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后果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1篇
此前，“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而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亦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或州一级的债务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应是一个常识性的逻辑答案，通常浮出水面的仅是冰山一角，那么，圣贝纳迪诺远非最后的危机样本。有统计数据表明，自美国开始走出滞涨阴影的年代开始，美国共出现了42起市政破产的案件，仅在2011年，美国一共有13座城市申请破产。因此，抱有“虱子多了不咬人”情结的地方债务危机值得警惕。毕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样，地方债务成为压倒不堪一击的宏观经济并非空穴来风，虽然相比美国联邦政府15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言，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到其总量的30%。
尽管，中国与美国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是，在地方债务问题上，同样不可小觑。有数据表明，截止6月14日，地方城投债共发行178只，融资规模为3025.9亿元。尽管我们面对债务风险已有足够的智慧，但是，通过“展期”或者“置换”等类似的腾挪策略仍然未能化解其中的风险隐忧，尤其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种解决思路，地方债务在“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主导下并未转危为安。尤其是在新一轮“稳增长”的重任之下，“债务”应该是“增长”的源头活水。
毫无疑问，在信息透明度和“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下，地方债务的良性发展是稳增长的要义中不可或缺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分保守会丧失机遇。因此，无论企业还是政府，为了快马加鞭，适当的举债、融资是必要的。但万物都有度，如果超出资产负债比的上限，过度的举债式发展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
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警示
从2009年12月开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危机逐步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危机已经不单是希腊自身的公共财政问题，现已对其周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后的落脚点在欧元、英镑等重量级货币的前途命运上。为了防止危机蔓延，力保欧元稳定，2010年5月10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共同出资7500亿欧元，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仍然对希腊充满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复苏的基础较为脆弱，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腊为例，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对我国的警示意义。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在欧元区并非只有希腊面临庞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见表1。
从目前来看，欧盟给予希腊巨额贷款的方便，短期内虽然使得希腊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政府用主权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办法，即用更长的杠杆来解救危机，这样的援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约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经济规模之和的两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缩了3.6％，财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爆发主权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不采取彻底“财政”改革方案，整个欧洲经济都会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
(二)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行情，在期货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力领先指标的铜价，连续增长了21个月后在2010年4月开始进入下跌的走势；随后出台救助计划，今年5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7500亿救助计划带来的利好仅仅持续一天，随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轨道。5月11日，欧元对美元下跌0.7％，欧盟证券市场指数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个月来，全球股市全线下挫，股市市值缩水约7万亿美元。投资者不仅担心欧洲国家难以解决债务危机，甚至担心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预料，更担心全球经济是否真的会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许多经济体至今仍未退出次贷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应对希腊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大了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难(三)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外汇储备可能贬值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难以在一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冲击之一是欧元区国家可能实施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自2007年以来，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据统计，今年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这种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下半年反应可能会比较明显。冲击之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的是欧元资产，随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着贬值，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国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GDP60％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进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人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外围国与核心国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外围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外围国与核心国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国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三)经济结构单一，偷逃税严重，税收来源有限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在希腊，偷、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希腊政府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一直不理想，据估计，希腊政府因偷逃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严重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希腊具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使得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希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着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希腊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失业救济便成了希腊非常沉重的负担。希腊政府一直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贸易赤字发展模式，对经济造成严重透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享受到欧盟区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曾一度使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4％，但是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负债，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是一味地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行时，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维持，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债养债的做法便使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五)刺激计划不当，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
