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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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1篇
1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看，过分关注社会本位，忽视个体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当然也和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机械地理解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有关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由此，片面地将人定格在其具体性、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上，使得许多人误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所谓对个性或个人需要压抑的问题。致使长期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忽视了个体的自我价值。
2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看，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教育过程中，尽管教育者起着主导作用，但不等于必须以教育者为中心，即教育者在向被教育者灌输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时，可以忽视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可以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但长期以来，教育者往往为教育而教育，不考虑受教育者的需要，以及能否被受教育者接受。这种教育，不可能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使受教育者产生排斥心理。
3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看，脱离人的现实生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哲学，他的直接对象是现实中的人”，根据人的活动领域，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由政治、经济等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里，还生活在一个以饮食起居等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一味强调人的政治性和理性，而忽视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正常的需求，从而使原本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被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实现一定政党和社会政治集团的任务。
二、思想政治教育化解的对策
1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由于社会历史基础条件制约，也由于过去社会组织基础边界不清所使然，就造成全民都做思想政治工作，结果在丧失了社会条件以后，就成了没有根基的空洞说教。而要改变这一不利形势，就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既要培养他们的宣传说教能力，更要培养他们应对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空洞的说教变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2 在倡导社会本位价值过程中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也具有促进人性不断提升的内在价值。传统的运行机制更多体现其外在工具性价值，事实上，把“以人为本”作为教育的入口，以“生活世界”为支点，尊重个体存在的多样性，以教育对象个体为切入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柔韧渐进的、贴近人的运行机制，从而使传统的运行机制因目标设置过高、操作过硬而与受教育者有较大的距离等问题得到解决。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血液恶性肿瘤 中心静脉置管 并发症
血液恶性肿瘤主要有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我科自2005年开始，对大剂量化疗的病人进行中心静脉置管，有效的避免了化疗药物对血管的损伤。但是，置管后若管理不到位也会出现如感染、出血等致命的并发症。本文对我科2008年1月-2010年12月的置管病人进行临床观察，对置管常见并发症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给予有效的预防护理，从而减少减轻并发症的发生，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置管病例有200例，其中，男112例，女88例，年龄10-60岁；白血病80例，淋巴瘤108例，多发性骨髓瘤12例。
1.2中心静脉置管 如行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ICC），应选择资深的、静脉穿刺技术好的护士，按照PICC置管操作规程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进行X摄片确定导管尖端位置在上腔静脉即可。导管采用美国巴德三向瓣膜式PICC，该导管侧孔三向瓣膜的功能，可防止血液返流和气体进入；日常护理只需要使用普通无菌生理盐水正压封管，无需使用肝素封管；不使用导管时每七天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导管和更换敷贴，因此减少了护理量，并降低感染的危险[1]。
如病人外周静脉条件不好，宜选择锁骨下静脉穿刺，请专业的外科医生穿刺，注意缝合固定。
2 置管期间常见并发症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2.1感染 留置导管感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严重者可导致病人败血症而死亡。引起感染的主要因素是局部穿刺口及中心静脉导管污染，细菌可来自皮肤、导管接头、肝素帽等，另外，置管的途径、时间及封管方式、敷料选择也与感染相关[2]。血液恶性肿瘤病人的病情重，加之化疗后机体抵抗力低下，置管时间长，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护理对策是：（1）结合病情应用抗生素。（2）护士每班要认真观察局部情况，及时发现是否有感染征兆。
（3）换药时严格无菌，更换各连接处时加强消毒；锁穿病人2-3天换药一次，PICC导管的病人每周换药一次。（4）加强对病人的健康教育，教会病人学会自我观察。
2.2穿刺部位渗血、渗液或出现血肿 穿刺部位出现渗血、渗液、血肿可因穿刺部位或邻近部位的活动度过大、不慎拉出等原因。
护理对策是要尽量减少穿刺部位的活动，立即在穿刺部位覆盖无菌纱布，加压包扎。如遇严重出血不止时，必要时应拔出导管。
2.3导管阻塞或输液不畅 导管阻塞或输液不畅可因不当、导管反折等原因所致，这种情况容易发现及解决；也可因长期输入高价营养液，其残余的阳离子复合物或血液制品的纤维蛋白遗留在导管壁内，导致导管阻塞或输液不畅。
护理对策是在输注氨基酸、脂肪乳、血液制品后，必须用10毫升生理盐水脉冲式冲管，再接其他液体；全部液体输完后一定要正压封管。
2.4空气栓塞 空气栓塞可因接头处肝素帽、三通管等松动、脱落或液体走空致空气进入。
护理对策是输液时一定要加强巡视，防止液体走空；经常检查各接头处是否衔接牢固，对接头处肝素帽、三通管等有松动或脱落，应立即去除，无菌操作下更换。
2.5导管脱出 导管脱出常常由于病人忘记不慎扯脱，或缝线断了因重力原因致导管自行滑出。
护理对策是对于锁穿的病人，导管固定采用双重固定方法以免导管脱出。对于PICC置管的病人，要防止活动度过大或牵拉扯脱导管，导管末端用网眼绷带套住。
3 结果
200例置管的病人，有42例行锁骨下静脉置管，有156例病人行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ICC），有2例行股静脉置管。锁骨下静脉置管的保留时间为3个月，因不慎脱出3例。PICC置管保留时间为6-12个月，不慎脱出2例，严重出血致拔管2例。日常出现局部穿刺部位红肿等不良反应25例，给予无菌换药后痊愈。
4 讨论
目前，中心静脉置管术已比较广泛应用于临床，关键是置管后导管维护问题。所以，专科护士要掌握置管后常见并发症的原因及处理方法，有效的从源头上预防并发症的出现。要加强护士对中心静脉置管规范化培训，另一方面加强对病人的健康指导，护患双方良好的配合，才能保证导管的有效质量，使化疗顺利完成，病人病情缓解，生活质量提高。
参 考 文 献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3篇
为更好的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条例》，促进住房消费，进一步推进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确保市政府、市房改领导小组批准的今年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计划的顺利完成，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经研究决定，对《关于调整1999年内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99〕京房资中心计字第117号）和《关于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99〕京房资中心计字第123号）等文件，规定的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以下简称个人贷款）有关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00年12月31日，现将有关政策重申如下：
一、放宽个人贷款额度标准
2000年内个人贷款额度标准为：单笔贷款最高贷款额仍可在原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基础上上浮30％，同时在确保还款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个人购房首付款比例，最低不得低于购房款的10％。
二、贷款期限
各经办机构不得拒绝发放30年（含）以内任何期限档次的个人贷款。
三、各分中心接到个人贷款申请后，凡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成有关手续；分中心不得拖延发放或拒绝办理有关手续。
四、为满足个人贷款需求，在分中心办理个人贷款有困难，可转至归集部或归集二部办理。全市凡已建立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无论是否在归集部、归集二部缴存住房公积金，在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后，均可在归集部、归集二部申请个人贷款。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范式；产业集聚；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民收入；现状；制约因素；对策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relatively low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and slow growth have becom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facing the. To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agriculture，the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and support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the urgent need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low growth faster wa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income of the farmers affected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constraints，some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for resolving the curr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Income of the farmers；The status quo；Constraints；Countermeasures
