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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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文化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职生；认知风格；问卷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03-02

一、引言

从孔子因材施教到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个体差异始终是中西方教育者探究的重要学情。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多从知识基础、应试学力、性别等角度考虑学情，忽视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s）指个体感知、记忆、思维、问题解决、决策以及信息加工的典型范式。”主体认知风格不同，学习方法也迥异，相应地教学方法也应随之改变。

学生舞台上的活力无限与文化课程学习的死气沉沉始终困扰每一位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者。为何艺术生对于专业和文化学习态度落差如此之大？我们发现艺术生同其他专业学生的认知风格有所区别。基于这种感官的认识，本课题对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进行科学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新疆艺术类中职生的认知风格并针对具体认知风格进行教学方法改革。

二、研究过程

（一）选择被试

本研究选取新疆艺术W校初高中六个年级、三个学科，共计568名学生作为被试。其中初一学生88人、初二学生75人、初三学生74人、高一学生128人、高二学生116人、高三学生87人；被试所学专业为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舞蹈表演、美术设计和美术教育；被试年龄集中在12-18岁之间；被试的民族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试男生209人、女生359人。

（二）研究实施

1.《镶嵌图形测验》。本研究选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修订的《镶嵌图形测验》作为对学生认知风格的测量工具。镶嵌图形测验要求被试者把一个隐藏在复杂图形中的简单图形在规定时间内找出来，主要考察被试者的知觉能力。具有场独立性认知风格的被试者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而具有场依存性认知风格的被试者则难以完成。

2.《镶嵌图形测验》内容及标准。测验试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预测，共9题。目的是考察被试者是否理解测验要求，成绩不计入总分；第二、三部分为正式测验，各10题。前两题记0.5分，3、4题记1分，5至10题记1.5分，满分为24分。测试时间影响测验结果，不同组别限定不同的时间。初中组，每次7分钟，共21分钟；高中组，每次5分钟，共15分钟。

3.研究程序及统计方法。本研究是以班级为单位的课堂情境集体测验。实验在指导语的引导下完成，重点向学生指导《镶嵌图形测验》填写要求和过程步骤。本研究共发放测试图形568份，回收有效图形543份，剔除填写不合格图形25份，有效回收率为95.59%。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和假设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1.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整体特征。本研究对新疆艺术学校568名被试进行镶嵌图形测验，回收有效图形543份。得分、人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等情况统计见表l：

根据镶嵌图形评分标准，本次测验最高分24分，最低分1分，平均分为8.6。从成绩分布图可知，总体成绩呈正偏态分布，得分低的同学较多。参照相关场独立和场依存类型划分标准，我们认为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以场依存性为主，继而确定场依存者为289名，场独立者为68名，其余确定为中间型者。

2.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年龄差异检验。本次研究对象年龄集中在12-18岁之间，年龄差距较大。处于成长阶段的个体的身心发展特征形态差异。本研究将对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年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年龄差异显著。差异具体在哪一阶段还需要深入研究。

3.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检验。一般认为男生和女生身心发展速度、思维方式、学习方法等方面有差异。本研究的被试年龄差异大，身心发展速度不均衡，因此需要对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的认知风格进行性别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显著。

4.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民族差异检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特点、语言等方面差异较大。本次研究对象涉及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所以需要对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民族差异进行检验。

由表4可知，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民族差异检验不显著。

（四）分析和讨论

1.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整体特征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测验分数主要集中在0-10分区间，成绩呈正偏态分布。由此可见新疆艺术类中职生的认知方式以场依存类型为主。

艺术是人类思维和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以感性、跳跃性、灵感等思维方式为主，同其他学科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艺术类中职生受内因驱动的影响选择自己喜好的专业，区别于模式化的普通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本次研究结果证实教育实践中我们对于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以场依存类型为主猜想的正确性。

2.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的年龄差异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年龄差异显著。本次研究共有六个年级。年级从初一到高三，跨度大。被试年龄集中在12-18岁之间。一般认为普通中学生的思维成熟在初中二年级，年龄集中在14岁左右。当然这个阶段因人而异，不同类型人群特点不同。我们认为，年龄维度存在差异原因在于：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部分音乐、舞蹈专业学生年龄普遍小于14岁。低年级段的学生思维发展并未成熟、认知风格并未定型；而高年级段的学生思维发展成熟、认知风格定型。

3.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检验显著。人是能思维的高级动物。不同类型的人群思维方式、性格特点、认知方式等存在差异。学者刘进认为：“男孩偏向于理性思维、女孩偏向于感性思维。”本研究结果证实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认为，虽然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的认知方式性别存在差异，但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结论。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说，艺术类中职生年龄跨度较大，存在稳定和变化的冲突，所以差异的变化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民族差异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新疆艺术学校中职生认知风格的民族差异检验不显著。本次测验共涉及到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在我们的感官印象中，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同汉族的民族风俗、文化特点有所不同。按逻辑推理来说，差异检验应该显著，但结果却相反。我们认为，能歌善舞虽是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并不能代表整体民族特征。而本次测验研究重点考察中职生的知觉能力，属于心理特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结论同实践感官印象有区别是正常的。

三、结论

（一）新疆艺术类中职生的认知风格以场依存型为主；（二）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存在年级差异；（三）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存在性别差异；（四）新疆艺术类中职生认知风格不存在民族差异。

参考文献：

[1]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8.

