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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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对策

[DOI]10.13939/ki.zgsc.2015.20.147

1 高校突发事件的内涵

我国对于突发事件处理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03年“非典”突然爆发开始，理论界、学术界才开始将目光聚焦到突发事件的特殊性上。学术界普遍认为“广义的突发事件泛指一切突然发生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直接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首次从法律角度对突发事件进行了界定，指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按照性质划分，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指由于自然界不可抗力造成的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旱涝、火灾等。二是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如暴力事件、意外人身伤害等。三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传染病、食物中毒等。四是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如政治运动、战争、非法集会等。根据诱发突发事件的成因划分，突发事件还可以分为自然性和社会性突发事件，以及内部产生型和外部导入型突发事件。

根据上述理论，高校突发事件可以概括为由于自然的、人为或社会政治原因引发的，在高校领域内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这类事件通常是以大学生为主导，不以高校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对学校工作及师生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冲击或危害的事件。

2 高校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是突发性。即突然发生，通常没有征兆或没有预警。事件发生之后的发展过程、走向、规模、持续的时间及危害程度均不可预测、难以把握。

二是危害性。即造成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非正常运行，给学校整体事业和师生生活带来一定损失，造成一定范围的思想混乱和心理恐慌。同时，危害容易扩展到社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很多突发事件通过网络被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进而扩大和加深事件的危害性。

三是敏感性。这是由高校的特殊性决定的。高校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是开放性的文化组织和高知识群体聚集的地方，是先进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前沿阵地。因此，高校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就会被无限放大，被普通大众质疑高校的先进性。同时，学生群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因此极易受到影响而令局面难以控制。

四是持久性。高校所处地理位置较为集中，导致在一个地方爆发的突发事件，会迅速波及周边高校乃至全国。而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普遍存在重视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应急处理工作机制等问题，导致事件影响力不会因为事件的结束而在短时间内消失。

3 高校突发事件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高校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理念较为滞后

虽然国务院、教育部对于高校突发事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对高校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目前高校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和处理态度较为被动，甚至有些滞后，一些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的重大危害，在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缺乏经验和能力，也没有借助和发挥校内外力量的配合。甚至有的高校仅认为突发事件只有在事发后才需要进行干预处理，而没有将其作为一项日常管理工作来进行。

3.2 高校突发事件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虽然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高校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指导意义，但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没有对高校应对突发事件作出明确规定，多数高校也没有制定配套的应急管理制度，导致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很多高校都没有制度依据，因此不知从何处下手，事件处理时较为迷茫，导致学生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由于制度的欠缺，也导致很多高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往往是为了应付上级指令而制定的，不能发挥真正作用。

3.3 高校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体制还不健全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高校内部各相关单位、教师、学生、家长，更包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社会相关单位、大众媒体等。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应急管理过程中仅仅依靠保卫处、学生工作处等校内职能部门，没有构建学校突发事件应对领导小组，没有专门的应急管理部门，学校与政府、媒体、家长、社会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没有借助各方力量共同处理突发事件。

3.4 高校对突发事件的日常心理预防和事后心理干预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高校师生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遍积极健康向上，但最近几年频繁发生不良事件，其中很多是因心理因素引发的，不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使很多人质疑高校的职责所在。这其中虽有社会和个人因素，但高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高校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一些高校甚至没有设立心理咨询相关机构，从事心理干预、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士较少，水平和能力也有待提升。

4 提升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对策

4.1 提高重视程度，创新应急管理理念

高校要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充分认识到高校突发事件是涉及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多方面利益的大事，影响到社会稳定，对实现高校立德树人使命具有重大影响。在具体工作中，要创新管理理念，将突发事件管理作为一项常规化工作来抓，要把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师生主体地位，为教师潜心治学、学生安心学习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从而避免或减少校园突发事件的发生。

