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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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供给侧;调控;环境;施力点
2015年，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由此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政策调控进入供给侧管理的重要历史阶段。从经济管理层面看，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健增长，现代政府通常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双管齐下”的管理策略，区别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形势及管理目标下，对需求侧管理或供给侧管理的侧重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为实现短期的经济上行，在需求空间巨大的情况下，需求管理的政策被广为采用;而在需求管理空间有限，经济增长动力源不足的情况下，偏重供给侧的宏观政策调控则备受重视。尤其从中长期看，一国实行供给侧为主的经济管理，其目标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在现代政治任期制度下，需求侧管理的效果往往“立竿见影”，供给侧管理则需要“细水长流”。因此，就理论上而言，从经济增长的政绩观看，一国若主要采取供给侧经济管理的范式，则往往是在需求管理低效的状况下而“不得不”推开的，也即供给侧管理的实施条件要比需求侧管理的条件严苛地多，并对以财政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政策精准性要求更高。
一、我国实施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背景环境
(一)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配及失调
从经济基础看，一国若实施以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为重心的财政政策调控，通常是经济遭遇下行通道的压力，一是在总量上，经济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二是在结构上，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出现较为严重的错配与失衡。从供给侧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供给能力的下降，即经济中的资本、劳动、土地、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生产能力下滑，或创新空间受限，使得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究其原因，或者在供给数量上，生产要素的总量下调，或出现结构性失调，使得高效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典型如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要么是生产要素供给质量的下降，如对精英阶层和知识阶层打压导致的人力资本质量的下降，资源掠夺式开采导致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双向收减，或者制度易成本的增加，如税负过重、政府行政指令和审批盛行等，使得经济运行不堪负重。从经济结构看，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错配与失调是供给侧经济管理的基本条件。一般地，在短期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症结是供给不足，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则是过度供给。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相匹配性具有不同的特征。在高度发达的经济阶段，经济结构失衡可能是过度消费与过度生产的结果。对正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言，经济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可能更为突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生产能力、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等约束，更可能受“后短缺经济”运行惯性的影响，经济中的低端、粗放型、低质量产品供给过剩，而中高端、精细型、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而从需求层面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结构会逐步升级，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若供给结构未能做出适时调整、回应与引导，则供需结构失衡所引致的商品过剩与有效需求供给不足，从而导致的资源错配与低效运行，会成为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症结。在此经济条件约束下，强化供给侧管理与调控是实现经济“破题”的基本路径。
(二)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空间受限
对现代政府而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是其首要基本职责。且由于政治任期与定期选举机制的约束，当政者往往通过“人为”管理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倾向于极力促成其任期内或选举期间的经济增长。因此，就达成目标而言，政策操作的便捷性与实效性往往成为其考量的核心标准。在此方面，以财政支出为主导的需求侧调控，以其总量刺激与标准化操作的特征，往往成为各国政府应对经济下行和经济“萧条”的一剂良方，而以结构调控、精准调控与差异化操作为特征的供给侧财政调控，则由于其操作难度、政策时滞、区别对待而成为次优选择。因此，就政府偏好而言，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往往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通过扩大或收缩财政支出，直接为经济注力或撤力，对经济调控的效果直接而快捷，也为市场提供信心和预期。但由于路径依赖和操作惯性，从需求调控中屡尝“甜头”的政府会倾向于频频使用财政干预政策，从而使经济处于长时期的“被刺激”状态，进而产生对市场的“挤出”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围绕政府投向进行短期谋利操作，而不再全身心地进行市场探索与创新，从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扭曲，资源错配、误配状况频发，导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下滑，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下降。最终，使得需求侧管理效益走到极限，不但无益于经济增长，反而损害经济体的活力与发展能力，只能重新从供给侧发力，着眼于供给结构的深化调整与供给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三)经济结构呈现固化之势
从经济结构的流动性上看，供给侧维度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产业之间的流动性、区域之间的流动性与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需求侧维度的流动性主要是资源配置在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之间的流动性。流动性是资源配置优化的机制基础，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本标志。若在市场导向下，一国经济呈现出高效的流动性，则表明该经济体是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进而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法治、公正、透明的制度条件下，收入在居民之间、代际之间的流动性，使得社会充满活力，经济长期发展的分配格局筑立。但若一国长期倚重需求管理的财政调控，或制度条件不健全，潜规则盛行，使得经济结构的流动性受到抑制，经济交易成本高企，则经济增长的质量必然不佳，增速必然会放缓，并会造成巨量的效率损耗，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一般地，在需求管理框架下，政府一般会将调控重心置于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与促进出口之上，尤其是投资，往往成为政府最为热衷的调控对象，但正如上所述，若一国政府开启了需求调控的端口，则其往往会成为各期政府的惯性操作，而其重视总量刺激而忽视结构调整的操作机理，必然使得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过大甚或独大，且政府投资的方向往往是短期经济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的领域，而非高、精、尖领域，久而久之会使得经济发展的含金量过低，投资所形成的产业难以消化而成为过剩、落后产能，甚或经济结构固化，经济转型的成本高昂，非下决心、下大力从供给侧进行深层的结构性改革则难以破解。
(四)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欠佳
从根本上而言，供给侧经济管理的深层成因是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欠佳、效率不优。而一国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不佳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是发展阶段约束。即该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总体处于短缺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能力落后，产出效率较低。二是技术水平约束。该经济体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制约着生产率的全面提高。三是制度成本约束。除一般性的经济交易成本外，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命令、行政审批、权力干预与设租寻租，潜规则盛行，由制度催生的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高昂，抑制了经济活力，导致资源大规模地错配。四是发展模式约束。当期政府为追求以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为中心指标的政绩，不顾资源环境保护和后代人利益，实施利益短期化的机会主义行为，粗放利用资源，不计环境代价，导致低端供给过剩，生产损耗过大，生产效率低下。五是经济结构约束。经济中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且受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制约，需求结构失调，部分有效需求被抑制或转而外溢，经济运行的强大惯性使得经济结构积重难返，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只能在现行既定的经济结构框架下进行，难以实现实质突破。
(五)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竞争与管理
