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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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数据 经济增长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29-07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也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大数据带来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革命。在大数据背景下形成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与大数据带来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中国在大数据时代下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必备要素，只有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才能对经济增长转型给出正确的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来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这些都必须充分面对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出发，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线索，以产业融合、结构变化和要素调整为主要手段，分析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转型的路径与政策。

一、大数据时代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是相对于小数据时代而言的，根据库兹涅茨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方程，在小数据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是扩大内需、进行投资以及出口三种方式。而传统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增长机制也是在小数据时代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这些方式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过于重视宏观方面的增长，忽视了由结构变化和要素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微观主体造成的影响。①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在基于小数据的背景下，无法对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完备并且种类多样的数据前提下，可以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计算，而从这些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机制完全与以前不同。这些不同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方面进行分析：

1.对微观要素、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要素、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无法精确到每一个个体，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只能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定价，对每个厂商的特殊要素要求无法实现，因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利润的损失；对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在消费市场上有营销的“长尾效应”。在短头部分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规模需求，而在长尾部分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每种需求的消费者群体都不多，如果按照这种需求情况投产，生产者只能生产大规模的同质产品，而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同质化的产品，这对生产者来说无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无法满足，消费者剩余将大大减少。倪庆平：《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分析》，《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

而在大数据时代，基于大量存在的数据和高超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制造业呈现出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互联化和生态化等特点，传统的产品要素需求和供给结构已经被打破。3D打印技术的出现已经使得“长尾理论”彻底颠覆，这种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长尾需求提供了契机。市场将能够提供每个消费者所需要的异质化产品，由此将导致厂商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将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将得到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整个社会将会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状态。

2.对中观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产业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且在小数据时代，在数据获取成本比较高和数据分析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利用数据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有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产业结构基本上仍然呈现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层的格局，三产之间的融合和同一产业内部的融合程度很低。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低下，产业结构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化、大数据和工业化的融合，产业制造的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化、智能化与产业发展的不断融合使得产业呈现出融合趋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席晓丽：《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经济》2007年2月。信息化能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信息资源的开发，促进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知识共享，并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依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现代新兴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并通过优势产业部门来代替衰退产业部门来实现的。一个产业部门的优势地位在外因上表现为需求拉动；而内因上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增强、要素成本降低，特别是产业竞争力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来推动效率提升而形成的。通过技术创新与业务交叉的形式促进了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产业共用性加强，导致产业边界模糊，使得相关产业融合到技术水平高的产业部门中去，推动产业创新和融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并进一步使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时代产业融合的表现就是3D打印机，由3D打印技术与大数据相互融合所构成的数字制造将对传统产品制造造成冲击，生产和制造将由工厂转变到社会，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无数个微制造中心。

3.对宏观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生产制造将完全转型为社会制造，每个个体都在提供信息，每个个体都参与生产过程。未来的生产模式首先通过计算确定短头和长尾两种制造模式的比例，在长尾需求和短尾需求之间确定均衡点，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短尾需求仍然由专业的大规模厂商制造，以便降低成本，而面对长尾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则由个人制造。而二者之间均衡的确定要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在摩尔定律和数据指数化增长的背景下，数据将在社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数据分析行业的全面崛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数据分析方法带来了革新，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将基于精确的数据分析展开。数据作为中间的桥梁将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智能化社会连接起来。由大数据分析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与产业发展融合起来。信息化广泛而深刻的应用，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将是大数据背景下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一个新的驱动力。

二、大数据时代给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分析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量数据交叉聚合所形成的突变效应进一步提升，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现象又将对依靠传统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一系列冲击，传统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大数据对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鼓励正面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产业融合等特征将给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

1.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着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这些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挑战表现在：

（1）对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大数据只是技术应用的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数字化是把经济现象转化成能够进行制表分析的一种量化形式的过程，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信息革命出现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新型资源，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信息仅仅被视为一个假设条件，被排除在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外。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新价值的创造。信息化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具有很强的积累效用，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融合会产生放大效应，改变经济学上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因此，大数据时代信息应被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而不再是被当做一个假设条件。

