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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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柳来河”；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体系；实践机制研究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使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广西地区来说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柳来河”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就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简单的论述。

二、“柳来河”地区使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的现状

1.“柳来河”地区在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可依据的财政政策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为了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实施了“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虽然这个体制的实现已经使广西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政策。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是注重经济发展的状况，忽略了相关政策的发展，导致了“柳来河”区域经济体制在实施额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就会导致有一些人抓着政策的漏洞赚取一些不义之财，严重的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2.“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一些谨慎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冒险实施这种经济体制，因此这种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全部人民的支持，进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现象。要实现柳州、来宾、河池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体制，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打通这三个地区的交通，而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仅仅是依靠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政府的支持很难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进而就不能够实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3.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各个政府之间还没有实现利益的协调

在不同的地区，政府与政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的。为了能够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些政府经常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虽然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同时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但是在实行体制的同时各地的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在推进一些其他的项目，这就会导致在各个地区之间出现争夺资源的现象，过于不理智的资源争夺现象就会导致物价膨胀，并且会影响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进而违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初衷。

三、“柳来河”地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财政政策体系存在问题的方法

1.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出台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依据。为了能够保证“柳来河”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准确的实行依据，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出台一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使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额财政政策的支持体系，推动这三个地区产业的发展。另外，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还能够充分的调动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落后的财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提高。

2.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资金的支持

为了使“柳来河”这三个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体制，这三个地区的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但是仅仅靠这三个地区的资金投入很难真正的解决交通道路的问题。因此，为了能够使“柳来河”地区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一些一般性的资金来补助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还应该要争取中央政府对这三个地区资金的支持。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要放开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让一些民营企业逐渐的发展起来，进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3.要使各个区域政府之间的利益互相关联

如果“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不同地区的政府为了自己所处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会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应该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一定的联系，通过所建立的联系将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抢夺资源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解，各地区之间也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而共同作出努力。除此之外，将这三个地区的利益连接起来还能够使各个地区的政府之间互相合作，不会出现本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作出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在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能够使国民的经济得到有效的保证，就要求相关的政府以及管理人员实施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主要的经济体制是区域化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柳来河”地区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虽然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使用的财政政策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经过相关人员的研究都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区域化经济发展体制是一种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模式，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要对此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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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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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业梯度转移；产业集群；外向型产

一、湖南省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8年，湖南省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4280.2亿元，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156.64亿元，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8.4％，全省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8.0：44.2：37.8，与全国三次产业构成11.3：48v6：40.1相比，湖南省第一产业比重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湖南省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说明相对于全国而言，湖南仍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从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湖南省工业拉动GDP增长4.91％，高于全国4.1％的水平，说明工业增长是促进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与我国工业大省相比，湖南省工业的整体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如2008年湖南省的GDP为广东省的31.25％，但工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省的24.8％。但在中部六省中，湖南省工业增加值仅次于河南省和湖北省，排名第三，其中与湖北省差距极小，这说明湖南省工业在中部地区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的(见下表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数据整理得出。

从发展趋势看，工业崛起是湖南省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要夯实和提升湖南省工业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优先和重点发展湖南省的优势工业，只有选择在区域内有明显优势的工业重点发展，才能做大做强湖南省的工业，实现湖南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折发展，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发展。

二、湖南省工业优势

1　湖南省工业优势产业

本文采用产业梯度系数模型来分析湖南省的工业优势和劣势产业，该模型包括三个指标，一是产业相对规模，二是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三是产业相对资本产出率，能够较好地显示产业的比较优势，模型如下：

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资本产出率

一区位商=地区某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全国某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

比较劳动生产率=地区某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某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地区某产业从业人员

占全国某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

比较资本产出率：(地区某产业工业增加值/地区某产业的平均资本资本)/(全国某产

业工业增加值/全国某产业的平均资本)