竞争日益加剧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只需关注本国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均衡。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尤其是在产业分工细化加深的条件下，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布局及整体经济在全球秩序中的格局，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产业链高端、掌握核心技术和优势资源、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层层传递的链式影响，提高一国经济的自足能力和竞争实力，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现实语境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纷纷加强了对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着重从供给侧发力，对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实体经济、新兴经济、新技术、新能源等进行政策激励与调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发展中国家将带来诸多影响和冲击。在此形势下，各国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从长远考量如何提高本国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实力和优势，提高本国经济体的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并通过创新实施以财政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政策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及调控实效，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控的重要视角。
二、供给侧维度下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的施力点
若一国经济满足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质条件，则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在供给侧调控中应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保障和引导作用。在具体施力方向与着力点上，源于供给侧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与供给侧改革的内在成因，供给侧维度下的财政政策调控应着眼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与资源环境保护等。
(一)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是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结构条件。从经济发展史看，农业、工业、服务业随生产力发展先后主导产业结构，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目前，经济转型国家正经历由工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过渡期，其产业结构呈现的基本特征往往是低附加值工业过剩、中高端制造业与生产业供给不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此经济结构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提质，是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内容与核心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紧迫的现实任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为解决“短缺经济”困境、集中力量实现经济赶超战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农村支撑城市、农业支撑工业的基本政策，实行城乡有别的政策体系，并实施价格“剪刀差”，农村农业的要素资源低价供给城市和工业，城市工业品高价供给农村，随着农村农业对城市和工业的持续“牺牲”，会形成差别巨大的城乡鸿沟，并长期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包容发展。在供给侧改革导向下，推进以公民权益平等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方向。三是区域结构。对于转轨经济体而言，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也是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以产业为导向，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供给侧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内容。
(二)创新能力一是技术创新。就创新的源动力而言，企业和市场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应干预具体的创新项目和市场微观选择，应将政策施力重心置于创新的“”层面。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体而言，其一般是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且其创新的轨迹基本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模仿创新的过程往往指导和干预较多，甚至对企业和具体项目的微观干预，这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模仿创新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进入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阶段，政府的过多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甚至误导创新的真正方向。在此阶段，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政府干预一方面要“收”，撤出对市场创新的指导和干预，另一方面则要“进”，即强化政府对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对创新公共平台、创新公共服务及基础理论等的支持。二是制度创新。在不同的环境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以命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具有高效运作的优势，但在和平建设条件下，由于权力等级制所带来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寻租经济，使得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由此导致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改革转型。但由于经济体制运行的惯性，且体制改革也通常由政府主导，使得根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审批、命令等权力“魅影”，成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攻坚战，在此过程中，推进制度创新是关键所在，但对旧制度的破除意味着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破解与重塑，为实现新旧制度的平稳对接，需要发挥财政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即“花钱建制度”、“花钱买机制”。
(三)资源环境在一国经济体的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低下，其往往采取了唯经济总量扩张和增速的功利化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和本期政绩，忽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考量，尤其是对绿色发展的考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功利化发展唯人类利益为导向，忽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容量的限定，在代际关系上，唯本代人利益为导向，忽视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权利，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优先的导向下，均难以跨越“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但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形势下，在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将资源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纳入发展框架，是各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基本取向。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施力点，财政政策一方面应鼓励、引导资源集约型、环境保护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应限制和约束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产业的发展，最终导向绿色经济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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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炳德．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争议与政策启示［J］．发展研究，2016，(8)．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 问题 对策研究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总量问题，其不断通过各项政策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总量不断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新时期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经济社会及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质量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我国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根深蒂固、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竞争机制等，这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必须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充分提升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
二、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总量轻质量思想根深蒂固
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都在重视经济发展总量，不断通过各项政策干预，最大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质量，使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价值观缺失等问题显得日益严重。虽然新时期我国政府不断强调经济发展质量，但是各级政府为了完成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总量。这种思想在未来还将长期存在，其对新时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彻底化的修正。
（二）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不足
