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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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我国的专业技术评价制度（职称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经历了任命制、评定制、职务聘任制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由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改革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第二次是由评聘合一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过渡为专业技术资格社会化、专业技术职务社会化的平行运行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各行各业改革的深化，人事管理逐步由过去的身份管理，转变为岗位管理，而作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重要基础的职称评审工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按着一套方法、标准等在实施。综合来看，我国专业技术评价条件体系一直在进行改进，也对我国主业技术队伍建设和科技进步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已与现代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不相适应。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相比较而言，专业技术人才在自我发展、公平公正，尊重与参与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而且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条件体系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针对新形势新要求，现有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条件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如：对科研成果的要求更多的是讲“量”，而对“质”重视不够；不同系统使用同一个量化标准可比性不强；不少量化标准难以细化，不易操作；教学工作的量化标准不好把握等等。随着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条件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2我国部分省份构建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体系的探索

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职称评价法律依据，中央职称改革办公室于1986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建立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造就一批素质优良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立规范工作制度，促进科研院所职称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有的评价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对自然科学系列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要求，也无法对自然科学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进一步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更好地发挥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体系的导向作用，我国各省基于自身的省情及国家的相关规定，对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体系，不断进行改进和优化。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自然科学研究员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自然科学副研究员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自然科学助理研究员资格条件（试行）》，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业绩与成果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评价的标准主要为科技奖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效益、技术成果、学术水平等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调研究的内容要有创新性，二是承担项目要求高，三是将发明专利等指标作为评价条件之一，四是关注科研开发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五是不采取分类评价。安徽省出台了《安徽省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资格标准条件（试行）》，主要从基本条件、申报条件和业绩条件三个方面入手。主要内容与特点是：一是采取分类评价。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分为从事科研及科研管理工作，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从事科技情报、信息查新、文献咨询及软科学研究三类人群。二是不把论文作为必备条件。三是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经济收益。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系列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主要从申报条件、评审条件两个方面入手。主要内容与特点为：一是把论文论著作为必备条件，二是不采取分类评价，三是突出国家级科技奖励的重要地位，四是突出科研成果的应用开发价值，以及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

3构建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体系的建议

目前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主要依据《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管理工作的意见》、《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实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评价标准与条件已不能满足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自我评价诉求，条件的设置可操作性弱，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导向性不强，在专家评审时不利于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针对上述问题，笔者通过对自然科学科研人员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完善职称评价体系的意见。针对现有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体系存在的问题，以构建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分类人才评价机制为目标，根据调研结果，借鉴国内职称评定的实践，结合职称评定的发展趋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科学确定评价思路。专业资格评价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工作水平、能力、业绩、职业道德、接受继续教育的程度等。按照科学人才观的要求，相应的评价条件体系要坚持重业绩、重能力、重贡献的导向，强调以人为本，重视潜力的发展。通过分类评价的方式，不唯论文、不唯奖项，突出产学研所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综合考虑奖项、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同时，兼顾过程性指标，对科研活动进行全方位考量。第二，进行分类评价。分类评价,有利于明确不同类别人员的评价条件和重点，更好地发挥评价条件体系的导向作用。

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评价对象,为省内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工作的在职在岗人员，应根据其研究内容不同，将专业技术工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咨询与科技推广、专利服务四大类，明确各个类别的评价条件和要求。第三，内容涵盖要全面。目前，浙江省已出台的文件多以高级职称评价为主，无法对各市和省级主要部门,开展中级职称评审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体系应该涵盖中高级职称的评审，评价对象为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的助理研究员（中级）、副研究员（副高级）、研究员（正高级）。第四，要重视基本条件。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体,系应对申报各级职称的基本条件,作出具体规定，包括思想道德条件、学历资历条件、破格申报条件、外语要求、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年度考核等级要求、继续教育要求等。如思想道德条件,要强调职业道德及学术道德，继续教育,要依据省里实施的细则进行规范管理。第五，评价条件要以认可度作为依据。笔者向主要省属、市属科研院所中的中级、副高级、正高级从事农业、林业、医学、药学、科技管理、化工、生物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一设定为100分，其它打分项目以此为标准进行赋值。要求填写人根据所从事的专业工作领域，认真、负责、客观地对表格内各项目进行打分，由此,分析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的客观评价与认可度。通过求平均、看频率，确定科技成果及其不同排名的影响力，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成为确定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体系中,具体评价条件的依据。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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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体育理论和竞技体育学研究导向不强

作为国家体育类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资助基金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我国体育学科研究的热点、难点、重点及发展方向［1］，对体育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导向，起统领作用，反映了国家对体育学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其课题研究居于国内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体育学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调查统计得知，竞技体育学14年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58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1．65％，位列第四；体育理论立项55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1．04％，位列第五，而社会体育学立项99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9．88％，位列第一，同时体育社会学立项63项，约占立项总数的12．65％，位列第二，社会体育学和体育社会学两学科立项约占立项总数的32．53％。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从立项单位到体育工作者，都把研究重心放在了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忽视了体育基础理论和竞技体育学的研究。体育基础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体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创新的“基石”。社会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文”，更需要“理”的基础来支持。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入口窄立项难

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体育学科申报自然科学基金较晚，调查显示，截止到2009年，仅有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在2006年申请的立项被立项为化学科学部的重点项目，资助经费180万元，8年来体育学科的立项课题多数为面上项目，共计40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仅立项3次，体育学在自然科学基金上的立项相对其他基金项目较少，并且资助率较低，立项难度非常大，如历年来获得面上项目立项最多的北京体育大学，8年间申请了约69个立项课题，被批15个，资助率21．74％，且大部分都是面上项目。体育学科学研究也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我国体育院校的体育工作者多是以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为主，如何从生物科学和化学科学的角度，充分重视体育基础理论知识（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去实践科学研究，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等学科应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科学体育实践活动，体育的每项技术动作都与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密切联系，没有基础研究的体育学科学研究，其两脚只能悬在空中，没有基础学科做坚实的保障我们无法探寻科学研究的本质。

二、体育科学研究的对策

（一）科学研究理念与时俱进

当以技术革命为基本核心推动工业革命向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发展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以科学信息技术体系为基本框架，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蓝图———随着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保障学科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人体运动系统———骨关节、肌肉等深层次、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运用玛雅技术和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结合，可使将来体育能够脚踏实地的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保障学科上去研究教育学、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运动与养护、运动与健康等学科，去发展和完善体育学科，进一步深层次地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否则以教育和训练结合为主导的体育科学研究体系则显得十分苍白。体育科学研究是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因此应充分发挥体育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把握好体育软实力的导向作用，加强对体育学深入、细致的研究，逐步争强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研究，充分发挥现有的经验优势，多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

（二）重视体育学科中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学科的作用

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工作者很少有从基础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体育学。例如，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既有对人体自身器官如骨骼、肌肉生物力学特性的研究，也有对人体整体运动如各种项目动作技术的诊断，既有对人体模型的力学分析，又有对人体运动的实验测试。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子学、机械学、材料学、光学、玛雅技术、ANSYS有限元分析技术、激光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对人与体育仪器器材关系的研究正朝着又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体育工程学发展。人们不仅关注竞技体育，也开始重视全民健身，这为运动生物力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契机。但就是如此重要的基础学科，在近几年的体育科学研究中却寥寥无几，我国在竞技体育及其他领域取得的成绩，总结其规律、探讨其本质时很难进行科学的量化和评价。

（三）优化课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