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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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播手段；人际传播；传播模式；网络信息传播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022-03
谣言不同于流言和谎言。流言是广为流传而无根据或来源的说法；谎言则是说话人通过刻意隐瞒或者提供错误讯息的方法，提供与其记忆中不符的讯息的行为；而谣言则是指在未经过官方明确表态或证实之前便广泛传播的消息、信息，其内容的真假具有不确定性，它是一种特定的观点，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缺乏可靠的证据。对于谣言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始于二战。
一、网络谣言的特点
近期我国社会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强、隐秘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等新特点，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
网络信息渠道、评论、转帖以及转发等功能的便捷性，使得谣言一经发出，便可通过受众得以迅速扩散。相比传统媒介其在这一点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加之“先入为主”的规律使得网络谣言在传播中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抢盐”这则谣言短短几天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浩然大波，就能充分体现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快速的扩散性。
网络谣言的传播，实际上就是信息源不断放大的结果。换而言之，每次谣言的兴起都是在第一时间里，官方信息便因各种原因的缺失，使得网络谣言的信息源理得以不断扩大，逐步在信息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网络谣言信息传播过程其实质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信息博弈过程。
网络谣言总是披着可信性信源、纯洁传播动机的华丽衣裳，再加上“动之以情”的传播方式，使受众对其深信不疑，进而与传播者产生共鸣，此时传统媒体如对受众的说服过程中方式稍有不当，会再次在博弈中失利。霍夫兰曾经对信源可信性与说服效果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抢盐风波”中，谣言传播者通过网络将谣言散布，受众在收到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周边的人，基于这种关系的信息接受者，毫无疑问认为信源具有高可靠性，对其传播的内容通常不加任何质疑。
谣言的传播通常会经历孕育期、散播期、控制期，也有研究称之为形成期、期和衰退期。而在每个谣言传播阶段中，都是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系统，每个人可能处于以下三种状态中的一种：没有听过谣言的人（ignorant），谣言传播者（spreader），听过谣言但不传播的人（stifler）。
图1
当最先散播谣言的人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之后，他会传给I和S这两类人，观察图1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无限延伸且循环的过程即不论尽力多少个阶段，终究有一支会重复第一支的传播模式。
二、谣言传播强度公式
谣言的温床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素质，通俗地说“愚昧与谣言的传播是有内在联系的”，谣言往往广传于缺乏一定识别能力的群体之中。对于个体而言，谣言产生并传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谣言内容的重要度和模糊度。1947年，美国的社会心里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通过各类实验以及实践后，提出了著名的谣言强度公式：R=IA，R=谣言（rumor），I=重要度（important），A=模糊度（ambiguity）。
根据重要度（表1），可将谣言分为与个体利益密切相关的谣言和与个体利益不想关的谣言。例如一直被炒的沸沸扬扬的2012玛雅“世界末日”预言、“抢盐风波”、“动车追尾”等都属于这一类。
表1 重要度
玛雅预言 抢盐风波 动车追尾
生命 健康 生活环境安全度
如表1所示，这一类的谣言的主题和内容与个体的生命、健康情况以及生活环境安全度等息息相关，个体选择相信或传播谣言时通常会考虑自身或其相关的群体（如亲人，朋友等）的利益。
另外一个因素，模糊度（表2动车追尾事件）。即谣言的产生及传播推动力就是其“不确定性”的特点，受众对所传播的事件或信息的真实性并不十分了解，也难以辨别，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个体都会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接受谣言。
作为谣言传播的信息必包含一个与受众利益相关的承诺或威胁，此条件下信谣与传谣则已转变为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过程，不同的结果使受众产生不同的收益，即：认为相信谣言会带来更高的收益；如谣言结果一旦是虚假的，那么相信谣言的实质上会减少收益，而不相信谣言则会带来更高的收益。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受众依据周围人对谣言的态度来决定自己对谣言的态度，这种从众心理往往导致谣言更加疯狂的传播。