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平息，美国又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据前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2010年5月在《华尔街日报》中声称，洛杉矶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宣布破产。希腊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欧元区体制上的缺陷导致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其实全球普遍存在着债务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国为了阻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价资金竞逐资产和资源，衍生出越来越大的证券资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终资产泡沫无法维持，吞噬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挽救金融体系，美联储印出更多钞票，这种行为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这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实就是各国政府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虽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核心问题，最终政府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投资计划，造成许多经济体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错配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各国出台的系列救市计划，造成资金错配，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世界陷入“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是“以－赤字还赤字”，“以债养债”模式的必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首先，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迅速增长，造成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往往会置社会监督于不顾，赌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当面临经济下行时，政府刺激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会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此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所有这些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二)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一国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给出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根据该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在预算内财政收支之外，存在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小金库”；在政府的预算报告 中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在披露债务指标时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既有债务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负债要与其收入匹配，决不能过度负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须平衡预算不能负债运行，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没有印钞机的。他们不可能像央行那样凭空制造“信用”出来。而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事实上承担的债务，将会成为未来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来源。除非是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无论用何种方式弥补赤字，都有可能最终引发央行发行更多货币，这会让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
应该说，在预算法的严格规范之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和负债运行情况。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出来的大量地方政府负债，正在恶化这个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加州财政破产危机殷鉴不远，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现在欧洲央行和美国政府都是靠购买或帮助受困地区发行债券暂时渡过危机，要恢复它们的财政平衡和经济活力还必须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负债规模，必须依照预算法平衡预算。用融资平台的方式避开法律的监管是短视行为，逞一时之快而增加长期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四)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取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中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单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应拓展财源
在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筹集财政资源，高房价所带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高税收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正是这种依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成为房价上涨的直接推手。房价的过度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当经济下行时，顺经济周期会使房价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同时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拉动投资，由此政府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拓展财源，改变依靠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税收模式。同时，房地产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关系紧密，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问题，谨防房价大起大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不能忽视不产生实体经济效益的“流动性再创造”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健康模式，这样才会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怀疑市场的有效性。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人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场失灵。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有扩大政府能力、夸大监管作用的嫌疑。那种认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无限责任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政府过度调控后果很严重，只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剧。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转的高效率。在应对危机时期，强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告诫各国政府应舍弃借助危机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严格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真正职责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理清适当的边界，保证政府在适当、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使市场效率实现最大化，又不至于积累过多的市场风险。
(七)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人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另外，从经济走势看，中国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切实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八)政府宏观调控有局限性，谨防凯恩斯陷阱
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各国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国政府采取“无节制”凯恩斯加上货币主义的刺激计划，这在短期也许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是自动调配资源使其得到最优化的有效方式。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㈣政府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发生波动时采取反周期政策来减少波动，使经济更加平稳，但是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无论是此前的次贷危机，还是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充分验证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总是弊大于利的。为了避免问题的恶化，应谨防凯恩斯陷阱，真正认识市场，让市场来纠正资源错配。无论何时，政府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市场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3篇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it an exogenous shock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nalyze banks' disclosure responses to this shock. Using a sample of 164 European banks between 2009 and 2011， we examine the between annual report （risk report） disclosure and loan loss provision. It shows that European banks increase the length of the annual report from 2009 to 2011， in particular the risk management section. Meanwhile， banks tend to reduce the loan loss provision in this period. As for th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length of the risk management report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loan loss provision.