[2]李岳燕.美术特长生认知风格与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3]许思安.少数民族的认知方式[J].心理科学进展，2012（12）.

职场文化差异范文第2篇

摘要：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两种效应比较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职业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其中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两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均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社会网络对两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差异性，党员身份促进了男女两性获得更高职位的可能性，但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要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就需要利用社会关系。总而言之，人力资本对两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并无差异，但社会网络在职业地位获得中对女性的作用更大。

关键词：职业地位 人力资本 社会网络 性别差异

1引言

职业地位通常被视为现代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核心机制（吴晓刚、张卓妮，2014），但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的获得存在着差异。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不断上升，使得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以及职业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且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以及其他原因，男性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仍然存在优势，女性遭遇到的“职业性别隔离”以及“职业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仍普遍而持久存在着。（顾辉，2013；吴帆，2016）。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女性在职场面临的“职业性别隔离”，并探讨男女两性在职业地位获得以及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并试图寻找不同的变量解释这种差距（Jessica Pearlman，2018；李黎明，2014；张文宏、刘琳，2013；杨慧，2018）。我国学者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性别隔离和收入分层现象，以及行业类型、所有制、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户籍等方面在再生产职业性别隔离上的作用（吴晓刚、吴愈晓，2008；吴晓刚，2009；李春玲，2008）。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入手，探讨职业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及性别差异（田志鹏、刘爱玉，2015；陈煜婷，2016）。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但较少关注社会网络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人力资本水平，但在现实中，即使具有相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两个个体，其职业地位存在着差异，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男女两性，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存在着社会网络的差异，或者叫做社会资本的动员差异（边燕杰、孙宇，2019），其背后隐藏的人情关系即社会关系网一直被忽略（邵宜航等，2016）。基于此，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两种效应出发，探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比较人力资本和社会网路两性职业地位的获得中孰强孰弱？

2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2.1性别分层与职业地位的性别分化

性别分层，顾名思义是以人们天生的性别为基础进行的层级划分，不涉及经济、政治等。当前关于中国的性别分层与职业地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女性在整个职业结构呈现出与整体或是男性怎样的不同分层。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分化现象，男性职业地位的结构呈橄揽型、女性呈金字塔型。处于职业地位上层的人群中，男性约占75%明显高于女性（李春玲，2002）。二是女性内部出现了怎样的职业地位分化，从而对女性的职业地位有了不同类型的划分（白鹭，2010）。

职业地位性别分化的真正原因是家庭背景、后致性因素、户籍制度亦或其他原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一个家庭中的孩子既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因此家庭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将会减少。中国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导致农村家庭中的独生女较少，从而导致女性内部受到城乡分割的影响产生了分化（佟新，2010）。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男性分层结构和女性分层结构的差异，及由此引发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陈煜婷，2014），从而产生职业地位的性别分化。

2.2人力资本与职业地位的获得

布迪厄强调了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同时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此外他还重视家庭在文化资本具体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他认为具体化文化资本的获得必须在儿童时期获得。对于个人而言，早期能够获得何种教育以及进入青少年时代还能接受多少文化资本，与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离不开家庭的支持。舒尔茨认为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上的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

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可经由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就业流动等方式进行积累，其中正规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途径。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和职业经历等。一般而言，工作时间越长，积累的工作经验就越丰富；受教育水平越高，综合素质就越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劳动者，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向上流动的机会就越多；而在内部劳动力市场无法向上流动时，其向外部劳动力市场流动，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

部分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人力资本与职业地位的获得而具有显著的关系。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不断发育，人力资本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王业化进程的加快，先赋性因素在职业地位的获得中作用将越来越小，受教育程度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黄敬宝，2015；田北海等，2015；吴帆，2016）。除受教育程提升之外，职业技能以及工作经验也对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进而增加收入方面存在差异，职业技能培训能否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将引起专用性人力资本含量变化，进而对不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生深刻的影响。（杨琳娜、谌新民，2019；周东洋、吴愈晓，2019）。人力资本持续影响职业的晋升。就教育水平而言，教育水平越高，对晋升的促进作用越大（林蓉蓉，2019）。

总而言之，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已成为职业地位获得的的主要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地域等特征的情况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其职业结构也明显优于其他劳动者。

2.3社会网络、职业地位与性别差异

社会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70年代提出了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相应地，他也把社会交往分为强关系社会交往与弱关系社会交往。他通过研究发现，一个人职业生涯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和个人发展高度同这个人的相识者数量有关，数量越多，领域越广，社会网络范围越广，信息传递的广度越大，从而个人得到的机遇信息越多。人们最初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的是弱关系，弱关系不仅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从而获得不同的职业地位。