1953年克罗斯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谣言强度公式进行了修正，他认为R=IAC，其中C=判断能力（critical ability）。这里我还是以“抢盐事件”为题材，做了一份调差问卷如图2。
图2
根据饼状图2和3所呈现的数据，可得出，当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工作级别越过就可以使他的判断力增强，判断力的强弱对于是否接受谣言有很大的影响。
图3
三、因素“T”对强度公式的影响
通过对强度公式的反复研究，以及对现代社会谣言传播现象的归总，我发现，时间节点这一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网络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如果其它三个因素都是相等的，那么当谣言传出的时间越早，传播力度也许就能越强，影响力也就越大。而这个早与晚的转换点就是官方发表辟谣言论的时间。
这里我想用由日本核泄漏而致“抢盐”事件的整个过程来进行分析因素T的重要性（见表3、表4）。
于此同时，3月17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紧急通知。
通过表3、表4、图4可以看出，谣言的传播，与传播效果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当谣言达到峰值的时候，传播效果也是是峰值。换而言之，在此博弈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7日之前包括17日，在信与不信之间，大部分受众是选择信谣，从他们信谣后采取的行动——“抢盐”就能看出在这场博弈中信谣取胜，而17日之后包括17日，食盐销售量成骤降趋势，因为17日的官方辟谣会。由此可以看出时间对于谣言的盛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图4 谣言期间食盐销售情况（以河北省为例）
四、谣言传播公式推算
通过上述表格，就是因为，它的时效性。所以，我们可假设在谣言传播的强度公式中加入一个要素T=时间（time），即R=IACT。T=T1+T2，T1=辟谣言论前的时间点，T2=辟谣言论之后的时间点。
我们可在T1，T2这段时间，设一个共同的始点T0，T0=为事情发生的时间。我们这里有三种假设：
1.如果T0到T1和T2之间的距离相等，那么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相互抵消的，达到一个力量均衡的效果，我们可以理解为，谣言与辟谣同时出现并马上消失；
2.如果T0到T1的距离小于到T2的距离，那么T1就会先到达T0，这样以来，T2就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在这一状态中，谣言的影响力在理想状态下是能达到峰值的；
3.如果T0到T1的距离大于到T2的距离，T2就会处于权威性状态，这一阶段下谣言的力量达到最低值。
就时间因素T而言，当T0到T2的距离—T0到T1的距离，值越大，谣言就越容易达到峰值，也就是它越能达到传播力度大，渗透性也就越强，反之则弱。图4的曲线走势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T0=14日，T1=15日，T2=17日。14至15日为2，14日至17日=4，这个属于假设2的推断。
要想T2
五、结 论
谣言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社会存在，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有强大的判断力，洞察力和责任心，已不能奢望政府和官方能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周全的，都能做到即使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的社会难以彻底消除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我们只能对谣言传播的模式进行研究从而来降低谣言的影响及渗透力。
谣言现象其实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体现，唯有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彻底根除谣言现象。
换而言之，谣言现象是人与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镜像，它让我们看到了人与社会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
[1] 杨政论.谣言的实现机制及其社会后果[J].未来与发展，2011（9）.
[2] 王灿发.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模式构建及消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6）.
[3] 欧英男.分析谣言传播扩散的生命周期[J].今传媒，2011（7）.
[4] 张芳等.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人际传播谣言仿真模型研究[J].系统仿真学报，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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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汤凌飞.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现象解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4）.
[7] 江小奕.网络谣言传播现象研究[J].southeast communication，2009（4）.