4.2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

高校应积极借鉴国外高校应急管理的制度成果，推进校园安全立法进程，完善高校制度体系，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制定过程中，要在充分调研、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突发事件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事后恢复等环节，完善应急预防机制、应急准备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善后处理机制。要突出制度的科学性、规划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3 发挥多方力量，构建高校突发事件联动治理体系

要积极构建高校突发事件联动治理体系，集体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决策、统一指挥、信息收集、信息、联合治理、舆论引导等环节中来。这个联动治理体系要在高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学校各职能部门协同合作，各学院、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积极配合，并联合地方政府、社区、媒体、家长、企事业单位，进一步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使突发事件能够被遏制在萌芽之中，或避免和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有限理性；集体性启发；瓮安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090-05

一、问题的提出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近年来中国频繁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日益引起政府以及媒体的重视。目前学术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的频发与当地的社会治理有关，他们或者归因于官员的服务观念淡漠，面对民众的诉求，不积极做思想工作，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略民众的利益[1]；或归因于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政策不到位，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或归为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以及当地的黑恶势力作怪[2]。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所归纳、总结的有关群体性突发的原因相对比较全面，但往往忽略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二是社会舆情的角度。舆情是指事件中参与者们已经具有的和围绕事件情况变化新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在发生的过程中，群体的政治态度会有所变化，譬如爆发前有情绪的积累，爆发时根据控制方的应对方式不同，有时会加剧，有时则会减弱[3]。

上述研究最大问题是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相关的集体行动理论关注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运用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研究。于建嵘运用了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来分析，认为突发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借机发泄、逆反、盲从、法不责众等心理[4]。虽然这些研究也认识到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些特征，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很难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个问题是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定性存在偏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给群体性突发事件定性为“危害”，“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基本上把这类事件认定为非理性的行为。王来华，陈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概括了6个主要特征：导火索刺激，人群聚焦，突然发生，情绪波动，行为冲突和情况多变[5]。于建嵘从参与者心理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事件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6]。由此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也把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者的行为归为非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的学者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衡量群体性突发事件对政府、官员和社会的得失，很少从参与者心理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他们对参与者的评价相对比较负面，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基本忽略了群体突发性事件中参与者的理性因素。

二、有限理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分析的新视角

笔者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者既有非理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种有限理性。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利，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对共同善的追求。只要符合其中一点即是理性[7]。换言之，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个人利益至上，或者选择集体利益至上都是理性的行为。那么非理性的行为即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做出的决策不利于个人利益，过于关注自己的动机、兴趣、精神过程，而干扰了对自己利益的考量，做出有损自己利益的行为，或者说本来追求有益社会或集体的行为，但因受动机、兴趣等的干扰，结果却危害了社会或集体。

西方学者对理性与否的探讨，体现在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理论中。集体行动的理论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法国思想家勒庞（Gustave Le Bon）。他认为当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时，去个性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去个性化，是指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会失去个体感而淹没于群体之中，做出一些与个人独处时不可能做出的反应，甚至与自己个性截然相反的某些行为。所谓情绪化是指群体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色彩，在很多情况下理智往往为情绪所支配。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在判断某事或评判某人时，不能诉诸理智，丧失了批评能力[8]。

勒庞把人们参与运动归为非理性，注重对人们情感的探讨，这种分析模式影响了以后对社会运动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相对剥夺理论，代表人物有戴维斯（Davis）、古尔（Gurr）等人。相对剥夺感的理论认为，人们的不满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具体来说，在与自己过去，与自己的将来，以及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越大，产生的攻击越大，这就是挫折—攻击机制[9]。

以上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重视不满的产生，强调非理性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们注重理性的作用，关注国家和社会结构[10]。最著名的是奥尔森在《集体行为逻辑》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模式。他认为每个人参与集体行为时都是理性的，即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集体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这样就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即个人少付出，甚至不付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1]这就是所谓集体困境，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选择性刺激，即刺激能够到达每个个体，真正做到奖勤罚懒。