但通过对中国的实际现状进行的研究却发现了不同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职业地位获得主要依靠的是强关系，即熟人关系。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弱关系的作用逐渐增强，但强关系仍然存在，从而部分证实了权力维系论与市场化机制并存的假设（边燕杰、张文宏，2001）。关于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周玉，2006），进一步证实了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部分学者将社会网络的视角引入职业地位获得领域，探讨社会网络对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并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网络能有效提升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地位，但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比男性更依赖家庭社会网络（张文宏，2013）。家庭背景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大于男性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男性更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林南等，2019）。

此外，由于社会网络类型的差异，因此两性的职业地位获得也存在差异。女性的网络多由亲属、子女和邻居组成，这一点有利于她们的社会支持但在职业领域中却对她们不利。因为这些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使女性社会网交流的信息往往与家庭或亲情有关。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杨辉英，2009）。这种性别分化的社会网络有双重的效果。性别分化的信息直接导致职业地位也产生性别分化（吴愈晓、吴晓刚，2008）。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存在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的理论回顾，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由于男女两性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类型以及社会网络之间存在着差异，且女性在运用男性关系人和获取较好的社会资源时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他们的职业地位也存在差异。

3数据、变量以及方法模型

3.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是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2015）。该调查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科学和现实意义的议题，推动国内科学研究的开放与共享，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充当多学科的经济与社会数据采集平台。目前，CGSS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本文主要内容是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经过对相关变量的筛选，剔除奇异值以及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数据2036个。

3.2变量设置

3.2.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关于职业地位的测量，国际上一般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CGSS2015采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的ISCO-88编码，本文将ISCO-88编码通过Stata15.0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即0—100的连续变量，衡量职业地位的高低。在转为标准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后，再取自然对数，以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3.2.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变量具体操作化为受访者的最长受教育年限，其中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第二个操作化的变量为受访者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越长表明受访者积累的工作经验越多，相应地人力资本总量就越大。

（2）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人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写作形成了社会关系网。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可以通过研究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人情关系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强弱来测量社会网络。目前关于社会网络的测量，主要通过拜年网、餐饮网、定位法以及提名法等测量（边燕杰、李煜，2000；张文宏，2011）。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问卷的具体问题，本文主要参考边燕杰的拜年网以及其他方法，主要选择了三个指标：

一是所拥有的亲属数量。社会网络规模是家庭为基点的，可利用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数量，我们把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可以理解为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

二是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了社会关系。不同关系的使用决定了求职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是否使用社会关系对受访者职业地位的获取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是否是党员。在中国情境下，党员身份对职业地位的获得以及进入到不同的所有制单位具有重要的影响。

3.2.3控制变量

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布劳和邓肯明确指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地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以及职业地位纳入到模型中（Blau，1965；童梅等，2019）。另一个控制变量为户口，指受访者的户籍类型。

3.3 方法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是“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因此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基本的模型如下：

Status=

其中Status表示因变量职业地位，为人力资本，为社会网络。通过加入不同的变量设定不同的模型来研究把变量之间的关系。

4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在2036个分析样本中，男性占比为52.60%，女性占比为47.40%，男女两性所占比例分布较为均衡。受访者平均职业地位（3.76）要高于父亲职业地位（3.32）和母亲职业地位（3.14）。从受访者的人力资本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15年，说明大多数受访者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平均工作年限为13.15年，多数受访者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从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网来看，平均亲属数量的为2.34个；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11.81%的受访者利用了熟人关系，88.19%的受访者通过正式途径寻找工作；通过样本可以看出，受访者中党员的占比为13.03%。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03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因变量

职业地位(status）

3.76

0.35

2.77

4.50

自变量

受教教育年限（edu-year）

12.19

3.47

6.00

19.00

工作年年限（work-year）

13.15

10.01

0.00

48.00

亲属数量（num）

2.34

1.45

0.00

13.00

社会关系（guanxi）

0.12

2.25

0.00

1.00

党员身份（party）

0.13

0.37

0.00

1.00

性别（sex）

0.47

0.50

0.00

1.00

控制变量

户籍（hukou）

0.52

0.50

0.00

1.00

父职地位（f-status）

3.32

0.56

2.77

4.50

父亲教育（f-edu）

8.91

3.12

6.00

19.00

母职地位（m-status）

3.14

0.49

2.77

4.48

母职教育（m-edu）

8.00

2.72

6.00

19.00

表2主要对关键变量的男女差异进行了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等方法比较男女两性在职业地位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根据t检验的结果，男女两性在职业地位、工作年限、社会关系、党员身份存在显著差异；在受教育年限以及亲属数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由表2可以看出，在受访者中，男性的职业地位（3.83）要高于女性（3.71），说明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地位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男性的职业地位要高于女性。随着教育的发展，男女两性的受教育年限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从平均工作年限来看，男性平均工作年限高出女性1.82年。在社会网络方面，由14.12%的受访者在找工作期间使用了社会关系，而女性只有11.27%。在所有的男性受访者中，党员比例为15.89%，女性仅为10.03%。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男女差异）

