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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矿产资源;跨国开发;现状分析;趋势分析
自从工业革命导致对原材料需求增加开始,矿产资源跨国勘察开发便吹响号角,从开始以贵重金属为主的小规模海外开发,到欧美跨国公司对殖民地近乎掠夺的开采;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联合国自然资源永久原则的确立,致使发展中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控制、限制开采,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利益的驱动下再次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资金进行勘察开发;矿产资源跨国开发经历了曲折的辗转后,再次掀起了。这些跨国公司是如何开发全球市场的,矿产资源跨国开发的现状怎样,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如何,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 题。
一、全球矿产资源跨国开发现状分析
1.开发主体现状
跨国矿业公司主导全球矿业投融资,进一步控制全球资源市场。随着跨国矿业公司的联合和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控制力增强,目前全球铁矿石出口市场主要由淡水河谷、力拓及必和必拓三大公司操纵,淡水河谷公司控制着欧洲市场,后两个主宰着亚洲市场,3家企业控制了世界铁矿石产量的36%。从矿业公司对金属控制的集中程度看,最大的矿业公司控制了全球18.5%的铁矿石产量、19.2%的锰矿石产量、11.3%的铜矿产量、8.5%的金产量和8.7%的铅产量。10家公司控制了全球49%的铁矿石产量、64%的锰矿产量、53%的铜矿产量、47.5%的金产量和43%的锌产量。
2.开发方式现状
从国际上看,西方大国和跨国矿业公司实施全球矿产战略、开展矿业全球化。经营、勘察开发和利用国外矿产资源,主要采取以下3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矿业权市场运营,勘察开发和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矿业权市场是矿产勘察开发领域最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通过矿业权市场运作是跨国矿业公司勘察开发和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风险勘察”和“购置”是跨国矿业公司在资源国取得矿业权的两种基本方式。第二种是通过矿业资本市场运营,勘察开发和利用国外矿产资源。以矿业权为纽带的矿业资本市场运营,成为跨国矿业公司取得对资源国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一种主要方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通过公司并购,实现控制资源国矿产资源的目标;二是通过参股或购买股权的方式。第三种是通过矿产品市场运营,利用国外矿产资源。这是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的最传统方式,即通过贸易进口的方式取得资源国的资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货合同,另一种是现货贸易。
3.开发对象现状分析
矿产勘察投资集中于拉美、加拿大、非洲。对于大型矿业公司而言,勘察投资的主要地区是拉美、加拿大和非洲。一般占其勘察投资的50%以上,甚至达90%以上。拉美仍然是勘察投资最受欢迎的目的地,2006年,增长最快的是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其次是拉美地区,主要是秘鲁和墨西哥投资的增长;第三是加拿大,十大勘察投资目标国家的投资经费合计为48.84亿美元,占世界总经费的68.5%。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传统的三大投资目标国,稳居世界前三位。中国显示出巨大吸引力,首次跻身10大目标国行列。油气勘察投入稳步上升,固体矿产勘察仍以金、铜为主,金刚石勘察活动不断加强。金一直是最具吸引力的勘察矿种,长期保持在勘察投资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铁矿石开发投资,在多年下降后呈迅猛增长势头,在需求和价格增长的驱动下,成为最热的投资目标之一,从2004年以来增长迅速。2005年总投资比2004年增长31.7%,2006年又比2005年增长36%。
二、全球矿产资源跨国开发趋势分析
1.经济全球化促进矿业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流。经济全球化促进矿业的全球化,矿业全球化的实质是以跨国矿业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矿产勘察、开发、加工和矿产品营销活动,按照市场机制下的比较利益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较低价格较低成本的矿物原料。矿业全球化包括矿产品贸易全球化、矿业投资全球化、矿业服务全球化,主要通过矿产资源跨国勘探、开发,矿产品跨国加工和销售,矿业公司跨国并购和上市,矿业资金跨国流动,大型矿产勘察和开发项目多国公司联合投资以及矿业信息国际共享等方式实现矿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
2.世界矿业集中度提高
跨国矿业企业并购浪潮此起彼伏, 矿业产业集中度提高,矿业勘探投资比较集中。1997―2006年,交易额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全球贱金属并购案合计达146件,交易额共计1207.83亿美元;金的并购案达203个,交易额共计755.23亿美元,全球矿业企业的大规模联合和兼并,使得全球矿业产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矿业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一轮的并购潮中,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实力,对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根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原料集团公司(RMG)2000年统计,目前参与世界矿业经营活动的公司有8000家左右,但矿山产量大部分仅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在全球50强大矿业公司排行榜上,最大的25家公司中,美、加、澳、英和南非等发达国家的矿业公司占19家,其控制产量占25家公司总产量的78%。据统计,规模排名全球前十位的矿业公司控制了西方国家70%的铁矿石、80%的锡矿、75%的铜矿、58%的金和57%的锌产量,矿业市场形成了寡头垄断格局。西方矿业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勘察投资总数占全球商业性金属勘察费用的90%左右。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的矿业公司就占世界非燃料矿产勘察投资预算的40%以上,2004年甚至达到59.3%。2006年,固体矿产勘察投资最多的10个公司投资额就约占全球的1/4。
3.发达国家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资源