关键词： 贷款损失准备；信息披露；欧洲债务危机；欧洲银行
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formation disclosure；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European 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5-0008-05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的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欧洲银行业这种以信用为经营基础的行业而言。一方面，银行作为债券持有者而遭受直接损失，也可能因为传染相应而间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让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从而使得投资者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精确度等。但银行会选择何种方式增加信息披露，会有一定的灵活度。与此同时，银行增加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那么就会结合其利润以及盈利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一方面银行可能会增加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同时为了银行的利润考虑不变或者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另一方面银行也可能会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向外界传递自身良好的风险抵抗能力，而不再增加年报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
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发展越来越剧烈，影响的范围、领域越来越来广，欧洲的金融市场在此危机中也受到波及，且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从而动荡不已。而欧洲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核心，其受到的冲击自然不言而喻。欧洲债务爆发之前，由于对国家债券具有传统的偏好，欧洲各个银行都持有一定的债券，随着债务风险的发展，不管希腊等国是否真的违约，还是变相违约，都会造成持有债券的欧洲银行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欧洲银行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会改变其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此外，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心收到了打击，并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寻求获得银行风险属性等更多的信息。而银行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和怀疑，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银行的信息披露有所改变等。因此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为论文的研究背景来研究欧洲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分析在此次债务危机爆发前后欧洲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情况，欧洲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动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以下意义：
①揭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银行产生的影响，对银行防范类似危机具有长远的意义。
②揭示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顾客、政府、监管机构等）更充分了解欧洲债务危机下银行的所采取措施的动机。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信息披露以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而对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甚少，本文将信息披露变动以及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之下，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依存关系。本文将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两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独研究信息披露或者是单独研究贷款损失准备，这可能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银行经营管理者有动机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其未来业绩表现良好的信号，信号传递可能是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因素之一。张瑞稳和张靖曼（2013）实证研究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银行的管理者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比例对外传递信号：当管理者预测到银行未来将会有持续较高盈利时以及银行的利润未来将会大幅增加时，他们会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水平，以此向外界传递企业盈利稳定以及前景良好的信号。蔡逸轩（2009）以存贷比率为信号传递动机的替代变量，构造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动因模型，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存在明显的信号传递动机。陈许东和何艳军等（2014）研究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作为银行重要的管理指标，银行在考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时首先以其财务稳定为主要目标，并借助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向外界投资界传递信号。
Leuz&Schrand（2009）以安然事件会研究背景来研究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增加了，同时这些增加的公司信息反过来又减少了公司的资本成本。Verrecchia （2001）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评价公司，从而会有效改善公司未来流动性从而达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的效果。李明（2001）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信息披露会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Diamond&Verrecchia（1991）认为，现在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公司和外界投资者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的，而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Healy&Palepu（1993）提出，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的程度对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有重大影响。并且在2001年他们研究又发现，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提供公司治理和绩效情况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司有一定主动披露公司信息的动机。周慧（2005）认为信息披露表现了管理者的真正动机，公司管理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会主动与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Botosan（1997）认为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有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在对资本成本和自愿性披露的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事，发现两者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系。Piotroski（1999）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每个公司的管理者都会想要增加公司的资本价值，而增加额外的风险披露可以此种效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对贷款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进行了研究。在贷款损失准备研究方面，国内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是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的关系。而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国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国外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就较为丰富。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发现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积极后果。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为：银行规模（Chow &Wong- Boren，1987）、财务杠杆（Jensen，1986）、盈利能力等。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资本成本，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改善公司未来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达到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二是向外界传递良好信号。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当公司披露的信息越多，即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公司的业绩很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所以公司会选择披露更多的信息。
虽然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但很少有学者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本文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为背景下，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本文研究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化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3 研究假设