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民长期增收困难，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影响农产品的供给，使农民压缩消费支出，造成农村市场继续疲软，使国民经济失去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农民不富裕，农村难稳定，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逐步显现出来。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稳定和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和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
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年均增长7.43%(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地呈现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为1.9%，1992-2000年为4.6%。尤其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7%。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四年下降，还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01年农民的实际增长率为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有所反弹，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经过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增长6%以上，达到3587元，比上年增长7.4%，是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连续三年增幅超过6%。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1997年至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比GDP低4.3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收入低3.5个百分点[1-5]。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到1983年一度缩小到1.70:1，此后一直呈扩大趋势。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86:1。1994、1996两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收入增长，到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缩小为2.47:1。此后，又呈扩大趋势，到2000年，扩大到2.79:1。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超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90:1。2002-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到2006年为3.28:1。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而且超过1994年的2.86:1，为历史之最[6]。
(三)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7-1999年，东部9个发达省市(不包括河北省、海南省)农民收入年递增3.86%，中西部19个省市农民收入年递增3.16%，区域差距再度扩大。1999年，中西部19个省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数低16.2%，比东部9个发达省市低41.1%。2000年，收入最高的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253.67元，最低的贵州省(自治区除外)为1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农民现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大。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381.56元。其中，中部9个省平均2170.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数低8.9%，较东部地区低40.5%；西部10省区市平均为1605.8元，比全国平均数低32.6%，比东部地区低56%。最高的浙江省为4863.37元，是最低的贵州省1136.38元的4.3倍。2005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为2815元，西部地区最低，为2508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99元扩大到2005年的2308元，差距拉大了309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2281元扩大到2615元，差距拉大了334元[7]。
(四)不同经营类型农户、不同收入农户收入不平衡
一方面以非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在增长，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国家统计局农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0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33元、1980元、2805元和5135元，这四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2%、48.1%、29.4%和3.3%。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2%和12.1%，比收入最高的非农业户分别低62.4%和61.4%。1998-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162元增加到2253.4元，年均增长1.39%。同期，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34元和2031元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别下降1.68%和0.84%。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1998、1999、2000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续三年净减少。1998-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分别为1191元、1139.4元和1091元，分别比上年下降2.4%、4.3%和4.3%。同期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分别为292元、882.1元和784元，分别下降1.5%、5.1%和11.1%。另一方面，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的农户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由2.53%扩大到2.64%，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比例，则从24.67%上升到35.45%。将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按纯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和较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802元和1442元，分别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组农户、较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长越难。此外，农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32扩大到2000年的0.35；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5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的幅度，表明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日益突出。2005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响率为50.7%，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率为40.9%。与1990年相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率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提高了12.6个百分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家庭经营收入差异的影响；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工资性收入差异的影响[8-11]。
二、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的原因，又有来自农村之外的影响。
(一)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非农产业曾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源泉，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人数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相对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1996-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最大降幅达804万人，而且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1996年的29.83%下降到了2002年的25.44%，下降了4.39个百分点。但目前乡镇企业的就业规模才仅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效应在逐渐减弱[12，13]。同时，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跨区域流动，大量进入城市择业，进城打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镇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失业显现并日趋严重。为了减轻自身的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政策。城市的就业保护使得城镇吸收农民工的大门开始变窄，减少了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外出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也呈下降趋势。据对四川和湖南两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查，2000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日平均工资下降了5%左右。目前进城务工的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据统计，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达到946元，同比增长9.9%，上海的农民工可以达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工资差距达2-3倍。
