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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55篇,大会宣讲43篇,历时3天共分14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通过图交会这个平台,太多问题大家坐下来,一起研讨,太多的图书进入对岸,增进了两岸的相互了解,增强了共识,传承了文化,实现了两岸文化互补,促进了两岸经济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图交会也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是两岸业界和政府沟通的好桥梁,业界交流、交易的大平台,民众淘宝两岸图书的书香盛宴。
图交会走过了八年,八年间两岸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两岸业界和民众对图交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交会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
应扩大交流领域,把图交会办成出版物交流的大平台。随着数字技术、远传技术和传媒载体的高速发展,出版产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原有业态外,新的行业不断涌现,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发展,都是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重新考虑图交会的资源,让他们在图交会有位置,让图交会成为所有出版业的公共平台。
应抓住影响两岸出版交流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交流活动。两岸出版交流涉及许多的问题,每届图交会也都研讨了不少问题,但大多数是出版交流业务、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非常重要。但要让两岸出版交流有大的发展,必须研讨那些影响两岸出版交流的发展的政策问题和瓶颈问题。过去,这些问题因为两岸处于敌对状况,无法面对面坐下来讨论,现在两岸形势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两岸都希望面向未来精诚合作,应抓住机遇,提高交流的档次,围绕两岸出版交流深层次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 为两岸出版合作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执行方案和政策依据,开创两岸出版交流的新局面。
应更加注重图交会实效,让两岸出版人特别是台湾出版人通过图交会得到实惠。
毫无疑问图交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与业界的愿望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的确两岸出版交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两岸出版交流做得最好的项目是实体书进出口,但大陆图书在台湾市场还不到百分之一,台湾图书在大陆市场还不到千分之一,可见市场空间有多大。两岸业界,特别是台湾业界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两岸交流,最大的愿望是拓展市场,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我们要向两岸出版人负责,扎扎实实做工作,创造条件让两岸出版人得到实惠。
两岸图交会,不仅是两岸出版业界的图交会,也是世界华人的出版图交会,因为两岸出版至少占世界华人出版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越来越多的世界华人书商都慕名参加图交会,两岸出版应发挥各自的优势,包括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加强合作,共同操盘,引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中华崛起和两岸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为两岸的出版带来了机遇,也为图交会的提升带来了契机,我们一定要面向未来,总结经验,努力工作,把图交会办得一届比一届好,办成名副其实的两岸出版交流大平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平台。
年年创新活动不断
第一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于2005年7月29日至31日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热闹圆满成功举办。台湾代表团超过150人,包括各会理事长、各大出版同业负责人与图书馆人、知名作家、台湾重要媒体记者等,都是首次以“小三通”方式由松山飞金门,再由金门搭船进厦门,犹如“两岸出版破冰”之旅。当船舶驶入港口,大陆的主办单位领导与整排的媒体记者在岸边簇拥着准备采访。当时我作为带领台湾业者的图书发行协进会理事长,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至今仍记忆犹新。此次展会也吸引两岸学术机构和图书馆以此活动作为采购书籍的重要窗口;另一项指标性意义,是开启了台湾图书进入大陆书业“现场销售”的先例,同时“公家机关出版品”也一并公开展售,更是史无前例之举。
