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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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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华民族;和谐;人文精神;生命伦理
Abstract: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mony i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me of Chinese nation, covering the cultural lives of Chinese nation in all aspects, and is also the soul of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It is mainly involv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that forms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thir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mselv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Bioethics, the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mony requests loving life, which outlines the basis ofbioethics; boldly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enhances the fundamental bioethics; making home and countries in one,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sociality of bioethics; making persons and nature harmonious, which makes bioethics comprehensive; taking essence of everything, which enhances the integration of bioethic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hich realizes bioethics innovative.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romote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and bioethics building is of positive sense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harmony, humanistic spirit, bioethics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各种现象的概括,是对人的思想、观念、态度、方法的总体把握,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精华。从整体看,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和谐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题,涵盖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灵魂。中华人文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哲学角度看,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生存所面临的三重主要矛盾,内容上也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关系构成三个相互联系的矛盾,渗透于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各个方面。
1.关爱生命,突出生命伦理的基础性
人文精神“追求对人的本质、潜能的发掘以及个性的张扬,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展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求善求美是其核心。”[1]绵延五千余年的华夏文化,灿若星河,在世界文化景观中绚丽多彩。与西方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很独特的是对人自身的关注。《易经》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强调指出,“舍诸天文,征乎人文。”[2]可以看,在中国古代,不是首先考虑“天”,而是首先关注“人”。这也是“人文”的最本质的含义:以人为中心来考察其他一切事物。这与近2000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是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第一要义。著名思想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按照一般人类认识顺序,应该是先认识自然界,之后认识人类社会。但是,中华民族却走了很不一般的路径。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下,中华民族在探索自己的生存的独特空间,以自己生存独特的时空为立足点,对个人与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术流派和思想体系。但是,综合这些思想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始终以人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核心,中华人文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对于生命伦理而言,从关爱生命开始,才是人生最为紧要的事情。只有关爱生命,才能善待生命;只有善待生命,才能善待自己;只有真正善待自己,才能真正去关注别人,去关注自然和外在的一切。也只有这样,才会去遵守伦理,遵守从生命伦理到社会伦理,人类伦理到自然伦理的一切伦理。也只有真正遵从这些伦理,才会提升自己的道德。“从道而有得”,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引申与发展起来的。以人为本,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更有活力,更有异彩。
2.勇于担当,提升生命伦理的根本性
个体的存在是生命的本原。但是,中华人文精神强调的不是“狭隘的个人“,而是“大我”;不是单纯就个人来谈论个人,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认为个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满足自我,而在于服务他人和社会,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个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应该追求真理,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具有不断的超越精神。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身而取义。”“义”具有最高的价值规定性,也是个人道德的第一要义。荀子提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孟子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得出“舍生取义”的结论。《大学》开篇就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指出了精神生活对人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指明了人应该追求的价值方向。