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媒体赋权 网络谣言把关 人议程设置 公共领域
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在大众传播领域中，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的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个人拥有信息并允许自由的交互成为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独特个性。一方面，伴随这种“个性解放”，越来越多的，原本不占有信息传播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新媒体技术与媒介赋权使之传播影响力量强大，影响范围深远的信息，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介产生的“沉默的螺旋”效果。另一方面，这种个性也借助新媒体平台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给予特别是信息匮乏者快速和大量的信息，随之而来的信源的增加，信息量的膨胀，产生了信息的熵和冗余，熵成为了谣言，而冗余则促使谣言传播范围的扩大，影响加深。
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上“自上而下”的赋权导致使用新媒体技术者“自下而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群习惯于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突然被拉上舞台，显然，已失去了控制，网络谣言便组成其中之一。
一、 新媒体的畸形赋权
源自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赋权（empowerment，或“增权”），原出自人力资源理论，管理学家奎因・米勒说：“赋权是指下属获得决策和行动的权力，它意味着被赋权的人有很大程度的自和独立性。” [1]即，赋权是给予“权力”。而将赋权嫁接到传播学领域，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在《赋权与传播：来自社会变革的组织经验》中则视赋权为“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2]这种赋权便不再局限于上下级之间，而是包含着从属，平等，或依附等人与人群体互动中一切的关系。
反观中国社会，原本传统媒体如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就并非发挥着西方作为一只独立于社会之外力量存在的相同作用，而是作为依附于政治，“党的耳目喉舌”普遍存在着，媒体赋权本或赋予了管理上的权力，更不涉及人与人群体互动之间的权力。于是到了新媒体时代，在本来就源于制度上的缺失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畸形，越发变异的发展，一方面，传统媒介衍化出的官方新媒体先声夺人，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技术速成长起来的自媒体奋起直追，无意间造成了受众享有的皆是经证实信息的假象，再经过新媒体赋权后人人享有的信息平等交互能力，于是网络谣言成了自然而然的存在。
二、 网络谣言的失控传播
谣言，参照纳普（Knapp，1944）定义：“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实时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3]”因此，谣言并非是绝对的虚假信息，或可能被证实成为真实信息。加之，在传统媒介构成的“拟态环境”中，信息传播市场中流通的信息皆为经过证实的信息，使得信息接受者在进入到新媒体时代并未有所防备，但两者皆不能成为放任谣言传播的理由。新媒体赋予原本处于信息接受下游者更多的权力：一方面，信息接受者与传播者成为一个整体，使得“把关人”效果减弱；另一方面，获得信息自由交互能力的受众增多，参与设置议程的权力不再仅仅属于传统的大众媒介。最终导致了谣言借助网络媒介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影响，于是网络谣言失控发展常常失去“是否真伪”的本质，而“是否受人关注”才是借助新媒体赋权想要达到传播网络谣言的重点。
1.“把关人”消解。
传播学四大前驱之一的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首次提出信息传播中“把关人”。将其贯彻到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媒体，充当着传播这角色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志立提出：“‘把关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作为社会的代表对将要传播的内容进行筛选和过滤，使之符合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规范、化社会文化和理论道德的要求、符合广大受众审美和接受的心理。[4]”
长期以来，这些精心筛选并小心证实，使信息符合传播价值而产生的“把关人”，似乎与受众相安无事的：一面是传统大众媒介在议程设置中发挥着强大的调控作用，一面是受众在这个苦心经营的“温室”里无忧无虑地接收信息，在这个环境中，即使产生谣言，谣言产生的影响或在“把关人”可控制范围，究其根本是在这个环境下，很少有“把关人”建立起信息反馈机制。而到了新媒体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增加信息的反馈环节，“传输-反馈”借助新媒体平台同时实现了跨时空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获得赋权之后的信息接收者同时成为了信息传播者，两者身份的统一唤醒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传输-反馈”不再关注到信息是否属实，而是享受参与其中的，这也直接越过“把关人”的“把关”，于是造成网络谣言的肆意。
