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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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转载于中国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变动，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长期保持“汇率错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币明显被低估，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一旦被国际资本评估机构发现，他们的投资报告就必然会影响许多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并引起各国政府如日本和美国的关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投机资本进入。仔细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机资本流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为负数，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表明了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间却突然逆转，变成正数，大约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说明在2000年左右，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人民币升值已经达成共识，并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数据；文化安全；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87-05
一、大数据时代与我国文化发展环境的变化
自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其第二个十年以来，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应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配和应用海量数据的时代，即大数据时代。不言而喻，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风暴给每个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我国文化及其发展环境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其传播方式、生成路径和影响效应等发生了巨大变革，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时代印记与现实表征。
第一，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精英化、中心化、单向性和价值主导性等特征。而到了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和路径被相当程度地颠覆和变革，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特征之一是文化传播的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以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党宣机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专家学者手中，他们在文化传播的议程设置方面有着绝对的主导权；然而，到了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体技术可获得性与便捷性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得普通大众也能够轻松掌握和运用媒体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的主导权开始下移，借助于微博、微信、博客等自媒体平台，普通大众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从而呈现出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之二是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和价值多元性。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传播主导权的不断下移，文化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而在此影响下，以往那种带有明显价值导向性的文化传播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价值多元化和多样性也愈发明显和突出。
第二，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生成路径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文化产生以来，其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高度凝结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精神产品，只有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人或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才能够进行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虽然这种状况得以改观，但文化生产的精英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步入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的精英化状况从根本上得以改观，文化生产的既有范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由过去的撒网式、跟风式、标准化生产变为如今的定制化、差异化、个性化生产。在前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者往往很难对大众的文化需求类型、关注点进行精确化的分析和把握；而到了大数据时代，受众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个评论等数据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和途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精确找到普罗大众文化需求的聚焦点、汇聚面。在这方面，腾讯视频可谓是作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和尝试。如腾讯视频制作的新闻视频节目《事实说》借鉴了美国Netflix《纸牌屋》的生产模式，将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贯穿于《事实说》的选题、制作、传播、营销的生产全流程，精确地找准受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进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视频领域收获不错的市场份额。据统计，自播出以来，《事实说》以其言论的深度和逻辑性、内容的知识含量受到关注，特别在70后、80后、90后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目前第一季共计12期已播完，总播放量达8千万、评论量达19万、大数据调查的参与量达3千万[1]。
第三，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影响效应的变革。过去，受制于通信条件、地域阻隔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往往只能局限于一时一隅，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大数据时代，在网络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一种新的流行文化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传播到全球范围，在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群中产生巨大影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以往，受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影响力比较微弱。然而，近十年来，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我国文化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正在一步步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张亮丽名片。仅以依赖网络通信技术程度较高的网络游戏这一文化产业为例，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开始，中国网游海外出口就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网络游戏出口规模已经涨了30倍之多。2015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出口实际销售收入达到53.1亿美元，同比增长72.4%。可以说，网络游戏已经超越其他文化形式，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主力军。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安全风险剧增
步入大数据时代，计算机与互联网已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必备工具，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大面积使用，也使得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如果那些记录着个人和组织的海量信息被泄露或被盗取，将会给用户、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如有媒体就曾报道，2015年4月22日，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河南等超30个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从补天漏洞响应平台获得的数据显示，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据统计，仅社保类安全漏洞所导致的信息泄露就超过5279.4万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2015年的10月19日，乌云漏洞报告平台接到一起惊人的数据泄密报告后新漏洞，漏洞显示网易用户数据库疑似泄露，影响到网易163、126邮箱过亿数据，泄露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密码密保信息、登录IP以及用户生日等[2]。
（二）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日益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向世界各个角落辐射和传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也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在保障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西方文化的过度入侵和B透，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比以往更甚，几乎是无孔不入，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一是方式更加多样。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和途径都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到的文化入侵和渗透方式。二是手段更加隐蔽。手段的隐蔽性是大数据时代条件下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文化入侵和渗透只需要网络终端就可以进行，而无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这就使得防范文化入侵和渗透变得更加困难。三是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大数据时代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既是深入的，也是广泛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构成深刻的影响。