运用理性进行分析社会运动可谓占据了当今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以美国为例，主要体现为两大理论：一是资源动员理论；二是政治过程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对社会运动的解读继承了奥尔森的理论，代表人物为麦卡锡（McCarthy）和扎德（Zald）。他们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尽管有时怀有不满，但并不是所有的不满都转化为行动。这是因为行动前人们通常要考虑资源的得失（主要体现为时间和金钱）。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分析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看作是理性的消费者，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是供给者，他们提供的产品迎合了参与者的需求[12]。政治过程理论是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该理论接受理性选择模式，认为集体行动有得有失，但在采取行动前，抗议者总要计算自己的付出，以及带来的利益，然后比较得失才付诸于行动[9]。

以上诸种探讨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把理性与非理性看作截然对立的两面，没有关注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中间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Herbert A.Simon）在70年代末期，发表文章称政治学的研究应该将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点与经济学中的实质理性结合起来[13]。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政治人的行为时，既要考察经济学中所提出的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也要注意到心理学中提出的人们的理性观点，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政治现象可能更加准确。

有限理性与政治学的结论最好的体现是启发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启发是一种认知捷径，能够把复杂的任务简单化，它也是一种理性，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它的作用是避免人们在信息分析中耗费过多的精力。即化繁为简、有限理性、省时省力是启发的基本特征[14]。

启发在政治学中多用于选民的研究，有学者指出，选民在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时，运用的思维方式即是启发[15]。也有学者开始把启发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结合起来。鲁尔（James B.Rule）提出了集体行动启发的概念，即集体行动也会遵循认知的捷径，集体行动同样游走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他认为理性与非理性模式都是理想的类型，只可能解释某些现象，譬如勒庞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群体的情感，以及群体自发的行动；理性模式在解释参与者的目的方面做得很好。最后他主张两种模式应该调和[16]。

理性模式与非理性模式的争论是因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所致。从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变可以看出，两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分期，60、70年代以前的理论多主张非理性模式，之后多主张理性模式。非理性模式论者多应用于无组织、群体的自我行动，譬如勒庞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样本考察群体的心理；理性模式论者探讨的多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譬如工会领导下的罢工等，这些行动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利益的计算。鲁尔的研究还提醒我们，现实中集体行动有可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和，不是单纯的理性或非理性。

但鲁尔的研究也存在问题，即把情感与理性对立，把情感的发泄看作是非理性的一种体现。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注意到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密不可分。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认知时发现，政治情感在政治认知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库兹（George E.Marcus）对情感（emotion）的英文作了如下的解释：“e”指“to be”，和“motion”结合在一起，意为激励人们（move people），使人们付诸于行动[17]。麦格劳（McGraw）所说：“在研究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和反应时，如果把情感排除在外，这种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对政治的情感，不管是强弱，也不管是发散的还是具体的，都不可能避免地渗透于其中。”[18]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有意识地把情感、理性同时引入到对集体行动的考察中。卡兰德曼斯（Klandermans）把不满看作是一个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有群众有不满，才可能形成共识，最终参与运动。但不满仅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参与运动。因此还要关注到参与运动得失的考察，即理性的计算。譬如集体的收益，成功的可能性等等[19]。但是卡兰德曼斯考察的对象多是有组织的示威、罢工，譬如荷兰组织的反对美国在荷兰部署导弹的示威，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没有关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勒庞的时代，归为非理性的行动。

综上所述，对集体行动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定性不仅体现为时代的差异，也体现为研究对象的差异。西方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着有限理性，理性与情感之间也不是对立的，二者有调和的一面，这点有助于我们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做出重新的思考。有限理性分析是否适合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既有非理性的，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种有限理性。群体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把群体性突发事件看作是一种集体性启发，即在遇到不满时，作为影响政府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对贵州“瓮安事件”的分析

（一）爆发的心理基础：群体的不满

瓮安事件爆发前，民众的不满情绪来自以下方面：对自身地位低下不满；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与相对剥夺感结合使不满情绪加剧。