长期以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同时也制定了很多鼓励政策和措施作为后援支持。第一,建立专门机构支持对外矿业投资。大力推行“技术援助、经济援助及合作计划”,为矿业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全方位支持。第二,通过财政、金融、税收、保险等多种手段,全方位鼓励矿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支持和促进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实行部分矿种探矿补助金制度。第三,对国外勘探实行投资保险制度。由于矿产资源生产国政治形势和经济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使企业开发国外矿产资源具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矿山建设周期长,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前景的不易估计,这都会影响民间企业对开发国外矿山的积极性。为此,一些国家政府采取了投资保险制度。第四,矿业融资。通过融资取得矿业勘探、开发资金,是国外矿业公司的普遍做法。在草根勘探阶段,可进行私募。依靠个人或基金会的自有资金募集少量资金进行踏勘,各方按事先约定分享权利;当找矿有一定前景时,可进行证券融资;以有一定找矿前景的矿权为基础,经咨询公司认定其找矿价值,按风险资本上市的要求,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还可以通过出让部分矿权,换取勘探开发资金。
4.发展中国家成为勘察投资的主要地区
由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积极的矿业对外开放政策,其在国际矿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1997年开始,全球固体矿产勘察开发的重心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非燃料固体矿产勘察投资方面,2006年,拉美、非洲和亚太地区(不包括澳大利亚)占全球投资的比例为42.1%,其中亚太地区为3.7%,非洲为15.6%,而拉美仍继续保持其优势地位,居全球第一位,占22.8%。在非燃料固体矿产开发投资方面,2006年2080亿美元(不包括延期项目)的矿山开发投资预算中,拉美、非洲和亚洲共占58%,3个地区占总投资的比例依次为28%、16%和14%,拉美居世界第一位,非洲居第三位,亚洲居第五位。在矿山生产,特别是原矿生产方面,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固体矿产生产中所占比例为:矿山产量占一半左右,精炼产量占1/3左右,分别比20世纪80年代初各增长约15个百分点。目前,70%以上的黄金产于秘鲁、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在石油生产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超过60%,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了约10个百分点。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规模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不良资产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金融类不良资产和企业类不良资产。
1、金融类不良资产
包括三个部分:全国性的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113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未剥离、未核销不良贷款;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未处置完的不良资产;证券业、保险业产生的不良资产。
按照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759.4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为10134.7亿元,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1502.6亿元。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城市信用社的资产状况更为恶劣,但目前还没有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国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约为4516.34亿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月24日数据计算)。除不良贷款外,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自办实体产生的不良资产大多以表外业务挂账,并未处置完毕,虽未公开披露数据,据估计这部分不良资产亦有数千亿元。
截至2005年第二季度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处置不良资产(不含债转股)7174.2亿元,处置进度为57.28%,未处置不良资产为5350.59亿元①。此外,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580户债转股企业股权总额4050亿元,这部分股权绝大多数没有实现退出,也应包括在市场潜在交易规模内。
近年来,我国证券业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2002年以来,先后已有中经开、鞍山证券、大连证券、富友证券和佳木斯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被关闭或撤销。2004年初,老牌券商南方证券被政府接管,此后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汉唐证券、闽发证券和辽宁证券等公司的违规问题又相继暴露。据业内人士透露,整个证券行业的潜在亏损高达2200亿元。为维护金融稳定,2004年11月5日,国家专门了《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按照“依法清偿、适当收购”的原则处理停业整顿、托管经营、被撤销金融机构中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问题,并由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600亿对证券业进行拯救。
由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特点,目前保险业不良资产情况尚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但随着保险市场结构的变化和支付高峰期的来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也会逐渐浮出水面,不良资产的显性化只是个时间问题。
综上,当前我国金融类不良资产总规模应在35000亿元左右,其中银行类不良资产30000亿元左右。当然,金融类不良资产中的相当部分可能已经不具有任何交易价值,比如借款人已经消亡的不良贷款。这一部分不良资产已不具备交易的基本条件,只能通过银行内部核销的方式进行处置,因此不良资产潜在市场交易规模要低于金融类不良资产总规模。
2、企业类不良资产