第二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于2006年9月20日在台北世贸二馆举行,这也是交易会首次在台湾举办,由当时新闻出版总署于永湛副署长带领300多位大陆出版人、发行人员、图书馆人、作家等来台参加书展,以“书香两岸·情系中华”为主题,也是首次人数最多的业内人士组团来台交流。当时正逢“红衫军”静坐时期,筹备期间有关场地安排、开幕活动形式、发言致词程序、欢迎晚宴、包机来台等相关事宜的沟通协调,令我寝食难安,现在回想起来如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次史无前例的邀集两岸所有主要出版集团、各省出版总社近500家出版社参展,十万种百万册的最新图书展售,可以说是自两岸开放交流以来,书目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华文书展。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陆近年重要精品出版图书,如:《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永乐大典》等,是台湾读者从未见过的大陆精品出版图书。展会同时举办“海峡两岸图书交流与发展高峰论坛”,邀请两岸图书出版产业上、中、下游专业人士,就近年来的两岸出版市场发展进行讨论交流。
尽善尽美服务同业
图书交易会至今年第八届,每年不断有创新的成绩,不论是参展商、展售图书还是参访人数、活动项目,这一品牌已是两岸出版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而且每年在服务出版专业人士之余,也向两岸读者展现了出版业努力的成果。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建议,期许此品牌能够永续经营,创新发展。
一、专业分工的执行单位:目前台湾组委会由图书发行协进会、图书出版协会、出版同业公会三会轮流主办,厦门与台北两地各一届。因三会不同考虑,实际执行单位皆委由不同的公司办理招展会务、展场规划、宣传与销售等,因此难以将好的经验传承。建议应该由专职公司负责执行,在良好地传承上届成功优势的同时,改善调整上届的缺失,让交易会更尽善尽美,服务两岸的同业。
据了解,2500年前越王剑的铸造技艺已成为天下一绝,越剑文化因此成为吴越文化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越王剑”和朱利尧已分别代表“绍兴青铜剑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了绍兴县非遗保护项目,2013年5月底非遗项目专家将对其进行评审。
越王剑铸造技艺经2500多年的湮灭,绍兴本地人朱利尧经历了20多年的探索成功复活,被青铜研究专家们称为一个奇迹。今年4月,朱利尧铸浇的越王剑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上获得特别奖,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如何进一步传承、创新古越青铜铸造技艺,打造“越王剑”这一绍兴工艺美术新名片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2013年8月20日上午,“绍兴市工艺美术大师陈国荣越窑青瓷传承、创新研讨会”在绍兴二轻集团公司召开,来自省内外的瓷器专家、学者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及有关领导汇聚一起,共同探讨越窑青瓷的传承、创新及发展。
越窑青瓷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便有数百座“龙窑”,烧出的产品(釉陶和印纹陶)便是“越瓷”的前身。越瓷始于汉,盛于唐,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有此工艺,它在东汉到南宋的一千多年烧造的历史里,经历了创烧、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唐中至北宋早期的两个世纪是越窑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生产规模、工艺水平或产品质量都在各大名窑中居领先地位。越窑青瓷有着丰富、深厚的历史,然而如今的越窑青瓷却淡出了舞台,直到陈国荣大师的出现才使越窑青瓷的复兴之路迈进了一步。
一、突出重点,抓住发展关键
持续实施了“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大型节会、文化塑镇、遗产保护、文化惠民”等文化工程,抓住几个关键点,整体推进察哈尔文化建设,不仅在全区民族文化强区建设中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也带动了周边旗县市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以该旗为中心的察哈尔文化大交流、大互动格局。
一是开好察哈尔文化研讨会。2005年以来,先后多次召开察哈尔文化研讨会、察哈尔文化专家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集中智慧,对察哈尔文化的重点领域进行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是办好察哈尔文化艺术节。围绕“察哈尔文化品牌”这一地区名片,开展了一系列节庆活动。2010年以来,成功举办了首届察哈尔文化艺术节;承办了全区第五届乌兰牧骑艺术节,期间举办了察哈尔奶制品展赛、蒙餐业赛和察哈尔阿斯尔、民歌、舞蹈大赛;举办了中国首届《察哈尔民歌·阿斯尔》电视大奖赛,并获得全国二等奖和自治区一等奖。