2000年至2007年瓮安地区生产总值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近3倍。但矿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改善不大反而更加趋于贫困，有的连基本生存都出现了问题。刘子富是这样描述的，瓮安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剥夺了群体的生存权。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了地面开裂，房屋下沉，赖以生存的水源枯竭，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威胁[20]86。可见，矿区民众产生不满情绪来自于生存权的威胁，其产生根源是分配的非正义，即结果的不公。类似问题也发生在移民拆迁等问题上。

对于生活在县城的民众来说，他们的威胁则主要是安全。在瓮安爆发前，治安不好是当地人的共识。有的人在家里遇到了抢劫，报警之后，警察却要求他们打另一个电话。很多人“晚上都不敢出门”，晚上的路边，“可以见到有人拿着砍刀走来走去的”，小店下午都会很早关门[21]。当地警方对治安案件打击不力导致了受害者的不满，纵容了黑社会的形成，在瓮安中就有黑社会性质的“玉山帮”在其中作乱。

瓮安民众在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中也产生了不满。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在当地矿产资源开发前还是得到保障的，但矿产资源开发后，基本的生存权已经受到了威胁，前后差距明显。具体来说，他们面临的威胁或来自于矿业的盲目开采，或来自于社会的治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才能够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些问题处置不力，有时甚至是不作为，使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失望。

（二）非理性因素分析

瓮安群体性突发事件源自于一个小女孩的自杀，最终发展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何小女孩的自杀会成为传染源？首先，小孩、女孩都是弱者，是人们所同情的对象。李树芬（即死者）和女伴是在黑暗的晚上与另外两个社会青年在河边玩中自杀身亡的，正因为她是一个女学生，其死亡自然首先会使人想到是他杀。警察此后的一系列行为似乎也在印证人们猜测的合理性。警察认定女孩李树芬属于溺水死亡，家属不同意认定的结论。值得注意的，事件之后查明，小女孩确实为溺水死亡，但对于两次尸检的结论家属均不认同。因为法医所做的工作，家属并没有在场，因此家属怀疑结论的公正性。警察不但没有很好地解释，反而与女孩的家属发生冲突，女孩的叔叔还遭到毒打。

其次，人们缺乏冷静分析。家属所提出的主张，看似合理但实际上缺乏有力证据，但由于警方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导致谣言满天飞。譬如有人说，李树芬的同学王某是县委书记的侄女，在考试时，李树芬不把试卷让她抄，由她请两个社会青年报复李树芬；不但死者的叔叔遭到殴打，而且爷爷、父母均被打，甚至，有人传说她的叔叔被打死。这些谣言是很容易得到证实的，但是人们往往站在弱者的一面而没有去澄清，轻信了谣言而否定了警察的结论。

小女孩李树芬的死亡只是的导火索，它点燃了群众埋藏在心里的对当地政府和警察的不满情绪。此次事件中，每个参与者仿佛都变成了“野蛮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降低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每个人的理性也完全被对警察的不满情绪所支配。

（三）理性因素分析

那么瓮安中，群体的参与是否有理性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理性的成分在事件爆发前后都有所体现。

瓮安群众与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最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中国的老百姓经常采用的寻找发泄的渠道有两种：一是部门，向县级乃至上级的部门反映问题。二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这两条路在一些地方往往行不通。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瓮安县局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共670件，而在“6.28”事件发生前后，仅7、8两个月，局接待立案的群众上访就有600多件。但办结率却很低，县局局长秦综说：“2006年以来办结的案件仅122件，办结率仅为18.2%。”[20]100究其原因，在于部门本身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并没有相应的制约权力，即使他们走访一些部门也往往得不到回应。

