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
凯恩斯还指出，政府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由社会控制投资率，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不过，凯恩斯强调说，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人能自信地说,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能够确保一条通往全球繁荣的坦途。“一战”战时通货膨胀、战后通货紧缩,而20世纪20年代,北大西洋两岸几乎一半国家都经历了持续通胀,剩下一半则几乎都经历了通缩和高失业率。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的繁荣?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看上去不再有效,这一问题占据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这也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经济学发展最富成效的阶段,而其成果多出现在英国――在那里,由于历史原因,经济政策的问题与矛盾是最尖锐的。
第一个问题,是汇率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汇率贬值能提高出口,推动就业。但在给定的就业水平上,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三种渠道消减经济繁荣:第一,减少商品出口所能换来的进口;第二,降低政策可信度,影响投资者把工厂设在该国的意愿;第三,竞争性贬值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变成“负和博弈”,削弱全球繁荣。最终,英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与“一战”前预期相当的高估的水平上。
这种对汇率政策的承诺,导致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经济学最古老的真理之一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政策运用的限制,中间偏“左”的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者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讨论,政府应运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出口由国际竞争和汇率决定,投资由利率水平决定,于是可变的需求来源就只剩下政府开支或消费(可通过减税来推动),二者都需要政府承担显著的赤字。
英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多与英国财政部有关,或是财政部职员,因此其看法以“财政部观点”(Treasury View)闻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如果政府增加购买,并通过借贷来融资,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将缩减,从而私人投资下降,并与政府购买的增加等量。如果政府通过减税或退税推动消费,则要么为退税或减税融资的借贷将减少私人投资,要么政府购买减少,从而抵消消费的增加。总之,净效益为零。
从今天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部观点”错在哪里。观察的起点在于,有效的私人投资并不总是被储蓄所限制。在国民收入账户中,投资的确等于储蓄,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把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都作为“投资”――事实上,它并非生产性投资。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不会引起私人投资减少,而是会代替那些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
让我们看看,当生产性私人投资低于储蓄时,政府介入将发生什么。假定2009年3月,政府突然借来一些钱――从而减少了储蓄――额外买了些东西。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定义下,储蓄还是会等于投资,因为此时储蓄下降,但投资也下降了,因为企业卖出了额外生产的东西,存货不会上升。此时,生产性投资并未受到影响。
接下来,2009年4月又会发生什么?如果3月存货增加,企业将减少4月的雇员和生产。而如果3月政府进行借贷并采购,那么企业的存货不会增加,4月企业就不用减少雇员,压缩生产。于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
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政府财政政策无效不是一般情况,而是特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才是无效的。一种是充分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名义总开支上升,但充分就业意味着,更高的开支将立刻提高价格和工资水平,从而导致通胀,而不是让更多人得到工作。第二种情况是现金余额已经处于不能再减少的最低限度,以至于如果政府不印刷更多货币,在技术上就不可能实现更多的交易。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阐述和捍卫过“财政部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同意,他们之前的观点是错的,英国的情况远非这两种特例。
讨论这一段80年前的历史,价值何在?现在,许多人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是基于一个缜密的信念,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成本的确高于其短期收益;而是基于一个草率的观点,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本不存在短期收益。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实质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交替轮回。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需要借助侵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来向其它国家进行无限的扩张，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面对经济低迷及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直至危机爆发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出现V型、U型、L型的发展趋势现在仍需观察。但金融化的进程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滞，金融的发展仍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新的发展阶段的来临必将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大财团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在金融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俄罗斯 财政政策 预算 税收
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
一 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
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
(一)官方经济理念
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
(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
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
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
(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
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
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