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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049-02
一、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在不断发展,各种学派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不同看法,但归纳起来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变量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1.利率传递途径。利率传导理论是最早被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但从早期休谟的短期分析、费雪的过渡期理论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中所涉及的利率传导理论均未得到关注。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及IS-LM模型的建立才正式引起学术界对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水平i投资I总产出Y。
2.信用传递途径。威廉斯提出的从贷款人信用可能性学说是最早有关货币政策信用传导途径的理论,伯南克则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渠道两种理论,并得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即使利率没发生变化,也会通过信用途径来影响国民经济总量。信用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贷款供给L投资I总产出Y。
3.非货币资产价格传递途径。托宾的Q理论与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则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非货币的资产价格传递途径。资产价格传导理论强调资产相对价格与真实经济之间的关系,其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资产(股票)价格P投资I总产出Y。
4.汇率传递途径。汇率是开发经济中一个极为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因而它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而关于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理论主要有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途径可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实际利率i(通货膨胀率INF)汇率E 净出口NX总产出Y。
二、数据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货币供应量选取M2、Ml、M0,规模经济变量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信贷规模选取国内信贷总值LOAN,利率选取60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其中: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M2=M1+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不含财政存款)
根据样本的可得性,采用2002―2008年的季度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研究分析,对变量进行ADF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等。
借鉴货币学派的研究思路,观测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利率与信贷规模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进而分析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作用。本文采用EVIWS软件对各调整后的宏观经济变量作ADF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时滞期大概在半年左右,所以本文所作的因果检验的时滞期LAGS=2。
三、货币政策非中性及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
对经济变量M0、M1、M2、GDP、LOAN、R分别取对数,用LM0、LM1、LM2、LGDP、LLOAN、LR表示。观察发现所取的数据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用ADF检验法检验其平稳性。
表1的结果表明:各经济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所以各变量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所以各变量间因果关系可以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检验。
表2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LM0、LM1、LM2是L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0.8%、99.2%和57.3%;LGDP是LM0、LM1、LM2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分别为99.9%、15.4%、99%。由以上测算结果数据可得中国货币政策在较大概率下表现为非中性,这也是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据此我们进一步探讨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传导机制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
结合表2和表3的测算结果可得:利率R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0%、57.2%和26.3%;信贷规模LOAN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分别为90.8%、98.0%和57%。所以中国信贷规模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大于利率通过M0、M1、M2作用于GDP的概率。
四、基本结论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效应显著。货币供应量与产出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金融界所研究的热点课题,然后至今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从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看,中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显著,即货币政策在中国具有非中性。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的主要原因有社会公众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另外,传统投资消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数量效应。
2.中国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从GDP对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检验中可知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积极放贷,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不断下降,而导致的货币乘数快速增长是货币供应量M2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当然基础货币在引发货币供应量变化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货币供应兼具内生性与外生性。但由于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增加以及商业银行由惜贷转变为积极放贷,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不断增强。
3.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是信贷传递机制。实证测算结果表明,在中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途径传导的概率大与通过利率途径传导,所以,信贷传递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在中国目前的政策市场上贷款与债券间的替代性并不完全,这也是满足信贷传导机制的前提。
4.在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操作目标应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上述分析中知道利率通过M0在较高的概率下能影响GDP。同时利率符合了目标选择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个基本原则。在相对比较完善的西方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利率是最主要的操作目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率的变化可以随时进行观测用以估计货币政策的效应,这是货币量或信贷规模所不具有的优点。另外,随着利率机制的改革,利率传导途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能够更灵敏的反应货币政策的效应。当然,在目前的体制中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尚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情况,各种利率间的传导关系也不完善。因此,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闻岳春,严谷军.西方金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郭菊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刘传哲,聂学峰.中国货币政策的传递途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4]李安勇,白钦先.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5]曾宪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65-02
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连接点和传送点,不同的中介目标会使货币当局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也往往取决于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从最初的以信贷总量、现金总量计划为代表的规模管理,到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组成部分,再到1998年正式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过程。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遇到了很大困难,一些发达国家也先后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选择了利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有关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决心[1]。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一)样本区间:1998―2005年的季度数据