2.“议程设置”削弱。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麦考姆斯针对选举提出。强调“议程最后能否成为议程，实际上是议题支持者之间竞争的结果。‘议程设置’实质就是赢得媒介、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某些议程的注意。[5]”在传统大众媒介传播时期，这些能够有权力参与“议程设置”的机构往往与政治联系密切，与同行竞争相关，通过广告商的二次售卖，受众作为最终的消费者往往能够参与的机会很少。到了新媒体迅速发展时期，“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6]这些在原有的传统媒介环境下，不具有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草根群体”真正意义上有机会参与到“议程设置”这个环节之中。而在参与过程中，这些“草根群体”由于赋权时间短，组织不严密，制度欠完善，产生的“议题”往往为了获取利益，博人眼球，包含大量未经证实的谣言，再此之下参与“议程设置”，不仅削弱“议程设置”效应，更加打乱了原有的“拟态环境”。
同时，“议程设置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报道对象显著性的传输，第二层面是属性显著性传输。”[7]意味着信息传输过程中传播者会被忽视，也就说明着，新媒体赋权之下，原本有权发声的媒介和最新获得权力发声的媒介，传播的信息具有相同的权威影响。那么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最新获得权力的媒介一旦传播未经证实的谣言，对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的经证实信息有抵消作用。
三、应对网络谣言：实现再赋权
面对“第二媒介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呈现出去中心化，民主化，信息双向传播等特点，这些特点无疑与新媒体赋权紧密联系。因此，新媒体赋权则是无法逆转的大众媒体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媒介赋权产生信息“熵”和“冗余”，加大网络谣言传播能力与影响范围，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面对新媒介赋权环境之下的网络谣言：一方面，需要利用新媒介赋权或产生的媒介公共领域建立健全信息交互环境；另一方面，消除在新媒介赋权之下，诞生新产生弱势群体的“信息鸿沟”。
1.建立健全“公共领域”。
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原指17、18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等公共媒介所促成的一种社会公众讨论公共文本、进行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随着新媒体赋权带给更多人信息接受和传播的权力，新媒体平台将更有益于公共领域的建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新媒体赋权所带来的“把关人”消解，“议程设置”削弱导致大量网络谣言传播，这将导致公共领域声音嘈杂，内部混乱。同时，由于不健全的信息传播体制，或将诞生出新一批的失权者，但时下，新媒体赋权也已然成为趋势。因此，只有更好的建立健全“公共领域”信息传播环境，减弱网j谣言危害，严防“塔西佗”陷阱，才是因对新媒体赋权下网络谣言滋长的一种方式。
2.正向缩小“信息鸿沟”。
最初由蒂奇诺（Phillip Tichenor）等人提出的“知识鸿沟”随着信息传播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演化成当下的“信息鸿沟”，并在传统大众媒介造成的“老沟未平”，时下新媒体引发的“新沟又起”。而网络谣言与影响“信息鸿沟”存在的几个因素也密不可分：网络谣言的散步范围随着互联网接入与使用程度的提高，互联网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要求降低，网络内容（包括未经证实）急增而扩大，原本为进入到互联网信息空间的受众，利用“把关人”的弱化信息自由交互。表面上看，“信息鸿沟”的确在缩小，网络谣言存在也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新媒体给予以前的信息匮乏者更多的网络“言论自由权”，也同时在削弱原信息拥有者的声音，未经证实的网络谣言常常盖过证实的信息的程度加深，或造成的结果是并非是“信息鸿沟”往健全化的方向缩小，因此，一方面要利用新媒体赋权减小“信息鸿沟”，另一方面也要严防网络谣言利用“信息鸿沟”的缩小反而放大。
注释：
[1]E. M. Rogers & A. Singhal：《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3年第27期
[2][7]丁末：《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3]Knapp R：《A Psychology of Rumor》，《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44年第8期
[4]赵志立：《网络传播的社会控制》，《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的强烈地震,地震的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举世震惊。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地震的谣言和地震后次生灾害的谣言,相比之前的谣言,在当今时代谣言又具有了新的特点。自然的恣肆我们无法抗衡只能承受,然而研究人类社会中谣言的产生、传播、平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夏,中国的大地被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这血盆大口口吞噬了近七万条生命。大地的暴怒让经历过的人心有余悸,然而之后的种种谣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地震过后,水污染的谣言使成都人集中的抢购瓶装水,蓄水;全国各地多处出现了地震谣言,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恐慌——“广东省地震局澄清广州近日将发生大地震谣言 ;省地震局:鸡西市近期将发生地震纯属谣言; 青岛地震局辟谣:全市未发现地震前兆异常 ;对于网上流传的重庆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地震谣言最早起于5月28日、29日的陕西省地震局网站被黑客攻击事件,其后陕西省地震局通过省政府网站辟谣;北京市地震局分析认为,近期北京地区不会发生破坏性(5级以上)地震,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有关北京地区今晚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
1. 地震谣言的几个基本问题
1.1 地震谣言的定义