（2）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机器的诞生标志着，机器能以比人类劳动力更加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机器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围的方式实现，这对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要求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那个阶段是替代体力劳动。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智能化浪潮又对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人类，智能化机器在数据处理分析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方面表现得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挑战，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失业造成的效率损失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3）对经济增长效果的挑战。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效果取决于资源利用水平。而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取决于数据的质量与数据利用水平。对于经济指数、物价指数等各类经济参数的计算，在大数据时代可以采用新的模式，提高数据质量，彻底改变传统方式来计算。对于统计学中可能存在的异常点，传统的处理方式是丢、替代或者是平滑。但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样本众多，异常点成为受重视的资源和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原始统计数据和各类经济参数是经过加工和处理以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在数据的处理和应用中，人们更加重视这些有突出特点的原始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因为统计数据一旦经过加工处理，就会成为二手数据，如果一手数据处理和加工的过程出现问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二手数据出现误差、失真和变异。同时，大数据为高频数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高了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效果。而这些统计数据衡量方式的变革也将会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是指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影响数据质量来培育自身竞争能力、竞争优势和竞争手段，获得外部资源，在市场中为顾客创造和生产新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一种综合性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寻找与新竞争环境及其相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传统的竞争力包括：人才竞争力、决策竞争力、组织竞争力、员工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人才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和信息作为资本取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具有智能化的载体。这些能够被企业随时获取和充分利用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引导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帮助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数据时代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挑战，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带来影响，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正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数据分析能力正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面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挑战，企业必须把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有效利用作为新常态下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由追求经济大国向追求经济强国转变。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追求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给中国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宏观层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动力上是要素驱动型发展，在目标上是数量型增长，在战略上是追赶型增长，在结果上是环境破坏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造就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从追赶型战略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机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资源。大数据的作用机理是数据生产信息，信息改善决策，进而提高生产力。在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中，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一起构成了“新四化”，这是中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是大数据时代的战略任务，大数据决策对完成新四化的战略任务意义重大，大数据应用不仅能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将成为造就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将助推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

（2）中观层面推动产业融合的机遇。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导致了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模式的兴起。而新兴经济模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促进了产业融合。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广泛渗透和深入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约束，推进和加快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信息化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知识的生产、利用和扩散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信息技术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降低资源的消耗、减轻环境压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信息化的发展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使人类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得到扩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提高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人类对生产过程做到了精准控制，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同时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提高了生产效率。王金友：《基于信息化的产业融合与创新探析》，《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对中国新常态下产业融合给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产业融合也为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3）微观层面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机遇。商业模式是指企业在市场中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并由此给企业带来的营利机会和盈利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生态化不断加深，企业传统的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市场主体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为具有不同需求特点的客户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获取利润的条件和空间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企业可以近似精确地了解到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和习惯，能够预测到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甚至做到比客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将能够促进企业在提供标准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基础上创造个性化的新附加值，这是大数据时代企业利润最重要的源泉。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从大量存在的数据中挖掘出对人们更有价值的信息，来获得对客户需求的全面了解，及时发现和捕捉客户需求的这些新变化，这就需要加快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建立新的盈利模式，使得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要加快企业从过去的以生产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向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转型。因此，大数据时代为推动中国新常态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机遇。

（4）制度层面降低经济增长交易成本的机遇。交易成本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市场主体在交往和合作中为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支出。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倾向、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因素，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合作，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各类经济主体的决策方式由感性的主观驱动走向客观的数据驱动，大大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信息化而导致的市场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将使得监督实施成本下降和违约支付成本上升，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信息化相伴产生的细分市场和智能制造，将降低市场交易中的资产专有性，提高资产的通用性，促进交易的形成；市场的透明化程度提高和信息的完全化和对称化，将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促进市场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沟通将变得便捷高效，不同信息之间无法沟通的现象将进一步减少，市场被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将得到改变，少数交易的行为将减少。因此，大数据时代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机遇。