以上三个因子都是从全国平均水平上来衡量区域产业状况的，也就是说研究区域各个因子的数值大小体现了该区域在全国范引内的相对优劣势。一个地区某产业的某项因子数大于1说明在该产业具有某一方面的优势，如果其三个因子都大于1则说明该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绝对领先的优势。梯度系数可以综合评判地区某产业的相对水平，梯度系数大于1说明该产业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且在地区间的产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属于优势产业。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湖南统计年鉴2008，计算了湖南省38个工业大类的产业梯度系数(湖南省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将产业梯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归列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湖南省工业大类中按梯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由高至低的产业依次是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石油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家具制造业、木利加工业、印刷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皮革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这十一大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是湖南省应该优先和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振兴湖南工业的希望和趋势。

2　湖南省工业区域集聚度高

近年来，湖南省工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继提出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后，湖南省又提出了“3+5”城市群区域发展战略。2008年，长、株、潭3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38.4％，“3+5”城市群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71.8％。区域工业集聚度的提升加快了区域内优势产业的整台和发展，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群和产业龙头企业，产业群规模效应逐步开始体现。在“3+5”区域内，以华菱为龙头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有色控股为龙头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长岭石化、巴陵石化为龙头的石油加工业、以湖南中烟为龙头的烟草制品业、以中联、三一为龙头的专用设备制造业通过外引内联，确定了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

三　制约湖南省工业发展的障碍

1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较少

受湖南省工业基础制约，湖南省企业总量规模偏小仍是一个突出问题。2008年，湖南省规模以上企业12391家，主营收入11285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平均销售额为0.91亿元，在中部6省中排名倒数第一；大中型工业企业家数为904家，在中部六省排名第四；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907亿，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五，仅高于江西省的4068亿，远低于排名第一的河南省的13004亿元。由此可见，要壮大湖南工业经济的整体实力，务必将扩大总量规模摆在突出位置。

2　外部投资对产业发展推动力度弱

受地缘因素和湖南省产业结构影响，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呈现家数少、产值低的特点，以2008年为例，湖南省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010亿，排名第5，仅高于山西省的626亿；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97.8亿元，港澳台商投资额102亿，在中部六省排名均为第六。相比之下，与湖南比邻的广东省港澳台投资额和外商投资额分别高达1562亿和936亿元。湖南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外源性支持乏力的状态。难以实现跨越式高速发展。

3　外向型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湖南省的产业基本上是内向型产业，出口拉动作用极小，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严重地制约了湖南省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例如：2008年湖南省进出口总额仅为125亿美元，在中部六省排名末位，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更是不足千分之五，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中仅排名21位。因为外向度低，对国内市场依存度大，使湖南省工业一方面易受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出现较大波动，另一方面无法利用我国入世后国际市场急剧扩大的市场机会实现工业和经济的外向型发展。

4　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

从长远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可能造成结构失衡，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消费失衡的困境，因此，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对促进消费，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有着重要和现实的意义。观察湖南省工业结构，可以发现，湖南省工业内部结构中，投资品产业偏重、消费品产业偏轻，装备制造、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建材等都是重化工业。2008年，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增加值1144.54亿元，重工业增加值2426.3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轻、重工业比值为0.32：0.68，工业经济结构中重工业突出，工业产品销售主要依赖投资需求，易受国内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四、促进湖南省工业发展的对策

1　发展优势工业产业、推进区域间产业转移

湖南省工业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有所取舍，只有将资源重点投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才能保证发展的效益和速度，湖南省必须坚决地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门类齐全、固守一方的工业小而全的封闭状态，重点发展优势产业，通过区域竞争和合作，加快优势产业在区域内的整合力度，利用“中部崛起”的政策和机遇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机遇，促进区域内优势产业的迁徙，通过提升湖南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加快对区域内资源的引入和整合，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和规模优势，同时将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外移到其它地区，使优势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2　延伸优势工业产业链、促进产业群发展