宋明时期的“理”与“欲”争论不休。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主张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提升,不断完善自我,不断用理性去战胜人性的弱点和惰性。从社会意义上看,一切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看是人的和谐。社会和谐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是和谐的核心。同时,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和谐基本依据和合理的评价标准[3]。从个体的角度看,和谐是以生命为基础的,是生命存在过程中各个方面、环节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因此,从整体看,中华人文精神一方面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基础性,另一方面又重视个人社会责任的方向性;一方面强调崇高的伦理道德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人要善于学习,不断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达到自我的协调,实现身心的和谐。
3.家国一体,注重生命伦理的社会性
马克思深刻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中华人文精神重视个人价值,同时,也强调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倡导个人的社会贡献;不是把个人的价值局限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把价值的天平定位于“社会实现”;不仅从具体的人际关系来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来进行思考。康德从人类社会行为的角度深刻指出,“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5]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华人文精神强调的不是狭义的人际关系。固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渗透了人际交往的“礼”、“义”等内容,但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中显著的特征。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一次又一次的挺立于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潮头,不断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很为关键的是中华人文精神对社稷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守望,有一代又一代秉承中华人文精神的中华儿女的努力。《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反对一己之私。也是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当和责任,中华人文精神强调个人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的忧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出了“长太息以掩涕矣,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杜甫身居茅屋还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直接追问,“敌未灭何以家为?”也正是在这样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中国历史上报国志士英雄辈出。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包含了中华儿女爱国之情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报国精神的凝聚、升华、弘扬的历史。
4.天人合一,实现生命伦理的全面性
“一切的存在都首先是物质的存在,一切的发展都与物质有关,一切事物只有在与外在的环境进行物质的不断的交换中进行着发展和完善。”[6]中华民族很早就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人自身的生存与自然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道德经》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天道》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南华经》则进一步提出:“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与西方文明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甚至严重对抗的关系相比,中华人文精神中渗透了对自然界的爱护的思想。《周易》提出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谊”,主张对自然界要带有敬畏的心理,遵循自然规律。与此思想相承接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要注意保护自然,而且要实现人、地、天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儒家思想强调“究天人之际”,把人的积极有为与尊重自然结合起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生存环境结合起来。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也并不是强调人的生存与自然的对立,相反,也是强调对自然的关注和对自然规律的遵循。综合起来看,中华人文精神注重保持生态平衡,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从整体上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作为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把自然界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物体;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作为更大的系统来看待,强调两者之间的共存与和谐,而不是排斥和对立。《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生存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 ” [7]
5.博采众长,增强生命伦理的融合性