三是出好察哈尔文化研究会会刊和察哈尔文化系列丛书。创办了《察哈尔文化(汉文)、(蒙文)》专刊;先后编辑出版了反映察哈尔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的20余部著作;编撰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察哈尔蒙古族历史的《察哈尔史》,该书填补了我国蒙古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此外,建设了集学习交流、资源共享、馆藏展示功能于一体的察哈尔文献馆。
四是建好一座标志性建筑——察哈尔文化中心。该中心集群艺、展览、文化、图书、文艺于一体,不仅是当地标志性文化建筑,也是弘扬察哈尔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强旗的重要举措,是引领全旗文化建设、构建覆盖城乡文化网络的主阵地。
五是打造一台大型情景舞台剧——《察哈尔婚礼》。这部自编舞台剧受邀参加自治区大型文艺演出,并赴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受到广泛好评,形成了弘扬和传承察哈尔文化的良好态势。
六是建立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开发保护基地。该基地落户在察右后旗,并建成察哈尔文化馆。在市、旗蒙古族中学都设立了“察哈尔文化教育基地”,意在使察哈尔文化研究后继有人。2011年,乌兰察布市文联、民协正式冠名察右后旗为“察哈尔文化研究开发基地”“察哈尔阿斯尔故乡”“察哈尔火山文化之乡”“察哈尔查干伊德之乡”“察哈尔敖包文化之乡”和“察哈尔祭祀文化之乡”。
二、立足长远,夯实发展基础
为了保障察哈尔文化健康持续发展,重点抓好组织、创作、保护、交流、物化察哈尔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夯实察哈尔文化建设基础。
一是组建专门队伍。成立了察哈尔文化研究促进会,做到有会员、有办公场所、有专项经费,并选举产生了研究会及其理事会组织机构,制定了《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对研究会工作有周到的安排部署,初步形成了以察右后旗为中心的大察哈尔文化研究基地。
二是实施精品战略。出版了《百花》文艺期刊。几年来,全旗有10部作品获国家级大奖,20部作品获自治区级奖。
三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化对境内北魏长城、金代界壕、北魏克里孟古城、元代察汉不浪古城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并于2010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了察右后旗阿斯尔艺术团,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是加强文化宣传和交流。在城区主要街道和出入口书写有关察哈尔文化的固定标语和口号,通过媒体向广大群众宣传报道打造察哈尔文化品牌的思路和做法,为全旗干部举办“察哈尔文化讲座”,使他们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为全旗加快民族文化建设与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提出更多更新的举措。
我们一行人是由团长陈富美带队,专程来台北与台湾中华旗袍文化推广协会进行旗袍文化交流的,主题是“乐而忘龄,美耀中华”,寓意退休后的老年人,主动追求幸福快乐,追求内外兼修的美丽,让人生的这一段时光能够美丽快乐地度过;同时,要和同根同源的台湾姐妹们做旗袍的交流。
旗袍多美啊,而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把它弄丢了,多数时候成了宾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服或新娘的敬酒服,所以希望能利用这次交流的机会,看看台湾旗袍的发展,寻找遗失的美好,共同携手传承美丽的中华传统服饰。
为了出席这次活动,从北京出发前,大家就按照要求提早为自己的形象做准备了,我也不例外,早早就做足了功课:先是挑选了一件黑底配有黄色图案的蜡染短旗袍,虽然看起来不够光鲜,也穿了好多年,但有一些传统和民族的元素,自认为有简洁不俗的别样韵味;正好去年添置的一件棕色的镂空长毛衫可以罩在外面,抵御初春的凉意,还平添了流行意味;之前,我还特意去买了一朵不算小的粉色胸花别在外套上,我觉得棕色和粉色搭配起来比较协调。当我以这身装扮似不经意地站在人群中时,心里满是得意和欢喜。
美丽智慧的两位女性――陈富美与石淑平
此次两岸旗袍文化的交流活动是由北京的陈富美与台北的石淑平两位女士共同牵头、策划和组织的。已近耄耋之年的陈富美和已过知天命年龄的石淑平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次次的跨海电话,细致缜密地沟通交流,电波为两位志趣相投的女性架起了心有灵犀、彼此信任的桥梁。
今年79岁的陈富美老师是个漂亮风趣、见多识广的长者。她19岁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婚不久,她毅然和生于台湾的丈夫一道抛下在日本殷实的家业,满怀报国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把事情做得有声有色。