我国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到1997年为一个阶段,1998年到现在为一个阶段。因为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成为央行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以1998年到现在央行公布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代表变量为M1、M2。1996年,我国正式将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M1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可控性不足,而M2的可控性相对较强,本文将M1、M2分别作为中介目标的代表进行分析。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代表变量GDP。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GDP的增长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因此,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利率代表变量:银行间七日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同业市场拆借利率由于能够十分灵敏地反映市场上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因而可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因此,本文选取了成交量最大的七日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为代表进行分析。
(三)数据处理
因为GDP、M1、M2的名义值包含了当期的物价因素,不能很好的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状况,因此,我们用1998年1月为基期的CPI季度定基比指数对数据的名义值进行调整,将得到的实际值作为考查指标。
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先采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分离出季节影响。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在对利率和GDP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分别对利率和GDP进行了对数调整来增加其可比性。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每个分析变量都无法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的,因此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是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表示。本文采用的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由于RGDP、RM1、RM2、LnRGDP、LnR都是单位根过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RM1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776.187+0.335498RM1+ζ1
(3.818613)(14.94971)
R-squared 0.881654
RM2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938.722+0.123013RM2+ζ2
(4.818430)(18.25647)
R-squared 0.917423
LnR与Ln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LnRGDP=10.73381-0.573347LnR+ζ3
(147.1241)(-8.046663)
R-squared0.763373
分别对残差ζ1、ζ2、ζ3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因为所得的残差ζ1、ζ2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RM1和RGDP以及RM2和R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残差ζ3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nR和LnR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并无长期均衡关系,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具有稳定的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对经济的长期稳定调控。这就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GDP之间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介目标的变动能显著地影响到最终目标。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还比较简单,这使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因此,当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合理的并应该继续坚持。
第二,目前,我国低下的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程度造成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而目前并不具备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正在减弱。不仅如此,利率管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控的主要原因。因而急需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同时应通过改革的推进,积极创造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操作条件。
政策建议:第一,针对货币供应量自身存在的弊端,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调节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针对当前的金融创新趋势,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相应合理的修订,增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和可测性。第二,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在确定主要目标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变化设定多个相关观测变量,以更好的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和预测。第三,在现阶段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同时,要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利率能够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促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利运行,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便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 丁文丽,刘学红.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2,(6)44-51.
[2]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 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J].金融研究,2006,(1):51-63.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连接点和传送点,不同的中介目标会使货币当局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也往往取决于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从最初的以信贷总量、现金总量计划为代表的规模管理,到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组成部分,再到1998年正式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过程。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遇到了很大困难,一些发达国家也先后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选择了利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有关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决心[1]。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一)样本区间:1998—2005年的季度数据
我国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到1997年为一个阶段,1998年到现在为一个阶段。因为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成为央行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以1998年到现在央行公布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代表变量为M1、M2。1996年,我国正式将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M1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可控性不足,而M2的可控性相对较强,本文将M1、M2分别作为中介目标的代表进行分析。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代表变量GDP。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GDP的增长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因此,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利率代表变量:银行间七日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同业市场拆借利率由于能够十分灵敏地反映市场上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因而可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因此,本文选取了成交量最大的七日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为代表进行分析。
(三)数据处理
因为GDP、M1、M2的名义值包含了当期的物价因素,不能很好的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状况,因此,我们用1998年1月为基期的CPI季度定基比指数对数据的名义值进行调整,将得到的实际值作为考查指标。
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先采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分离出季节影响。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在对利率和GDP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分别对利率和GDP进行了对数调整来增加其可比性。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每个分析变量都无法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的,因此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是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表示。本文采用的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由于RGDP、RM1、RM2、LnRGDP、LnR都是单位根过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RM1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776.187+0.335498RM1+ζ1
(3.818613)(14.94971)
R-squared0.881654
RM2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938.722+0.123013RM2+ζ2
(4.818430)(18.25647)
R-squared0.917423
LnR与Ln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LnRGDP=10.73381-0.573347LnR+ζ3
(147.1241)(-8.046663)
R-squared0.763373