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和其他企业(集体、外资、个体及私营)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是指相对于其初始投资价值,达不到预期获利能力或变现能力的资产。这个定义对银行和企业都适用。在2003年9月开始的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中,不良资产直接被称为“资产坏账”,是指企业发生的各项财产损失和以前年度的经营潜亏及资金挂账等。如果企业能够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及时进行损失核销、价值减少等帐务处理,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情况,企业的不良资产不会大规模累积。清产核资实际上是摸清企业真实资产情况,使国有企业资产“账实相符”的一个手段。
2002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量18.02万亿元,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11.5%,即2.08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国资委监管的180余户企业和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资产总量为8.91万亿元,不良资产4453.1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
200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为19.7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占56.7%,即11.17万亿元。2003年9月开始的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新一轮清产核资的最终结果尚未正式公布。最近国资委披露,经过清产核资后,至2004年10月国资委监管的186户中央企业总资产合计9.2万亿元,比2003年底增长12.5%,其中不良资产近5000亿元,占总资产的5.4%。这个比例高于2002年底的5%。由于无法得到同一时点上的准确数据,我们无法给出当前全国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准确规模。但分析2002年年底以来的各项数据以及近两年的经济运行情况,当前全国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规模应在2万亿元左右。
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情况没有确切统计数据。近几年来,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逐渐衰弱,尤其是国家清理整顿“五小”企业等措施对集体企业产生较大冲击。集体企业不良资产占比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由于资产规模小,不良资产总额要小得多。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产权明晰,不存在损失负担等问题,因而一般能够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及时进行损失核销、价值减少等帐务处理,其不良资产一般不会累积下来,而且能够通过企业破产、并购重组等形式及时进行处置。
与金融类不良资产一样,企业不良资产中已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的部分只能通过核销的方式进行处置,比如存货盘亏的损失,欠款人消亡的应收账款损失等。由于已不具有任何价值,这一部分不良资产实际上不可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因而不包括在不良资产潜在交易规模内。
3、金融类不良资产与企业类不良资产的关系
以上分别描述了金融类和企业类不良资产的基本情况。由于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金融机构的相当部分资产表现为企业的负债或资本,企业通过对这部分资金的运用形成自己的资产结构。由于存在这种联系,金融类和企业类不良资产之间存在某些交叉,一些不良资产既反映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也反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不良资产市场的潜在交易规模要小于两类不良资产之和。
虽然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不良资产中企业不良贷款占了绝大部分,但金融类和企业类不良资产之间的交叉部分不会很大。企业不良资产与企业应偿未偿不良贷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产负债表中的具体项目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是“专款专用专还”。银行贷款的偿付基础是整个企业的资产及资本,而不是特定的某项或某个类别的资产。即使企业拥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只要没有影响到其偿债能力,其借款也不会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即使企业没有不良资产,如果其恶意欠债不还,其借款也会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企业类不良资产中那些作为独立借款人存在的、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和项目才有可能是两类不良资产的交叉部分。比如,全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377户,就涉及银行呆坏账2238亿元 。
二、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我国庞大的不良资产市场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的关注,各类机构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这座“富矿”的开发。
1、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是金融类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体
1999年,国家成立四家AMC对口接收、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经过5年处置,AMC手中尚持有5350.59亿元不良资产和4050亿元债转股股权。已经明确的商业化发展道路、AMC的资本规模、持有不良资产的规模以及特殊的政策背景,决定了其在金融类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地位。2005年工行需剥离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商业性出售可疑类资产4500亿元。这样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仍将拥有1.6万多亿不良资产需要处置。中国农业银行股改时剥离的不良资产恐怕也只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有实力接盘。
2、商业银行正越来越积极地自行处置未剥离、核销的不良资产
除剥离给AMC的不良资产外,商业银行自身还存在近12759.4亿元不良资产。各种迹象表明②,除借股份制改造之机向AMC大规模转让外,商业银行正采取核销、资产转让等多种措施积极处置自身的不良资产,为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
3、外资机构参与了部分金融类不良资产的处置
在金融类不良资产的处置中频现国际投资银行的身影。华融组织的几次巨额不良资产“打包”处置,由于资产规模方面的原因,国内机构一般难以接盘,最后均由高盛、花旗等国际投资银行竞得。
