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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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果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1993～2006年间实行的能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有明显的中期化现象。同时,从开放能源市场、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和形成完整能源财政政策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增强其调节效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方差分解 调节效应
国内关于能源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对能源财政政策体系和内容的介绍以及对节能和增加能源供应财政政策的介绍等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对了解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对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分析。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早期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上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因其主要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而无法反应财政政策的动态产出效应。为解决此问题,近年来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动态分析法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2001)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性估计;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Breitung和Bruecemann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胡琨、孙磊、毛定祥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往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对其它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此外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VAR模型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模型、数据与方法
VAR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建模时无需提出先验假设。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
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的长期关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误差修正项和协整向量参数的联合检验。利用VAR分析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动态效应的步骤,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变量选择、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采用VAR模型中的动态模拟技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一)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包括能源财政收入和能源财政支出。能源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尽管税收政策也是调控能源消费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税收总额本身就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函数,因而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能源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能源经济发展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能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所以,本文以能源财政支出的大小代表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
我国能源财政支出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政府购买、财政担保和国债投入。由于能源结构、能源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中只有政府的能源直接投资发挥明显作用。因此,本文选用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最重要总量指标,因此可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本文选择1993年为起始年,是由于从1993年起我国能源安全尤其是非再生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我国开始真正的重视能源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研究与制订,并开始实施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终止年选择2006年。其中,1995～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财政政策研究》,1993～1994、2004～2006年数据是作者在借鉴曾晓安方法的基础上计算得来的,单位是亿元;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
(二)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计能源需求各组分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各自变量变化可能给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
这一模型中,选择政府能源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总量为基本变量,由这两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1)
其中yt为m维非平稳I(1)序列,et为白噪声向量。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p的选择,一般来说可以使用R2、AIC和SC来确定滞后项的数目。利用R2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R2尽量大,利用AIC和SC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AIC和SC的和尽量小,或取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时的滞后期为最优滞后期。
(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个变量的波动除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的取值外,还会通过VAR的动态结构将这种影响传达到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追踪其中某一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将来值影响效果的一种分析技术。
Lutkepohl和Reimer证明从式(1)很容易获得脉冲响应函数(IRF)为:
(2)
其中Φ0= Im,对j > p,Aj = 0。是Φn的第ik个元素,表示变量yt对变量的一个初始波动n期前的反应。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随机变化对VAR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信息。第h步的预测误差为:
(3)
预测误差方差为:
(4)
(5)
为第i个变量第h期对预测误差的贡献率。
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两变量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在分析中,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首先对变量序列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来检验平稳。由于INV和EC这两个时间系列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包含有的截距项和趋势项线性方程进行检验。变量的滞后项由Akaike检验准则确定。
从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时间序列INV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EC则一次性通过检验。这说明时间系列iINV和EC均不存在单位根,所以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J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INV与EC关系进行Johansen检验的结果。
在表2所列的两种情况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可以拒绝两种情况中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即INV和EC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这说明变量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V与EC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关系,但没有说明这两者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分别反映两者短、长期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它们来反映INV与EC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般来说,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Granger检验法大多是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首先根据AIC和SC准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内曼•皮尔逊(Neyman2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但为了全面反映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反映出滞后4期内的检验结果。根据测算,INV与EC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但INV对EC的影响大于EC对INV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INV对EC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而EC对INV的影响则持续时间较短、强度相对较弱。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来表示INV与EC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经过检验发现,除EC(-3)外的其它变量均通过了检验。所以,可以表示出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ΔEC=1376.463-7.343448INV-1.315708