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性保障。在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相关企业的利润较低，发展成本不断高企，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显得十分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扶持力度不足造成的。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其实体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其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因此这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三）相关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政策法规作为引导和规范，而经济发展质量对相关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当前，尤其是十以来，我国政府不断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但是目前仍然出台一系列完善的政策法规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严格的规定，使得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方向，依旧沿用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在不断激化的国际市场中，我国经济增速整体在下降，如果再不以相关政策引导各地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会使得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
（四）缺乏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目前我国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是畸形的、不完善的，因此对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质量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垄断性的企业占据市场主要地位，其具有政策等方面的垄断优势，而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难以全方位的参与到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中，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难以得到全面提升，这是十以来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新时期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三、新时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
经济发展思想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十分显著，就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来看，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总量带来的问题不断增加，给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一方面可以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实际和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本着经济发展质量第一的原则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使其能够充分服务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其进行改进，通过先进的经济发展思想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二）提升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其经济发展的质量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扶持，所以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出台地区经济发展政策，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实现各方面的创新，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通过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制度对各级政府的关于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使其能够从意识和行动方面充分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完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
当前，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受到传统经济发展思想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完善统一化的指导性政策，在保证经济保持既定速度发展的同时，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同时要通过完善的法规政策严格监督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充分提升各级政府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也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对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引导，使其充分迎合十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竞争机制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要在政策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使其能够拥有与大企业同等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要使得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充分参与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中，活跃我国的资本市场，使其充分发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拓宽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路径，进而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四、总结
从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总量的提升并不能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必须要从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提升各级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完善经济质量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市场竞争机制等方面出发，在保证经济发展总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最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以此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6-0017-03
当前，在我国经济整体运行中，行业产能结构性过剩、产业同构、恶性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已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推进。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尤其是部分行业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市场监管严重缺位。因此，必须切实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调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关键是如何提高职能履行的有效性。因此，我国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不应再停留在“政府应该干什么或不应该干什么”，而要尽快调整改革策略，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如何干好”上，切实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深层次问题，特别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需要的问题。这就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把握新的改革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各种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相适应，更有力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一、新时期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思路
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机构改革，创新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基础性制度和政策工具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后者，政策工具与政府行为直接对应，如果政策工具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无论对何种机构来说都难以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和阶段特征看，我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阶段。这一转型过程与追赶时期的经济发展相比，更为艰巨和复杂，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前提是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将有可能成为转型的阻力。为此，新时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应先确定“政府作用的边界”——政府和市场是两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也无法替代政府，关键是要根据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均衡机制。新时期，我国政府应重点在创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上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需实现“三大转变”，即：政府的角色转变——由“运动员”转向“裁判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转变——由直接主导转向间接规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由政府主导企业转为调控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
二、新时期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和重点
现阶段，应将投资、市场规制、产业政策等三个方面作为我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先行突破口。