4、为集中处置本集团内部企业的不良资产
部分大型企业集团成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投资开发公司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四年的时间内承接了48.3亿元的内部不良资产,涉及项目338个,目前资产处置率、保全率、现金回收率、资产处置费用率等指标均处于行业内先进水平③。该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向“社会化”转变,将更多地介入集团外企业不良资产的交易。
5、一些地方政府参与不良资产交易活动
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依然非常突出。为发展地方经济,特别是实现产业整合、企业重组,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不良资产交易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政府结合其商业企业重组,将其商业系统6户企业的不良债务620多万元,以打包的方式一次性处置。2004年上半年,东北三省政府承接了工行600亿元的不良资产,希望以此带动产业、企业重组。农村信用社划归省级政府管理后,其改造重组也涉及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
6、部分财务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参与不良资产交易活动
这些公司主要通过资本运作开展企业并购、重组等活动,其资本运作涉及到相当部分的不良资产交易。虽然这些公司行事低调、不事张扬,但却是企业并购重组、不良资产交易不可忽视的力量。
7、其他中介机构在不良资产交易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在不良资产交易活动中,还存在一些“辅”的服务机构。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社会中介机构在不良资产交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不良资产市场运行机制
短短几年间,我国不良资产市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各项市场要素发展较快,但整体看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在不良资产交易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定价问题。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是按账面价值剥离到AMC的。目前,不良资产的定价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2004年信达以31%竞得中行、建行2787亿元不良资产,以50%收购交通银行414亿元不良资产。企业类不良资产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于金融类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的交易价格主要还是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缺乏一套广泛接受的定价机制。
市场进入方面已基本不存在明显限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外商、民营资本投资的行业外,原则上包括债转股股权在内的不良资产可以向国内外各类投资者公开转让。四家AMC和主要商业银行的资产转让对象大多确定为“境内外依法设立、资信良好的企业法人”,没有其他方面的限制。
当前不良资产市场运行机制存在的较大问题主要存在于不良资产“终极”处置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原因,不但在资产交易时就附加解决职工失业等社会问题等条件,而且资产交易方案的执行存在很大困难,存在“难、判决难、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内部交易、定价显失公平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四、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
经过5年多的发展,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基本框架逐步清晰,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市场潜在交易规模、交易主体、市场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均会有较大的发展。
1、不良资产市场潜在交易规模将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中还会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产生,且不良资产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当前已经“显性化”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是国民经济运行多年累积下来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不会再累积并集中处置如此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但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期,还会产生一定规模的不良资产。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电力等行业的调控,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当规模的不良贷款。
与存量不良资产不同,金融、企业部门新形成的不良资产中,政策性、行政性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将不断减少,而市场经济主体自身经营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将不断增多,不良资产的结构将逐渐发生变化。不良资产结构的变化将对整个市场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
居民部门将有可能成为不良资产的新来源。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会掩盖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当前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来自企业部门,来自居民部门的不良资产比较少,这主要是由社会资金运行特点决定的。长期以来,居民部门是资金的净提供者,而企业部门是资金的净使用者,因而不良资产的绝大部门产生于企业部门,而不是居民部门。随着资金运用规模的扩大,居民部门将有可能产生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由于家用汽车的连续降价,商业银行发放的汽车贷款已经形成了30%以上的坏账。房地产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推迟了个人住房贷款形成不良资产的可能。据统计,目前全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0%左右,上海市家庭为122%,北京市家庭为120%(2004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如果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个人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将不排除个人贷款形成较大规模不良资产的可能性。