欧债危机的爆发对银行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方面银行作为欧洲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会遭受直接损失；另一方面债务危机的迅速爆发与蔓延，使得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开始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的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信息的精确度等。在此情况下，银行的信息披露会如何变化，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率会如何变化，以及这两者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此之前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影响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公司出于其自身利润的考虑，为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让公司的利润不会显得那么糟糕，会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其二是信号传递。此外，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的关注度增加，对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根据委托理论，银行外部的投资者有权通过银行的信息披露来了解其经营情况，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银行必然会向经历欧洲债务危机打击的投资者传递信号好。由此可见，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市场投资者对银行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质疑，作为欧洲国债首要持有者的欧洲银行可能会考虑选择增加其贷款损失准备。同时银行也可能选择增加其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的内容，以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
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依存关系。即，如果银行已经选择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那么，它可能就不愿意再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反之，如果银行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了，那么，它可能就会选择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采集与描述
本文以2009-2011年间的欧洲银行为基础，从中提除了那些未采用IFRS会计准则和会计年度不是结束于12月底的银行。在此基础上，选取2009-2011年均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银行为研究对象，共计164家，样本选择共涉及到34个欧洲国家，基本覆盖整个欧洲地区。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均来自于各个银行的的官方网站。其它财务数据来自于Thomonson Reuters数据库。本文选取银行2009-2011年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手工采集了2009年和2011年各个银行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页数数据，相应的手工收集了各个银行在年度报告中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数据。在统计贷款损失准备的数据时，重点关注了其贷款损失准备中具体是针对那些风险资产而计提，以及不同的风险资产其计提比率之间大小的比较。同时也重点关注年度报告中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政策以及对其变化的解释与说明，同时侧重分析了各个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主要是针对那些类别的资产所计提的，以及各类资产计提的比率多少以及其变化方向以及其变化程度。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多元回归模型如下：？驻AR1109（？驻RISK1109）=？琢0+？琢1？驻LLP1109+？琢2LASSETS09+？琢3MTB09+？琢4ROA09+？琢5LEV09+？琢6？驻LASSETS1109+？琢7？驻MTB1109+？琢8？驻ROA1109+？琢9？驻LEV1109+？着
其中？琢0为常数项，？琢1，？琢2，？琢3……？琢9为各自变量系数，？着为误差项。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均大幅增加。年度报告的平均长度从2009年到2011年增加了10.9%，而风险管理部分的平均长度增加了17.7%。鉴于年度报告的增加可能只是由于风险管理部分增加而引起的，但结果并非如此。当从年度报告长度统计中剔除风险管理部分的页面数量时，结果仍然显示年度报告增加了10%的页数。这些统计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问题，引起了欧洲银行年度报告的页数增加，同时也引起了风险管理部分的页数增加。
从表3统计数据也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计提的贷款顺势准备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平均值从2009到2011年改变了13.4%。同时从表3中也可以看出从2009-2011年期间有111家银行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而且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30%-60%的最多，同时在0-30%和60-90%的银行个数相当，占比也加大，相比之下，只有53家银行在此期间增加了贷款损失准备。
4.2 回归分析
在表4的多元回归结果中，分别检验了因变量%ΔAR1109、%ΔRISK1109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A）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以及在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关系，即银行的年度报告页数增加了，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反而减少了。（B）列得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化量，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与贷款损失准备（ΔLLP1109）负相关，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动百分比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程负相关关系，即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增加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会更倾向于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以方便进行利润平滑，修饰自身的营业利润。但由于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的增加，以及为了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银行会增加信息披露。可见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系，与预期一致，假设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银行规模（LAAETS）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水平很低。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规模的大小是否与银行信息披露有关还有待检验。所以，规模越大的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不一定减少或增加。
成长性（MTB）与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但其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化并不显著，表明成长性更好的公司可能更倾向于向外界增加风险报告，消除外界对其风险管理能力的质疑。
盈利能力（ROA）与银行年度报告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同时与风险管理报告也分别在5%，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银行越愿意增加信息披露，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可能有能力负担的起由于信息披露而产生的成本，另一方面盈利能力好的公司这样做更容易获得外界及投资者的信任，便于企业的发展。
财务杠杆（LEV）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可能是银行作为特殊的公司，其经营业务主要为存贷活动，资产负债率比其他业务的公司的普遍高，因而资产负债率与银行信息披露变动还有待检验。
其中银行规模和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变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欧洲债务的冲击，银行出于动荡之中，所以其回归结果可能和以前学者的结果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由于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主要的业务为存贷款，相比较一般的公司而言，其资产负债率都会很高，因而也可能导致财务杠杆在其中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此外我们没有发现Lasset09、LEv09和因变量存在显著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欧债危机这段动荡期，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他们改变披露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市场的冲击，而自身的一些财务特征（如债务、银行大小）并不能对其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选取2009-2011年164个欧洲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来是的百分比变化来衡量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化，使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在对164家银行样本进行统计性描述时发现，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都出现大幅增加，同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则呈现减少趋势。实证检验了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的经营业绩受到银行，出于利润的考虑，银行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面对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银行普遍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相继增加了他们的年度报告长度以及风险管理报告的长度。同时本文通多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也发现成长性更好以及盈利能力更好地银行更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以此来展示企业良好的实力，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吸引投资准则投资。而银行的规模以及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即银行无论规模是大还是小，财务杠杆是大还是小，其对信息披露的变动的影响都不大。
参考文献：
[1]周慧.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吗？[J]经济学（季刊），2005（1）.