变量

男

女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Status

3.83

0.37

3.71

0.33

edution-year

12.27

3.38

12.12

3.56

work-year

14.01

10.71

12.19

9.10

Num

2.30

1.43

2.37

1.48

guanxi

0.14

2.39

0.11

2.02

Party

0.16

0.31

0.10

0.37

然而，两性之间的职业地位差异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仅通过描述性分析是不够的。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探讨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本文首先控制相关的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在两性职业地位获得中孰强孰弱。

4.2 回归分析

表3和表4分别为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依次嵌套了7个模型，从模型1至模型7依次加入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户口、性别、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变量。

4.2.1父代职业、教育与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模型1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报告了父母的职业地位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和户口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的职业地位对两性职业地位的影响略有差异，其中父亲职业地位和母亲职业地位对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父母的职业地位越高男性的职业地位就越高，但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并无显著影响，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女性的职业地位就越高。其中，父亲的职业地位得分上升1个单位，男性的职业地位提高8.3%，女性提高6.5%。模型2和模型9考察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和2的结果一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性的职业地位就越高，而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仅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男性的职业地位提高2.3%，女性提高1.6%。

4.2.2人力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模型3、4和模型10、11的主要考察人力资本对男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其中，模型3和模型10报告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力资本越高，则受访者的职业地位就越高，且男女之间没有差异。具体来讲，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工作年年限越长，职业地位就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大于男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女性的职业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提高7.0%，男性为5.8%。

模型4和模型11是在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探究人力资本对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R方增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更强，相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而言，人力资本在职业地位的获得中的重要性更具有解释性。由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仍然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正向作用，且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大于男性。加入控制变量后，工作年限对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并无显著影响，但依然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正向作用。由此可看出，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正向的作用，这对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并无差异。

4.2.2社会网络与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模型5、6和模型12、13报告了社会网络是如何影响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由模型5和模型12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男性两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差异性。具体来看，男性的职业地位主要依靠党员身份，具有党员身份的男性获得更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是非党员身份的1.32倍。党员身份对女性的职业地位也具有显著影响，拥有身份的女性获得更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是非党员女性的1.45倍。和男性不同的是，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社会关系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而具有显著的影响，使用了社会关系的女性获得更高职业地位的可能性是没有使用社会关系女性的1.02倍。而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社会关系以及亲属数量并无显著影响。亲属数量的多少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并无性别差异。

模型7和模型14将所有变量纳入到一个模型中，综合考察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影响。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受访者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且无性别差异。社会网络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性别差异，具体来讲，在纳入所有的变量后，社会网络与男性职业地位的提升并无显著的关系，但对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关系。是否使用社会关系以及党员身份均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影响。模型14和模型13相比，社会关系的使用和党员身份的仍具有显著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具有显著性，说明对女性而言，职业地位获得起最主要的因素是教育，其次是社会网络。

表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男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自变量

edu-year

0.058***（0.003）

0.053***（0.003）

0.053***（0.003）

work-year

0.003**（0.000）

0.002（0.001）

0.003（0.003）

num

0.003（0.023）

0.007（0.031）

-0.009

（0.027）

guanxi

0.013（0.041）

0.001（0.014）

-0.012（0.013）

party

0.277**（0.001）

0.012（0.155）

0.001（0.013)

控制变量

f-status

0.083**（0.028）

0.023（0.025）

0.042（0.084）

-0.046（0.076）

m-status

0.107**（0.032）

0.002

（0.004）

0.107（0.116）

0.042（0.104）

f-edu

0.022***（0.004）

0.003（0.005）

0.024（0.014）

0.013（0.013）

m-edu

0.012**（0.004）

0.002**（0.005）

0.024（0.017）

0.025（0.015）

hukou

0.089***（0.028）

0.119***（0.021）

0.011***（0.021）

0.110（0.082）

-0.110（0.078）

cons

3.110***（0.028）

3.407***（0.035）

2.932***（0.075）

2.932***（0.075）

3.049***（0.284）

2.765***（0.261）

调整R方

0.142

0.141

0.360

0.383

0.133

0.202

0.36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表4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女性）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自变量