（5）决策层面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和生产决策中数据思维将逐渐代替经验思维，使得决策思维变得更加理性和科学，从产品设计到市场定位，从组织变革到大的战略调整，从组织部门调整到市场开发，企业的决策和管理都将以数据信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数据和信息使得管理走向科学化的轨道。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将变成提出正确问题，然后依据海量数据的筛选来给出正确的答案，据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管理。依靠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方式将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和盈利机会。而且依靠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还会指导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这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最有效率的支持。依据大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企业将从过去粗放型投资转到精确型投资，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将大大提高。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机遇，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科学决策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型的取向

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充分抓住大数据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优势，结合中国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增长方式做出全面转型。

1. 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取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性、低价值密度性以及精确性等使得数据在获取和处理上较以前的小数据时代有很大进步，数据质量也大幅提高。马建光、姜巍：《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国防科技》2013年第2期。因此，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增长的战略应该从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转向基于精确数据分析上的集约式质量型经济增长。

基于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重视短期、忽视后果的增长方式。基于经济增长数量为首要目标的政策主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唯数量论”，这种论点虽然导致了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唯数量论”在不精确计算和分析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决策，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严重后果，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环境污染、不平等程度加剧都随着经济增长而来。这样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补偿外部性，真正能被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分析和由此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对传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带来变革。基于大数据的优势，经济增长能做到精确的衡量和计算，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理性决策，从而可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这一切都保证质量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基于庞大的数据基础和分析结果，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外部性之间实现均衡，确保在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进一步实现新常态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2.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取向

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基于小数据下的不完全分析，以及由此做出决策的投资和出口，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行业快速崛起，由数据分析引起的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现有的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D打印技术、在线学习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都是以数据分析和计算为基础的。而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以资源为依托，而重点强调新思想、新信息以及大数据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与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在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将大幅提高。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数据技术将给创新带来不同的影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但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将从传统的创新方式向数字化创新方式转变。

同时由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将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由此引起从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创新扩展到全社会的创新。由数据引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将对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和产业产生影响。从统计指标到做出理性决策，数据已经内生到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3. 经济增长实现路径转型的取向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要从数量型体制向质量型体制转型。一是在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方面，要形成新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速度型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创新驱动、产出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代价、污染减排水平、人的发展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依据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为大数据时代企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创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在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型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产出行为，并以此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激励市场主体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在科技体制的转型方面，以提高投资效率为目标，建立适合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促进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在投资体制的转型方面，建立健全大数据时资决策的体制机制，抑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引导经济主体在大数据分析下做出理性的和科学的投资决策，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所导致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转型。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产业分工一直明确是经济增长和评价社会效率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有效，但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性加强。而信息和数据的使用将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提高产业效率。基于信息化和数字融合为基础的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产生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平台，产业之间的公用性加强，使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提高产业效率。李林：《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实践》，《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增强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产业融合是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深入应用和原产业间联系效应加强的基础上，在管制放松的外力推动下，实现产品、业务、市场和业务流程的交叉融合，强化产业间的多向联系效应。吴颖、刘志迎：《产业融合――突破传统范式的产业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同时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人力资源作用的有效发挥。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提升了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都是通过人力资源作用发挥来实现的。

4.经济增长政策转型的取向

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政府应该实行开放的数据政策，提高数据利用的共享性。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中，数据的开放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创新，快速滋生新的数据文明。不但要扩大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力度，更要将原始数据公开供社会使用。在数据开放的政策推动下，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美国政府从1967年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而中国政府在2008年前后，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实施绩效来看，效果还不理想，同时在规制方面的力量也还不成熟。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不仅有民间的诉求，还需要新闻界以及司法力量对政府的监督。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文第2篇