从中华和谐人文精神的发展看,在漫长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和谐人文精神也在流变传承中酝酿和发展着。和谐不仅是“儒家最高的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8]从思想文化条件来看,历经数代先哲贤士,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努力,他们的思想体系相互传承、整合、调整,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看,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家庭为背景的社会情况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思想的文化格局被网络化:一方面,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意识形态文化被伦理化、大众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一些亚文化,如墨家文化、道家文化、士绅文化等,在与儒家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存在,并且不断渗透。之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这样,中华文化逐渐融合协调,不仅形式上相互补充,而且内容上也相互借鉴调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道释”并存的文化格局。无论是儒家主张入世精神,还是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还是释家提出的超然,都是以和谐为基础的。但是,所有这些文化都倡导以人为中心,以关注人、关怀人为主线,从人的角度来考察事物,提出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的塑造。《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中和到万物的和谐,是天地演化的规律。从哲学意义上看,和谐是事物的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反映了矛盾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表现出来的协调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辨证范畴[9]。中华人文精神对生命伦理的追寻,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不断追求实现生命和谐的过程。
6.与时俱进,实现生命伦理的创新性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觉醒的过程,也是不断探求宇宙万物的规律和真理,挖掘新的力量,提高自身,改造自我,奉献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为此,中华人文精神主张“格物致知”,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有用新我来不断改变旧我的勇气和行为。因此,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人文精神所展示的和谐生命伦理,并不是安常处顺的精神,而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不断实现生命的意义,不断创新生命的境界的追求。固然,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孟子则要求“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提出“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都主张对于人的欲望的适当的节制。这是人的理性的必然要求。但是,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也恰好是重视道德的作用和养成,保持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平衡和协调,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的体现。这也是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和谐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的和谐的协调机制,是保持心理平衡与协调、修养成健康的人格的要求。泰戈尔认为,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构成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同时,他更认为并主张人生的基本原理是和谐,“希望在爱的赞歌中把人们引导到世界大同,到那里,整个人类和世界,都将笼罩在一片和谐的爱里”[11]。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华人文精神,就会发现它的思想的真谛——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对于人生的不断的追问和思考;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智者对后来者的谆谆教诲;不是主张“闭门造车”般的头脑中的革命,而是提倡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如今,人类面临纷繁复杂的问题。汤因比认为,要使整个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12]。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与和谐文明,尤其是其中的和谐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瑰宝。在当前,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进中华和谐人文精神与生命伦理建设,对于社会而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对于个人而言,是促进个人养生保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需要。总体来看,弘扬中华和谐人文精神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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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漆”一直是与“器物”相伴的,是器即为家用,不能实用怎么能称为器物。中国自漆艺产生起,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漆器作为中国人传统的生活器用,从未在历史中消逝过。据《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销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战国时期由于手工业比较发达,给漆器工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还专设官吏,经营管理,如“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史记・庄周列传》)。后汉何平叔在他的《景福殿赋》中就已有“列髹彤之绣桶,垂琬赕之文铛”,“皓皓旰旰,丹彩煌煌”的记载。[2] 可见我国“漆”文化历史绵长。
一、中国传统漆艺的发展历程
中国人使用漆的历史久远。漆艺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朱漆木碗”,为我们掀开“漆”文化的序幕,这是中国漆器最早存世的实物,出自约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比日本的木漆梳还要早一千年。“河姆渡朱漆木碗”揭开了迄今为止使用天然漆的第一页,在此期间肯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漆艺进入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原始器物的涂饰工艺极其简单,有的只是单色素髹,没有纹样装饰。如河姆渡出土的最早的漆器,器表只有髹红漆或黑漆,没有纹样。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艺术的萌生时期,也是华夏民族对于色彩线条的形成期,在这一阶段先民们对于色彩、线条及民族独有的造型形象的创造,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商代髹漆工艺比前代有所发展,许多漆器有器表髹红漆或黑漆的装饰纹样,一般在红漆地上,用黑漆绘花纹或黑漆地上用红漆绘花纹。对比色运用较好,有明快之感。[3]在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了不少商代漆器残片,虽然所出土的漆器粹然已经腐朽,但还能识别出它们的大体形态,有的表面用朱漆打底,用黑漆绘制雷纹、莲叶纹和饕餮纹。有的是在木胎上雕出纹饰再表面涂漆,达到一种浮雕效果。