edu-year

0.070***（0.003）

0.069***（0.004）

0.061***（0.010）

work-year

0.003**（0.000）

0.004**（0.001）

0.003（0.003）

num

-0.002（0.017）

-0.008（0.021）

0.006（0.019）

guanxi

0.025**（0.041）

0.035**（0.012）

0.023*（0.011）

party

0.374***（0.062）

0.351***（0.080）

0.201**（0.080）

控制变量

f-status

0.065**（0.031）

0.456（0.028）

0.032（0.075）

0.048（0.067）

m-status

0.050（0.038）

-0.014（0.034）

-0.019（0.094）

-0.045（0.083）

f-edu

0.016**（0.004）

0.008（0.005）

0.009（0.012）

-0.001（0.011）

m-edu

0.000（0.004）

0.004

（0.005）

0.010（0.013）

-0.001（0.012）

hukou

0.184***（0.030）

0.169***（0.028）

0.02（0.021）

0.010（0.073）

-0.001（0.012）

cons

3.245***（0.096）

3.422***（0.037）

2.793***（0.041）

2.632***（0.089）

3.744***（0.046）

3.438***（0.229）

2.857***（0.227）

调整R方

0.117

0.108

0.367

0.387

0.181

0.221

0.38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5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探讨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男性的平均职业地位比女性高出3.23%。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第二，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是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且无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因素，教育均能够促进职业地位的提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的职业地位也就越高，这对于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

第三，社会网络对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呈现出性别差异。社会网络对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并无影响，但对女性有显著影响。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社会关系以及获得党员身份才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

因此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男性相对女性而言，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原因在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占据优势，一方面在同等学历的条件下，男性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另一方面，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男性如果具有较高学历就能获取一份较为不错的职业，但女性仅仅拥有学历还是不够的，女性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还需要依靠社会网络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职业地位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如果男女两性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则会引发社会不公平、性别歧视等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女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女性在职业地位的获得中面临十分严重的不公平问题，那可能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制定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政策，帮助女性更好地的就业，实现职业的今生，从而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晓刚,张卓妮.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14(06):118-140+208-209.

[2]顾辉.城市职业女性职位晋升影响因素分析[J].调研世界,2013(09):24-28.

[3]吴帆,王琳.孰强孰弱:个人禀赋与家庭禀赋对城镇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5-11.

[4]李黎明.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与收入不平等——基于2008年CGSS数据的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S2):26-29.

[5]张文宏,刘琳.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一种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3,28(05):53-75+243.

[6]杨慧,张子杨.40年来中国行业性别构成变化趋势——平等还是隔离?[J].人口与经济,2019(04):122-134.

[7]Pearlman Jessica.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job mobility on earnings: The role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8,74.

[8]吴愈晓,吴晓刚.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J].社会学研究,2009,24(04):88-111+244.

[9]吴愈晓,吴晓刚.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J].社会,2008(06):128-152+226-227.

[10]吴晓刚.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08(06):33-57+243-244.

[11]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9(03):9-16.

[12]田志鹏,刘爱玉.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05):71-77.

[13]陈煜婷.职业流动、收入回报与性别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05):91-102+127.

[14]边燕杰,孙宇.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动员[J].社会科学战线,2019(01):231-239+282.

[15]邵宜航,张朝阳.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J].经济学动态,2016(06):37-49.

[16]李春玲.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状况分析[J].新视野,2002(03):56-58+68.

[17]白鹭. 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分层初探[D].中共中央党校,2010.

[18]陈煜婷. 社会流动背景下的性别收入差距[D].上海大学,2014.

[19]佟新.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J].妇女研究论丛,2010(05):12-19

[20]黄敬宝.寒门能否出贵子?——基于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作用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5(05):1-10+94.

[21]田北海,雷华,佘洪毅,刘定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重孰轻: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再探讨——基于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的综合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3(01):34-47+91.

[22]杨琳娜,谌新民.职业技能证书如何影响工资收入——基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J].学术研究,2019(12):104-111.

[23]周东洋,吴愈晓.职业培训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差距[J].江苏社会科学,2019(05):114-123+259.

[24]林蓉蓉.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官员晋升——基于1990～2013年省级领导晋升过程的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9(01):91-105+128.

[25]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77-89+206.

[26]周玉.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J].社会,2006(01):83-97+207-208.

[27]周玉.教育与农村女性代际流动——以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39-142.

[28]林南,孙准模,高柏,安真真.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以网络社会网与经济为例[J].社会学评论,2018,6(02):3-18.

职场文化差异范文第3篇

2008年11月14日，“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会议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项目介绍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国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对劳动力市场和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逐渐增长。在国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近十年来的热点之一，有许多大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理论，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研究研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把握当前性别分层形态和特征的关键点，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以期深入考察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探求社会政策干预方法，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减缓其对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项目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包括分析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生活史访谈、对单位组织的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个案深入访谈资料等，统计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单位调查数据等。不同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二、成果报告

1　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李春玲研究员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测量出4个年代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认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此后在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在解读不同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后，她指出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上升，是导致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的主要原因。预期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还将提高。不过，2000年以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性晋升到管理人员职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并未显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

2　两性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改进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式，李春玲研究员判断经济改革以来收入性别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市场竞争机制(人力资本因素)和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因素)共同促成了收入别差距的拉大。改革初期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拉大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结果，但在目前阶段性别不平等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多地采取隐性的形式如分配性性别歧视、估价性别歧视。数据分析证实，职业性别隔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各种领域和部门都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现象。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是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增强。市场化与收入别差距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

