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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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营业税和增值税有着不同的服务范畴，其在管理和计算过程中也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和管理制度，两种税制并行势必会增加征收的困难和管理的困难。现代很多企业都是混合经营体制，而在经营过程中，如何对增值税和营业税进行区分和计算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企业在经营和服务过程中不少商品和服务内容都是混合经营的，在销售过程中如何将其进行划分显得十分的困难，营业税改增值税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做法，营改增之后，也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对征税的管理力度。

二、营改增带来的税收筹划需求

1.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

很多进行营改增改革的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及时了解透彻相关的政策信息可能会对企业造成的风险和影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不了解增值税的抵扣方式、审批流程以及相关的曾策法规，未能及时地履行应用的纳税义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纳税、漏缴税和迟缴税的现象，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极大的税务风险。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是税收筹划的本质要求，因此，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应该帮助企业分析清楚营改增的税收制度和政策，提前处理好企业的纳税行为，应尽的义务应该及时的履行，争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少缴税，尽量将营改增之后的企业税务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减少企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降低税收负担的需求

在降低税务风险的基础上，企业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新的税制体制下如何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在新的税制体制下对于从事交通运输的企业来说，其增值税的税率从原来的3%提升到了11%；对于从事有效资产投资租赁的企业，其税率从5%上升到了17%。在这些服务性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果不进行合适的税务筹划，势必会增加企业税务负担，对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造成严重的影响。而良好的企业税务筹划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同时也能切实提高企业的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企业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3.延迟缴税的需求

企业实施营改增之后，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合同、交易流程进行精确的控制来掌握收入的确认时间和费用的确认时间，避免及早缴纳了税款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样做有利于企业节省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为企业间接地创造了额外的经济效益。例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时间进行推迟，在营业税成为增值税之后再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同时还能够取得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这个部分的税额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减少过多的资金流出，相对于折旧法转化而来的现金流入来说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价值。

三、营改增后现代企业的税务筹划空间分析

1.一般纳税人和小型纳税人身份选择所带来的税务筹划空间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税率划分了4个层次，分别为17%、13%、11%和6%，其中小型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一般为3%。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虽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但实际上税负低于执行的税率。但是，考虑到很多企业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充足的可抵扣进项税，因此企业实际的赋税可能会超过3%。根据相应的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试行的企业有超过一半的企业相对之前营业税税负有上升的趋势，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选择了小型规模的纳税人，其税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因此就可以为企业的税收筹划带来一定的空间。例如，我们以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为17%，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税率为6%计算，假设不含税的销售额为x，不含税的购进额为y，增值率为l，那么就有增值率l=（x-y）/x*100%，在等式的两侧同时乘以x在乘以17%得到了l*x*17%=x*17%-y*17%，所以，一般纳税人应应该缴纳的税额为：l*x*17%，而小规模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为：x*6%，当两方的应税额相等时，即v*x*17%=x*6%，那么v=6%/17%*100%=35.29%，进过计算，当增值率超过l之后，一般纳税人的负重小于小规模纳税人，这时应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2.不同行业之间的税率差异带来的税收筹划空间

在相同的营改增企业中，不同的行业，其增值税的税率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交通运输行业，可以存在一个企业同时适合有形资产租赁的17%、陆路运输服务的11%、物流交通服务的6%三个不同层次的税率。在一个行业中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性，促使了很多企业对企业的业务进行拆分，将原来高税率的服务项目变为低税率的服务项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税率筹划之间的差异性也为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3.兼营营业税与增值税应税项目为现代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空间

新的营改增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兼营营业税应税项目应该分别对应税项目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进行核算，没有进行核算的应由主管的税务机关进行核算。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应税项目的实际税额价格进行调整，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降低自身的税务负担，比如对于租赁业务中企业兼营营业税率为5%的不动产租赁和增值税税率为17%或者3%的有形动产租赁，首先企业需要将不动产租赁和有形动产租赁分开核算，否则将由税务机关加和进行核算；其次，如在不动产租赁和有形动产租赁中拆分租赁收入，是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的。在拆分过程中不同的拆分比例所带来的税务负担是不相同的，由此产生的税务筹划的空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四、现代企业应对营改增的税务筹划对策

营改增对企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着不利的影响，当前，企业应该主动求变，利用税收制度的改革，在发挥营改增最大作用的同时，采取最有效的税务筹划措施。