ΔINVt-1-0.9701438ΔINVt-2-0.634494ΔINVt-3
+1.328714ΔECt-1+0.853809ΔECt-2+0.92945
ecmt-1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项,反映INV和EC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0.93说明政府能源直接投资每波动1%,则EC就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0.93 %。
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在数量上,本期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7.34%;1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1.32%;2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97%;3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63%。同时,EC对自身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1期前的EC每增加1%会使自己增加1.33%;2期前EC每增加1%就会使本期EC增加0.85%。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INV系数符号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四)动态模拟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的建立。根据测算,在经历五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INV的增多会促使EC的减少后逐渐上升;在经历九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从第9个周期起两者才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INV和EC的未来波动对方均会产生冲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相互制约关系,其中INV产生的冲击比EC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效果更明显、持续时间更长。但这种相互制约作用,不仅是在经历相当同方向变动后才显示出来,而且持续的时间较短。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制订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能源财政政策能源调节作用的有限性。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INV和EC的脉冲响应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将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解,可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根据测算,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INV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INV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INV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7.6%的比例由自己解释,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2.36%;到第3期,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将为2.14%,INV自身的贡献率则上升到97.85%;之后EC对INV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波动,INV自身的贡献率随之升降;到第9期,EC对INV的预测误差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上升为43.32%,而INV的贡献率则下降到56.68%。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1.63%,INV的贡献率还维持在58.37%。在长期中,EC对INV的贡献率维持在41%左右。
在从1到7期的预测期间内,EC的变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到后来则主要由INV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EC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EC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53%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47 %;到第4期,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上升到16.64%,EC自身的贡献率则降为83.36%;之后INV对EC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EC自身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6.61%,INV的贡献率则有53.39%。在长期中,INV对EC影响变化会不断加大,到第20期达到了60%,此后一直维持在60%的水平。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VAR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能源财政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不仅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而且还存在很长的时滞,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作为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应是一种短期政策,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因此,面对新的能源消费形势,如何制定科学的能源财政政策,将决定着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能源安全。
针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总体特征和调控效应薄弱的原因,结合国际先进经验,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能源财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并最终取决于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途径越少,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就会越大。我国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战略,这虽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却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使能源消费信息要通过较长时间和繁琐的中间环节才能到达市场和发挥作用,极大的压缩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发挥。所以,要消除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现象,就必须保证在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逐渐开放能源产业市场,使不同经济成份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自由度,减少中间环节,促使能源消费信息的合理流通,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
变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说明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与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的变化只是国家能源财政政策实施的间接结果,这反映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直接影响着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和发挥。究其原因,是由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的滞后性,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因此,为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国家不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包全永,苏明,傅志华.健全和改进我国能源财税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06(14)
财政政策效果范文第2篇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财政政策效果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采用PLS 回归方法，在各财政工具存在多重共线性和样本数据短缺的条件下，对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模型确定财政工具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文化产业财政扶持政策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 偏最小二乘回归；多重共线性；财政工具
【作者简介】叶菊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财经理论与政策、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理论。
