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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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从韩国、智利、波兰等国家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经验来看，各国也并未采取统一的固定模式，都是根据自己国情特点选择渐进式开放。
（一）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就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90年代，韩国又推进金融自由化及金融部门开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推出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多项计划，并不断加速进程。1999年4月韩国实现经常项下交易完全开放；2001年1月放开居民外汇交易，放开个人境外存款及信托以及非居民境内存款；2002—2005年简化外汇交易活动程序；2005年放松境外不动产投资限制，鼓励基金型境外证券投资；2006年5月外汇自由化规划实施出台，将完成自由化时间由2011年提前至2009年；2006—2008年剩余的资本交易管理由审批制转为事后报告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韩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遵循了顺序、渐进的过程，即先放开经常项目后放开资本项目，并逐步放开各个领域。设计了完善的监管法规及配套制度，包括设定银行外汇衍生品头寸上限、对债券投资恢复预提税、征收宏观审慎稳定税等，资本账户开放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受到严格控制。
（二）日本日本资本项目开放是渐进性的，从1960年准备经常项目开放，到1980年初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用了20年时间。1967—1976年日本出台5个法案逐步取消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限制；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推动本国证券市场开放，1970年允许非居民发行日元计价的外国债券，1980年国内外证券原则上自由进行，外国投资日本证券的程序得到大幅简化；1969年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经过4次改革不断放宽私人对外投资限制，1984年对外投资的事前许可改为事前申报。日本的经验在于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开放子项目，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对日本经济的消极影响；同时注重开放次序，先开放小风险项目、后开放大风险项目，在渐进开放中注重缩小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以减少资本项目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三）波兰与日韩不同，波兰在资本流动极为有限、外汇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开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1991年波兰放开非居民对公开交易的证券的购买；1995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进一步放开资本交易；2000年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2002年保留部分限制可兑换；2007年，波兰取消了资本项目所有限制，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波兰的资本账户开放历程反映出处理好资本流动自由化主要决定因素之间的次序尤为重要，并且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四）智利智利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则是资本管制失效背景下的被动选择。1991年，出口引导型增长模式使得智利的资本流动激增，智利采取征收无息准备金措施管理资本流动，但未能奏效；1998年无息准备金率开始降低并最终取消；1999年智利扩大了汇率区间并代之以清洁浮动汇率制；2000—2004年其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允许非居民参与国内股票市场交易，允许养老基金进行境外证券投资。智利的经验表明资本管制短期内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长期是无效的，而可信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规则、贸易多元化、流动且有深度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是取消资本项目限制的前提。以上国际经验表明，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无统一固定模式可循，各国都是根据自身国情特点选择渐进式开放。可兑换次序上基本是先开放风险较小的项目、后开放风险较大的项目。所具备的条件上，并不是要等到所有条件都具备才能开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而是开放过程与其他宏观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尤为重要。
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思路
当前，我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虽然条件日趋成熟，但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并未真正确立等。因此，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应坚持统筹规划，采取渐进式分步推进，保持与国内结构调整、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市场自由化等进程协调推进。
（一）基本原则在开放过程中一般应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即坚持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留有余地四项主要原则。1.统筹规划。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涉及经济、金融、外汇等多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可兑换进程也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并与其他经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和协调推进。2.循序渐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应根据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战略，逐步加以推进，以使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并取得较大收益。3.分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分步进行，即先推进现存的不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项目。当前我国直接投资项下已基本实现可兑换，重点是证券市场项下和个人资本项目管理项下进行改革，以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而后，再通过进一步改革，最后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4.留有余地。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合理的资本管制。对于一些对经济金融影响较大的项目，如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等仍应实行一定的管理。
（二）路径选择选择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合理路径，目的在于减少开放过程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基于当前国内经济特点，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先放松流出、后放松流入；先放松直接投资、后放松证券投资；先放松长期、后放松短期等。具体来讲：1.先放松流出限制，后放松流入限制。我国债权国的特点直接导致官方储备快速累积，而这与私人对外投资规模小、增长慢直接相关。因此，减少流出限制、鼓励私人对外投资，有利于增加投资性外汇需求，从而缓解人民币升值及国内流动性过剩压力。2.先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限制，后放松单纯的国际投融资限制。贸易融资以商品交易为依据，只要能够确保真实性，贸易融资的安全性和规模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引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流动。因此，相对于单纯的投融资应节奏更快。3.先放松直接投资限制，后放松证券投资限制。从波动性上来讲，直接投资波动性最低，证券投资次之，其他投资最高。因此，从控制跨国资本流量波动性角度而言，应先放开稳定性较高的直接投资，然后才是证券投资。在当前，我国应注重鼓励和支持境外直接投资，以改善国际投资结构。4.先放松长期资本流动限制，后放松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短期资本波动性较长期资本更强，且包含较多的投机资本流动。因此应先放松长期资本限制，后放松短期资本限制。5.先放松金融机构，后一般企业、个人跨境投资。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资本流动相对容易监管，而一般性私人资本具有小额、分散特点，监管难度较大。因此在加强金融机构审慎监管情况下，可先逐步放宽对银行跨境借贷、跨境发债的限制，然后放宽对私人资本流动限制。
