体的基层工作掌握信息、了解情况,并通过工作经验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估量,又必须借助数理模型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定性定量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