湖南省应以优势产业为核心，延伸产业链，充分利用长、株、潭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城市群的优势，大力发展园区经济，通过发展核心产业，促进上下游产业向核心产业的集聚，延伸湖南省产业链长度，要围绕龙头企业，发展零配件工业，大力推动关键配套产品和零部件生产，提高省内配套率，促进关联企业地域上的集聚，加速形成产业集群，要鼓励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大力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以产业链为纽带加快省内外兼并重组，形成企业集团。

3　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

湖南省要加速推进工业化，提升工业战略地位，就必须立足全球视野，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湖南省应抓住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以发展加工贸易为重点，积极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的转移，应创新招商引资理念和机制，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招商引资平台，积极引导外资和港澳台资金重点投向湖南省的优势产业，实现优势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积极培育和扶持出口支柱产业和出口龙头企业，使湖南省的工业产业优势逐步转化成出口竞争优势，重点支持中联、三一、山河智能为龙头的专用设备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实现湖南省产业优势与出口优势的结合和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实体经济；问题；研究

一、我国实体经济的地位与发展现状

实体经济是关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过程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因此，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在稳步中前进，就必须打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然而，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实体经济融资难、成本高的现状和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问题。

二、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

随着金融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压力。近几年，房地产业，银行理财策略和虚拟经济领域的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流入，社会闲散资金更多的流向银行等金融企业，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的融通，具体而言，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内部原因

1、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理念不完善，经营风险高。很多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产权不明晰，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 实体经济生命周期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一定程度抑制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

2、大多数实体企业规模小，效益不稳定，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不大。调查表明，50%以上的中小实体经济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无序且运用效率低下，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质疑，从而降低对实体经济单位的资金供给。研究表明，68%以上的企业的信用等级在3B或3B以下。这也不利于有闲散资金的居民对其进行投资。

3、市场失灵。由于有关资金融通的消息流通不畅，银行和实体经济单位人员对同一消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实体经济单位相对而言是信息贫乏者，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4、实体经济缺少必要的担保抵押资产，缺乏足够的信用担保机构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体企业的融资。

（二）外部原因

1、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转化机制不顺畅。从信贷规模上看，由于我国居民大多偏向于保守型，更愿意将自己的闲散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用于投资，因此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从信贷结构来看，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实体经济的资金有效供给不充足和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找不到满意的投资渠道的问题同时存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意识宣传不到位、机制不畅，导致资金周转率较低，二是信贷结构不合理，银行贷款在投资时存在偏斜，大多数流向大的国有部门而极少流入中小实体经济，从而形成了资源配置不合理。

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不平衡。我国以银行业间接融资为主，因为它灵活方便、安全性高；相反，筹资成本低、效益高但风险较大的直接融资比例较低。我国债券市场不甚发达，削弱了市场对于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还使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增加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3、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不完善。金融交易机制和金融工具创新水平低，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等基础性产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但因其发展中模式单一，不能适应多样化的交易需求，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4、金融机构体系和融资策略的不合理。我国工、农、建、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其规模大，信誉好，在存款、贷款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绝大部分资金聚集于银行，而银行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减少不良资产的增加，减少对实体企业的投资与服务。

5、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府的政策更多的向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典型代表的虚拟经济倾斜，而很少有相关政策给予实体经济优惠与便利，或者即便是有，其实际落实也没有完全到位。

三、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办法与建议

1、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激励作用。引导货币信贷更多的投入实体经济，提高对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关注度。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层次化、规范化、严谨化程度，使得货币的投向更加高效合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畅通有效。

2、促进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大力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完善股权机制和上市机制。鼓励企业上市，能够通过发行股票与债券进行筹资，从而扩大上市融资规模，建立健全创新服务体系。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服务于金融实体，为其提供更多的营运资金，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3、中央银行通过适时修改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市场操作业务，增强资金的流动，加快资金运转转速度，从而增强银行放贷能力，并有效增加流通中所需的必要货币量。