1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看，过分关注社会本位，忽视个体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当然也和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机械地理解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有关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由此，片面地将人定格在其具体性、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上，使得许多人误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所谓对个性或个人需要压抑的问题。致使长期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忽视了个体的自我价值。

2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看，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教育过程中，尽管教育者起着主导作用，但不等于必须以教育者为中心，即教育者在向被教育者灌输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时，可以忽视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可以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但长期以来，教育者往往为教育而教育，不考虑受教育者的需要，以及能否被受教育者接受。这种教育，不可能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使受教育者产生排斥心理。

3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看，脱离人的现实生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哲学，他的直接对象是现实中的人”，根据人的活动领域，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由政治、经济等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里，还生活在一个以饮食起居等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一味强调人的政治性和理性，而忽视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正常的需求，从而使原本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被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实现一定政党和社会政治集团的任务。

二、思想政治教育化解的对策

1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由于社会历史基础条件制约，也由于过去社会组织基础边界不清所使然，就造成全民都做思想政治工作，结果在丧失了社会条件以后，就成了没有根基的空洞说教。而要改变这一不利形势，就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既要培养他们的宣传说教能力，更要培养他们应对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空洞的说教变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2　在倡导社会本位价值过程中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也具有促进人性不断提升的内在价值。传统的运行机制更多体现其外在工具性价值，事实上，把“以人为本”作为教育的入口，以“生活世界”为支点，尊重个体存在的多样性，以教育对象个体为切入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柔韧渐进的、贴近人的运行机制，从而使传统的运行机制因目标设置过高、操作过硬而与受教育者有较大的距离等问题得到解决。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能源；税收政策；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 F206；F810.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70-04

一、完善新能源税收政策的意义

全球经济发展带来能源消耗迅速增长，传统化石能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使用化石能源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也日渐沉重。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大量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新能源的消费比重，对于促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产业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业。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的开发与生产前期投入比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个体而言，主动选择新能源产业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投入与经济效益预期不一致（朱晓波，2010）[1]。针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解决，而税收政策就是一种有效的调控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削减税率、投资抵免、加速折旧、亏损弥补等税收优惠政策降低新能源开发成本，鼓励对新能源的投资，促进新能源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目前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尚属于幼稚产业，大多数新能源技术还处在研究开发阶段，生产规模和市场需求都比较小，因此更需要国家通过有效的税收政策加以支持。

二、当前我国新能源税收政策的基本现状和不足

（一）我国新能源税收政策概况

（1）增值税方面：①对属于生物质能的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返政策，对风力发电实行增值税减半征收①；②对县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按6%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部分大型水电企业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③对国家批准的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2）消费税方面：对国家批准的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免征消费税政策②。

（3）企业所得税方面：①对综合利用废弃资源如地热、农林废弃物生产电力、热力的内资企业，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②对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新能源利用的内资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方面的税收优惠；③对设在国务院规定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项目的，可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4）进口环节税收方面：对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部分的新能源设备，如风力发电机与光伏电池，在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5）地方性税收方面：一些地区以加快新能源设备折旧的方式来提供税收优惠，还有一些地区对风电机占地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我国新能源税收政策的缺陷

首先，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在促进新能源发展方面缺少系统性。相关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关税和消费税的免征方面。优惠对象也仅限于少数新能源、少数项目。

其次，现行新能源税收政策体系的权威性、稳定性弱。主要是现行的有关税收政策大多体现为部门的临时性文件、法律层级太低、税务部门执行强制力不够、纳税人的预期也不够（肖江平，2006）[2]。

再次，当前税收手段的运用过于简单化，对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调控功能较弱。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优惠政策集中于生产环节，而相对忽略了对消费环节的激励；二是政策侧重鼓励新能源发展，而对抑制传统能源消费的调控力度欠缺。

最后，有些新能源税收政策在设计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政策针对性不强。例如，根据目前企业所得税法，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的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但是从新能源企业自身的营利发展特点看，最初几年难有盈利，因此企业实际上享受不到3年免税期的优惠待遇。