殷商、西周时期的人们不仅在建筑、冶炼、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漆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从出土文物,就能看出殷商、西周时尚和漆工的智慧与才能。有些胎骨的制作程序,已由原来的直接涂在器物表面的方法,发展到对胎骨进行封固然后再行髹饰。凡在丝织物上经漆封裹的器物,在经历几千年的浸蚀,仍然完好如初,由此可以充分证明殷商漆艺制胎技术的先进性。而且器物的造型也逐渐丰富,由餐饮具扩展到建筑、祭祖用具和装饰品等方面。并且在装饰手法上也大有进步,有更为精湛的彩绘技巧和镶嵌漆器的使用,不但加工细致, 而且还出现了金箔等新材料的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琉璃河北燕国墓地出土的一批西周漆器,有器豆、漆、漆觚三种,木胎,漆和漆觚都是朱漆地,褐漆花纹,漆豆是褐漆地朱彩。漆器外表都有镶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漆工艺得到迅猛发展。各种工艺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漆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到了战国晚期薄木胎漆器明显增多,并出现了加胎,就是以麻布和漆做成的漆器的胎骨。此种胎骨的特点是薄而轻,造型有一定的随意性。在当时,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手工艺更加发达,在出土的战国中后期的漆器中发现有四角包铜的漆器,由于制胎工艺的进步,出现了薄木胎和加胎,为了使漆器既轻巧又结实耐用,便在器物的边口上镶上薄银片箍,称之为“”器。
在经过十年的战争,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从出土的漆器来看,彩绘技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云梦出土的一件漆卮,卮上的图案是用银箔刻成后粘贴上去的,然后沿着花纹边缘再用朱漆勾线压边。目前出土的漆器使用这种技法的只发现了这一件。
而汉代漆工艺则是中国漆工艺史上的黄金时期。最能反映西汉前期髹饰工艺水平的漆器主要出自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有着许多独特的地方:这一时期出现了器形高大的钫、锺等,通过秦的统一,汉的兴起,汉代图案纹样生动活泼,绚丽多姿,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渐被价格低廉的瓷器所取代,唐代漆器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工艺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是“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展、雕漆的出现。[4]
宋代漆器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是一色漆器。一色漆器,顾名思义指通体一色的漆器,但有时一器表里异色,仍称为一色漆器。因为质朴无纹,故又称为无纹漆器。宋代一色漆器多为日器物,虽无纹饰之华美,但其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造型美观。宋代的雕漆工艺,目前所见有剔犀、剔黑、剔红三个品种。剔犀实物在宋墓中发现的有江苏武进墓出土的执镜盒和金坛周璃墓发现的团扇柄,前者从刀口处可见朱、黄、黑三色重叠,后者为乌间朱线做法。此外螺钿镶嵌、戗金、雕漆等工艺也各放其彩。宋代的漆艺还被广泛传播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日本学者的考证,在公元11世纪时期,即南宋时期是日本大举输入中国漆器技术的高峰时期。唐宋时期形成的一些技法,滚地洒粉、剔犀、素髹和平脱等,经日本人几百年来的改进和研究,形成镰仓雕漆、磨显、莳绘、平文和变涂等,成为日本传统漆艺的象征。宋代剔红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桂花纹剔红盒,是南宋晚期的雕漆精品。
在元代的漆艺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有戗金、螺钿、雕漆几种漆器。元代戗金漆器在国内保存下来的不多,多流失日本。造型多为箱盒,其中有一件孔雀纹经箱。戗金划丝细密,物象甚繁,极其华丽。螺钿镶嵌在元代已流行薄螺钿,薄螺钿镶嵌出来的花纹图案精细如画。
明清时期,厚螺钿与薄螺钿同时流行。厚螺钿往往用于大件家具,嵌厚螺钿家具以黑壤为多,虽然不很精细但粗犷醒目。薄螺钿比厚螺钿有较大的发展,纤巧精细让人吃惊,工匠利用螺钿不同颜色的闪光切成不同大小形态的嵌材.巧妙地加以运用来取得工笔画效果。
通过历史也可以看出,人们并不是单纯地将“漆”作为一种材料应用,而是赋予它深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在挖掘“漆”的特征都要与文化观念、理念联系在一起,在材料上增加了更多的文化意识。
二、漆艺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漆器艺术在经历了7000多年的发展后,不仅保留了传统漆艺的韵味,又体现出现代时尚的审美趣味,从这里可以看出,漆艺文化不仅能反映出精致细腻的民族特点元素,同时,又可以反映出现代设计元素的简洁流畅的时代特点,在这其中必然融入了一些写意和抽象等现代艺术装饰风格,即使是表现传统的思想内容,也可以通过加入一些几何装饰形式的表现手法,来提高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漆艺在作品创作中的运用
漆画是从漆器装饰艺术中衍生并独立出来的新画种.以天然生漆为主要媒材进行的绘画创作,作品轻巧耐磨还极易收藏,它具有绘画和工艺双重特点,对画家尤具吸引力。
漆画的技法丰富多彩。依据其技法不同,漆画又可分成刻漆、堆漆、雕漆、嵌漆、彩绘、磨漆等不同品种,同样也构成了漆画的不同视觉效果,利用不同的材料,像朴素的、璀璨的、闪光的、亚光的各种质材,可以嵌贴出不同形式的图像。例如使用金、银、铅、锡以及蛋壳、贝壳、石片和木片等作为装饰,在以漆填涂,可以埋伏下虚虚实实、出奇制胜的画面。还可以借助漆液稀释流动的性能和漆膜快干起皱的肌理,让画面产生画笔达不到的妙趣。特别是在漆画上金属箔粉的应用上,金属箔粉与漆调成含光彩漆,拍打成画,光辉四射,灿烂明丽,可以产生金碧辉煌的效果,如果把透明漆罩在金属箔粉上,则使金银光芒变得柔和含蓄,使漆这种特别的液体焕发出典雅、含蓄、凝重、变幻的艺术魅力,是任何颜料难以企及的。
在制作的过程中还可以融汇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艺术表现手法,呈现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例如,在表现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青绿山水时,山水的丰富层次以及线条的节奏感,可以运用堆砌、螺钿等方法来表现,树木河流则用描绘或镶嵌等方法表现,通过传统绘画对神采、境界的追求把它转换成了对趣味、装饰性的艺术形式追求。可以看到漆画利用工艺材料包容了一切平面绘画的语系。例如,海南岛国际大酒店创作漆画《莺尾花》,人民大会堂广东厅的《葵花》,湖北荆州博物馆的《火中风凰》等,都是发挥了漆艺特点的优秀作品。
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家庭装修时,对装饰品追求品味也越来越高,选购漆画作为收藏、装饰、馈赠的人也越来越多。且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漆画产品提供了更多的需求渠道。可以看到漆画的艺术作品,还会有更多的市场可以挖掘和利用。
漆艺在家居设计中的运用
天然漆,它具有耐热、耐酸、耐磨、防腐、绝缘的良好性能,提炼后的大漆呈棕褐色,打磨后有茶色水晶一样的色彩,端庄古样,韵味无穷,又具光泽之美,由于自身的优质耐久,防腐防潮适于装饰,因此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
漆艺在家居设计中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家具,从古代的周代至南北朝,漆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体系的主流,历史悠久民族风格浓郁,特别是明、清家具是我国家具发展的巅峰时期。明式家具洗练的造型和清式家具雕饰的精美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深受中外顾客、尤其是一些收藏家的喜爱。