（三）政策协调1.汇率制度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协调。一方面，我国在一定时期对汇率水平会有一定程度的管理；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资本流动自由化，汇率管理成本较高，这又将有助于从压力方面推动汇率自由浮动。因此，要保持汇率制度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协调。2.资本项目开放与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微观治理的协调。汇率制度与资本项目开放从属于货币金融政策，因此要与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及管理能力相适应。如果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强、金融监管有欠缺，或微观金融主体约束不强的情况下，自然需要资本项目保持一定的管制，以维持相对稳定。3.保留动态灵活的政策调整空间。由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相应的货币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微观主体也处于不断变之中，资本项目开放也要根据内外环境，及时做出动态调整。此外，国际经验也表明，永久性资本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将随着时间推移和交易范围的扩大逐步降低，但在危机时期暂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仍是相对有效的，能为危机国家争取时间和条件。为此，我国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应保留采取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环经济视角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转变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视角。循环经济的发展主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能够发展绿色化、环保程度较高的经济方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思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将国家调整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观念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一、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是存在一些发展上的滞后的。循环经济模式提倡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开展更高效的、更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纵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经济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仅仅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环境的保护。从循环经济模式的角度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在经济发展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资源能源的较大浪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统筹经济整体发展趋势，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则忽略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与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的质量。
3.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展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调控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调控经济发展态势的手段工具，对经济整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循环经济视角考虑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展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手段也较少。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手段。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立足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循环经济模式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考与追求，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宏观经济政策则主要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做出一个调节与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结合，结合循环经济模式的理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
2.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基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高质量。循环经济模式考虑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这符合经济增长向着内在化要求转变的发展趋势。能够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实现经济速度与质量的有效统一。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相结合，能够大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
3.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能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仅仅追求经济发展上的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下，更注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这样就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步进行，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三、如何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更好制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的，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实现政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最终目标。在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质量的背景下，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环经济模式。将循环经济模式的环保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结合，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真实现状，提高经济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环经济政策的发展理念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四、总结
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对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个正确的评析与探讨，对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通过以上对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中的不足以及针对缺陷需要进行的改进措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评析[D].内蒙古大学，2013.
[2]肖光进.循环经济视角下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供给研究[D].中南大学，2012.