在工厂,她发现厂里有一批积压的面料,就建议做成童装销售出去;在农村,她发现当地老百姓还在穿前后片不分的免裆裤,就满腔热情地利用赶集的日子教人们裁剪;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做领事助理时,她促成了国内服装界一百人分批到日本研修,要知道,那可是1979年的事啊;1980年轻工部举办全国服装博览会,她以刺绣旗袍参展,还为展品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旗袍回国了”,那个年代有这么超前的眼光和魄力,能不在展会上引起轰动吗!也难怪她能成为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纺织部全国劳动模范,北京服装研究所的所长和亚洲婚礼文化联合会的副会长了。
退休后的陈富美牵头成立了中国乐龄时尚文化俱乐部,搞讲座、办培训、组织交流,成了名副其实的美的使者。这几年我有机会在她身边工作,见识了她非同一般的经历和睿智,一路小跑地追着她的思维和节奏,受益匪浅。
台北的石淑平也是一位优雅女士,刚一见面就被她古典的美貌与沉稳的气质所吸引,后来得知她不仅有一身好舞艺,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经营时尚精品服装店和画廊等与艺术有关的事业,18岁就被评为“毛衣皇后”。之后年轻的她又驰骋在上海滩,涉足餐饮、运输、房产等,不但事业有成,还人美心善,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作为第六、第七两届台湾中华旗袍文化推广协会的理事长,凭借着非凡的视野、能力和人脉,很得众人的赏识与敬佩。在她的带领下,旗袍协会的工作有规划、有目标,日渐规模有声有色,如每月的例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开办名师专家讲座,建立网站,带队到北京和上海等地进行文化交流等等。
她的好姐妹们这样评价她:“看着你从清纯少女到现在的雍容华贵,岁月好像一件件美丽的衣服,不停地快速替换着,可贵的不是这些青春的衣裳,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善良与古道热肠,敬佩的不止是你的美貌,还有那份坚守不变的人生态度,认真、上进与坚毅,羡慕的不止是外表的财富,还有那份永远默默地温暖地照顾家庭和对待所有朋友的真诚……”石淑平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两位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会长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交流活动的前期工作在北京和台北两地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地进行。此次赴台意义非同一般,陈富美老师为之费尽了心血,从最初向全国申报,到召集赴台人员集中培训,从准备锦旗礼品,到印制宣传册,从表演音乐的选择到各类旗袍的定位分组,她不辞辛苦,大事小情亲力亲为,全然忘却了自己的年龄。
台北的石淑平会长负责场地布置、名媛雅士邀请以及晚宴的安排。3月7日,万事俱备,就等着远道而来的北京客人和台湾旗协的姐妹们隆重登场,尽享曼妙纯粹的妇女节了。
美妙绝伦的两场活动――研讨会与旗袍秀
下午的研讨会在台北典华饭店古色古香的藏真厅举行。主席台上,石淑平女士一袭蓝绿色的短旗袍外加灰色的披肩端庄淡雅,而陈富美老师的墨绿色大花旗袍搭配上同色系的皱褶外罩,更显稳重成熟。
当与会的全体宾客们身着各式旗袍落座时,整个会场笼罩着美好祥和的氛围。
研讨会的主题是“当旗袍遇到时尚”,石会长首先以“国服优于洋服、东风胜似西风”为题发言,阐述了旗袍与其他国家的代表服饰相比的优势。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陈富美则在“古今旗袍时尚行”的发言中赞叹用1.5米到4米的最少用料,设计出令人倾倒的礼服旗袍是中国妇女的创造,是诗情画意的浪漫和礼仪血脉的传承。
其余的嘉宾也就“旗袍修身,善良修心”、“穿出真善美的旗袍人生”等话题作了发言,其中,“旗袍精巧的立领环绕着纤柔的脖颈,凸凹有致的流畅线条紧贴着挺拔的身躯,柔美的下摆伴着轻盈的步履,处处透出精致典雅温柔飘逸”的说法,简直是如诗如画,让每位身着旗袍的人自己都醉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即兴讲述了自己在美国参加侄女的跨国婚礼,穿着旗袍被摄影师追逐拍照的有趣经历,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晚间的旗袍秀也在藏真厅举行,此时的藏真厅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包括博物院第一任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周功鑫女士在内的台湾各界名媛近200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旗袍盛装出席。
“芊芊乐龄、翩翩旗舞”的旗袍秀活动开始了,北京、台北的两位会长简短致辞并互相交换了礼品,北京的模特们率先登场,按照旗袍休闲、时尚、经典这三大类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分别去展示和谐之美、活泼之美、包容之美以及典雅之美。我们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团员们,虽然环肥燕瘦都有,而且最小的54岁,最长的已经81岁了,可一旦穿上旗袍,便立刻有了或轻盈洒脱、或端庄大方、或温婉妩媚、或庄重华丽的表现,加上陈富美会长的旁白解说,使得台下的宾客除了啧啧赞许,热烈的掌声始终没有间断过。
接下来,台湾旗袍推广协会的表演也十分精彩,我注意到,台湾的旗袍不同于北京的含蓄与传统,他们更注重材质和式样,更强调个性的表达,特别是几件经过改良的旗袍,兼具西式的大胆与率性,更显时髦和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