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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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自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也进一步的加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目前来看，随着各国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成为近年来各国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经济问题，而对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各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一、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外大多数都是从赤字财政的角度分析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Barro（1976）指出若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导致通货膨胀。Sargent和Wallace（1981）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Smith（1982）把维持货币目标路径的观点称为“货币主义”，并比较了当总赤字不变时，使用债券和发行货币手段进行赤字融资的后果。Allen和Smith（1983）、Darrant（1985）、Munir和Am（1991），通过对具体国家的实证分析，指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都有显著的影响。Woodford（2001）认为货币政策决定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财政政策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Uribe（2002）利用VAR模型对阿根廷20年的财政赤字与零售物价指数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发现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财政赤字存在密切的关系。龚六堂、邹恒甫（2002）通过构建不带货币和带货币的价格水平决定模型，指出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财政现象，价格水平是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的。阎坤（2002）指出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当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国债模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信用就会有所动摇，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筹集资金，最终无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万明国（2003）认为“财政赤字引致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显然是一种货币投放，尤其当国债发行收入被作为财政支出安排时，就会对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乘数有所影响，起到一种创造货币的效应，由此构成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方红生、朱保华（2008）通过对1996～2006年的我国财政政策和物价水平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财政政策承担了控制物价水平的重任，要想稳定物价，必须采取盯住赤字的财政政策。”张延（2010）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相对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即使目前通货膨胀尚未高企，刺激性财政政策也很可能已经过度。也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外汇储备有着显著关系。张晓朴（2002）、孙建平（2003）、刘荣茂和黎开颜（2005）对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发现外汇储备增加幅度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影响。

2．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经济学者对财政赤字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Friedman（1982）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实际上只存在最松散的关系。Darby（1984）认为只要既定的预算赤字就能够动态地同某一个范围内的货币增长率保持协调，那么财政赤字即使有货币化的倾向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Buiter（1985）研究了财政政策导致巨额人均实际总赤字对通货膨胀时间途径的影响，认为赤字的增长对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Giannaros和Kolluri（1985）对1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0至198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有3个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迹象比较明显，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Abizadeh（1998）、Afonso（2002）等通过实证分析也分别发现美国和欧盟15国的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率并无大的影响。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昌达和曹萍（1996）通过对中国1981至1994年的数据研究后得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滞后相关性，其滞后期基本是一年；经济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首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财政赤字，赤字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很低。”马拴友等（2002）利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小。洪源和罗宏斌（2007）认为我国财政赤字不是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样本区间内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涂立桥（2008）认为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国债余额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率来实现。在这一传递过程中，由于我国赤字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较小，所以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也很小。万晓莉和傅雄广（2008）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尽管财政政策对价格有一定影响，但我国的物价水平仍然由货币当局决定。王珏（2010）认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具有反向变动关系，然后转为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有正向变动关系。高茵（2010）指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很低，通货膨胀还是主要决定于货币因素和预期因素。

二、结论

第一，上述研究多是就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全面体现政策的综合影响；第二，在大多数实证分析中，经济学者直接采用财政赤字代替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变量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并且数据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处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期间；第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金融体制，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要弄清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客观的评判。

参考文献

[1]Barro．Rely to Feldstein and Bushana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Minne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3]Munir A.S.C.，Amar K.P.．Budget Deficit and Inflation：the Peruvian Experience[J]．Applied Economics．1991

[4]Woodford M．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in a cash-in-advance economy[J]．Economic Theory．1994（4）：345～380.

[5]Uribe．A fiscal theory of sovereign risk[R]．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2002：187～196

[6]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2）

[7]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8]万明国．国债的货币化与通货膨胀效应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

[9]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10]Darby．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p Quarterly Review．1984（24）：32～37

[11]Buiter W.H.．A Fiscal Theory of Hyper deflations――Some Surprising Monetarist Arithmetic[J]．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1985

[12]Giannaros，Kolluri．Inflation stabilization and BOP c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king Paper．1985

[13]李昌达，曹萍．通货膨胀、赤字、财政政策[J]．四川财政．1996（10）：4～7

[14]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2（5）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第2篇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第3篇

随着央行首次降息而来的是对下一步货币政策操作的种种猜测。市场的主流意见是央行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会进一步降息降准。而最近一段时期，对于央行降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金融体系的几个现象。首先，降息短期的直接受益者是房贷利率的下调和大企业融资条件的改善，但是，至少目前并无迹象显示小微企业在本次降息中得到好处。事实上，笔者最近的调研发现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甚至还略有上升。

其次，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在2014年三季度末为2.3%，较二季度末上升了 0.6个百分点。这反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未出现过紧的现象。

第三，在宏观经济整体走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目前普遍存在惜贷现象。这反映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征。

以上现象表明，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的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结构性的问题正在发生，即由于信贷市场微观机制的扭曲，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使整体实体经济受益，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而言仍有很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仍然受制于结构性问题的约束，对于降准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也被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担忧是央行在2014年创新更多定向的数量型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际中的效果并不理想。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降准同时防止出现货币政策传导的结构性问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提出一个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通过降准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具体而言，降准的方案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央行可一次性降准2个百分点，大约可以释放2万多亿元的存款准备金。其次，财政部发行等额的国债，以此置换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第三，财政部的国债发行可以用来支持小微企业减税，或支持三农领域、棚户区改造、技术改造、基础设施等领域。