(二)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变对农民增收形成了制约
农村改革初期，农产品供给绝对短缺，农民增产的农产品都能卖出去，且市场价格也没有因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增产就能增收，农业增产的农民增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产品的供求格局从过去的长期短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甚至出现了地区性、结构性相对过剩。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增产与增收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生产多少产品不单取决于农民有多大的生产能力，还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水平，超越市场需求的增产，将带来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甚至增产减收的结果。测算表明，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呈明显下降态势，1978-1984年间，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2.05，1985―1990年间降为0.82，1991-1998年间再降为0.65，90年代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2/3之多。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市场供求状态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速要远小于1%，增产对增收的效应只相当于80年代初期的1/3[14]。
(三)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影响农民增收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有密切关系。发展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加工型农产品的需求量会明显增加。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收入弹性，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以普通的土豆为例，土豆加工成淀粉，可增值30%；加工成粉条，可增值80%，加工成麦当劳餐店的薯条，可增值15倍；加工成环糊精，可增值20倍，高的可达30倍。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都在90%以上，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一般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6-8倍，而我国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是30%、80%和5%左右，差距非常大。显然，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下，不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和加工水平，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农民的收入是很困难的。
(四)农村城市化滞后对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化水平大为落后。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已超过81%，城市人口比重至少应达到54%，而实际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滞后近24个百分点；同样，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50%的水平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当为45%以上，而实际水平与同等工业化国家相差1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这种格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土地和资金在内的各种农村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而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却依然滞留在农村、滞留在农业中，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土地分割不断细碎。统计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增长，净增加近6000万人；农户户数平均每年以191万户的速度增长，净增加1500多万户；农户平均的耕地面积则由1990年的7.98亩减少到2000年的7.35亩，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多达5.86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有4.16块，占耕地块数的71%，土地细碎问题十分突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农村劳动力总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不断减少劳动用工量的趋势，这使得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亩均用工为19.84个，2000年减少到16.43个，亩均减少3.41个。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困难，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均GDP之比为18：82，这表明，按人头平均，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为非农业劳动力的1/5左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懒惰、能力低下，而是因为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了，他们占用的资源太少了，大部分可用于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劳动时间由于人均占用的资源太少而白白浪费了，这正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正是由于城镇化的滞后，才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的艰难。
(五)宏观经济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不可否认，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张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加大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创造了条件；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林牧渔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比重由1996年的1.27%提高到1999年的2.4%，为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庸讳言，从总体上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向城市倾斜，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仍不利于农民增收。比如，近两年国家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居民收入时，对城镇居民采取的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农民采取的较少。1999年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支出水平等宏观调控措施，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增加，而农民的收入还基本处在自然增长状态。在增加的国债的使用安排上，涉城的比重较大。又比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承担的经济负担差异很大，城镇居民畸轻，农村居民畸重，农村居民人均承担纳税额和社会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再比如，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E)仍为负值，仍有大量的农业收入继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合理确定农业税计费要素，规范税收征收管理行为，严格村内“一事一议”程序。同时，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二)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一是发展和壮大龙头企业，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领头羊”。二是发育中介组织作为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联结点。三是以创新利益机制作为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三)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使农业发展目标从注重产量转向稳量提质上来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①要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时机，加快调整粮食品种结构。现在我国小麦总量接近供求平衡，但专用优质面包粉、糕点粉、水饺粉、方便面粉等都靠进口。而国际市场进口优质小麦的价格大大高于国产小麦的价格。如果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国优质小麦也能满足市场需求，农民可增收百亿元；②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在农业产业链条中处于“前拉后带”的重要环节，搞好了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实现农产品转化增值。粮食连年丰收，表明生产能力已经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发展畜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使畜牧业真正成为一个大产业，这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地转化粮食，缓解农民卖粮难；③应因地制宜调整区域布局，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各地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特点，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产品区域生产布局，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经营，发展名、优、特、新产品，并树立品牌意识，靠品牌开拓市场。这将成为各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15]。