一、引言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了文化产业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吹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集结号”。在国家大力倡导与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然而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不容乐观。由于原创性缺乏，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无比较优势，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无法把握国际贸易主动权；偏重产品量的发展导致文化产品品质不高，处在国际制造业低端，外汇收入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利润为代价取得，国际贸易量低。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是不争的事实。
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指出，政府政策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真正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我国各级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体到文化产业的财政政策，过去一些学者的研究多是偏重定性分析，流于泛泛而谈，对文化产业财政工具的实际效果没有实质把握，缺乏定量分析的深度和逻辑演绎，研究对策针对性不足。因此本文拟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文化产业财政政策工具效应进行定量研究。
二、文化产业财政工具指标选择
文化产业财政工具主要有两种：文化产业财政支出和文化产业税收。①文化产业财政支出包括购买性文化支出和转移性文化支出。购买性文化支出又包括文化消费性支出和文化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文化支出又包括文化财政补贴和文化税收支出。购买性文化支出是政府购买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活动，对社会生产和就业产生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收入分配；转移性文化支出是政府文化资金单方面无偿的转移，是资金使用权的转移，直接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生产和就业。
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下面五个财政政策工具指标作为模型指标。
（一） 文化事业费
文化事业费指的是每年财政部门向文化事业单位投入的各类事业经费，其中包括指定用途的文化专项资金，但不包括对基本建设的投资。该指标直接反映了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强度。政府文化事业费的投入越多，文化事业单位的产出就越多。
（二） 文化事业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
这是一个反映财政对文化产业投入力度的指标，是文化事业费除以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随着我国财政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在文化上的投入将越来越大，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应该是稳中有升，这将间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 文化事业基建投资
该指标指的是我国每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总投资额。1985年后该指标主要为文化部系统基建投资，不含文物、出版的基建投资。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对文化产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文化需求的增长，文化事业基建投资将不断增加，文化产业生产的基础不断增强，产出不断增多。
（四） 文化财政补助占总收入的比重
该指标指的是每年文化事业单位从财政取得的补助与文化事业单位总收入的比。该指标用来衡量财政补助在文化产业总收入中的重要程度。在文化事业单位一年的总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财政补助越大，说明文化事业单位自营能力越弱。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文化财政补助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事业单位自营能力增强，文化产业产出增多。
（五） 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该指标是按原价计算的文化产业年末全部固定资产总额，是文化企业对某项固定资产进行购置、建造、安装、扩改建、技改所支出的全部货币数。该指标用来衡量文化产业原有总规模的价值。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不断增加，文化产业生产的规模将不断增大，产出增加。
三、偏最小二乘回归在文化产业财政工具效应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选取文化事业费X1、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X2、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X3、文化事业单位财政补助占总收入的比重X4，以及文化事业单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X5 作为自变量，将文化产业增加值Y②作为因变量（表1），样本区间为2001~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2~2013）。
本文根据PLS算法编制了matlab程序, 将相应数据文件存入工作空间中, 按照程序提示输入文件得出以下结果。
（一） PLS成分数的确定
PLS算法要求，当交叉有效性小于0.0975 时，计算终止。因此选取2个PLS成分就可以满足精度要求（表2）。表2显示，当选择2个PLS成分时，累计交叉有效性为0.925，PLS成分对自变量X的累计信息利用率达到80.1%，并能解释97.4%的因变量Y的变异信息，该分析方法对本研究有较高的分析精度。
（二） 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
变量投影重要性（VIP，Variable Importance inProjection) 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指标。计算公式为：
其中，VIPj为第j 个自变量Xj的投影重要性指标，P 为自变量的个数，Whj 为轴Wh 的第j 个分量。matlab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1所示。
图1显示，文化事业费X1、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X3、文化事业单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X5的VIP值都超过1，说明在本模型中这三者是影响文化产业增加值的重要财政工具指标。其中，文化事业费对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解释作用最强，这说明随着文化部门文化事业费投入增加，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增加值明显增长。以上结果与文化产业定性分析是相符的。
文化事业单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X5在VIP图中占第2位，这说明文化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固定资产高度相关，二者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文化产业企业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硬件投资是其发展重点。
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X3 在VIP图中占第三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增长主要是外延式增长，文化产业建设多体现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不足。
（三） 基于PLS的文化产业财政工具效应预测模型
通过PLS回归分析，我国文化部门文化产业财政工具效应预测模型如下：
Y=1.73+0.39X1+0.11X2+0.30X3-0.15X4+0.37X5以上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均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其中文化事业单位财政补助占总收入的比重X4的系数为负，这是因为过多的财政补助导致文化事业单位依赖性较强，自营能力相对减弱，这与前文的定性分析是一致的。
四、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文化产业财政工具效应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PLS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得到了文化产业各财政工具的VIP值和其效应的预测模型，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由于文化事业费对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最大，政府应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文化事业费投入，直接刺激文化产业产出的增长。对于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应实施积极的文化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以实现各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涵养文化消费群体。
2.鉴于文化事业补助在事业单位总收入中的比重指标系数为负，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增强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力。
3.由于文化基建投资和文化事业单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是影响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目前加快我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企业固定资产建设依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产业生产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
注释
①目前统计部门对文化产业税收及税收支出的统计数据还不完善，因此，文化产业税收和税收支出还无法作为独立的指标列入模型分析。
②所谓文化产业增加值，指的是一国（或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 文化产业单位向社会提品或服务而增加的价值总和。该指标能够从总量上反映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永章.改革开放30 年文化产业回顾及前景展望[A].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9)[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车晓惠,叶前.国家统计局:2009 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8400 亿元[EB/OL].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0-5-4.