（一）深层次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弱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投资审批制度作为政府对经济调节的政策工具，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初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其弊端逐步显现。我国在2004年就开始推动该领域的改革，但改革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各地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使产业同构、产能过剩不断“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创新活动。因此，亟需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加快解决制约投资审批体制改革的关键瓶颈因素。首先，破除部门利益垄断，严格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深化落实国家有关投资体制改革的政策。切实精简审批领域，政府应从以企业投资为主的竞争性项目领域退出，尤其在经济转型阶段，更要严控政府越位的经济性审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防范政府主导投资的财政风险。其次，深刻总结各省市已有的探索经验，加快推动不同层级政府审批权限划分的改革。可结合不同层级政府权责配置的改革，按照“谁出资、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审批权限，防止审批权限的过度集中，减少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空间，维护项目投资审批管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再次，对政府必须保留的重大项目审批权限，如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的审批，应积极推进审批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建立法制化的监督问责程序。无论由哪个政府部门进行的投资管理，均应纳入统一、规范的决策体系，及时将政府投资规划、政府投资规模、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决策依据和决策结果向社会公布，使所有的决策行为都能依法受到有效监督。
（二）构建有效的政府规制体系，强化市场监管职能
目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监管的缺位，不仅严重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危害到公共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规制体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是提高我国政府履行经济职能有效性的关键环节。
政府规制体系的完善是指通过技术、质量、环保、卫生等法规，针对市场负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对市场行为进行控制、约束和规范的矫正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防范两个不当倾向：一是防止监管权限滥用，使其成为地方政府保护落后生产方式的工具；二是防止将市场监管演变成为行政性干预的“新形式”。具体而言，政府规制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知识产权和市场信用体系为核心的基础性制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和市场信用制度对促进产业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着眼长远，切实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信用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市场竞争中的失信活动，这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长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以市场准人、价格、产品质量标准和资源、环境、安全等标准为主的政府规制工具。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应适时适度提高环保、技术、质量等各类标准，引导企业把“创新”作为其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唯一途径，而不是“低质量、低层次”的竞争，这样才有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应在坚持公平的原则下制定相应的规制标准，尽量避免采用按照企业规模、所有制、行业类型等作为支持某种创新而设定的“支持标准”，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被排除在外，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在推行不同标准时，有可能会遇到来自不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政府应着眼长远，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统一认识，尽可能不要让部门利益或部门垄断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因素。
（三）加快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促进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转折期，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产业政策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应加快推进改革。
1.转变对产业政策的认识，调整产业政策的重点。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作用不可或缺。但也应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如果政策工具选择和应用不当，也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政策效果。要特别强调的是，产业政策不应成为政府替代市场的工具，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模式，或者造成“拔苗助长”，或者造成“抑制创新”，均难以持续。应尽快将产业政策的重点由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为主调整为以产业创新政策为主；由具体行业指向调整为创新活动为导向；政府的角色要从传统的直接管制和直接干预向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则、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转变，以更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2.加快产业结构政策的优化，适度聚焦重点战略领域。产业结构政策是政府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及重大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国家安全等因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领域不断被拓展。如，各部门、各地区以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新兴产业等不同名目出台的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中的全部大类行业。由于缺乏全国统筹、战略性的系统设计规划，政策冲突频频出现，一方面在加快促进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治理产能过剩。同时，这些产业结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政策设计初衷，更多地是为换取政府的政策支持或作为获得项目审批的依据，导致各地盲目攀比，产业规划趋同现象异常严重。以各省的“十二五”规划为例，全国31个省市区中全部提到发展生物医药产业，30个省市区提到了发展新能源产业。而关于服务业的发展规划，同质化更为明显，均将金融、房地产、旅游、物流等作为地区发展重点，但几乎无一地区能针对本地区的特色，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区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的形成。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府质量政治发展资源汲取政策创新政治调控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不可能完成象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从本质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外源型的，而非内生的。它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
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使计划体制发挥其作用，政府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国家对社会的超强自主性。“当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越俎代庖而影响个人和团体发展的时候，当国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阻碍个人或团体成长的时候，国家行动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国家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基层社会无权，结果，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实践亦以证明，政府的无限扩张，最终只能是政府质量的贫困化，从而政府也就无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1982年新宪法通过后，全国实行政社分开，揭开了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序幕。乡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变化，是革命后乡村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篇章，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也意味着乡村政府将承担起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力量。告别政治全能主义，提升乡村政府质量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乡村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乡村政府的质量体现着推进乡村发展的政府能力，维系着实现乡村发展的政治基础，规范着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秩序。
一政府质量，从价值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的合法化水平。从工具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能力。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汲取资源（如税收、劳力、物资等）的能力，还包括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提供政治调控的渠道、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等）。当一个社会的政权体系建成后，政府质量的价值范畴也同时确立。政府的合法化水平要由政府质量的工具范畴来体现和实现。因此，政府能力是革命后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政府质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中实现现代化，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可见，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增强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的起飞，而且关系着政府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里，政府质量不仅体现在汲取资源的能力上，而且要着眼于优化资源的能力上。唯有如此，政府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能量。汲取资源和优化资源的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基础。