3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模式

李春玲研究员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剖析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评估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她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作用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工作年限和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有所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4　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通过受雇和失业分割、行业和职业分割两个层面，阐述了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指出女性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女性下岗失业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男性。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生命周期、女性人力资源积累、产业形态。企业雇主存在对已婚和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而婚姻和生育以及家务负担尤其是对农村户籍的打工妹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女性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工作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明显少于男性，因为机关单位领导和企业雇主不太愿意对女性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另外，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女性就业还不是很有利。在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局限了女性就业发展。为此他设计了解决女性就业不平等问题的两个路径。

5　工作场所的男女权威差异

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方面，石秀印研究员诠释了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的性别不平等，指出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影响职场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领域：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以及女性的人力资本特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男性；尽管家庭是男女两性共有的，但是男性的职务晋升所受家庭的影响较少；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致因，包括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掌控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排斥和工作场所中“男性同盟”对女性员工的抵制，以及现存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对女性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他还就如何才能改变权力关系的两性不平等提出设想。

6　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研究员解析了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她谈到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在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与市场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相比较，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在激发

经济活力的同时，给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一批女社会精英。但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和社会阶层等级秩序重新确立的过程中，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女性阶层结构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她呼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7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陈方教授汇报了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的研究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就业，妇女逐渐变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加剧了妇女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作为家庭成员，农村妇女是随户而不是作为社员进入合作社，男女两性在农业合作社内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她依据从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从性别需求人手，借助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农村妇女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通过资本、知识与技能、能力和选择权四个方面获取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有利于妇女发展角度，陈述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困难，揭示造成困难的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论述妇女赋权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8　流动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

中山大学罗忠勇博士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珠三角地区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流动劳动力在职业获得和职业转变、工作权益获得、工作感受、集体维权意识和维权行动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他表示，这些性别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和资源与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男女流动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企业和行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进一步造成了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权益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感受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男女在城市的地位获得和生存际遇，还会直接影响其在集体维权意识与维权行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他倡议相关的社会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取女性流动劳动力就业的公平。

9　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

王献蜜就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石彤教授与她共同完成的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成果做了发言。她对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概念进行界定，描述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和产生背景，评述就业性别歧视高层次化、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隐性化、就业率存在性别差异、职业报酬的性别差距所反映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呈现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缺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无社会性别意识、个人因素的制约等多层面分析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最后提出一系列消除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建议。麦可思公司周凌波先生则分享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数据。

10　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不平等

杨总结中国的男女教育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比例仍处于中间偏低水平。高等教育系统中性别分布的数据差距显示不同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机会、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存在性别不平等，而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加剧了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裂变。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因有碍人力资本素质、结构、效率的性别平等而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当引导政府、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家长、学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参与并采取有效策略改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

三、会议简评

职场文化差异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调查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0-0066-05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本文通过对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科学的统计，客观分析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提供现实的可靠依据。

一、调查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苏某职业院校三年制高职学生为对象（以下简称高职学生），不包括五年制高职学生。以年级为抽样层，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大一、大二、大三各5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47份，有效回收率为9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宋剑详、黄牡丹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自编《高职院校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该问卷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表和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评量表两个部分。问卷在正式施测之前根据访谈和试测反馈情况进行了适当修订。测评量表分为身心健康能力（1-10）、自主学习能力（11-20）、科学方法能力（21-30）、社会活动能力（31-40）、专业技术能力（41-50）、职场规划能力（51-60）、自我教育能力（61-70）、自主创新能力（71-80）等8个维度。每个维度10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记分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记1～5分，10个项目平均得分即为该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在该维度上的能力越强。所有项目均分即为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得分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为了检验研究工具的可靠性，我们借助SPSS19.0统计软件对量表进行了检验。统计结果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18，分半信度为0.831，表明该量表有非常好的信度。8个维度之间以及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非常显著性水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用来研究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施测过程

由专业人员担任主试，适当解释此次调查的目的，告知被试本次调查是无记名的，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我们会对测量结果绝对保密，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独立完成所有选项。为了提高测量的有效性，问卷前言专门留有特别提醒，告诉被试如果有意向知道自己的测量结果，可以与我们联系。测试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

（四）数据处理及统计

剔除无效问卷，选择可靠问卷，将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采用Excel 2003及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运用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研究结果

（一）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情况

被试在可持续发展能力量表上所得的分数越高，表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根据可持续发展能力直方图可以清晰看出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布情况，结果见图1。

从直方图来看，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成正态分布，经检验Kolmogorov-SmirnovZ=0.618，P=0.839>0.05，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判断。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平均得分为3.91±0.616，与理论中值（M=3）比较有非常显著差异（t=17.806，P=0.000），与良好值（M=4）比较无显著差异（t=-1.861，P=0.065>0.05），表明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进一步统计结果显示，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最高得分为4.95，最低得分为2.06。同时，多于50%的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于3.91（均值），表明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二）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维度差异情况