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定义“地震谣言是指来自没有地震预报权的单位或个人,带有地震预报内容(发震时间、震中和震级),并在社会上较大范围内传播,造成居民的心理和行为恐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信息。”
1.2 地震谣言的分类
此次汶川地震之后,我对地震谣言产生的客观原因进行了梳理。之所以按照原因分类是为了理清原因后,才能在应对策略上“对症下药”。在社会上传播的地震谣言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防震减灾工作被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连云港市,由于当地成立抗震机构和对地震知识的集中宣传,造成群众的惶恐。
(2) 个人地震预测意见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1年广东省海丰县,因内部预报意见外泄,人们纷纷出航避震,大吃大喝,影响到当时渔业生产。
(3) 地震预报意见、地震预报意见评审结果被泄漏引起的地震谣言。1986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就因为正常的地震工作会议,使得群众人心惶惶,抢购物资。
(4) 对自然现象误解引起的地震谣言。深圳、重庆彭水、青岛等地出现大量蟾蜍过街,水井混浊引起民众担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地震的前兆。奇特天象出现时,比如地球、月亮、太阳在一条直线上潮汐最大将有地震。
(5) 异地或海外传闻引起的地震谣言。中国网上最近也流传所谓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的“惊天大预言”:“2008年9月13日中国将发生9.1级巨大地震,震源在南宁和海南之间,并引发30米高的海啸,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可能冲击到日本”。
(6) 这次比较特殊的是,黑客利用网络技术侵入到官方的信息网站,恶意散步地震谣言。汶川地震后,有黑客多次入侵了陕西省地震信息网,并在网站上了“23点左右,陕西将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这一“官方消息”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恐慌。
2. 地震谣言的传播方式
从汶川地震发生后产生的谣言来看,谣言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树状传播,比如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一个人听到“地震消息”后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把消息散播给自己的认识的人。二是放射状传播,比如在网络论坛上,QQ群里散步地震谣言,这样信息容易地同时被无数人接收,达到极高的传播效率。此次尤为特殊的是,某黑客攻入陕西省地震局的网站,篡改消息,以“官方”的名义散步将有强震的谣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混乱。三是“漩涡”型复式传播,现在通常在一场完整的谣言传播过程中,往往既有人际间的口头传播和其他媒体的组合,也有大众媒体与网络之间的交叉。这种媒介的交叉组合容易形成谣言信息的“漩涡”型传播而积累更大的能量。这些方式都是以传统的链状传播模式为基础的,但是链状传播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了,一般都是口口相传。[1]
3. 地震谣言的发展过程与对应的心理状态
当前,有人提出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传播学方式: 在新旧媒体并行的时代,从众多的谣言传播看,其传播模式大致为: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当一个谣言冲破把关人的监管,越过群体传播到大众传播后,一旦造成恶劣影响,势必通过组织传播内控,再以有组织的大众传播而终结。
地震谣言的传播有其特殊性,时效性,因为地震谣言不可能是无限期的,预报地震在精确的时间发生或不久后发生。所以在不辟谣的情况下,谣言也会不攻自破。研究平息谣言,是指在谣言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主动平息。纵向的研究一个地震谣言是经过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平息谣言三个阶段。
在传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三类人:信谣的,半信半疑的和不信谣言的。在关心震情阶段,地震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半信半疑的群众并多方求证,包括电话咨询,亲自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同事、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询问等。这期间地震专业人员以及各级地震部门是群众求证的焦点。因此,地震专业人员和地震部门在这段时间做出明确的、负责任的和合理的解释将会有效地消除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如果群众的恐惧和不安心理得不到解除,反而不断被强化,到一定阶段就会相信谣言而采取避震行为以消除恐惧,使地震谣言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的产生可能有进一步的诱因,比如,谣传的地震发生时间将要临近或者有新的谣传产生,使群众的恐震心理进一步加剧等。该阶段避震行为的发生具有扩散效应,有时在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的跟随者。可能采取的避震行为包括户外避震、人员外流、抢购物品、停工停产等,以及因为仓促“逃生”而造成的跳楼与恶性拥挤事故等。[2]
4. 地震谣言的控制
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很多事例表明,较严重的地震谣言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社会恐慌,不亚于一次中强地震。从这次地震中,谣言的控制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第一,谣言止于透明。透明包括政府工作的透明、媒体的透明、群体的透明和个体的透明。这种透明使大家增强了信心,找到了依靠。“非典”疫情之后,国务院各部门加快了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地震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此次汶川地震后,地震新闻发言人则成为舆论的引导者和意见控制者,他会促使全社会达成共识,以形成最佳的方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解决突发震情危机的公众凝聚力,对抑制谣言、避免恐慌发挥了积极作用。[3]