1.对产业链的定价体系进行调整

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缴纳的税款类型也发生了变化，由缴纳营业税转变到了缴纳增值税，企业获得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权利，企业不得不重新对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的价值价格体系进行重新的定位。对于上游企业来说，如果企业具备了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权利，可以适当提高进货的价格，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是一般的普通纳税人，那么本企业在进行商品或者服务销售时可以适当提高销售的价格；因为本企业已经具备的开具发票的权利，下游企业获得进项税额之后可以对提高的价格进行抵扣，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新的税收分配制度改革，对企业的产业价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发生了改变，所以企业应该及时地对产业链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以便很好地应对这种变化。

2.选择好纳税人的身份

上文中也提到了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型规模纳税人，不同的纳税人身份其在缴纳税款时拥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营改增之后规定应税服务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下的营业额的企业可以申请小型规模纳税人，应税服务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为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小型规模的纳税人的身份能够明显降低税负，所以企业在营改增之后尽量要申请小型规模纳税人的身份。对于那些应税金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该将一些应税服务分离到子公司，保证企业符合相应的申请要求，从而实现税务筹划的目的。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销售额的方法，把销售额推迟使企业的应税额度低于相关的要求。在以往，纳税人的财务制度、财务披露制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会增加企业的纳税成本，而营改增之后，制度的灵活性给企业税务筹划带来了较大的空间。

3.充分利用税收的优惠政策

国家在制度试行过程中，为了照顾企业的经营，出台了不少的过渡时期的优惠政策，比如，国家出台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了营改增企业可以继续享受原来的营业税的相关优惠政策，对于原来实行免税的企业，营改增之后可以享受即征即退的优惠。同时，国家对于不同行业之间也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针对不同的企业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实际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优惠政策。目前，我国的营改增制度改革正在分步骤有序地进行，很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企业来说，在机遇面前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政策过程中应该充分的利用好优惠政策，在符合法律的基础上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的效益最大化。

4.尽量多的抵扣进项税额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合理地选择供应商。企业在购买商品过程中已经对增值税提前进行了支付。企业在选择相同供应商时，应该考虑可以单独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企业。在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抵扣率问题。其次，区分好可以抵扣和不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项目。企业的财务人员要不断加强营改增政策的学习，及时识别可抵扣和不可抵扣的项目，然后分开核算。

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 论文 摘要】：后 现代 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 哲学 、文学、社会学、 历史 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

其次，后 现代 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 电子 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 发展 ，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 

再者，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 艺术 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在

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美国具有公开反叛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为消费社会所同化，高雅艺术与商业形式之间的分野正在消失，文学艺术广泛进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呼唤着新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上。1984年，他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199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在该书中，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有些特征在人们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被经常引证和争论。该书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大，詹姆逊已不再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涉足音乐、绘画、电影、建筑以及大众文化等各个方面。1998年，詹姆逊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文化转向》，书中的八篇文章集中代表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的最新成果。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膨胀，詹姆逊展示的是空前庞杂的“文化文本”。不仅小说、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及商业广告等文化载体和传播方式，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跨国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削弱等都进入了詹姆逊的研究视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詹姆逊从早期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分析转入后现代文化研究。他的这种转向不仅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也表现为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他前期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话，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被大大突出了，政治无意识开始向文化无意识转化，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开始转向多元共存的后现代思维[3]。

同时，我们看到，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而是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力求回答当前现实提出的问题。正如他在上海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关注当下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鲜明特色。“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詹姆逊那里，文化批评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一、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和批评观念

要研究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看法，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概念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很高雅的事情，因此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这样便形成了文化圈层的自律性。詹姆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对各种事物的渗透或者说移入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4](P381)，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4](P381)

詹姆逊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扩张时，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当今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一切艺术都被纳入商业文化之中。“美的生产也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乃至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与市场连在一起，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康德所标举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很难寻觅了。“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4](P148)。而商品生产将文化变为产品的同时，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以致于人们难以说清麦当劳、可口可乐究竟是一种食品还是一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5](P147-148)

詹姆逊关于“文化”的概念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运用“他者”的概念限定文化，或者说，把文化还原为不同形式的群体关系（从词义上讲，“文化”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詹姆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6](P420-421)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他赞同莫里斯的观点，“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6](P440)，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关联和差异。在研究中，他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5](P11)。詹姆逊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正是通过一种群体或地域的文化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而这种文化之间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因此，詹姆逊反对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分离出某种不变的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5](P7)。

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一)理论贡献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论

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引论:文化与文化分期》中，他这样写到:“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Cap-ital)的时代。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1］5就其这一论断的基础，来自于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在其著作LateCapitalism(London．1978)中有详细的论述。但曼德尔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和眼光作的划分，作为文化批评大师的杰姆逊，果然没有原分不动的照搬，而是将这一划分巧妙地运用到了文化研究中。所以，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引论》中，他又接着说:“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便有了其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1］6