结果显示，高职学生在各维度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最低，自我教育能力得分最高。在身心健康能力上，标准差最大，结果如表1所示。

为进一步考察高职学生身心健康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互相差异情况，本研究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维度之间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表3。

表2显示高职学生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7.141，P<0.001）。表3进一步显示，身心健康能力与社会活动能力、自我教育能力比较具有非常显著差异（P<0.001），与科学方法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自主学习能力与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自我教育能力比较具有非常显著差异（P<0.001），与职场规划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科学方法能力与专业技术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社会活动能力与专业技术能力比较具有非常显著差异（P<0.001）;专业技术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比较具有非常显著差异（P<0.001），与职场规划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职场规划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自我教育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由此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各维度上具有不平衡性，也进一步说明了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水平最不理想，身心健康能力次之，自我教育能力发展水平较好。

（三）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情况

1.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性别对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性别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科学方法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优于女生，结果见表4。

2.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情况

对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与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专业技术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0.001）。自主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存在显著差异（P<0.05）。身心健康能力无显著差异。担任学生干部的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高职学生，结果见表5。

3.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情况

不同年级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P<0.05）;专业技术能力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0.001）。表明不同年级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来说，三年级高于二年级，二年级高于一年级。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一年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二年级比较无显著差异，一年级、二年级与三年级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结果见表6。

4.高职学生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在班级管理模式上的差异情况

不同班级管理模式与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身心健康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0.05）;专业技术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不同班级管理模式下的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民主型班级管理模式下的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各维度均显著优于放任型班级管理模式下的学生。结果见下页表7。

四、分析与讨论

（一）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情况分析

目前，有关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理论探讨阶段，大多是定性分析，有关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宋剑详老师于2012年设计了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量表并实施了测评，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是，这一实证研究与本研究的视角不尽相同。本研究发现，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上发展态势良好，与理论中值（M=3）比较有非常显著差异（t=17.806，P=0.000），与良好值（M=4）比较无显著差异（t=-1.861，P=0.065>0.05）。这与被试所在学院近年来高度重视素质教育不无关系。徐警武在《大学素质教育新视角：促进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大学素质教育与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联系，论证了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指出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大学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与加强。被试所在学院近年来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制定了《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等配套办法，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量化考核并与各级各类评奖评优严格挂钩，有力促进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应该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艺术修养等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品格，所有的教育活动都要围绕这根主线来展开。同时，我们还发现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于3.91（均值）。有些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较低（最小值为2.06），远低于平均水平;有些学生则得分较高（最大值为4.95），远高于平均水平，有两极分化趋势。这说明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我们整体推进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工作，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个别指导。

（二）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维度差异情况分析

高职学生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维度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各维度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见表1、表2、表3）。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各维度上得分后三名依次是自主学习能力、身心健康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这三个维度与其他五个维度均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们教学改革在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基础上，应该注重挖掘学生自主学习潜能。周丙洋认为，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要素包括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突出的技术能力、较强的自主学习力和终身学习意识、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强烈的创业精神等。在现代社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日新月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掌握的知识与技术技能在进入社会以后必然会与现实岗位和行业发展实际相脱节，这就需要我们的专业教学不再是静态的传授某些知识与技术技能，更多的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要“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同时，在身心健康能力上，标准差最大，说明个体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注重学生的心理品质和身心素质的培养。当然，我们也发现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发展较好的一面，自我教育能力得分最高，其次为社会活动能力，再次为自主创新能力。这表明高职学生自律意识较强，人际沟通与协作能力较好，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与我们重视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深入开展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发展学生们的个性，增强其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很大关系。

（三）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情况分析

从性别上分析，男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高于女生，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表现在科学方法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这两个维度，这可能与专业特点有关系。总体来说，男生对兽医类专业更感兴趣，具有积极探索、科学求知、主动创新的欲望。学生干部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除了身心健康能力之外在其他方面均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这一方面说明学生干部在工作中确实提高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学生干部身心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也间接说明高职学生身心健康能力需要我们加大关注力度。不同年级高职学生除了身心健康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之外，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其他维度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总体来看，三年级最好，二年级次之。但是，一年级与二年级比较无显著差异，三年级与一年级、二年级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这说明被试所在学院采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措施是有效的。不同班级管理模式对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具有较大影响，民主型班级管理模式下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各维度均显著优于放任型班级学生。虽然放任型班级寥寥无几，但其危害性不容忽视。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情况提醒我们对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要分类进行，同时尽可能细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内容，有针对性开展训练。特别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是辅导员、班主任应该加强班集体建设，积极构建民主型班级管理模式。当然，各高职院在班级建设中应该加强引导，杜绝放任型班级管理情况发生。

五、结论与建议

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态势良好，个体差异较大，具有提高的可能性;有部分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较低，应该加以关注。在各因素上表现出不平衡性特点，自主学习能力、身心健康能力迫切需要提高。

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学生在毕业后连续不断地学习、积累和进取，将知识、经验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技术，并适应社会，不断提高的发展能力。高职院校发展方式从内涵与外延并重向内涵发展为主体转型，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影响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并在身心健康、自主学习、科学方法、社会活动、专业技术、职场规划、自我教育、自主创新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培养措施。

参考文献：

[1]宋剑详，程文玲，孙秀萍.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测评报告――以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为例[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4）：17-24.