第二、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政府执行这种社会职能，就是指制定发展政策，它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便至关重要，它维系着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政治体系确立后，政府质量不是通过其制度的完美性表现，而是由其产出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来展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作为发展政策的执行者在体悟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扣政策的总目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在推行政策的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结果在整体上符合政策目标。因此，提高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政府质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三、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质量，端赖它在乡村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政策的推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大幅度地变革过程中，政府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政治要求。政府丧失或削弱维持社会发展秩序的能力都是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对不可能在紊乱或失序的社会中进行。随着政治全能主义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提供宏观政治调控。体制转型，必然要求结束旧体制下的政治调控方式。政社合一的前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后，增加了政府提供政治调控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质量的高低。
政府在后发展型超大社会中推进现代化必须提高其质量，唯此，政府才能真正提供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基础。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从乡村首先开始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自然，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乡村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改革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变化的背后出现了基层从社会体制脱离的趋向。所谓乡与村之间形成了“村梗阻”现象，中层组织已不能有效调控基层社会，导致了农村人口失控、土地失控等局面。各种非体制力量在乡村社会纷纷抬头，甚至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如宗族活动、封建迷信、黑社会组织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公共资源的流失，集体工程的荒废，小农意识的复苏使乡村改革与乡村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现象与政府质量尤其是乡村政府质量的弱花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贫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引起了连续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观念，而且改变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控制与被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关系向着现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化。当然客观情况要求政府作这样的转变，通过服务汲取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性，导致了乡村基层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弱化和基层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开始从国家向集体和个人下移，从而带动了分配方式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对社会资源作垄断性分配，农民在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有了相对的自主权。因而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机制从政府──农民的分配型汲取向农民──政府的收入型汲取转变，汲取能力相对下降。乡村改革使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原本极其脆弱的集体经济却是雪上加霜。集体经济的削弱，也就意味着政府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渠道被阻塞。其次，市场化进程要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政治全能主义下的控制关系向现代的服务关系转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基层政府中的条块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并没有理顺。这样既阻碍了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滞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人的素质也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脱离了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催生的政治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农民的自私的一面表现出来。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亲合于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负面的影响，腐败便是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如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修缮。这说明，政府在利用和优化乡村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在乡村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削弱。
其二、政府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相对贫乏。
以人民公社的解体与乡政府的建立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乡村改革过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推进数年之后，邓小平同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利益主体从相对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政治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格局等，已经向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乡政府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在政治体制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质量在制定基层社会发展政策和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的创新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这对于超大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放权，政府关系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纵向权力关系的往复循环之中。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为谋取地方利益，有计划地利用中央政策规定，故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行政策规避。政策规避不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而是为了谋取地方利益，削弱国家利益。这是超大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绝对避免出现的现象在乡村改革过程出现了。如有的地方为规避国家关于每次审批土地使用权不能超过300亩的规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2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每块300亩的面积化为小块，一夜间批出110个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了出让整块土地的目的。以这种方式来出让土地，吸引投资，无论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太高了。保持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本是超大社会推动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中央政府发展政策的创新方面，但是当政策创新走向反面的时候，不仅不会给地方长期发展带来效益，而且严重阻碍了超大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见，政策规避绝不是政府质量高的表现，恰恰是政府质量不高的表证。
其三、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相对弱化。
任何社会大幅度地变革，首先都会给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社会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政治体系要判明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的发展秩序，提供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政治调控。这就需要提升政府质量。