对于作者在《引论》中的三阶段划分论，在本书的第五章《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所谓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描写文学作品的风格，而应该将它们视为特定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第二，三阶段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体验，它们分别反应了相应的心理结构，可以说每一阶段都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转变或者说革命;第三，与前两点相呼应，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继续，而是一种“断裂”(aradicalbreak)。对此，他举例分析了现代派绘画大师梵•高的《一双鞋》(APairofBoots)和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Di-amondDustShoes)。在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了分期和定性后，杰姆逊更进一步且较为详细的分析总结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所用术语如“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等，深得理论同行的普遍认可，基本成了“后现代”问题讨论的专业术语。

(二)理论贡献二: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论

1．“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杰姆逊最经典的例证仍然是《一双鞋》和《钻石灰尘鞋》，他指出，现代派艺术大师的作品，它总是被看成是一种“通向某种更广阔现实的线索或症候，那更广阔的现实是一种将能取代艺术品本身的最终的真实”。对《一双鞋》而言，他认为其再现了农民的生活，体现了历史与物质之间的张力。而沃霍尔笔下的鞋，则给人一种“平面感”(flatness)或“无深度感”(depthlessness)，一种“表面性”(superiviality)，“死气沉沉”(deathly)，完全没有阐释的必要性。作品中没有什么物质、自然了，全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所谓“无深度感”或“平面感”，即“阐释必要性的丧失”，指的是迄今为止人们用于表达认识深度的模式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中被摈弃、被废止了。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杰姆逊将此前惯用的认识深度模式概括为四种，分别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佛洛伊德关于“明显”和“隐含”的区别，存在主义关于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符号学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等。杰姆逊认为，所有这些用于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的标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已经被各种新的实践、话语和文本游戏的构想所取代。简言之，对理想、道德、人性、真情的追求正变成对金钱、私利、享乐等的追求。

2．“拼盘杂烩”(pastiche)。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与后现代主义主体的消失，个人风格的消失紧密关联的。在现代主义艺术品中，追求个人风格的标新立异与不可模仿性，这种千差万别的个人风格正好成为他们力图要摆脱的“规范”的一个反证。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及其他艺术的规范被解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拼盘杂烩”逐渐代替了前一阶段的“戏拟”对个人风格的刻意模仿。杰姆逊指出了“戏拟”与“拼盘杂烩”的区别，可以说它们是形似而神不似。他说:“拼盘杂烩与戏仿相似，也是一种奇特面具的模仿或抄袭，一种用僵死的语言来编织假话，所不同的是，拼盘杂烩采取中立的态度，在戏仿原作时绝不多做价值的增删。拼凑之作绝不会像戏仿那样在表面抄袭的背后隐藏着别的用心;它既缺乏讽刺原作的冲动，也无取笑他人的意向。作者在进行拼凑时并不相信一旦借用了异乎寻常的说话口吻，便能找到健康的语言规范。由此看来，拼凑是一种空心的模范———一尊被挖掉眼镜的雕像。”［2］453

3．“历史感危机”(crisisinhistoricity)。“拼盘杂烩”文化的流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历史记忆的打乱、零散，甚至是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伪历史。杰姆逊写道，在拼凑文化中，“‘过去’变为大堆形象的无端拼合，一个多式多样、无机物系，以(摄影)映像为基础的模拟体。……因为‘过去’作为‘所指’，先是逐步被冠以括弧，然后整体地被文字、映像所撤销、抹去，留下来的，除了‘文本’以外，正是一无所有了”。［2］456过去的消失，即历史记忆的消失，过去意识和历史感的消失，也即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时间之维就此中断，对空间的关注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中心。因此，杰姆逊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以空间而非以时间为感知基础的”。

德国哲学家、现代解释学开创者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有关文本意义的发现解释，以及文本历史性、文学功能的叙述，认为文本意义的发现与解释者本人的兴趣是相适用的。而且“对原初条件的修复，就像对古代艺术品的修复那样，先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重建的东西，从疏离化中换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东西”。但即便如此，“文学的所在并不是对某个疏离了的存在的无生气的延续，……文学更有一种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因此，它把消失的历史带到了每一个现实之中。”而后现代这种“历史感危机”状态的出现，能否承担起“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呢?