分别对残差ζ1、ζ2、ζ3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因为所得的残差ζ1、ζ2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RM1和RGDP以及RM2和R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残差ζ3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nR和LnR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并无长期均衡关系,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具有稳定的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对经济的长期稳定调控。这就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GDP之间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介目标的变动能显著地影响到最终目标。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还比较简单,这使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因此,当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合理的并应该继续坚持。
第二,目前,我国低下的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程度造成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而目前并不具备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
【关键词】利率 信贷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调控主体在特定的操作经济环境下,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经过一系列的传导途径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介指标,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货币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争议,比如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运行的传导途径的争论。
一、利率传导机制
利率传导机制为传统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其途径是:在价格存在黏性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使得实际利率回落,从而降低资金成本,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收入。利率传导机制是凯恩斯学派调控经济运行理论的核心内容。凯恩斯(1936)在他的《就业,利息和通论》中指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是流动性偏好和投资利率弹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s(货币供应量)r(市场利率)I(投资支出)Y(国民收入)。但该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只进行静态分析,而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另外,流动性陷阱也会使利率传导机制失效。所以,希克斯和汉森(1937)建立IS-LM模型对货币,利率和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假设货币是外生变量,价格存在刚性,并且政策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会通过长期利率的变化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如果IS平缓而LM陡峭,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增加比较大;如果IS陡峭而LM平缓,则货币供给增加,使收入的增长比较小。从IS-LM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还能体现财政政策的传导过程和效果,并且在引致收入增长方面,效果比货币政策更好。托宾(1969)提出一个“金融资产结构平衡论”。该理论突破凯恩斯的许多理论框架。比如凯恩斯的二元资产论(货币和政府公债),指出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该资产的供给,而且取决于其他资产的供给。与托宾强调利率对金融资产结构影响不同,莫迪格利安尼(1971)引入“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通过利率对私人消费进行影响。他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利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金融财富增加,从而导致消费支出增加,产出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及其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因而利率期限结构方面的变化,必将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使这种变化产生相应作用。
中国除了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贴现市场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属于市场利率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直接制定。所以易刚(2004)指出要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的波动,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另外我国居民对利率并不敏感,所以下调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通过货币供给利率降低边际储蓄倾向部分储蓄转为消费资金刺激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好。方阳娥(2008)指出我国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入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主体,利率并不构成影响国有企业投资主要因素。
二、信贷传导机制
信贷传导机制的思想在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如Fisher(1933),Gurley和Shaw(1955)以及Goldsmith(1969)等论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时就有所展示。随着信息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分析方法的改善,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广泛注意。信贷传导机制一般分为银行信贷机制和资产负债表机制两类。银行信贷机制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而影响企业获取部资金。这一过程可以表示如下:公开市场的紧缩操作R(银行存款准备金)D(存款货币)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在Stigliz(1979)等提出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伯南克(1988)构造了CC-LM模型理论框架并提出信用论来解释货币政策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是即使在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信用供给的变动导致CC曲线的移动。当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寻求信贷的时候,银行贷款并不能与其他金融证券可以完全替代的: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尤为依赖,不能像大企业一样在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资产负债表机制是由BenS.Bernank和MarkGertler(1989)提出的,是指货币政策变化使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发生变化,而资产负债表反映借款人的净财富状况,从而有效抵押品价值变化,这样影响借款人获得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该机制归纳如下:R(银行存款准备金)M(货币存量)i(利率)NCF(净现金流)资产状况恶化L(银行贷款)I(投资)Y(收入)。Schmidtz(2003)指出存款准备金变化时会改变银行的贷款规模,而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存款,当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贷款资金的质量,从而影响投资消费支出。
中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规模相对偏少。银行贷款仍然占绝对比重。所以信贷传导机制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我国现阶段信贷机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货币资金由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实体经济传导过程的顺畅。不过,汪航(2010)认为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大企业,而对我国GDP和就业有巨大贡献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并且许多信贷资金并没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虚拟经济,比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投机市场,从而可能出现信贷质量问题。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周小川(2007)指出:充分关注微观基础,关注商业银行内部改革以及经营行为变化的趋势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速度和效果。因为银行部门的不稳健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另外在经济转轨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多使用价格类调控工具。
三、结语
本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回顾,可以从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争论中看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方面的。利率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财富传导机制,资产价格传导机制,预期传导机制和汇率传导机制等发挥传导作用的条件和效应是不同的。我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恰当地综合运用不同传导机制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从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起,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随经济体制的转化而逐步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为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弹性。逐步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适度调整利率结构,加强对利率渠道运行的监管。同时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并且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汪航.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考[J].中国证券期货,2009(2).
[2]王钰.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发展与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10(2).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