[3]崔雪竹.可持续视角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代谢效应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4]张太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城市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大学生就业；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从西方国家战后的实践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正如上面提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根据中国发展经济前景的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从经济学原理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开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问题时，这些目标一般是不能一起实现的，好多时候都是只能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去实现当前经济环境所要完成的经济目标。例如，假如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这个长远目标，所采取的的一些政策、以及相关工具的实施将会对稳定物价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充分就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1.收入差异增大，产生了大学生在找工作中出现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人类的社会现象，指与大多数人在一起，与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社会行为学家阿希在1951年做了关于线条长度的经典实验。实验表明，个人由于受群体压力的影响，会在知觉、判断、信仰和行为上表现出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从众心理”。大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他们主要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获取信息，从而出现了由“羊群心理”而导致的“羊群行为”。收入是大学生在择业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的大学生在择业中，追求的是更高的收益，致使择业中的“羊群行为”不断出现。经过对《中国统计年鉴.2012》进行了分析，将平均工资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其中北京最高年平均工资为56061元；上海年平均工时为51968元；浙江年平均工资为46660元；而其中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是甘肃省，为32906元。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地区和行业间存在的物质回报性差异对大学生择业造成一定影响，对高收入预期的追求，导致了大学生的最终流动。这种流动是“羊群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以就业市场需求为依据。结果就是高收入地区和行业人头攒动、竞争激烈，低收入区域和行业无人问津，从而导致了大学生的相对过剩。
2.城市与农村用人单位对人才发展前景的重视程度不
同，导致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其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而自愿性失业是“一种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的失业现象”。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就业人满为患，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急需大学生，而大学生却不愿到农村基层就业。农村和基层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和基层就业，发展前景不明朗是主要原因。调查表明，发展前景也是影响大学生择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一个人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一些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发展基层相对较少，加之条件较差，工作福利待遇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大学生宁愿在大城市自愿失业也不到基层就业。
3.中下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大学生逆向性就业。逆向性选择是指劳动者不愿意到吸纳能力强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选择了非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现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总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中小企业每年吸纳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中小企业市场萎缩、运行困难，甚至采取了降薪裁员的措施。经历金融危机以后，“稳定性”已成为众多大学生择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的不稳定性使大学生把择业目光瞄准收入不高、稳定性强、工作相对轻松、风险较小的国有单位。
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水平低，导致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适应所引起的失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表明，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各产业间将发生规律性的转移，将由一、二、三演变成三、二、一顺次，而我国目前是二、三、一顺次。虽然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近一半，但其对大学生就业弹性值却在逐年下降，吸纳就业能力在减弱。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最大，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许多行业和产品的产量跃居前列，被称为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价值的最低端，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而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民工，而大学生需要在产业链中最高端的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就业，因而在我国出现一边是用工荒，另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源头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真正的制造业是由7个环节组成的链条，包括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这7个环节被称为6+1模式，制造环节是1，其余环节是6，除了加工制造环节1外，其余6个中高端环节急需要大学生，但恰恰这些环节是目前我国最缺乏的产业。”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但我国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全部GDP的比重和西方国家（高达70%以上）相比还较低，仅为40%，而且我国的第三产业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传统服务业所占的份额较高，与现代制造业相伴的生产业所占比例较低，生产相对落后。在发达国家，生产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跨国公司都将主要业务由单纯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和转移。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22%。我国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效率较低，这不利于吸纳大学生就业。
二、结语
当然，对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既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影响，又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找到解决的方案。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微观角度进行考虑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方面，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方面，人才市场方面等细节问题还亟待解决。
参 考 文 献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 宏观经济学 经济增长黄金律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最优税收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114-05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近年来，由一人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项是较为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诺奖委员会对费尔普斯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埃德蒙・费尔普斯，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继蒙代尔(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很广，几乎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税收、价格、工资、代际公平、微观主体行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他在研究中将微观主体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