4、实体经济要对自身现有资源进行充分挖掘与利用，促使实体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增强企业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以尽可能达到更高的融资要求。银行也应注重解决对实体经济融资时程序繁杂，手续过多，附加贷款条件多等问题，减少实体经济融资中的阻碍。

5、促进金融信贷投向经济社会的重点领域。加强对辐射范围广、协动效应强的强的重大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例如，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因其创新强、技术高、前景好，当其优先发展壮大后，能更好的带动创新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企业发展。

6、切实落实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各相关部门加强合作，优势互补，逐步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客观上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心。

7、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鼓舞民间投资活力。消除个别领域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坚持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资资本机会平等、准入标准统一的发展原则；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公正和谐的内部环境。

四、总结

为了切实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金融业要增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在“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下，加快金融产品，业务模式的创新，促进金融与互联网融合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也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力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使实体经济盈利增加，从客观上推动金融业更好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燕小青.民间资本、产业资本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J].齐鲁学刊.？2013（05）

实体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第5篇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结合发展的产物，是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

（一）发展目标一致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形式，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目标一致，具体表现为：互联网金融可优化配置资源，增强资金活动的透明度，将金融服务范围拓展到中小微企业，甚至是个人借贷，进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充足资本。从本质上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足点，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另一方面提高对社会经济的服务能力，这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谋而合。

（二）以实体?济为基础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是实体经济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创新活动。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引起各方投资者对资金需求量的不断增大，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开拓了空间，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体。同时，实体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增加了社会闲散资金，为互联网金融整合利用社会资金提供了物质来源。所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保障，其发展态势是否稳定决定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情况。

（三）相互促进与推动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带来了冲击，促使传统金融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下必须拓展服务职能、优化运作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引入先进互联网技术，从而增强传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以网络为平台的借贷业务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难以实现的金融职能，对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潜在发展矛盾

互联网金融具备经济虚拟性的特点，在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如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出现严重的虚拟经济膨胀问题，则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稳健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此外，互联网金融无节制地过度发展，会吸收更多的人才、资金和社会资源，这势必动摇实体经济的根基，导致实体经济步入衰退期。

二、互联网金融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战略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发展现状，为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发展，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应当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具体如下：首先，严把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关，通过制定牌照发放标准、设置最低注册资本金、落实风险准备金制度，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抵抗能力，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事前控制。其次，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制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产业政策，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运行秩序进行严格监管，增强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适应性，从而推动我国金融体系向市场化的方向变革。

（二）加快互联网金融资金流动

为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渠道单一闭塞的现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驱动互联网金融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加大政策引导。政府可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优化配置互联网金融为企业提供的信贷资源，使信贷资源能够服务于满足政策扶持要求的中小微企业。政府要明确政策补贴对象的企业类型、交易规模、交易增长率、注册资本、信用等级等方面的要求，保障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互联网金融资金的支持。其次，建立资金评价机制。政府应构建起完善的资金评价机制，在全面收集评价信息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将其作为改进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

（三）促进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共赢

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因自身发展规模的限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时遇到了资金供给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引导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首先，银行可将吸纳的资金流向互联网金融企业，扩大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储备，促使互联网金融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小额贷款服务。其次，互联网金融要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数据库，建立客户信用评级机制，促使互联网金融的客户信用信息与银行的客户信用信息实现对接，降低信贷风险。再次，银行要引入互联网金融技术，创新服务模式，积极开发“线上+线下”的业务渠道，提供线上支付、交易和业务处理等服务，逐步实现自助服务智能化，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方式。

（四）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应健全和落实相关监管体系，避免互联网金融出现泡沫经济，从而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根基稳固。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要采取分级监管的方式，综合发展以行业自律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三级监管机制，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同时，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建立起信息平台，向社会公众披露项目资金运作、预期收益、投资期限等相关信息，并且及时重大风险事项以及可能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互联网企业财务状况提供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