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对群众的态度。引起当地群众不满的，群众反映问题最多的是矿山的开采。县、乡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这些企业不加管制，导致这些企业盲目地开采，致使群众赖以生存的水源断绝，房屋塌陷，农田被毁，环境污染。群众在向当地政府反映这些问题时，政府能拖就拖，漠然置之。面对政府的不作为，群众联合起来与矿业公司进行斗争，面对矿群冲突，政府明显偏袒一方：动用公安人员把带头的群众抓起来，然后动用司法机关对他们判刑[20]90。不但在商民的矛盾冲突中，政府明显地站在企业一方。而且有些企业本身就是的产物。瓮安县纪委、县国土局等有关部门披露，一些党政干部、公检法干部用家属子女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无证开采相当严重[20]102。本来政府应当作为民众情感的倾听者，但却成为民众情感的压抑者，这是导致群众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民众把对企业的不满，会转嫁到政府身上，政府成为民众不满的主要来源地；二是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尽失，使其在说服民众时无能为力，民众不是把其作为一个公正的评判者，而是与企业的合谋者，一个自私自利者，公正性的丧失使民众对官员的解释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三是群众的不满在政府那里得不到回应，导致不满的堆积；四是群众的情绪没有发泄的渠道，这就导致一时爆发，就可能以突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突发性事件。

在事件爆发过程中，人们没有相信警察的说法而相信谣言，也有理性的因素。其中，政府和警察平时在当地民众中的刻板印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和警察在当地的印象是只是照顾自己的私利，。这种负面的印象，在面对模糊性，或者具有争议性的信息时，人们更多的从警察和政府的负面来理解。刻板印象，往往出现在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同时认知的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经常采取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政治领域经常遇到的是对政党、种族等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是有限理性的一种体现，即它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

这次事件是以群体的形式爆发出来的，群体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即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性，完全因共同的情感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之所以选择乌合之众的形式，也体现了理性的考量：

其一，责任分散心理。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这样使因所导致的责任就会分担到每个参与者个人身上，但是法不责众又可以使每个人逃避责任的追究。以前的官民冲突中，民众的代表因与官府的冲突被拘留，甚至判刑，鉴于以前的教训，使人选择了乌合之众的形式。

其二，所产生的效力使人们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群体性的形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融化在民族的灵魂之中。全国各地所爆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必然会引起各大媒体以及上级领导的重视，从而导致群体的不满能够得到满足，逐渐使人们有意无意地相信，只有这一条途径才有效力。

中国现有的绩效评估体制也为这种观念提出了佐证。中国的官员绩效评估中，经济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但是也有两个指标是官员不得不重视的，一是社会稳定指标，二是计划生育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中任何一个指标不达标，就会一票否决，使政府一年的成绩都归于零。社会稳定指标中，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最重要的指标。官员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积极回应，民众通过群体性突发事件表达情绪的屡试不爽，逐渐起到了心理的强化作用。瓮安事件爆发之后，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书记和县长因此事被撤职，许多影响当地治安的黑社会组织受到了惩治，矿群的冲突也得到了缓和。

四、结语

中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群体的不满情绪的出现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基础，群体的不满可能导致群众容易相信谣言，不相信政府，以及暴力的行为。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表现，但是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群体的诉求得到政府回应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同时因无组织性，参与的群体责任分散，甚至免于受到惩罚。群体性突发事件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群体寻求不满发泄、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这就形成了集体性启发的思维方式，简言之，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群众往往把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诉求得到解决的捷径。它是在正规的渠道，譬如、向政府反应问题均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所经常采用的一种选择。因此，要防止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首先，必须对群体的不满有所回应，要正视人们的不满，然后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其次，与此相联系，群体表达诉求的渠道应该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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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耗散结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89-02

一、耗散结构与虚拟经济简介

1.耗散结构理论主要内容。耗散结构理论的定义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论它是物理、化学的，还是生物学、生态学的，乃至是社会、经济或精神的），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耗散，从而就可能自发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和秩序的动态结构。耗散结构有如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1）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必定同外界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2）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3）系统必须存在涨落。（4）耗散结构总是通过某种突变过程出现的。某种临界值的存在是伴随耗散结构现象的一大特征。