[2]蔡逸轩.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会计政策选择动因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09（11）：59-60.
[3]陈许东，何艳军，张镇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动机――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4（10）：4-16.
[4]张瑞稳，张靖曼.关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8）：53-55.
[5]Botosan， C.A. 1997.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Accounting Review， 72（3）： 323-350.
[6]Chow，Chee W. and Adrian Wong- Boren.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by Mexican Corporations[J]. Accounting Review，1987（7）：533- 541.
[7]Diamond， D.， and R. Verrecchia. 1991. Disclosure， liquidi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ournal of Finance 46：1325-1359.
[8]Jensen.Michael C.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323-339.
[9]Healy， P.M.， K.G. Palepu， and A.H. Sweeney. 1999. 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485-520.
[10]Leuz， C.， and C. Schrand. 2009.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firms responses to the Enron shock. NBER Working Paper， 14897.
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4篇
一、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3500亿元，用中央地方债券予以解决，这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集中表现，也是针对目前经济下滑和财政减收的压力，稳中求进保增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我国从去年开始，出口订单减少，企业成本升高，经济下滑压力大，对此，以求多列赤字，增大财政投资的力度，解决财政支大于收的局面，扩大内需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7.5%的GDP增速。现在世界上美国、欧盟等国为应对债务危机，都在压缩财政赤字，以求减税和减支来走出财政悬崖和债务危机。我国反向而动，增列财政赤字，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走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财政赤字没有不行，太多了不行，关键要掌握好“度”。我国受计划经济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实行零赤字财政预算，这也是计划经济低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次适度安排赤字财政是一个进步，但是赤字不可过大过高，注意规避财政风险。世界上经济惯例是一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国债规模不能超过GDP的60%，以此为上限规避财政风险。我国这次确定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已达GDP的2%，接近于风险控制线，已无再增发的空间和余地。为此，今后要加大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减少“吃饭财政”的支出比例，抓紧机构改革，精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的数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能彻底减轻财政赤字增发的压力。
三、增列1.2万亿财政赤字的利弊分析：怎样看中国设定的1.2万亿财政赤字为应对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诸多变数和复杂局面，增列1.2万亿元的财政赤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一分为二地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和理解。
（一）从正面看，今年列出1.2万亿元财政赤字的目的和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支付能力，增大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更多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稳中求进保增长。
二是有利于增大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更多向民生工程加大投入，用积极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民生优化战略，加大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动城镇化建设，多办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三是助推和支撑全国的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从去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点，10月推广到13个省市实行，推行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两税合一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对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降低增值税率，引导和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今年要分期分批在全国推广结构性减税，这也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结构性减税，这对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长远看有利于培养税基、壮大财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积累潜能和后劲。但从财政角度看是利空消息，结构性减税直接带来财政减收，增大地方财政压力。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不实行结构性减税，企业受不了；推行结构性减税，财政受不了。为此必须用增发国债高列赤字的办法，缓冲和应对结构性减税给财政减收带来的压力，以此为结构性减税留出操作空间，支撑此政策在全国推广。
（二）辩证地从另一角度看财政赤字过大也会带来更大风险，要积极应对和规避。
一是财政赤字过高会增大财政风险。高列赤字也是财政的举债行为，发债过多，赤字过高，运营过久，会增大财政偿还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突发财政风险。我国直接的显性债务并没有超GDP60%的上限，但我国隐性债务很多，乡村债务、养老金财政支出缺口等隐性债务尚没有计算在内，真正全口径债务也是很吓人的。现在需要全国上下增大风险忧患意识，不能再走举高债谋高速这种粗放增长的老路子。为此，转方式调结构迫在眉睫，以此规避中国版的“财政悬崖”。