随着漆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现代设计师将新的设计理念和手法融入到漆艺家具设计中,更加贴近现代人家居设计的时尚口味。比如法国设计师设计的漆橱柜就充满着欧式风格的简约之美。而韩国设计师则在漆艺中又加入了一些时尚流行元素,通过古典吉祥之意,传递出现代的时尚潮流。特别是在具有不同风格的家居设计中,如果点缀几件漆艺家居作品,象条案、琴桌、桌几、花台则可以起到相互映衬、互为补充的视觉效果。
特别是作为室内空间分割的实用物品――屏风,是实用与审美结合的典范。通过其分割室内空间的实用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来增加文化性和艺术性,还可以添加一些意趣,让漆艺赋予屏风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多的发展领域,它尽管与我们眼下的绘画标准及审美标准还有很大区别,但中国传统漆艺屏风作为现代漆画的初期表现,使漆画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使现代漆艺在家居中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理解。
漆艺在美化公共环境中的运用
将漆壁画运用于现代公共环境,是漆艺与现代环境艺术融合的主要表现之一。漆壁画不加外框,画面风格与墙体、窗框部位自然衔接,浑然一体,能获得整体和谐的视觉效果。把漆用于壁面在我国很早就有,据记载,漆在我国秦汉时期就开始运用于建筑中,在《西京杂记》中载有“赵飞燕女帝,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后汉书梁翼传》中载有“柱壁雕镂,加以铜漆”。[5]
漆壁画运用到公共环境中,不但能够装饰墙面,而且还可以弥补和修整空间,实质上已经具备了装饰材料的主要功能,它是装饰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这种设计形式在宾馆、饭店、会议厅等空间较大的室内中效果尤其突出。同时可以看到,漆壁画有着壁画的共性和漆艺的个性特征,它既可以充分发挥漆的材料中的视觉美感,还可以躲避日晒雨淋对建筑物的侵蚀,并且对建筑物内部空间的组织、环境氛围的营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实,从装饰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诗意化的造型语言表现,而作为装饰艺术的物质载体的漆艺则是将原本就极富有诗意的装饰语言形式又推向了一个极致,其幽玄迷离、温润华滋的视觉效果,能烘托出诗一般的境界,例如,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的朱漆廊柱,在万绿之丛中以红色的漆艺装饰衬托出诗意盎然的园林景致。由此可以看来,所谓的诗意化,是造型语言的秩序化和材质的肌理及色彩搭配的和谐状态的总和,它是一种将语言浓缩为精华的形式表达。
传统的漆艺还是人文的积淀,是几千年来民族生命活动的精神沉积,当我们将这些物化的形态置入现代环境的装饰中时,我们承续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想和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意识表现。因此不能单纯地将“漆”作为一种材料来使用,而是要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思想内涵。将其作为文化载体,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学观念。正像吕品田所说:“中国大漆的黑,不是一团漆黑,而是黑里透亮,黑里透出一些很细致的变化,是隐孕着、充盈着一种生机的混沌感觉。它黑得很空灵,黑得非常有深度,显示了中国人对敦厚品德的文化认识。”[6]
注释:
[1]纪宗安:《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漆与漆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7期。
[2]王琥:《中国传统漆器的经典之作》,《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3]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283页。
[4] 张飞龙:《中国古代漆器纹饰艺术衍化研究》,《中国生漆》,2009年第1期。
[5]张飞龙:《中国古代漆器纹饰艺术衍化研究》《中国生漆》,2009年第1期。
1.1资源共享困难我国卫生行业处于建设阶段,所以存在很多问题,行业的标准也不规范,尤其表现在信息标准以及编码的混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院软件的开发,医院信息的对接需要一个规范的标准,否则很难做到兼容,而且国家忽略了整合各个医疗机构的信息,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医院机构都形成了自身的信息系统,做到资源共享是非常困难的。
1.2缺乏系统规划医院信息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既要进行整体的规划,还要对医院的各个部门的业务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做才能够为建立一个适应医院信息化系统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现在很多医院都想快速建立信息化,没有考虑到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资源的共享,而是建立了独立的信息系统,而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小系统,比如:挂号系统等等,最后导致了医院的数据库里资源特别复杂、混乱,影响了医院的信息化发展进程,在发现新系统更加适用时,就会放弃旧的信息系统,也造成了资源浪费,违反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1.3各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同、从业人员素质水平偏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当地医院机构的信息化建设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会较落后地区信息化水平更高;虽然医院信息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不能跟随脚步,对于系统地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对于医院的信息化工作也大打折扣。
2云计算技术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2.1医疗资源的高效整合通过上文对云计算技术优势的阐述,通过云平台将所有信息资源都存入云端,而不是放在一个医院系统中,这样就可以将所有使用者都联系起来,使用者授权,医生就可以看他的病例,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程治疗,一个医生可以治疗更多的病人,既节约了时间,又可以实现医生的更大的价值,特别是专家。数据的集中,将各个医疗资源进行高效整合,计算并被广大使用者合理利用。
2.2灵活且价格优惠因为使用云计算技术的使用者群体相对比较庞大,医院不需要花大笔资金去购买,只需要将使用的那部分缴费就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服务了,云计算的灵活应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要求进行人性化定制,这样也就避免了重复开发,造成资源浪费。
2.3交互友好且多平台支持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医院系统中界面不友好的情况,由于使用云计算不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操作者可以快速的掌握使用方法,即使使用者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也不妨碍信息化办公。由于云计算在云端开发的优势,保障了多平台支持,无论是目前的3G、4G,乃至未来的更多的平台,云计算技术都可以正常使用,通过连接云端系统,进行日常的医疗诊断,推动医院的信息化发展。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