2.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虚拟经济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能够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保持相对稳定，所以，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1）虚拟经济系统中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系统基元和组分，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每个自然人、法人都有按照他们自己对环境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其预定目标来独立进行决策的自由。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到其他人决策的影响。虚拟经济系统需要与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才能保持其稳定性。（2）虚拟经济系统远离平衡。虚拟系统不稳定性来自正反馈作用，从理论上说，虚拟资本价格上升会减少对虚拟资本需求。由于买的人少了，虚拟资本供求就自动平衡了。但由于虚拟资本市场中存在着正反馈作用。虚拟资本价格上升后，许多投资者对此前景乐观，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该市场来投机。由于需求增多，会促使虚拟资本价格进一步上升，源于放大效应的作用。使虚拟资本价格大起大落，虚拟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3）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虚拟经济系统中，虚拟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时空矛盾和非对称性。在时间层次上看，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者、筹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机构都在进行不同的资金循环和周转；资金的闲置和短缺都有各自的时差，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同步和对应。在供求关系上看，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不可能保持完全同步增长或下降。即使在特定条件下。虚拟资本供求力量对比形成相应的市场价格。这一均衡价格及对应的均衡量也只是相对的均衡而不是绝对的平衡。并且供求力量对比受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打破原有的相对均衡。使虚拟资本市场始终处于非对称的非平衡状态。（4）虚拟经济系统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机制。整个虚拟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受各种复杂影响力作用。这些影响力不是以简单的加和方式而是以非线性的交织融合方式作用于虚拟资本市场。（5）虚拟经济系统存在涨落波动。虽然虚拟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复杂并各具特色，但虚拟经济系统整体却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虚拟资本的供求及力量对比转换也呈现较大的随机性，导致虚拟资本价格的随机波动；同时，虚拟资本市场不仅受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们都会引起虚拟资本的涨落波动。

二、实证分析金融危机

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从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来看，美国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系统耗散结构崩溃的典型例证。

1.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使美国虚拟经济系统出现混乱。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崇尚的是依赖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拉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但金融衍生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本身却具有高风险性，应当得到监管。可是，作为监管者的美国政府却始终对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缺乏足够的监管，最终导致金融创新的混乱与无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尽管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转移风险，却不会减少、更不能消灭风险。因为，一方面，“由于证券化，贷款者和借款者不再有一对一的面对面接触。经纪人大力推销按揭贷款，但并不提供贷款，贷款者和经纪人并没有保证贷款不发生问题的强烈动机。对贷款者和经纪人的支付方式也使二者产生尽量增加贷款的强烈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另一方面，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标的都是与实物相关的贷款和债券，当它们价格下跌时，投资者要求赎回现金的请求如果无法实现，投资者将破产。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但是，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金融创新产品相关的贷款和债券因联邦资金利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萎缩，价格急剧下跌。当投资人持有得不到偿付、无法赎回现金时，它们将破产，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

2.缺乏外部资金注入。美国虚拟经济系统无法在远离平衡状态下保持稳定。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虚拟经济系统中与次贷有关的RMBS、CDO等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膨胀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随着因联邦资金利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萎缩而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中大量次贷坏账形成以及基于这些次贷的RMBS、CDO等大幅贬值。没人愿意购买除美国国库券之外的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大量从外部向RMBS、CDO等虚拟资本的发行者不断注入资金，确保它们的流动性充足，以维持虚拟经济的稳定。否则随着RMBS、CDO的大幅贬值，导致RMBS、CDO的发行者、投资者的核心资本受到较大冲击，当资不抵债时，只能宣布破产或被政府、其他金融机构收购。基于各种原因，美国政府并没有向所有因RMBS、CDO等金融衍生产品贬值而陷于流动性短缺或陷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在无法得到足够资金支持时，也只能宣布破产，或被其他金融机构收购。