地方债务危机后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迪拜模式；债务危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一、迪拜债务危机及其形成原因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面积3，885平方公里，人口226.2万人，为人口最多的酋长国。目前迪拜的常住居民中有80％为外来人口，来自150多个国家。迪拜的经济实力在阿联酋排第二位，阿联酋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所以习惯上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
但是，在阿联酋7个酋长国中，迪拜是最缺石油的一个，只占有其石油资源的约2％，而且这些石油资源将于2010年枯竭：在迪拜政府看来，地下的石油总有一天是会被采光的，而要维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早作打算，发展其他产业。由此，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设想，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以及旅游设施的开发等。迪拜的转型，主要是走高借贷开放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道路。这一模式巧妙地躲过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扬长避短，一时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仅过去5年间，迪拜就有3，000亿美元的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包括世界上唯一一家七星级帆船酒店、世界最奢侈的室内滑雪场等。但是，海外资金是迪拜经济得以维持的关键，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引发迪拜出现外资抽逃、资产缩水，使得迪拜债务危机出现。
2009年11月26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酋长国政府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的债务，公司所欠约600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六个月偿还，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属地产巨头纳西勒公司即将于12月份到期的3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消息一出，令全球金融市场为之震惊。一时间，股市一片惨淡，金价、油价严重受挫。迪拜的债务危机宣告了“迪拜模式”的破产。所谓迪拜模式，就是以高端房地产和金融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靠大规模举债和融资等大兴土木，试图驱动金融杠杆“利滚利”，以此拉动经济发展。迪拜债务危机爆发后，迪拜的房价比最高峰时期下滑了近70％。股票市场上，在银行股带动下全球股市大跌，美国三大股指分别下跌了1.48％～1.73％；26日法国CAC指数下跌3.41％；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3.18％；德国DAX指数下跌3.25％。27日标普500指数下跌1.72％。亚洲股市延续欧洲股市的暴跌，27日日经225指数跌幅达3.21％；韩国汉城指数跌幅高达4.69％；香港恒生指数暴跌1075.91点。跌幅达4.84％。沪、深股市继26日暴跌之后，第二天继续分别大跌2.36％、3.09％。
导致迪拜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对房地产过度依赖。迪拜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居住需求，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高端消费者的身上。可是，这样的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少数，所以一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因为本国消费无法填补外来消费大量减少而留下的空白，使原本并不处于危机中心的迪拜，自身发生了危机。即将完工的‘迪拜塔’馒全球最高建筑，大楼内外装潢都极度豪华，而正是为了建造这个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迪拜才背上了800亿美元的外债，是其GDP的1。03倍。另外，大力发展房地产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著名跨国公司在迪拜落户，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跨国公司缩减开支，也造成迪拜的写字楼租金收入不足，导致现金流断裂。在迪拜，投机者经常从银行获取贷款，然后将其中的1／10投在还没有修建的某处地产上，仅需要将这处房产转手给下一个买家就能赚取巨额利润，下一个买家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赚钱。因此，在迪拜某些地产的价格仅在几年之内就增长了十倍。可以说，迪拜债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必然结果，也暴露出迪拜经济发展模式和高速发展背后的隐忧。许多市场人士指出，迪拜的盛衰与其地产开发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真可谓成也地产，败也地产。
第二，投资过度依赖外部贷款。迪拜虽地处中东，但是它既不是一个产油大国，也没有像样的支柱产业，舍弃工业基础而发展房地产行业使迪拜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迪拜国内基础货币储蓄并不多，为了大力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只能依赖外部贷款。在以前，国际经济环境大好时，国际上看好迪拜发展，于是热钱大举流入。但是，一旦金融危机发生，国外投资者风险意识加强了，再投资就更加谨慎，并不愿再多借钱。这次危机发生时，迪拜的很多建设项目还在进行当中，仍需后续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但由于过度依赖外部贷款使得迪拜在此刻无钱可用，出现资金链断裂无法避免。迪拜梦想建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实现跳跃式发展，实在是太急功近利。利用国际上的热钱来搞建设，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对迪拜的影响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毫发无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都受到冲击，迪拜也是不可幸免。房价下跌、建设项目被取消等利空因素接连出现，使其暂停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近年来迪拜也大举投入国际金融业，在金融危机持续的影响下，迪拜的投资出现严重亏损，给债务危机埋下隐患。比如：2007年，“迪拜世界”斥资51亿美元。购入美国娱乐业巨头米高梅公司近10％的股份。但后来，米高梅的股价一度从当时的84美元降至16.8美元。另外，迪拜其他投资公司花费近30亿美元购入了德意志银行和渣打银行的股份，但这两家银行的股价在金融危机中也大幅缩水。海外投资的失败，对迪拜更是雪上加霜。