(四)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投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坚持一贯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集体资金、社会融资和利用外资相结合。逐步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把粮棉主产区作为重点投入的区域。政府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还应进一步增加，借此加快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农村电网改造、粮库建设、道路建设、自来水、通讯设施等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尽量使用农民工，这样，既可以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又为农民增收打牢了基础[16-18]。
(五)调整乡镇企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乡镇企业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但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因此，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提高其整体素质是乡镇企业走出困境，提高质量效益之关键。①要调整其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植根于农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业。要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林牧副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与运销，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在乡镇企业中的比重；②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业、商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这是农民增加非农收入的有效途径；③调整技术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创新，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条件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向高科技产业方向发展。这是提高乡镇企业整体素质之关键；④调整体制结构，强化管理创新，深化“二次创业”，转换机制，规范管理；⑤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聚积效应，改变目前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复、结构趋同的不合理状况[13，14]。
(六)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就业结构调整，拓宽城镇就业空间
农民收入不高与农民数量多有很大关系。有关数据表明：我国70%左右的人口和50%的劳动力来自农村，而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考察，我国农业实际所需劳动力只为现有劳动力的35%，许多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因此，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减少农民数量。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带动人口、信息、资金等的聚积、流动和重组，产生对服务于生产、生活的运输、商贸、金融、服务、信息咨询等的旺盛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同时，发展小城镇还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在推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打破小城镇中传统的管理体制，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对在当地有稳定收入、稳定职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流动人口”应予办理常住户口证，取消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对新到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应收取城镇增容费，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原来的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除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外，还应改革投融资体制，吸引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开发[19]。
(七)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黄箱”政策，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充分用足WTO的“绿箱”政策。所谓“绿箱”政策是指允许成员国对本国农业给予的不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诸如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环境保护、收入保险、自然灾害求助、农业服务等方面的补贴[20]。由于财力限制，在该项政策12种支持内容中，我国仅用了6种，补贴额总计为182亿元/年。因此，今后应当增加财政力度，用足补贴空间。根据“绿箱”政策，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水平可达农业总产值的10%，按照2000年农业GDP为14212亿元计算，大概为1400亿元。这笔资金使用每年将为农民增加约700亿元的收入。所以，利用“绿箱”政策，充分发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从而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态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调整和用好“黄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市场价格产生扭曲性作用。按照WTO规定，我国“黄箱”补贴范围限于农业总产值的8.5%之内，而我国现有的“黄箱”政策支持为每年2200多亿元人民币，离8.5%的限度约有1004亿元(即121亿美元)的支持空间[21]。由此可以考虑的策略是：由过去对中间环节的补贴，转向对农产品保护价以及与之关联的仓储建设和保管费用的补贴，转向对国家需要扶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补贴，并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投向，发放农业产业化经营专项贷款，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充分释放其增收潜力。增加“以工代赈”资金规模，提高开发式扶贫的技术水平，总结推广小额信贷扶贫的经验和做法，增强扶贫资金在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中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创造资金条件。
(八)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培育农村科技市场，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我国发展农业的经验证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对农业增产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10-15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2%，而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目前，我国农产品良种化程度、育种水平、水、肥的利用率、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能力等，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农业科技市场不完善，造成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脱节。因此，应彻底加强农村科技服务市场体系建设，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力度。各地区应围绕地方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引进、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品种，先进种养方式及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促进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还有约8000万的文盲，这对于我国农业直面国际化挑战是很不利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使更多的先进适用技术进入农村基层和农户，使农民尽快掌握现代多项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22]。
(九)改善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应加强市场本身的建设，扩大农村集贸市场的规模，提高市场的硬件设施并且加强市场的规范管理。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市场、批发市场，把千家万户的产品销售出去，把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运进来，做到建一个专业市场，培育一个支柱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一个成功范例。其次，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破除“重农轻商”意识，引导一批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农民走上经商的致富之路，促进农产品“经纪人”队伍的壮大，使之最终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特殊群体。再次，大力培植和发展农产品流通企业。对已初具规模的贩运户，应引导他们实行企业化经营，使其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和经济责任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并从税收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对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社会力量打造流通企业的“航母”。最后，应加快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围绕农产品市场行情、需求趋势，切实做好分析、预测，为农业提供及时、系统、权威的信息服务，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信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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