在Barabasi和Albert提出的BA无标度(scale-free)网络模型中,聚类系数的增大可以抑制谣言的传播,聚类系数的提高对应于网络中三角形的数量增加。三角形结构在实际社会网中代表了一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我,你和他三个人之间完全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换句话说,聚类系数增大,网络中信息的透明度肯定会增强,人与人之间加强了了解和互信,从而使得欺骗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公开、坦诚和互信,有利于抵御各种虚伪和欺骗。[4]
第二,谣言止于法治和监管。社会谣言往往是社会挤压的非体制产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权威机关对谣言就听之任之。权威机关要追谣、查谣,要对恶意传播谣言者予以惩治。但这种惩治必须以体现理性的法律为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1项之规定,对“散步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当然,执法也要体现理性,要把谣言的一般传播与恶意制造和传播区分开来。5月12日17时左右,在国内知名网站百度“贴吧”上,网名为“来生还比你快”和“一水间501”的网民了大量关于四川省汶川县“5·12”地震的有害虚假信息。短时间内,这个名为《具(据)说这次地震是认(人)为的,和美国有关系》的帖子,在后访问量猛增。获知情况后,公安部门立即对这一线索展开调查。13日6时,嫌疑人所在地被锁定在山西省运城市。14日,网上散布地震谣言的嫌疑人张某被公安部门抓获。网络,手机等出现的新媒体更要加强监管力度,手机短信的平台供应商即移动、联通等运营商,手机的内容服务商即SP,网站论坛版主,都有责任和义务,过滤危害社会经济正常发展和稳定的非法信息。
第三,谣言止于科学。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是对付谣言的有效武器。及时科学地开展应急宣传对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当加大力度进行地震,防震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地震;学校和一些机构应该针对性的对各自群体防震和逃生演习,用科学的方法面对灾难。
第四,谣言止于“对症下药”。反谣言的最有效办法是解决谣言对象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使社会评价活动的方向和内容发生变化。同时,也需要针锋相对地进行辟谣的斗争。比如,去年“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在湛江不胫而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当天上午,市民开始陆续收到广东省气象局和地震局联合的辟谣短信,3个多小时内,280万条短信使谣言迅速平息,制止了因谣言儿引起的混乱。[5]
就具体的某一则社会谣言而言,既然有产生,也必然有终结。社会谣言的终结是结构性的,是从其一开始产生就注定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震后,地震权威机构直接与社会公众对话,介绍当前地震趋势概况和谣传的识别方法,揭穿谣传的虚假性,分析起因和危害,直接回答公众提出的有关地震问题,也可将地震新闻会通过电视与社会公众见面,消除群众的恐震心理,提高公众对地震谣言与误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尽快平息谣传,及时根除这类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地震谣言与误传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复杂,其类型和传播形式多样性,且影响广,危害大,因此,对这类事件应予足够重视,平息地段谣言与误传总的要求是:计划周密、决策果断、措施得力、口径一致、行动迅速,宜尽快平息地震谣言与误传事态的发展,切不可稍事怠慢,丧失时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 潘相国. 网络谣言与新闻真实[D].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孙振凯, 苗崇钢. 近年来我国地震谣言的起因及对策[J]. 国际地震动态,2001,(01).
[3] 傅敏婷. 论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地震工作中的作用[J]. 山西地震,2007,1:42~44.
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第4篇
社会突发事件的频发不断增加政府的行政管理难度，不当的舆论风向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甚至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微信凭借其活跃账户数量庞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广范、传播速度迅速、传播形式多维等特点，变成了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新领地和政府关注、、检测舆论的集中阵地，潜在影响力不容小觑。
(四)用户加强自身素质微信是一个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和交换平台，用户在享受微信带来便捷、高效生活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应该提升自身素质。2014年8月7日，国家网信办颁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又称“微信十条”，在微信的信息传播过程当中，用户应主动学习、自觉遵守国家出台的相应法规政策，培养法律意识；提高道德修养，主动抵制网络暴力和谣言传播。加强媒介素养，提高对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思辨的能力。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要核实信息是否真实，并考虑转发、评论的后果，增强媒介意识，建设健康网络环境和舆论生态。