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这种状况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孙中山为此奋斗了一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执政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分析乡村社会改造时曾经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把正式的体制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首先、增强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成为首要矛盾。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承担起了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首要任务，同时基层政府的资源积累和资源提供的能力大大削弱。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政府实现政治调控方式的转变，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执行发展政策的创新，前提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资源支配量。当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必须注重政府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从现代化整体战略出发，社会体制应当支持基层政府重新建立其资源汲取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乡村企业较为发达、集体经济较为强大的地方，基层政府依然能够保持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调控，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其次、提高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积极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尤其要提高地方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提高地方和基层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与它们自觉地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权威相一致的。如果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这就不是政策创新，而是政策规避。就社会经济发展论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要抛弃政治全能主义，但需要统一的政治权威。就政治发展论之，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政府质量的固有内涵。
再次、加强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转变政府政治调控方式的能力。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在转型期社会大幅度地改革过程中，农村出现一定的失控和无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时间的社会秩序紊乱就会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任何紊乱和失序都会给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无法想象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能够在广大基层社会失序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改革，绝不是要割断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调控。吉尔伯特。罗滋曼认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大规模资源积累受到三个重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人口规模过大；二是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新的政策来促使城市集中；三是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缺乏能够起到抗衡作用的中间组织。除家庭和宗族的联系之外，可以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基础一直很脆弱。社会主义革命后政府以正式的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实现了政治整合。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扩展没有限度使乡村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但是无论从价值理性的高度，还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调控。
时和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参见：《粤港信息报》，1997年10月5日。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页。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M.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5页。
新经济政策性质范文第5篇
1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1 经济因素
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增长方式都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在不同的阶段，各种生产要素会出现不同的特征，技术、市场及组合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加上当前经济增长仍是粗放型增长，影响了技术、文化及资本等。
1.2 制度因素
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制度相关，与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但当前属于民主的社会主义时期，若还采用行政命令来安排经济，将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3 科技因素
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使得经济增长中出现重污染、能耗高的产业，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4 人口因素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整体不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也有待提高。但城市经济增长中需要业务素质与道德素质高的劳动者，这样一来，就造成就业结构的矛盾，不利于经济发展。
2 转变财政税收政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措施
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财政税收。因此，应该转变财政税收政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的措施如下：
2.1 合理改善财政投资政策
从现阶段的发展角度出发，保证城市人民收入的长久性与稳定性的方法在于重视投资工作。根据国家的经济预算，每一年的财政费用都占据很大的比例。我国地方政府中拥有的经济实力有限，如果想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建议提高有关的遗产税与燃油税等，重视对税收的监督、审查与管理工作，同时应该制定对应的申报制度，避免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考虑更新分税制，特别是县级以及一些的政府，更应该确定不同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员工的职责。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关键途径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不仅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还应该重视对各企业科技方面的投资，更新企业内部的科技机制，鼓励优秀企业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创建科技与创新有机结合的主体，促进产业科研部门向高校发展，推动技术的创新；推动技术推广团队的人员建设工作，提升工作能力，保证城市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保证科技发展的先进；更新财政投资体制，为财政投资与融资提供更多的方法，提高资金量，更新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结构。
2.2 深度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当前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很多挑战，因此，城市应该借助财政税收政策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使财政税收政策发挥出其应有价值提高人对经济从需求量。应该逐渐拓展城市的投资范围，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部分区域，关于外需经济的发展并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增大赤字，同时发行具有固定比例的国债。与此同时，还应该重视提高经济预算中的支持资金，地方政府也应该重视跟紧建设项目，确保具有足够的资金。另外，应该重视投入到城市的改造方面、企业科学技术的更新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确保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确立。同时，也应该重视支持高新技术患有工业的发展，加大投资力度，促进高新服务行业的发展。特别的现代化服务业，应该重视培养高素质与高水平的人才。因此，政府还应该重视培养服务型人才，发展服务型人才队伍，创造更多培训与教育的机会，建立科技支持、人才培养的发展机制，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高。
2.3 形成完整、有效的绩效考核系统
现阶段，我国的绩效考核的方式还不够健全，应该考虑在已有的考核方法的前提下，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形成完整、有效的财政部门资金配置的绩效考核系统。有关部门应该创建对应的约束体制，系统调查地方的具体情况，还应该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在完成对财政税收工作的分析后，还应该充分掌握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个人的努力等。根据监察部门的意见，适当更新考察与评价资料。利用现代统计学以及管理学等知识全方位的考核财政税收政策，增加结果的客观性。此外还应当建立绩效评价公示制度，发挥出考评结果的作用。通过书面形式，对测评结果所表现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2.4 完善税收政策
首先，改进税收优惠政策。可扶持地方重点企业，提高城市产业化经营程度，将优惠政策的范围扩充到所有产业化经营企业中，并把民用企业纳入到税收政策中。支持企业产品加工，尤其是深加工，加大其优惠力度。注意各项优惠税收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如：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对外贸易税等，有效避免各种税收政策所带来的弊端。其次，完善增值税制度。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政策；调节流转税额；在企业产品加工过程中，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实施减税优惠，增强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优化税收管理服务。清理、归纳及总结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制作成宣传手册，扩大宣传范围，使更多的市居民了解到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新的政策规定加以公示及解释。完善相应的税务代理机制及代理行为，确保税务代理透明、公开，从而为税务代理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税收的公平性、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