(三)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态度

在对后现代主义作了阶段划分和特征分析之后，杰姆逊以他的学者的身份，表明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态度，即不赞成对其进行简单的道德式的评价，而主张将其置于整个历史中去辩证的思考，就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在整个人类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样———“既是一场灾难，又是一个进步”，认为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当然，对于杰姆逊的这一观点，学界也是见仁见智。

二、杰姆逊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后现代的诸种理论》中，杰姆逊有这样一段很冷静的言词:面对后现代文化“无论这种现象被视为堕落，或者相反，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美学的、富有创造性的健康和积极的形式而受到欢迎，实际上都是后现代主义现象中那种寻找最终判断的道德化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真正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特别是当它作为我们自身存在和奋斗的现时和历史的问题时———将不能提供对这类绝对的道德化判断的廉价享乐。在某种容易多方面理解的意义上讲，辩证法是‘超越好与坏’的，它处在冷冰冰的、非人的历史视野”。的确，杰姆逊在建构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时也实践了这种主张。“他注重的是历史的深层逻辑，追踪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生产的相互关系。”［3］8他将“历史的”和“辩证的”两种思维方式相融合，创造性地运用了发源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对后现代文化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确立了其在当代众多的后现论家中的独特地位。简言之，总体性思维方式即以全局的眼光，从整体的、相互作用的视角把握世界，建构宇宙观和价值观，不仅要求从感性上、现象上认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且更看重把握事物之间的系统关系，理解事物发展的前后环节的内在联系。当然，在持有总体性观点的诸多理论家中，他们的落脚点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

(一)杰姆逊总体性思想的基础

1．黑格尔、马克思的“总体性”。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提出“总体性”(德文Totalihat，即绝对精神)范畴的第一人。解读其思想，我们得知，他的总体性，即绝对精神统摄万物。在黑格尔的认识中，历史过程是意识自我发展或提高的过程，当意识获得绝对的知识后，就达到了现象和它的本质的统一。从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出其总体性的弊端———他的总体性是在“绝对理念”这个预先设定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存在的，与真实的社会历史没有联系起来，因而它是唯心主义的。

2.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是在黑格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摈弃了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理念”这个唯心主义前提，开始从“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着眼，研究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可以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人类社会的总体关系，他从人的实践中发现历史的总体运行轨迹，将总体性从黑格尔的纯思辨的抽象演绎中解放出来，回归到真实存在的存在中，真正实现了思维与实践的统一。

3．卢卡奇的“总体性”。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总体性被理论界突出强调的背景问题，可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崔丽华的论文《论西方哲学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对总体性高度重视，所以在其思想中，总体性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罗莎•卢森堡的》一文中，卢卡奇这样写到:“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进一步指出:“归根结底，并没有承认法律、经济或历史等等科学史独立存在的:作为一个整体，这里只有一种唯一的、统一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社会发展的科学。”

基于以上他对的认识，所以他在对总体性范畴论述时，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那就是历史。因而他所说的总体性，是人对历史现实的总体性认识。而且他与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他认为总体性作为辩证的认识只能来自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原生态的自然界毫无关联。

卢卡奇是杰姆逊十分推崇的一位理论家，对其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更是推崇备至。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写到:“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之前就去世了，……，如果说有一部哲学著作的话，我认为它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说卢卡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这本书则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但是，针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缺陷———“他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并没有真正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将艺术现象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一工作正是后来的杰姆逊所有文化与文学评论的核心目标”。［3］32

(二)杰姆逊的总体性

杰姆逊是当代西方学者中坚持“总体性”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之一。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他的研究领域而言，其研究领域极其宽广，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建筑、社会消费、文学、电影、绘画、大众艺术、传媒等各个领域。可以说，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所涉猎的范围本身就具有全景性，反应了其总体性的研究思路。第二，从他的研究方法而言，作为一个者，他的理论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经济决定论。

他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更根本和阶段化的对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系统与生产方式的假设上。根据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假设，资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持续性与完整性是通过几个扩张的阶段(对资本的安排组织方面的量变)来维持的。这看起来也像是几次断裂，仿佛在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资本主义的分期理论，是以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辩证法为立足点的。其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个很微妙也很难把握的公式: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如何正确解释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当代者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杰姆逊总体性思考中的首要问题。他首先考察了当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尤其关注了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因阿尔都塞的总体化思路符合杰姆逊“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思想方法，所以他最欣赏阿氏的“社会历史多元决定论”。

虽然“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这一术语首先来自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但阿尔都塞却将其引入到了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多元决定论”。简言之，即承认生产方式及经济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但同时也认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也都可能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阿氏认为后面这些因素具有“半自律性”。这些半自律性有着自身的特殊矛盾，但矛盾的来源又与整体社会密不可分。所以在《保卫马克思》中，他写到:“矛盾是与它在其中起着作用的那个社会整体分不开的，所以矛盾本身在它的核心中是被这些层次所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矛盾在它的原则上，是被多元地决定的东西”。［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