经济增长黄金律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费尔普斯是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律”(The Golden Rul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从而确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框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全社会角度看，产出可用于消费和积累两个方面。产出一定时，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反之亦然。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认识下，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推导出这一著名的黄金律。所谓“黄金律”是西方的谚语，意指人应像要求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包含了公平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如果一个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使稳态人均消费最大化，那么在技术和劳动增长率固定不变时，如何选择人均资本量?对此，费尔普斯以他的资本积累黄金律来回答：“若使稳态人均消费达到最大，稳态人均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2]也就是说，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应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如果当前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的水平，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从而降低了人们长期的福祉。换言之，他认为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因而要实现各代人福利相同并最大化。由于储蓄是减少本代人的消费，但增加未来各代人的消费，这就需要储蓄率达到某个水平。因此，过高和过低都不是最优的，即蕴涵“代际公平”的意思。这个创见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费尔普斯对最优资本积累的研究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每代人都能从总储蓄的变动中获益。那么，使本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总消费达到最大化的储蓄率是多少呢?在《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寓言》(Phelps，1961)一文中，费尔普斯用公式加以表示，即S=Fk (K0，N0)K0/P0。将公式加以变换可得黄金律规则：资本的边际报酬率=折旧率。公式为：Fk (K0，N0)=sP0/K0，其中sP0就是产出中被用于投资的部分，因此当资本的边际报酬率等于折旧率时，所有各代人的福祉就达到了最大化。[3]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普斯还把黄金法则与研究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结构的问题结合起来。1966年他在与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合作发表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中有多少创新型或技术推进型人力资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是影响国家的创新能力或赶超发达国家能力的根本。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主要产生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费尔普斯和尼尔森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特别重要，因而不仅需要直接通过教育政策来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而且要通过R&D政策来间接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可以说，费尔普斯关于人力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A.W. 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统计资料，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4]249“虽然菲利普斯的发现是根据英国的资料，但研究者很快把这个发现扩大到其他国家。在菲利普斯发表他的文章两年之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分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用美国的数据表明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类似的负相关关系”。[5]可见，这一关系显然得到了来自若干个国家数据的证实。其隐含的意义是，在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被迫的经济政策选择，决策者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以降低失业率，但这样做会导致通胀率的上升。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对决策者而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根据这一理论假说，曾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选择低的失业率，就得忍受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选择低通货膨胀率，就得忍受高的失业率。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也是根据这一理论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stagflation)，为此，美联储开始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一政策没起什么作用，这充分暴露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局限性，而费尔普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见到这一事实。1967年和1969年费尔普斯分别在《Economica》和《美国经济评论》公开发表了“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跨期最优失业”与“通货膨胀与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这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对20世纪60年代流行在经济学界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即只适用于短期，而不适用于长期。因为通货膨胀并不仅仅取决于失业，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和雇员有关价格与工资增长的预期。费尔普斯认为，用菲利普斯曲线衡量通胀和失业率，总存在一个误解，一个滞后量。由于他的观点与弗里德曼高度一致，因此不约而同且独立地推导出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他的贡献在于，将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改变成一条垂直线，其中的要害是引进了时间因素。费尔普斯在他构建的分析模型中，引入了“预期”这一新的关键变量，该模型表明：对于给定的失业率来说，预期通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导致实际通胀增加一个百分点。他的结论认为，在通胀与失业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权衡取舍，因为通胀预期将适用于实际通胀。比如，政府过去引发的通胀会带来通胀预期，这个预期将影响下一阶段人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无论失业率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人们和企业预期通胀会上扬，他们就会在新的工资谈判中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把商品价格定得更高，这就导致对通胀的预期会变成现实，结果是失业率不会继续下降，而通胀却会走高。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化只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活动和失业，而在长期失业率只由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决定。为此，费尔普斯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也即“均衡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那种与零通货膨胀率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失业率。[4]302费尔普斯认为，在自然失业率下企业将以平均预期工资增长速度来提升工资。短期内货币变动能够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但人们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会持久偏离实际水平，因而经济活动和就业终究会回到自然水平。
1970年，费尔普斯还建立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孤岛模型”，即假想了一个生产者和劳动力市场各自处于孤岛的经济情境，以研究如货币变动对于真实经济的影响。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对于劳动力市场与工资的一系列研究中，费尔普斯发现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尝试都会引发员工的频繁跳槽，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从而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不流失，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所以，在长期中，经济注定要向着“均衡失业率”靠拢，此时实际通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试图永久地把失业降低到均衡失业率以下只会导致持续攀升的通胀。费尔普斯的理论表明，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高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更为困难；相反，今天的低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在费尔普斯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在理解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原因方面很快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长期的失业率水平并不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跨期计划问题，每个期间都要根据其对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影响来确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如今，在均衡失业率及不同时段下政策效应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调节利率，已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工具。费尔普斯的这一理论已成为现代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奠基石，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为看重的贡献。费尔普斯通过在原凯恩斯体系中构建微观基础、引入理性预期，可以称其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也可以视其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的前驱。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他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之间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然而早在1976年弗里德曼就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也在1995年摘下了这一桂冠，可是费尔普斯一直到2006年才荣登这一经济学的宝座，因此有人称其是一个迟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工资收入和通货膨胀的最优税收