未来几年,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应该能够得到较好的抑制,而保险业有可能成为大规模不良资产的新的孳生地。目前虽然没有保险业资产状况的详尽数据,但近几年保险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宏观经济金融的大背景,足以令人怀疑是否存在着“寅吃卯粮”的现象,是否在繁荣的背后隐匿着令人不安的资产状况。
2、不良资产市场参与主体将较快发展,交易结构将更加合理
由于规模、政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2004年3月,财政部公布了对四家AMC的考核标准,同时基本明确了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思路。四家AMC就其资本规模、资金来源、政策背景、技术手段而言,未来工行、农行股份制改造时集中剥离的不良资产,非AMC莫属。在金融类不良资产为主的市场上,AMC仍占据重要地位。
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能力将不断增强,不良资产的处置将从保全、核销向经营管理方向转变。目前,有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绕开”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向其他经济机构转让债权,以求实现更大的回收价值。在股份制改造后,在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将更加灵活,可以通过适度的再投资等技术手段经营管理其不良资产,以实现回收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将不良资产“一卖了之”。因此,股份制改造后的商业银行将更注重通过内部机构经营管理不良资产,只有那些难以处置或处置结果不符合其利益标准的资产才会向其他经济机构转让。
外资机构在不良资产市场中的作用不会有很大变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国不良资产交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这将影响外资机构介入不良资产交易的深度。此外,外资机构一般是通过参与不良资产交易,实现对某些战略产业的渗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参与不良资产交易的广度。
未来几年,企业类不良资产总量将维持为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AMC的业务重点不会从金融类不良资产向企业类不良资产转变。在小规模资产的资本运作、企业重组方面,AMC并不具有技术优势。集团内产生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部分从事资本运作、企业并购的财务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将是企业类不良资产交易的主体,并将得到较快发展。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进产业整合、企业重组,而直接参与不良资产交易的行为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交易的活动将逐渐减少,在不良资产市场上也是如此,但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效果有待观察。
在一定范围内,适当的分工会提高效率。不良资产交易过程中资产评估等工作将更多地由专业社会中介机构来完成,这将根本改变资产管理公司“大而全”、“小而全”的机构布局,进一步降低成本费用率,提高运营效率。
在不良资产市场参与主体发生以上变化的同时,“批发商―零售商”的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分工将更加明晰。以往除将很少的资产进行打包转让外,四家AMC接收的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大多自己进行最终处置,庞大的网络机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经营成本。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2004年9月,信达竞得中行、建行2787亿元不良资产后,已经开始了其批发业务。11月29日,信达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东方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收购了原中国建设银行剥离的可疑类不良贷款约1300亿元。在不良资产市场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的批发商,这些批发商将较少地介入资产的直接处置,而是将收购的不良资产进行整合后,转让给其他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最终处置。
3、不良资产市场运行机制将日趋完善,交易活动将更加规范
首先,不良资产的定价方法将不断完善。目前,国际通行的不良资产定价方法是“尽职调查为基础的现金流分析法,并进行风险折扣后确定不良资产的价格”,国内普遍采用的债务重组法、资产评估法和清算关闭法,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定价体系对不良资产市场的完善至关重要”。
以“批发商―零售商”为基础的市场分工结构将有助于不良资产交易活动的有序进行。市场的细分将使更多的经济机构能够按照自身的规模、技术优势参与不同层次的资产交易活动,从而保证了交易活动的稳定、有序进行,提高了资产交易的效率。
不良资产市场将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限,并形成比较明晰的区域市场结构。由于1999年对口剥离的缘故,四家AMC的机构设置和业务范围呈现出明显的“条块分割”的格局,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随着以“批发商―零售商”为基础的市场分工结构的完善以及AMC商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一格局已经实现了突破,几大主要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过程中不良资产处置均打破了“条块分割”的模式。未来的不良资产市场将形成全国批发市场和区域零售市场有机结合的格局。
不良资产的处置手段更加多样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是AMC梦寐以求的处置方式,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受制于国内不发达的证券市场,资产证券化困难重重。2004年10月19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拟对前者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处收购的200亿元不良资产进行真正的证券化处置。这意味着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产生第一个真正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不良资产市场的基础建设将日益完善。近两年来,国家关于国有资产转让、产权交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不良资产交易的法制环境有较大改善,这一趋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非市场因素对不良资产交易的影响将逐渐减少。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交易的时空限制,“网上招投标系统”的建设将极大地便利交易活动,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