3.外部扰动――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虚拟经济系统崩盘。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随着美联储的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随着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因为，根据次贷的有关规定，在经过前两年低利息率期之后，次贷利息率必须根据市场利息率加以调整。次贷合同进入利息率重新设定期，利息率的提高使得大多数次贷借贷者难以承受。这时，很自然地会出现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案例一旦大幅增加，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次级市场就可能发生严重震荡。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和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衍生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引发金融危机，加剧了次贷供应商的破产，导致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发行者、投资者因金融衍生产品贬值而破产。

三、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启示

1.建立非线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由于金融系统运行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传统意义上的线性预警模型与实际系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其预测结果与现实情况也就存在较大的偏差，使人们很难准确而及时地预测未来。应用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在内的非线性系统理论来研究预测范式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前景。

2.衡量突发事件的影响。对金融突发事件而言，除了金融诸因素以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几乎都不适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必然有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即危机前置期，或存在某种放大机制。因此，在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总会有或隐或显的征兆。而且，“能量”积累越多，“放大”的倍数就越高，其先兆也就越明显。

四、结论

发展虚拟经济不仅可以起到安排好未来的可能需求、释放消费的动力，而且能起到调节资金余缺、分散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率。不能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否定虚拟经济的作用。但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确保与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涌现，是基于分散风险、提高金融机构效率等的需要，其存在是合理的。但鉴于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如果缺乏对它的监管，会导虚拟经系统的崩溃，因此，政府应审慎对待金融创新的监管。通过建立预警系统，适时跟踪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金融创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实现虚拟经济系统在监管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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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思危.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J].管理评论，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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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静.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教训[N].文汇报，2008-09-25.

[6]张明，郑联盛.次贷危机走向纵深――房利美、房地美危机透视[J].当代金融家，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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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辅松.企业管理中的耗散结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4).

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同志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我们基层工商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讲，我们要把着力点设定在努力提高基层工商干部的“六个本领”上：

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发挥各行各业中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行政执法观念和创业机制；要积极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全社会大力营造鼓励创造、尊重创造、保护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支持企业和群众各方面的创新实践。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的本领。要深入研究行政管理规律，推进行政执法制度的创新，整合各类管理资源，科学执法。在本部门行政执法干部实行网格式管理资源相对短缺的形势下，积极实施由地方党委领导、条线部门协同、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的行政执法管理格局。形成对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积极开展面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各类企业的上门服务，面向下岗失业等人员的再就业服务。

不断提高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从法律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不断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情况。要认真检查本系统、本部门各项政策措施和基层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尤其是我们的监管对象的根本利益，极力避免因我们的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要深入企业、深入市场，及早发现矛盾，有效化解矛盾。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在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股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股民利益的行为，要正视并研究解决行政决策不科学而伤害广大群众个体工商户利益的问题。

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职院校；体育教学；德育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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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各中职院校推行素质教育的关键部分之一。最近，因为国内高等院校及普通中学的招生扩张政策，中职院校面临着生源严重不足、教学滞后等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职院校的生源路径变得更窄；与此同时，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均为被普通高中抛弃的孩子，因此，W生们的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所以说，德育教育关乎着学校的社会形象、办学规模甚至生死存亡。当前，在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更好的渗透德育理念，不仅可以迅速提升体育教学水平，更能够为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前提基础。所以，教师们应当尽可能想办法将德育渗透到日常体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一、在体育课堂常规中渗透德育教育

在国内不少地方，为重塑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理念，一些院校参照《弟子规》开设了“道德学堂”，目的是更好的宣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职院校体育课堂常规可以借助这个好时机为学生提供更充分的品德教育，例如“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中心意思就是不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任意讲话，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要落落大方。所以，在面对诸多专业的学生时，老师可以有侧重点的将此类古代教育经典讲述给学生，令课堂常规规范和严格恪守教学纪律有效融合，从而令孩子们在古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慢慢形成遵守课堂纪律、热爱班集体的正确理念。