20世纪70年代，费尔普斯的部分研究转向公共财政等其他方面，并作出了重大贡献。费尔普斯是在研究统计歧视中得出了最优税收理论。1972年他不仅在其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还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论文中论述了他的统计歧视理论。他认为，当企业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如果单个工人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这样可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从而有利于工人的待遇更趋向平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率不同，然而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不是工资率(或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趋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由于萨德卡(Sadke)在1976年也得出了上述相同的结论，因此这一观点被称之为“费尔普斯-萨德卡后果”。在最优通货膨胀税收理论方面，他认为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其实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出发，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达成最优化选择。为了消除税收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扭曲影响，他还强烈支持幅度有限的正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应维持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以便在各种税收之间达成平衡，形成最优通货膨胀税。在一系列有关最大化税收收入经济学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指出：“降低某些税级的某些税率实际上反倒会增加政府岁入，从而有可能增加经济福利”。
费尔普斯与中国
费尔普斯被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基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新，就在于它适当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比如理性预期理论，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他在经济增长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劳动市场理论及最优税收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他自己总结的：“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所期望的阐述，先是就自然率假设作了一种代数陈述，继而是构筑了(期望)均衡和失衡作为的最早的非互尔拉或者是不完全信息微观――宏观模型：一种企业通过工资等级进行竞争以留住有经验的雇员的模型(1968)；过渡性失业的安全岛比喻(1969年)；以及一种企业在客户市场进行价格竞争的模型(1970年)。随后的研究强调价格和工资认定或承诺非同步性的持久性(1968、1977、1978年)。再后来的研究是提出一种合同工资协议理论”。[8]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涉及宏观经济学各个领域，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关系的了解，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充分就业、稳定价格和迅速增长之间的权衡与取舍。费尔普斯建立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对立的关系，对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最优资本税率的研究以及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为人们更好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应该说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在经济理论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表明了费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的。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多次访华，曾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合理、有效地将微观主体的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确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向。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如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经济增长周期曲线等，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缺乏微观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科学解释。其次，经济增长黄金律揭示了均衡增长条件下的消费、储蓄、工资收入与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因此，借鉴这一理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我国的经济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我们确实存在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正如费尔普斯在中国演讲时所指出的，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费尔普斯还指出，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只要在培育2～3年情况下就可以消化解决，不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但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是，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问题。费尔普斯的这一忠告，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其实，在中国不仅有投资低效率的问题，甚至还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本地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一边，结果产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并发症”，如高能耗、高污染、生活素质下降等，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根据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努力使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在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在顾及人们当前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需要指出的是，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深刻影响着当前的全球经济。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始终盯住通胀预期，数次调高利率，不断给“上火”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泼出凉水，严厉控制了通胀预期，可见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体现了浓厚的“费尔普斯色彩”。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分别在2004年10月29日和2005年8月18日，两次小幅调高人民币利率后，也成功打击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高预期，使当前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着力点，而我国当前之所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对未来预期不高，在收入、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有后顾之忧。为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例如，合理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等。第四，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对我们也有深刻的启示。他在中国演讲时曾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他在北京工商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在现实世界里，教育是最关键的因素。如很多人受过教育，如果在社会群体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较高，那么，技术进步就会非常快，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技术的增长，就会缩小差距，缩小平均技术实践和前沿技术实践的差距。从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我们要反思当前的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R&D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大军，这对于加快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面性的作用。
注释：
[1]张俊喜，费尔普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大师.南方周末，2006-10-12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苏剑.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学动态，20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