三、新能源税收政策的相关国际经验介绍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新能源对未来能源供给的作用，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支持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市场开拓和推广应用，而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政策支持工具。这些国家的新能源税收政策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的新能源税收政策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新能源税收政策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各种税收政策的涉及面广，体系较完整。具体来看，其主要内容包括：

1. 直接减税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太阳能和地热项目永久性减税 10%（电力公司除外），对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实行为期 10 年的产品减税，对于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发电系统并属于州政府和市政府所有的电力公司和其它非盈利的电力公司给予为期10年的减税，等等。

2． 加速折旧

《1978年能源税收法》规定新能源企业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五年的加速折旧方案。

3． 企业所得税抵免

（1）技术开发抵税。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和潮汐的发电技术，投资总额的25%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同时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2）生产抵税。风能和闭合回路生物质能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起10年内，每生产1千瓦时的电能可享受从当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中免交1.5美分的待遇。2003年，美国将抵税优惠额度提高到每千瓦时1.8美分，享受税收优惠的新能源范围也从原来的两种扩大到风能、生物能、地热、太阳能、小型水利灌溉发电工程等（张正敏，1999）[3]。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主创新；北京；科技创新

为了实现在2010年把北京市初步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这一战略目标，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激励企业推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回顾和总结这些政策措施及其效果，从中发现问题和不足，可以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思路。

一、北京市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措施

（一）不断完善地方性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市逐步建成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度的地方性科技政策法规体系，其内容涵盖了科技创新与科技体制改革、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服务体系发展、技术市场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科技奖励、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七个方面。

（二）努力建设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协会，鼓励发展管理、咨询、培训、金融、信息等各层次创新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搭建中介服务平台、专家咨询平台、政策服务平台、投融资平台以及技术服务平台等，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成果共享和条件共享。

（三）强化创业孵化体系建设

截至2005年底，北京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到70家，其中经北京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39家，孵化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在孵企业3582家，累计毕业企业2300多家，在孵企业技工贸总收入累计达644.19亿元，纳税累计达23.89亿元。

（四）充分发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试点作用

在投融资方面，中关村成立了担保机构和技术产权交易所，设立了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企业信用促进会。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了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在法制建设方面，按照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制定并实施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方面，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中关村企业组成了TD-SCDMA、龙芯等十多个联盟。

二、政策效果

（一）自主创新投入稳步提高

就R＆D经费投入规模而言，北京地区R&D活动经费投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速为21.93%；2006年达到了432.99亿元，比2000年增长178.1%，年均增速29.68%。就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而言，北京市一直位于全国首位。1995年为2.33%，2000年上升到4.93%，2006更是达到了5.5%。而2000年全国平均仅为1.0%，2006年全国平均仅为1.42%。

（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

从2002年到2006年，北京市科技经费筹集额年均增长速度为24.11%，而企业资金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4.29%，远远超过了前者。从企业的R&D投入强度来看，2000年北京市R&D经费支出中企业仅占31.09%，2006年企业占了46.19%。从2000年到2006年，北京市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9.68%，而企业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52.2%。

（三）自主创新产出不断提高

2006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26555件和11238件，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56.17%和36.25%；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4226件，比2003年增长了81.62%，占全市专利申请数的比重增长为53.57%；企业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10221件和4143件，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94.57%和49.14%，企业申请量与授权量占全市的比重分别增长为38.49%和36.87%。

（四）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龙头作用日益显现

2005年园区内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6400家，实现总收入4876.8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率达27.7％；实现增加值954.9亿元，相当于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4.1%。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增长，带动了北京市高科技产业的整体发展。“十五”期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64.8%上升为2005年的67.7%。其中，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含量的服务行业增长迅速，2005年这些行业实现增加值925亿元，占GDP的13.4%。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在R&D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虽然北京市企业R&D经费支出持续快速增长，但在北京市R&D经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依然不到50%，这导致北京地区众多科技成果脱离市场需求，降低了R&D的效率。