注释:
①这是按收购面值计算的数据。1999年收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按100%面值计算;2004年信达收购中行、建行的2787亿元不良资产按面值的31%计算,收购交通银行414亿元不良资产按面值的50%计算。
②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分行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其他经济机构转让资产;在西北部分省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商业银行自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很大,甚至与AMC形成了竞争态势。
围产医学是70年代国际上新兴的一门母胎医学.1977年引入我国,主要研究妊娠28周至产后1周的期间内,胎儿的生理病理及新生儿和孕产妇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科学。
由朴近代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学对围产期的监测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孕期及分娩的病理改变对妇产科临床医师在诊断及处理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依据。加强了高危孕妇保健的管理,减少早产、死胎,及早发现先天性畸形和遗传性疾病并及时处理,从而更好达到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的素质和降低围产期孕妇及胎儿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生物物理的监测方法,如胚胎镜,胎儿镜,羊膜镜,胎儿心电图,胎儿电子监护仪及B型超声波的应用,尤以后两者发展迅速,已经普及朴国内的墓层医院,有助于了解胎儿在宫内发育情况,有否畸形,是否存在潜在性危险。胎儿电子监护仪及B型超声波对胎儿的监护是围产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胎儿电子监护仪在产前可采用无刺激试验(non一stresstest,NST)及催产素激惹试验(oxytoein。hallengetest,OCT),方法简单,无创伤性,并可连续监测,但单一的NST,OCT或联合应用,通过大量资料表明,因有相当的假性结果,假阳性增加不必要干扰,而假阴性又可使临床医师失去了治疗和抢救的机会。因此难以根据其结果作为终止妊娠的决定,必须结合临床,综合分析来选择处理方案。目前广泛应用生物物理评分(biophysicalprofi一eseore,BPs)),这包括NsT,胎儿呼吸运动,胎动,胎儿肌张力和羊水指数,其综合方法,明显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对胎儿预测价值较大。
孕妇子宫胎盘血流对胎儿的生长和存活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超声多普勒或彩色多普勒检•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实用妇产科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围产医学学会顾问,广州地区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围产保健专家委员会主任测胎儿血流,测量脐动脉血流收缩末期峰值与舒张末期峰值的比值,可以预测胎儿宫内窘迫,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发生率及妊娠的结局,且非创伤性,可重复使用,而孕妇易接受,因而超声多普勒检测脐血流与BPS监测联合应用,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胎儿一胎盘功能的生物化学监测对监护高危妊娠中的胎盘功能是一种必要手段,其预测价值还是其它方法无可比拟的,这包括雌三醇(E3),胎盘催乳素(HPL),妊娠特异性Bl糖蛋白(SP,),耐热性碱性磷酸酶(HSAP)和卜hCG等,其中以HPL和SPI准确率较高。
关键词:甘州;旅游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89-02
旅游产业是一项关联带动能力强、市场需求潜力大、投资回报稳定、涉及面广、参与者众多的综合性产业,是公认的新兴“无烟工业”和“朝阳产业”,张掖市甘州区在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宜居宜游城市的过程中,旅游产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西北内陆城市,如何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在建设宜居宜游城市中的带动作用,是当前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甘州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2010年以来,甘州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及省、市、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把旅游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领军产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型产业来抓,全区旅游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态势。主要的做法有:
1.挖掘文化资源,拓展旅游文化内涵。认真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积极探索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编制完成全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创作完成《张国臂掖》大型歌舞剧目剧本,编辑出版《诗意甘州》《水韵甘州》《美食甘州》《图说张掖未解之谜》等系列文化丛书,对“甘州小调”、“邵家班子木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推出玉雕木塔、甘州八景巨幅刺绣及剪纸、汽车拉力锦标赛首日封等为代表的特色旅游商品,旅游购物市场日渐升温,甘州旅游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