五、结语
突发事件与公众息息相关，其信息的传递对社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微信作为中国即时通讯的互联网第一大应用，重构了突发事件的传播主体及过程，为突发事件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政务微信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及时制止微信谣言传播的可能性，未来的舆论走势会更加扑朔迷离，各种暗流将不断冲刷着依法治网的大堤。突发事件的信息和舆论传播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传播路径隐蔽的微信平台，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扬长避短，才可以构建绿色、健康的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通道。
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汶川地震 流言 传播 管理
流言和谣言在词语本源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现代传播学将其作了比较明确的划分：“‘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1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2在现实生活中，流言的传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和大量的新闻信息或谣言一起传播，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确切地找到信源，处于恐慌状态下又难以分辨其是否有事实依据，所以“流言”、“谣言”与“新闻”之间也未必有清晰的界限，这也给流言传播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一、汶川地震中流言的种类
（1）地震前的流言
2008年5月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人们将此次蟾蜍的集体迁移推测为地震前被忽略的警示信号并迅速传播出来。
还有人说在山东临沂看到地震云，该信息也被作为地震征兆广泛传播。
此外，有消息称国内天文学专家认为6月初会相继出现两个强天文潮汐，可能会触发地震，该信息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动物反常、天文现象有时吻合地震预测经验，并且“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在心理产生了对地震灾难性破坏过于恐惧的涟漪反应，以致对关于‘地震’的一切信息都显得神经过敏，也因此放大了自然界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下意识与地震进行联想”3，这种信息虽多是缺乏科学推理的经验性判断，但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附上传播者的经验故事，所以在接受者看来可信度较高。然而对这类流言的过分依赖不仅使人们自身的敏感度增加，也增加了他们对政府和专门机构地震预测的不信任感。
（2）大震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流言
大震后关于余震的各种消息都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在诸多余震消息中，有蓄意制造的，有由正规渠道但在传播过程中走样的，还有一些是由传播者捕风捉影或不科学推断而来的。这些流言，有些是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如云南保山地区5月19日下午6时多发生过一次较强余震，不知是何原因，竟突然在很多市民中产生了“今晚还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流言。4
其次是关于震中转移及震后水和食物的供应等的流言，由于人们主观放大了局部水污染或临时供物不足的现象，导致了情绪恐慌、盲目抢购、甚至哄抬物价等问题的产生。
（3）其它性质的流言
震后灾区情况复杂，所滋生的流言的形式和种类也比较复杂。如对地震破坏力的认识不足，出现了夸大地震破坏的流言；对救援工作的难度过低估计，出现了斥责救援不力的流言……这实际上是人们对周围情况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的危险性无法被正确认识时，于泄洪日的几天前传出了“正在泄洪”和“轰炸
机炸坝”的流言，引起了绵阳市民的高度紧张。
二、汶川地震中流言传播的特点
（1）灾后公众生活及心理状态致使流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集合状态下，流言的散布大多以 ‘演讲’的形式进行，即一个人面对几个人、数十人乃至数百人进行传播，这使得流言信息连同它携带的情绪以异常速度弥漫到人群当中”。5
大震之后，灾民被统一安置到空旷地带，人们多集中在小区空地、广场、公园、体育馆、学校操场、医院空地等场所。人们走入了暂时的“群居生活”状态，人群的过度集中与非正常的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流言快速且集中传播的“温床”。
（2）流言在公众心里信度高，难以辨清其真实性
由于流言与新闻同时传播，所以人们很多时候都无法对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出鉴别。“灾后混乱的状态中，流言在灾民心目中也有相对较高的信度，由于是涉及自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即使是理性的判断也会出现偏差”6，并且在震后大面积停电、断网和交通阻断的情况下，信息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刻都畅通。政府和专家机构都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普通民众在信息的获取上就更加困难。况且灾民普遍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进一步加深了“草木皆兵”的情绪。
（3）伴随地震流言滋生了大量谣言、闲话、传闻