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还不强。2005年，全市只有1324家工业企业开展了自主创新活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覆盖面仅为20.4%。而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覆盖面也不足40%，仅有18.15%的企业设有科技机构，31.3%的企业有新产品开发活动，37.96%的企业有R&D活动。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覆盖面虽有所提高，但仍有50%以上的企业没有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许多企业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2001～2004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投资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投资之比始终保持在1001左右的水平。到了2005年该比例激增到809.11，2006年则又大幅回落到了13.141的水平。即使如此，这一比例依然高于上海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大约15左右的水平。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为了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实施了“瞪羚计划”。从实践来看，该计划对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相对于园区一万多家中小高科技企业庞大的资金需求来说，该计划所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依然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截止到2006年，“瞪羚计划”仅仅为281家企业获得了总计只有28亿元的融资担保支持。

四、激励企业推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体制改革，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国外经验表明，政府作为研发投入主体主要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就会渐渐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则将主要精力与资源转向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等特殊项目。从2000年到2006年，政府资金在北京市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0%以上。而这些政府资金大多分散归属于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部门主管，其投向也大多是其下属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而不是距离市场最近的企业，从而直接造成了政府的科技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不高，重复浪费严重。而政府部门的过多干预也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因此，北京市应努力构建一个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政府应从有明显市场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资中退出，为研发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形成创造空间，主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影响研发资源配置和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二）大力促进市场主导型产学研合作

目前，北京市产学研合作项目不多，合作方式单一，使这一地区的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远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一方面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无法实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是企业不具备对引进科技成果的消化吸收能力或不具备研发实力，无法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市场主导型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外部科技资源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其有效性已被国内外实践所证明。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主动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直接主导产学研合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出资、参与研究等全部活动，从而保证了创新活动始终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这样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联结和协调产学研相关各方的利益，提高合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又可以通过合作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三）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流动与共享

北京市科技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利用效率和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资源非常分散，尤其是中央在京科技资源，大多分散于不同的部门，没有统一到建设首都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城市的共同目标上来。提高首都自主创新能力，必须采取有效手段促进北京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流动与共享。为此，北京市应该加强与相关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鼓励中央在京单位和地方企业加强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建立科技信息、创新成果、研发设备和科技人才的共享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配置创新资源。

（四）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障和促进自主创新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和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工具。在当前北京市仍有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的情况下，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明确创新成果的产权，通过专利保护为创新者提供利益保护并给予以垄断其发明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践中，关键是要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落到实处，要依法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要改变重视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忽视对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正常现象。

（五）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企业自主创新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市场风险。国外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取向的政府采购制度，即在政府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在技术经济指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本国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可以创造和增加对企业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减少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市场方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前北京市在政府采购方面的做法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相同，其主要目标都是满足政府需要、节约财政资金、抑制腐败行为、规范企业行为等。但是，在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为其科技竞争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已经将政府采购政策的重点转向刺激创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现行政府采购制度的思路，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原则贯彻到政府采购的具体实践中。

（六）完善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北京市自主创新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该体系还很不完善，信用评价及担保机构、检验认证机构、技术评估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实际需要。因此，应大力完善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尤其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融资制度，促进各创新活动主体的合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五、结束语

总之，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创新体系和首都创新体系的总体框架下，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市场化的总体方向，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而最终实现把北京市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戴卫.关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新技术,2006(3).

2、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关村产业发展报告2006[R].2006(12).

3、彭继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06(1).