2.保护生态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景区。以打造“地貌景观大观园、中国暑天度假城”为目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坚持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科学编制造林绿化规划,合理布局重点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做到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治则治、宜荒则荒,造封固相结合、乔灌草相搭配,强势推进城乡生态景观绿化,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0.3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3.68平方米,村镇驻地绿化率达26%。依托国家湿地公园建设20平方公里水天一色的滨河生态新区和集收集、展示、宣教、科普、研究于一体的湿地博物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抓好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张掖大佛寺文化产业园、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平山湖丹霞生态旅游景区等精品景区建设,景区影响力不断扩大。
3.完善硬件设施,大力提升服务能力。认真实施“精品景区创建工程”和“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不断完善景区旅游标识、导览系统、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等硬件设施,强化安全监管、人员培训、监督考核、挂牌许可、评星定级等软件监管。对演艺、超市、宾馆酒店等重点场所和景区景点森林防火情况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并整改到位。在旅游窗口行业开展“岗位能手、服务标兵”评比活动,全区旅游软硬环境不断优化。
4.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氛围扩大影响。借助赛会活动活跃文化旅游市场,成功举办2011-2013“丝路春”杯张掖?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全国露营大会等重大赛会活动,文化旅游持续升温。采取财政补助、社会支持、企业参与等形式,在地铁、航班、高速公路沿线等人流密集之处制作旅游展板,在央视、《读者》杂志、《香港大公报》等高端媒体刊播宣传广告,制作散发《多彩张掖》画册、金张掖旅游推介片、张掖旅游指南、自驾游地图、张掖市旅游交通图等旅游宣传品,全方位宣传甘州旅游独特魅力,对外影响日益扩大。加强政府与景区、旅行社、涉旅行业之间的联合营销,采取有偿和招徕游客奖励等方式,委托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重点客源地旅行社宣传推介甘州特色旅游资源,甘州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5.探索新型模式,创新机制增强引力。探索实施旅游景区经营权、管理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依托西部风情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域旅游文化公司两家企业实体对景区景点实施市场化招商、公司化运营,搭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景区规划、招商、融资、开发新平台。政府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的《旅游景区景点和旅游项目招商引资运作模式及优惠政策》,在经营权拍卖转让、税费留成返还、建设用地划拨、基础设施配套、国家项目争取、景区(点)兼并重组、项目审批报验等方面进行优惠和支持,拓宽了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参与甘州区旅游开发的渠道,营造了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
二、甘州区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张掖市甘州区旅游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旅游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的新形势和旅游业率先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1.旅游规划和资源开发起点不高。与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周边旅游城市如西安、敦煌等地相比,甘州区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相对滞后,部分重点景区开发建设规划立意不够新颖超前,旅游规划体系不够完整,旅游景区开发长期居于较低层面,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旅游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2.旅游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旅游交通运力不足,游客集散中心、旅游信息服务中心、旅游星级饭店、游客服务中心、旅游景区道路、厕所、停车场、旅游购物场所和娱乐场所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功能不完善,游客接待能力有限,游客进不来、住不下、游不动、出不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3.旅游品牌打造存在短板。景区开发以提供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缺乏参与型、体验型、休闲型、娱乐型的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不够,文化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无法满足多层次游客需求。景区经营项目单一,旅游附加值低,带动作用有限;旅游景区特色不鲜明,尚未形成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精品景区;旅游旺季较短,缺乏冬春季旅游产品,景区开发档次不高。
4.旅游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由于旅游景区景点投资额度大,回报周期长,加之旅游项目建设条件差、特色不鲜明,旅游开发项目对社会资金吸引力不强。景区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工作进展不大,缺乏市场化管理机制,资源配置难以优化,缺乏协调配合,影响了景区的管理与开发建设。
5.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升。旅游服务标准体系不健全,旅游执法队伍力量薄弱,市场监管作用发挥不理想。旅游企业小、散、弱,缺乏大企业的辐射带动,整体竞争能力不强。宾馆星级低,接待能力弱,旅游旺季住宿难问题突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人才、专业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制约产业发展。
三、甘州区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及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甘州区应利用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彰显特色风貌,使旅游业迅速成长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为建设“宜居宜游金张掖”发挥应有的作用。