这种操作可以克服仅仅通过降准可能带来的传导效率的问题。

首先，这可以纠正目前存款准备金过高的问题，通过降准释放部分流动性。在当前实体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尤其是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背景下，降准为宏观经济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第二，对于银行而言，以相对高息的国债资产置换收益率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其收益率仅为1.62%），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利润。这为进一步推动利率自由化创造了空间。11月央行降息的决定中，贷款利率下调了40个基点，而存款利率仅下调了25个基点，同时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由10%上升到20%，这使得银行普遍面临利差缩小、利润下降的问题，也给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带来了相当的阻力。

第三，此举可以避免降准以后银行仍然惜贷而导致的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的问题。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尤其是降低税费的形式支持小微企业和其他特定的经济部门，结构性支持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从根本上说，银行体系信贷的顺周期特征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决定。如果强调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带来新的市场扭曲行为。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第四，以上的操作可以避免财政政策的货币化。从2008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仅仅有一小部分从扩大财政赤字中得到支持，而更多的重任则是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这导致了非金融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房地产资产价格的泡沫式增长等各种问题。

最后，国债发行规模的上升有助于发展债券市场，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既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也为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第4篇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 金融 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 发展 。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 企业 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 时代 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 影响 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 教育 、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 目前 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 社会 民间投资关系的 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 金融 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第5篇

凯恩斯之后,各经济学流派基本上

对因政府过度扩大支出而导致的财政赤字持否定态度。

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业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给予的药方就是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这也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开始。

凯恩斯认为,政府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增加,因此财政赤字可以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产量和就业,最终导致经济复苏。只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使个人收入增长,财政赤字是必要的,也无大碍。

反对财政赤字

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当时整个经济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逐渐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各新兴学派,这些学派都奉行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有效性,反对干预主义,而对财政赤字也自然抱着反对的态度。

以布兰查德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他们认为,财政赤字通过把税收跨期转嫁给后代人,增加了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的总消费,较高的消费意味着储蓄的减少,这将导致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提高将抑制投资的增加。因而持久性财政赤字挤出了私人资本形成,即所谓的“挤出效应”。除此之外,利率上升也会影响利率敏感型的消费,如依赖信贷融资的耐用消费品,以及购房等投资消费活动。

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约束政府的支出规模,保持财政平衡,反对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政策。布坎南认为,用于公共开支的财政赤字将挤出私人投资。而且财政赤字产生后,政府必然要求平衡预算,而不管是增税的形式还是举债的形式都将进一步影响经济系统,前者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后者有可能加剧货币膨胀,进而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显然,这是公共选择学派反对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政策主要原因。

倡导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反对政府干预,自然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弗里德曼等人对财政赤字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以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赤字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再次论证了李嘉图提出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李嘉图认为,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从表面上看,以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将承担偿还义务,这意味着未来征收更高的税收。而这也将被理性的消费者所意识,那么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最终结果一样。

高赤字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虽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认为,政府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促进经济恢复与经济增长作用,尤其是经济社会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但在吸收货币主义等各学派的理论基础上,以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却重视财政赤字和高负债的负面效应。

他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弥补,这意味着实际执行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那么赤字政策虽然会增加产出,但同时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投资挤出效应。因此,如果财政赤字政策得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高财政赤字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可以看出,凯恩斯之后,各经济学流派虽立场不同,但基本上对因政府过度扩大支出而导致的财政赤字持否定态度,特别是持久的财政赤字。高赤字和高负债不利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长期的财政赤字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自由度和力度。长期财政赤字使得政府偿债能力受到怀疑,那么政府将面临更高的筹资成本,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影响,调控力度有限。而在高赤字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支出和税收的空间也都比较小,政策调控不再具有较好的弹性。

二是,市场利率提高,挤出效应抵消拉动作用。如果以发行国债弥补收支差额,利率将被迫提高,而利率的提高抑制私人投资,挤出效应减弱政策的作用。同时,财政政策导致的利率变动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操控。

三是,高赤字带来的通胀威胁。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高赤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通胀水平。如果通过多发货币的形式来弥补财政赤字,那么最终导致赤字货币化,市场货币供应增加,通胀威胁加大,而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要好于发行货币的形式,但也存在引发通胀的可能。

四是,高负债带来的经济不公平。高赤字、高负债的结果是高的利息支付,哪怕是当下经济需要发行国债,有利于短期的经济稳定,但长期的结果必然是下一代背负高债务及承担高额利息支出,造成代际不公平,经济系统长期失衡。因此,应从经济的可持续平稳发展角度实施财政紧缩措施,巩固财力,稳定市场信心,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平衡财政的一般做法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必要条件。为了平衡财政,增收减支是必须进行的事项。紧缩财政赤字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一定冲突,但是要缩减赤字却必须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财政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失业保险等福利支出将会随着就业和收入的改善而自动减少;而税收也因为国民收入提高带来税基和税率的提高而增长,财政赤字自然消减一部分。但相反,如果没有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自动稳定器功能将导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赤字不降反增。

因此,减少赤字,紧缩财政的首要条件是保证经济能够基本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各国在实施财政紧缩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的合理增长,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难以实现。

增收节支将是结构性调整,而非全面开展。基于削减开支,政府将减少开支增加税收,但出于保证经济增长的需要,增收节支一定是结构性的。

节支方面:一般选择压缩国防等开支、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来减少政府开支;但并非一味压缩,同时会增加促进就业、投资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促进能带来长期或新增长的教育、科技和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