4、周元,王海燕,赵刚等.中国区域自主创新研究报告(2006～2007)[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5、刘春成,刘峰,巨文忠,伊彤.北京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R].北京市科委软科学研究课题,2003.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范文第5篇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资本运营策略

核心竞争力指的是组织内部整合过的知识、技能和怎样对其进行协调、整合。资本运营，指的是企业对自身拥有的各项存量资本进行优化配量、流动等方式的有效运营，将其变为活化资本以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从其对企业规模产生的影响来看，资本运营可以分为扩张型、收缩型和内变型资本运营。

一、核心竞争力概述

核心竞争力是能够使企业在竞争过程中领先其他对手的一种或几种能力，是能够让企业在某个或多个领域占据优势的内在资源。核心竞争力不仅是企业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更是不断创新营销和管理的能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替代的，因而其具有持久性和一定的刚性。

二、资本运营概述

企业的资本运营是对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易战略的有效运用，现代企业通过重组、兼并等方式来增加竞争实力以持续的培养核心竞争力。扩张型资本运营是企业在既有的资本结构下以内部积累、兼并收购等手段来扩大企业资本规模，根据产权的流动方向可以分为横向型、纵向型和混合型资本扩张；收缩型资本运营是企业为提高运行效率和实现价值最大化而将自身拥有的机构和资产分离出一部分，以减小企业的规模，常见的有资产剥离、分拆上市等形式。

三、资本运营现状

近年来，我国有很多企业借鉴国际上成功的资本运营经验实现了企业的发展目标，提升了核心竞争力。然而资本运营在我国实践的时间毕竟很短，我国企业对资本运营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不少企业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个别企业甚至因失败而倒闭。对资本运营理解错误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的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脱节

有人认为资本运营是独立的经营形态，它与生产经营相互独立存在，有着高智力、高收益而且非生产性的特征。这种错误的认识会把资本运营带入歧途，事实上资本运营除了企业并购等产权资本运作外，更是始于生产经营并最终为其服务的经营形态。如果与生产运营脱节，资本运营就会偏离企业的根本，承担更高的风险，并极有可能走向失败。

(二)片面的追求“规模经济”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认为只要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企业规模的扩张就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简单的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规模经济是同一个概念。而事实上企业规模的扩张需要围绕整体战略目标，是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盲目的扩张。过于追求“规模经济”而盲目的资本扩张也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了额外的风险。

(三)过于追求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企业经营的风险，并提供更多的盈利机会和更高的资本运作效率，然而在另一方面多元化经营也容易导致企业出现资金短缺、投资膨胀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会出现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的现象，很多企业不仅没能在各行业获得较好的发展，更丧失了主业的优势地位。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都缺乏多元化经营的能力，多元化经营必须要明确战略目标，保持住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四)过于追求低成本扩张

目前我国有不少的企业热衷于 “低成本扩张”，认为以最低的投资来获得最大的资产收益能够实现企业资产的迅速扩张。而事实上大多数热衷于“低成本扩张”的企业都只看到了并购的基础成本，没能重视扩张后的整合成本和自身的整合能力，常存在并购企业没有能力让目标企业再次发展，却让自身步入困境而成为被收购目标的现象。企业并购其他企业的关键并不仅是以尽量低的价格来获得较高的资产，还要考虑企业自身是否具备技术、产品等方面的优势，是否能够符合企业战略目标，在考虑整合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在扩张企业规模的同时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资本运营策略

若想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的资本运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资本运营理念

企业的决策者需要正确的理解资本运营，在制定整体战略的同时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资本运营策略，将资本运营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工具。

(二)资本运营队伍

资本运营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管理队伍，保证队伍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和合理的能力、专业结构，并实施法治化管理来达成企业的战略目标。

(三)人力资本运营

人力资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施科学、全方面的人力资本运营，通过科学的人才机制实施企业的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四)资本运营机制

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风险、效率、调节、发展机制来完善资本运营机制，进而规避风险，高效率、高收益的进行资本运营。

(五)金融体系

目前，企业的资本运营受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和金融政策的影响，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为企业的资本运营提供更广的空间和更有力的支持。

总结

资本运营有股票上市、参股联合等方式。在现实的资本运营中，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变化和创新，在学习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的同时总结出适合自身的资本运营策略，以更好的提升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忠孝,隋冰.浅议企业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商业研究,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