（三）文化产业市场遭受蚕食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值越来越突出和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薄弱，许多方面尚处于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状态，这就使得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西方文化产业能够不断入侵和蚕食中国市场，从而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构成严重冲击。文化部前部长孙家正就不无警醒地指出：“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大的文化传播优势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借助现代市场机制和高新科技手段，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输入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我进行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抢占、争夺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资源和文化阵地，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文化和文化安全。”[3]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西方文化产业入侵更为便利，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市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四）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蚕食中国文化市场的同时，还使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因为，那些在大众中颇受热捧的西方流行文化、快餐文化表面上看只是占领和蚕食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些文化消费品同时在传递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不间断地利用文化贸易、文化产品输出等方式向我们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况且，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产业不够发达，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高水平文化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和依赖。可以肯定，长期浸染于西方文化，其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西化，而我们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则很容易被淡忘。以弘扬爱国和孝道的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为例，这个故事本来讲述的是一个女孩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在被美国迪士尼公司改编为动画片后，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爱国和孝道的主题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此片被引进后，在青少年中比较受欢迎。在文化输入过程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显然，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建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
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有效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就必须首先从现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便捷性、可追踪性和互联互通性，也使得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具备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具体来说，在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着手：一是要着力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平台。这一平台要把负有维护文化安全责任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效地联合和吸纳进来，建立统一、高效的合作机制和工作体系，要通过对文化安全信息及时准确地收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发现危险因素和信号，及时做出预警，以供决策部门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制定一个具备科学性、标准化和可操作性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指标体系。这一预测和预警体系要能够“通过对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的随机检测和国际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所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生态、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可能引发对我国文化生态和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灾难性后果的不良趋势的分析，能够及时而准确地作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映”[4]。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府改革项目已进行5年，该学会研究员威廉・盖尔斯顿和伊丽莎白・麦克艾尔文近日发表题为《机构创新：如何发生/为什么重要？》的论文，探讨政府机构创新的发生机制，以及政府机构改革对公共政策和民主的重要性。这篇报告主要聚焦于导致新机构产生的改革，而非对旧机构的改革。
盖尔斯顿和麦克艾尔文首先探讨了机构的性质以及机构改革进程艰难的原因。他们认为，机构改革分为“急剧改革”和“渐进改革”。“急剧改革”进程很快，一般由接近决策的人士主导，在决策过程中产生新机构，党派分裂程度较低。“渐进改革”因为进程缓慢、信息透明程度高，“渐进改革”经常落入党派纷争的窠臼。
两位作者对几个美国政府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创立是“急剧改革”的经典案例。当时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面临崩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应运而生，其创建过程具有快速、危机驱动、共识推动的特点。国土安全部则是“急剧改革”的另一个案例，它是在飓风危机时建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建立属于“渐进改革”，进程缓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国会预算办公室、美联储处于“急剧改革”和“渐进改革”中间地。而搭建了二战后情报机构、军事、国家安全决策框架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反映的是长期问题。
政府的“急剧改革”方式多样。有些“急剧改革”反映了危机时刻的紧急问题，而有些则是抓住了长期问题的机会之窗；有些反映了舆论的压力，有些受到内部专家和当选政治家的驱动；有些改革有社会运动和私营部门推动，有些则由行政机构或国会推动。但有一点是基本不变的：政府基本形式的设定――特别是在议会共和体制内。改革需要克服惯性和抵抗，需要持续努力来改变现状。
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英文名称：Coal Mine Blasting
主管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理总局
主办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爆破技术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安徽省淮北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34-1137/TD
国内刊号：34-1137/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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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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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围绕国家安全的需求，究竟应该优先发展何种项目，只要看被“禁运”的是哪些项目或者看哪些项目将被列入外资“斩首并购”即可.目前，我国在CAE科技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优势，现有的众多小型软件在各自行业中依靠所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自主CAE系统项目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开发出能与成熟商业软件相抗衡的市场平台，但在资源整合和体制创新上所确立起的国家意志，将可以带动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水平的凝聚，以及成果转化和群体突破的联动能力.
建设具有自主软件系统的平台是构筑可持续发展自主软件产业的起点，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具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国内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研究成果可以有“生根开花”的土壤；先进技术成果和企业市场需求可以有成果转化的平台；人才流动更能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服务国家内需的导向；科技计划的资金投入与产业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007年6月22日，中国科学院提出《关于发展事关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战略的CAE软件产业的建议》，标志着中国科技工作者近40年的不懈追求和创新机遇再度吹响进军号.“中行独复，以从道也”.“中行”诚然可贵，但也不能总是亦步亦趋仅限于模仿，跟着人家走了好多年，都没有换来技术和市场，何况“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更重要的是“独复”，不仅要创新飞跃，还要综合集成，追求“1+1>2”的效应.当前CAE市场出现大规模的整合和并购，洗牌过后也许会更加强化国外软件厂商对我国CAE市场的垄断.建设自主CAE软件产业确实是个艰辛的成长过程，只有集中进行资源整合和体制创新，同时结合作为某些国防科技、前沿科研领域实验手段的工具和满足国内庞大市场的需求，突破“禁运”才是“道”.
自主CAE软件开发是知识经济最典型的行业，已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更新的重要基础和支撑.经过多年努力，自主CAE软件在许多战略领域已经形成较为雄厚的应用能力和技术基础，已经具备加快整合软件资源和共享知识成果的基本条件.结合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上兵伐谋，已经到了重新构造软件产业的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体系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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