体育讲师将课堂常规教学主动贯彻到每堂体育课之中，有助于学校体育教育的顺利推进。同时，老师们借助课堂教学前准备场地，课堂教学后搬运并整理器材等行为，有利于使学生们更快树立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思想理念，对于他们热爱劳动、保护公物的良好品性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在课堂常规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应当要求孩子们上体育课时必须穿着运动鞋、运动衣，并且对整队集合、队列练习等进行严格要求，目的是保障更有序的纪律形成。还有，老师们在开展德育教育的环节中必须考虑全面，重视教学手段和模式。举个例子，在队列队形的练习环节中，如果出现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有小动作的时候，教师可以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手势进行提醒，这要比直接批评教育效果好得多。

二、在体育教学内容中渗透德育教育

项目众多、范畴广阔、地域性强等是体育教学内容的基本特征，这有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因教学内容中的运动项目繁杂，其带来的教学效果自然不同，老师们应当善于发掘他们的内涵和本质。例如，田径运动令人倍感枯燥，然而坚持练习却可以培养一个人顽强坚韧的品性；作为典型集体运动的球类运动，需要借助伙伴们的协助，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勇敢拼搏、团结互助的思想品质。老师们在选取教学内容的时候，应侧重教材特征，清晰德育目标，真正做到有的放矢，用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教学形式将教学内容充分渗透到体育教学中。学生们在学习各项运动技巧的时候，技术动作从生疏、僵硬到自然、熟练，直到形成自动化过程。经由多种体育运动的训练，最终学生们会清楚一切事情均不会一帆风顺，均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平时的体育课堂教学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老师们通常也会设定学生练习的间隔、次数等，同时要求孩子们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实际练习过程中，部分学生情绪较高、思维灵活、注意力长时间集中、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学习任务；但也有部分学生由于胆小、运动天赋及技术较差等原因，无法完成任务。此时，老师必须及时地针对各个学生的表现进行指点、德育渗透，进一步保障基本教学任务的完成。像不少学生会出现耐力不足、意志品质不够顽强等状况，在耐久跑中难以完成规定任务。此时，教师可以向这部分学生灌输下的故事，目的是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培养其顽强的意志品质。

三、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渗透德育

日常的体育教学中，一些突发状况在所难免。首先，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不断观察每个人的行为及表现，及时对代表性事件作出处理，因势利导批评或者表扬学生，增强学生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其次，因体育课堂一般在室外，活动类型丰富多样，教学环节中可能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这时，老师必须剖析这些突发事件的本质，化不利为有利，适时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保障课堂教学的质量。

除此之外，教师们还应仔细捕捉学生内在的闪光点能力，同时进一步进行诱导，推动其不断转化。例如，在篮球运动中，有学生在跌倒后继续爬起来继续比赛的情况，教师应进行激励和赞扬，这对于顽强坚韧、团队精神等意志品质的培养是十分有帮助的。再比如说，在三级跳远教学过程中，示范者滑倒会影响观战学生的士气和信心。这个时候，老师应及时停止练习，再次耐心地给学生们讲述技术要领，不断消除学生的畏惧心理、克服困难。

四、在学校各项体育活动中渗透德育

因无需面对巨大的升学压力，中职院校课余活动不少。而这些体育活动的进行可以彰显学生们的个性特征，展现个人才能，深入发掘个人的潜力，增强了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另外，其有利于促进学生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大胆探索，构建更好的道德体系。因为文体活动的开放性特征，推动了老师进行德育渗透教育的场所和时机，同时推动了文体活动和德育有机结合，进而促成了良好思想品质的养成。例如，定期开展校运会、广播体操、体育社团活动等，均有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体育活动是体育教学事业赖以生存的灵魂与根基，并且还是中职院校体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活动中总会存在胜负，获胜者士气大振，败者接受失利，总结经验，培养抗打击的能力。在平常的比赛中老师们要求学生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等，培养了学生的自制品质；比赛环节中，教师要求学生克服困难、坚韧顽强、夺取胜利，有助于学生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的形成。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中职学校体育教学常规、教学内容、突发性事件以及各类校园活动等方面论述了德育教育的渗透，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并且为今后中职体育教学过程中德育教育的渗透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