财政政策效果范文第4篇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年度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年度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
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财政政策效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发展；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
一、中小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虽然中小企业自身规模较小，融资渠道不畅，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还面临着大型企业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发展障碍，但其分布领域广阔、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强、创新能力突出，在推动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具有大型企业无可比拟的优势，并成为大型企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伙伴，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有效弥补大型企业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
此外，中小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创造单个就业的成本不到大型企业成本的一半，提供就业岗位数量是大型企业的二至三倍。在我国设立的5000多万家中小企业为我国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社会闲散劳动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使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深化改革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行财政政策评价
1、财政支出政策评价
在基金支持方面，我国公共财政设立了专项基金补贴中小企业，其中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等基金。政府部门主要通过无偿资助、资本金投入、风险补助等方式，有效发挥中央财政的引导作用，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强化国际市场开拓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个性化服务功能，推动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在实际操作中，我国政府对基金规模较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而且部分基金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基金补贴中的寻租行为逐渐暴露出来，一些突出的项目难以获得充分的基金支持。
在政府采购方面，企业的大批订单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产品销售和资金流转问题，保证企业一定的销售收入，同时引导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保护处于市场竞争中下层层的中小企业。但是政府采购门槛较高，产品质量要求严格，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技术、知名度等因素限制，在政府招标中很难与大型企业抗衡，即使接到政府订单，也以价格低廉的小商品为主。
2、税收政策评价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我国政府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不断地出台各类税收优惠措施。2008年我国实行了企业所得税改革，新税法规定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国家需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应税率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型和微利企业发展的要求，调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2012年上海市率先在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改增”，并逐渐向其他省市推广，在“营改增”中，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为3%，除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外的服务业适用税率为6%，显著减轻生产业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促进中小微利企业做大做强。由于账簿设置不完善，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不能抵扣等限制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幅度和优惠范围并不十分显著，而种类繁多的税种和重复征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中小企业的净利润。
3、其他财政配套政策评价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中央预算安排，划拨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2013年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七折下限，使中小企业有可能以低利率从银行贷款。此外，国家财政支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培育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发展，不断促进中小企业提升服务质量。虽然政府大力推出信用担保、公共服务平台等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措施，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公共服务平台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如此，政府在保障中小企业员工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工作仍有待加强。当前中小企业员工参保率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如何在完善员工社会福利的同时不过分加重企业负担，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1、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建议
在基金支持方面，不仅中央财政应加强资金支持与基金管理，地方政府也应根据各自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中小企业基金建设，建立并完善专项基金的监督反馈机制，充分发挥专项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动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型企业的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综合竞争力较高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政府可吸收利用社会资金发展中小企业专项基金，用以缓解中央及地方财政压力。
在政府采购方面，政府部门应适当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优先考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合理减少企业参与投标的前期投入，建立并完善中小企业采购制度，为融资渠道较少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使中小企业有能力完成政府采购合同。
2、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建议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我国政府应从以下几点改善税收：第一，完善税收制度，尤其是大类税种的征收制度，避免重复征税，进一步推广并完善“营改增”改革；第二，加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力度，着中减少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采用税收递延策略缓解资金流不足现象；第三，完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协助中小企业建立符合税法要求的财务账簿，减少因核定征收产生的额外税负。
3、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其他财政配套政策建议
为减轻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运营负担，我国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避免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完善中小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员工最基本的“五险一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的商业保险。此外，政府有必要推动公共服务平台的持续发展，调动专业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协调解决中小企业的共同需求，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的整体水平。
四、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国内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但其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在现有财政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改善，进一步消除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秩序与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湖北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欧阳波等著，《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2]胡兴旺，《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财政研究，2011年第4期：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