第四，汇率制度缺乏弹性。迪拜执行的是本国货币迪拉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本国的汇率制度缺乏弹性，一旦美元有什么变化，本国货币的汇率跟着受影响。盯住汇率制是一种汇率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它是指一国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的汇率制度。迪拜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有利于维护本国货币的稳定性、预防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关系，也有利于提高一些它的货币国际信誉和地位。但是，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会导致迪拜经济政策失去独立性，且更容易遭受国际游资投机的冲击。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发放4万亿美元救市，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元贬值形成强烈的预期，从去年到今年，美元的贬值导致迪拜和海湾地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连续数月高达两位数。美元的贬值
引发迪拜经济的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此次债务危机的“帮凶”。
总之，迪拜危机的根源，从表面看是因为房地产投资的过度膨胀，但其本质却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了失误，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做了超越其本身能力的事情。
二、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迪拜危机对当前的中国有很重要的启示。表面看来，两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国情来看几乎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迪拜和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热衷于做大规模的基础投资：两国都希望以房地产为新的支柱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升；两国的汇率制度都仍然是相当固定的，一个紧盯美元，一个参照一篮子货币：最后，迪拜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占领了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利润状况良好，但企业制度透明度极低，激励机制严重扭曲。此外，中国和迪拜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彼此都属国际热钱垂青的市场。基于以上现实，此次迪拜债务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较多的启示，主要表现在：
第一，应警惕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迪拜事件中对房地产市场过度依赖所造成的惨烈后果，值得我们借鉴来反思我们国内的房地产市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也很热，迪拜事件发生后，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房地产业，无疑中国的房地产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房价泡沫～直为社会各方之诟病。目前，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和保值增值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渠道的狭小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在股票市场阴晴不定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入看似更加有潜力的楼市。因此，中国的楼市基本上是投机和投资性需求，形成最终消费能力的自住型需求已被高昂的房价挤出了市场。商品房空置率(空置率=空置面积，近三年累计竣工面积)也许就是一个证明。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在30％～50％。于是一边是大量的房屋空置，一边是普通居民望房兴叹的危险局面出现了。整个房地产金融业可谓隐患重重。有专家认为，目前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而迪拜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是危险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畸形发展已经在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威胁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然而，由于GDP政绩和土地、住房开发对地方财政的高贡献率，一些地方和城市经济如迪拜一样完全靠房地产支撑。中国政府似乎被房地产“绑架”了。如国内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房地产业，并继续容忍房价飙升，这就如同迪拜极度奢华的七星级酒店一样，无法避免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导致烂尾工程出现，最终会负面影响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预见到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威胁，过去几个月来也有一系列的动作，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仍在，动作都不果断，改革的力度不足，行动过于迟缓都可能致命，中国应吸取迪拜的教训，尽量采取行动，以确保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第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迪拜危机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与其说是在于房地产不能超常发展，还不如说是应该制定一个合乎国情的发展战略，要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是很危险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面临垮掉的风险。于是政府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上半年，银行发放信贷7.37万亿元，本来是希望企业拿到这笔钱去做实业，扩大内需，希望流动性注入经济后，利率下降，投资成本下降，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最终推动GDP增长。郎成平说过，“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70％过冷，30％过热。其中靠政府投资和相关产业是过热的，比如基础建设，而其他民营企业是过冷的。”在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的情况下，挤出效应在所难免。再加上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民营企业因缺乏担保、信用记录等，很难拿到资金。而拿到钱的基本上是大型国有企业，但是在外需萎缩导致严重产能过剩，缺乏高利润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大量流动性流向价格波动性高的资本市场，寻求投机机会，导致这些企业将钱投向不动产。