任何消息（在不受控的情况下）都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当异样和不真实发展到比较极端的状况便滋生了谣言。例如，有报道称“俄罗斯专家已经设计出利用地下核爆炸消除地震的具体实施方法……但实际操作难度却较大，如果计算失误很可能弄巧成拙，引起地震的发生”，可是在百度贴吧的“地震吧”里出现了“地震是俄罗斯试验新型核武器所致”的无根据臆断。
同时，大震让许多人感到命运的瞬息万变，造成了难以接受的心理创伤。当人们难以接受和解释生活的突变时，便容易引发许多毫无依据的迷信及荒诞信息。“与流言一样，这些异常信息在借助特定传播渠道扩散并形成一定意见环境后，都可能演绎成为舆论传播的特殊形态”7，甚至比流言还容易蛊惑人心，扰乱人的理性判断。
（4）大地震后的流言因时日推移会逐渐沉寂，但难以消失
地震的特殊性在于主震之后余震的持续时间长，震后恢复也耗时。漫长的过程中潜伏着流言的产生和传播，因此流言会逐渐沉寂于人们的记忆中，但很难消失。随着余震频率的减小和时日的推移，生活走上正轨，人们对地震的关注度也开始减小，各种异常传播也回复平静。但地震预警的逐渐削弱使地震预警信息也相应减少，客观上也给流言的滋长创造了环境。
北京时间2008年8月30日16时30分，四川攀枝花地区的一场6.1级地震引发了新一轮的流言。甚至在地震过去的7个月后，青川地区仍爆发了5级余震，余震的数量和强度较大，大震后的各种危险依然没有消除。在余震时有发生且毫无规律可言的情况下，流言爆发的可能性增加。
三、汶川地震中流言传播方式及主要渠道
对地震中流言传播的途径的探讨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流言的传播不是某一种传播途径单独起作用，而且流言不属于正规途径传播的信息，对于其传播渠道也比较难考证，本文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汶川地震中流言的口耳传播形式不但没有被摒弃，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避难的灾民以聚居的形式过着“群居生活”，这种初级传播方式在震后特殊的生活形态中地位突出。
同时，由于如今信息技术发达，手机、网络等手段又促使流言的传播一发而不可收拾。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了“5・12”地震第一条公开的消息，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刚刚18分钟。但在此之前，百度贴吧的“地震吧”里就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由于通讯的中断，人们无法与灾区取得联系，媒体也难以迅速获得消息，所以上网寻求信息成了当时唯一的途径。人们凭借网上的只言片语进行猜测并再次传播，同时借助聊天工具互相寻求及确认信息也加快了流言传播的速度。
手机短信的力量也不容忽视。“5・12”地震发生后，手机短信成为官方传达信息的一个有力工具，也为流言及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5月27日与28日，甘肃省陇南市很多市民都收到了关于未来几天会有7―8级大余震的短信，从陇南到天水再到兰州满天飞，整个甘肃处于恐慌气氛笼罩中”8，而实际上该信息误把地震烈度7―8级当成了震级。 “短信的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9，因而它的感染程度比网络更高。
四、流言的控制与管理
（1）在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更应确保信息畅达
汶川地震后信息的公开程度和速度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畅达程度。震后部分灾区经受了停电、断网和交通阻断多重困扰，使信息的顺畅传达受到了阻碍。民众在信息获取上的困难与被动使其只能听信小道消息，加重因信息缺乏而生的恐惧感。
（2）加强知识普及，消除无知
地震属于地质灾害，它的产生具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性，这加深了人们对地震及防震认识的难度。“人们对地震的无知表现在：一是不了解地震信息的制度，即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有权向社会公开地震的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其次是对地震的发生的基本预测知识和防御、自我保护措施懂之甚少。”10当人们对地震信息者是否具有合法性浑然不知，又不知如何判断地震发生的前兆信息时，就容易加入到流言的传播中。所以，让人们充分掌握地震预测的相关知识和避震技能，可在一定程度上扼杀流言于萌芽状态。
（3）建立信息核实通道与信息沟通机制
除通过派专人讲解、印发宣传手册等途径普及地震知识外，相关部门还应在灾后及时开通科普热线，让人们在第一时间通过热线求证信息是否真实，或者当人们对某些现象及变动产生心理紧张时，可通过热线寻求科学解释。
通过热线反馈，一些问题能及时得到回答，以免不确定信息的不断扩散和走样。相关专家也可在最快时间内了解民间地震信息的传播情况，对流言进行监测。
（4）采用适当和适度的方式辟谣
中国有古话，“流言止于智者”，但以今天的传播工具及其效率来看，如果仅采取不理不睬的消极态度肯定无法遏制流言。同时“所有的辟谣运动其实都有两种传播：一是使那些未听说过流言的人知道了流言，二是试图影响那些已经知道流言的人。”11也就是说，过于激进的辟谣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加深流言印象。所以，公开辟谣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一定采取得当的方式，避免再生事端。■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8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9
3.《面对谣言，急需一次全民心理干预》省略
4.《云南保山地震追踪：大震流言让万人露宿街头》（春城晚报）news.省略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8
6.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与控制》.国际新闻界，2003（2）.44
7.刘芳 张志林：《流言的传播与有效控制》.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4（3）.30
8.《短信谣传八级余震》省略
9.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与控制》.国际新闻界，2003（2）.43
10.《澄清地震谣言不如消除“地震无知”》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