1.高起点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按照“认识上高度,规划上层次,开发上档次,管理上水平”的要求,修编完善全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聘请国内外知名旅游规划设计单位和旅游文化创意公司,高起点编制旅游规划,进一步修编完善张掖大佛寺、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张掖丹霞景区等重点景区景点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详规,加快编制旅游交通发展、旅游商品开发、旅行社发展、旅游宾馆饭店发展、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等旅游要素发展规划,形成科学完善的旅游业发展规划体系。
2.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张掖大佛寺、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平山湖生态旅游区等重点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加大重点景区景点和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力度,选择有实力的知名企业投资开发特色旅游资源,完善配套景区、宾馆、娱乐、购物、餐饮、接待等旅游重要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一批高标准星级酒店、高档乡村酒店和风情客栈,进一步提升旅游综合接待能力。
3.丰富旅游产品体系。依托祁连山原生态资源优势,加强与肃南、青海等地的区域联合,面向多元化旅游市场,加快开发祁连山腹地特色生态旅游资源,积极开发森林旅游、汽车自驾、山地体验、冬季滑雪、登山探险、科普教育、运动狩猎等山地旅游产品,培育商务会所、主题酒店、通用航空基地、草原人家等高端旅游度假产业。深入挖掘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加快开发建设特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的高品位特色文化旅游景区和城市文化设施。加快开发生态农业观光型、民俗风情体验型、绿色产业庄园型、滨水休闲度假型、古文化村镇体验型等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积极培育名村、名镇、名街,开发特色旅游文化精品。
4.培育特色旅游品牌。认真实施精品景区创建工程,集中力量抓好以张掖大佛寺、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平山湖丹霞等为重点的精品景区创建工作,充分发挥品牌效应。立足甘州区地处“X”中心点的独特区位优势,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培育以精品景区为支点,东进中原、西出新疆、南拓青海、北联内蒙古的复合型旅游线路,提高甘州旅游核心竞争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葡萄酒产业也快速发展,特别是1994年国家颁布了含计量100%的葡萄酒产品国家标准后,含计量100%的优质葡萄酒数量持续较快增长。目前,中国葡萄酒生产区域分布较广,有葡萄酒生产的省、市、自治区就有26个,但是,发展较快且生产量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吉林、天津、新疆、北京、甘肃、广西、云南、宁夏等省、市、自治区。随着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快速成长,一些省市如甘肃、宁夏、新疆、河北已把建设葡萄酒优质产区作为未来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一些南方省市,如四川的攀枝花和西昌、江西的新余等地也在谋划发展南方葡萄酒产业。
目前,国际著名酿酒葡萄品种,如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品丽珠(Cabernet Franc)、美乐(Merlot)、霞多丽(Chardonnay)、雷司令(Riesling)、马瑟兰(Marselan)、贵人香(Italian Riesling)等已占中国酿酒葡萄栽培面积的80%以上。中国自己选育的酿酒葡萄品种如“北红”、“北玫”等也正在一些区域示范推广,这些都为中国葡萄酒优质产区的特色化、品种化以及分级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葡萄酒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产区特色不明显,管理也不够规范。目前,葡萄酒产业分级体系存在的问题是:1 葡萄酒的科研投入和基础研究不够,使葡萄酒质量体系尚未建立;2 规范企业少、产业链不完善,特别是酿酒葡萄基地建设落后;3 中国的特色品种缺乏,产区和企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优质产区和产区特点尚未建立;4 葡萄酒文化和健康的杯酒生活方式也未得到推广。
其结果又造成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无序,表现在:1 葡萄酒的分级体系和产区体系缺乏标准和监管条例、措施;2 企业的葡萄酒质量分级混乱,广告宣传和酒标标注不规范。使消费者处于“雾里看花”的状态,给不法企业和不法商贩提供了市场空间。如:市场出现的所谓“年份酒”、“小产区酒”、“特色产区酒”、“品种酒”以及“不同等级酒”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名不副实现象,甚至造假。
目前,中国大多数葡萄酒企业连葡萄园都没有,都是采用“公司+农户”的形式,收购葡萄进行酿酒的,产区也划分过大,没有细分,管理也不到位,也没有严格的评级,不规范的行为不少。只有很少的企业生产的葡萄酒,身份证是清楚的,大多数企业生产的葡萄酒,基本上处在保证是葡萄酿制的葡萄酒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处在法国的日常餐酒和地区餐酒的水平上。可见,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葡萄酒分级的条件。
今后,中国葡萄酒产业在葡萄酒质量分级管理上要做的工作,笔者认为参考传统世界和新世界两个葡萄酒世界的发展经验,可以采取两步走。
第一步,以新世界的经验为主,先做好以下几点:
1 制定中国的葡萄酒产地管制条例
虽然目前中国葡萄酒的相关研究工作还不足,但是制定中国的葡萄酒产地管制条例还是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根据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土壤类型及气候划分产区和亚产区,并加强监管。同时,加强这些产区可栽种的葡萄品种、优质品种和特色品种的研究,加强产地和产量的相关性研究,制定出可行的栽培管理规范,加强小产区的研究和葡萄酒产品评价等,为今后法定产区管理法规的制定打下基础。
2 制定酒标的管理条例
要尽快制定葡萄酒酒标的管理条例,严格规范酒标的标注,尤其是品种、年份、产地等,确保酒标的真实性,并由相关监管系统随时随地加强监管。
3 加快酒庄葡萄酒的发展
目前,中国一些产区,陆续发展了一些酒庄,它们建立了自己的葡萄园,从品种、种植方式、栽培管理、产量控制等都制定了相关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葡萄酒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并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可。它们的实践,为中国名酒庄的发展、为小产区、亚产区和大产区葡萄酒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酒庄葡萄酒的发展是中国未来高端葡萄酒发展的主要方向,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引导和扶植,进而推动中国葡萄酒产区的特色化、优质化的发展。
4 加强葡萄酒文化的研究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