诚然，投资房地产，刺激老百姓买房也是内需，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国家把恢复经济都靠在房地产上，那是很危险的。老百姓如果把大部分钱都放在房子上，哪里还会有钱去消费其他的商品?而只会造成国家财富流向政府和房地产商手中。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的。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5.4％，2004年的总投资率上升到43％，这相当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而总消费率还不足57％，2006年消费率更是首次下降到50％以下，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就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6％～79％，投资率为18％～2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偏低20％左右。投资率则偏高18％左右。因此，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上，要把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拉动内需的一项重要任务。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需求要多元化。这样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第三，提高风险意识，警惕国际热钱。据中国官方估计，2009年流入中国的热钱至少有近1，000亿美元。虽然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但在开放人民币资本市场上要吸取迪拜教训。危机之前，迪拜一直是热钱青睐的圣地，巨大资本流动性的积聚大大加快了迪拜资产泡沫化的进程，然而在国际资本逃离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大幅缩水、房地产市场低迷、银行放贷停滞、大型项目停工，再加上能源价格重挫、债务飙升，迪拜奇迹破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应对流动性时已明显表现出局限性、滞后性和被动性，货币政策的顺周期特征也不足以应对流动性和资产泡沫。当务之急是防止热钱快进快出。今年中国的股市、楼市都很火，里面有很多国际热钱在“捣鬼”。如果金融危机继续深化，中国经济出现不利局面时，国际热钱就会快速转移，到时会加重危机程度。
第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谈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由于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决策者难以下决心动大手术。迪拜危机明确地揭示了其经济模式的重要缺陷：过度依赖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外部账户顺差过高、国有企业长期垄断重要行业。而这些恰恰也是我们的问题。对于我国而言，此次危机的最大机遇就是实现结构的调整。如果结构性失衡问题不解决，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外贸结构都面临着系统性调整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还是要靠实业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家的心态，都应避免浮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经济才能健康平稳地运行。
第五，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在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的今
天，中国的经济仍然能够保持总体向好的态势，这是令世界羡慕的，同时也是那些金融炒家眼里的“肥肉”。迪拜梦碎了，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并且目前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断上升，国际炒家通过各种途径大举进入我国，豪赌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就曾发出过“人民币过快升值无异于自杀”的警告。他指出，人民币过快升值是没有道理的，对中国来说这绝对是个坏消息，如果人民币升值太快，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会受到很大打击。我国在2005年开始实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克服原有人民币汇率制度日益突出的弊端，确立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适应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更好地为我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与盯住某种单一货币相比，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比较难以管理，盯住的程度也相对较弱。由于所有的双边汇率都是浮动的，交易成本也就较高。面对诸多复杂的国际环境，人民币汇率应当更灵活地变化和调整来更为准确地反映国际收支的发展变化，避免过度和持久的高估或低估，以便有效地对国际收支失衡产生调节作用。因此，只有相应地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才能使中国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独立性。
第六，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根据郎咸平教授的观点，“目前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不断恶化，企业家们不再干实业了，拿到的贷款，不去再投资而是打入股市楼市，因为那里的利润更高。”如果真是如此，这倒是可以说明目前我国的楼市不断攀升的原因。但是股市、楼市都是属于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转移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也是一种极易滋长泡沫的经济，一旦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监管稍有疏忽，容易导致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迪拜的债务危机，都是源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都存在着虚拟经济的泡沫。4万亿元流动性资金注入后，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应当重视金融监管，对于金融创新也应该抱着谨慎的态度，在引入金融衍生品、金融创新业务时，风险评估、管理机制要跟得上。实体经济是本，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唯有实体经济发展良好，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虚拟经济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本末倒置，只会使经济泡沫越吹越大，但是泡沫总会破灭的，到那时造成的危害是难以估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