[2]黄牡丹，杨文丽，张驰弘.对高职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构维度及内容的思考[J].职教论坛，2012（20）：13-14.

[3]徐警武，别敦荣.大学素质教育新视角：促进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J].机械工业高教研究，2000（4）：12-16.

[4]葛道凯.职业院校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教育[N].中国青年报，2014-04-28（7）.

职场文化差异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市场细分 消费者

1.引言

市场细分是企业实施差异化营销的基础，一般地，市场细分多采用人口统计变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者需求层次不断提升。消费者不仅关心产品使用价值，更关心产品的文化内涵，产品变成某种象征的一种载体，消费逐渐变成了符号消费。基于此，区分消费者不仅从经济角度分析，更应该从文化视角考察，以文化差异区隔消费者，实施文化营销。

2.消费者需求差异性是文化与购买力各自作用的结果

营销学中需求等于“购买欲望+购买力”。购买欲望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动机、愿望和要求，基于人类维持发展生命而产生，是因消费者心理“缺乏”而体现的出意向、愿望，是人的一种天生属性。购买欲望决定于消费者的需要和购买产品的预期利益。

需要是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是内外环境的客观要求在头脑中的反应。消费者需要总是指向某种东西、条件或活动的结果等，形成需要的这种指向取决于两个因素：①市场上的商品或服务。心理“缺乏”的满足内容与方式决定于现实生活中能提供什么，人们不会超越现实而寻求心理“缺乏”的满足。②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缺乏”的满足受制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作用于消费者，使消费者形成偏好。

文化差异性一般表现为利益观的差异、价值核心的差异、对待传统习俗的态度的差异和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等，导致人们思想、认知、情感、信仰、行为等各不相同，因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文化差异性对需求的作用表现为：①需求内容（即满足需要的内容）上的差异。满足同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其指向是不一样的，偏好也不一样。②消费文化的差异。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影响其购买决策因素、购物的目的、消费方式、对品牌的要求、购物选择习惯等各不相同。③消费行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影响认知需求，影响消费者对于信息的搜寻行为和产品替代方案的评估，影响购买行为。

因此，分析市场，一方面要考察消费者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考察消费者的文化背景。综合考虑购买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科学进行市场细分，准确选择目标市场，制定合适的文化营销策略。

3.文化差异细分市场的标准选择

文化差异性也以理解为文化的多样性。从民族、国家或地区看，文化差异性主要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矿藏资源等客观因素以及历史文化积淀、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从社会个体角度看，文化差异性除了其本身文化背景外，还源于教育、社会身份（或角色）等因素。

文化差异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间接作用于消费者；文化差异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直接作用于消费者。文化差异通过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使消费者具有明显差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包括行为方式），也使作为社会人的消费者因社会身份、社会阶层不同等而具有明显差异。因此，以消费者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为依据细分市场，能够更好地全面满足消费者物质和文化需求。

3.1价值观细分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

价值观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系统。德国哲学家斯普朗格在《人的类型》一书中提出了六种类型的价值取向：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据此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用于测量和研究价值观。下面是六种价值观取向的人的特点。

①经济型。以有效和实惠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实惠的就是最有价值的，具有务实的特点，追求财富，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

②理论型。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理性价值的人把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具有智慧、兴趣，求知欲强，富于幻想，重视用批判和理性的方法去寻求真理。

③审美型。以外形协调和匀称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把美和协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追求世界的形式与和谐，以美的原则如对称、均衡、和谐等评价事物。

④社会型。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把为群体、他人服务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热心权利、影响和声望，喜欢支配和控制他人。

⑤宗教型。以信仰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信仰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最高的价值是统一和整体，相信神语和命运，寻求把自己与宇宙联系起来。

⑥政治型。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类型的人把权力和地位看得最有价值。

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行为取向和需求，可以依据价值观的类型将市场分为不同的子市场，采取相应的营销措施。

3.2社会身份细分

身份就是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社会属性及其社会位置。中国是个讲究身份的国度，国人总是带有身份制的行为倾向，或者要做的行为与这种身份制不符、有冲突时，行为主体会产生心理不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身份为重。身份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甚至也成为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因素。

身份情结影响不同身份消费者的需求。从消费心理角度看，产品逐渐成为一种符号，符号消费与消费者身份构建和社会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在购买某件具有符号意义的商品时，购买者将物品的使用价值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件物品能给他带来的现实与社会意义。同样身份的消费者需求具有相似性，不同身份的消费者，需求具有差异性。

中国古代社会身份制度主要体现在君权、父权和夫权上。社会变迁，身份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可分为户籍身份、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单位身份、职业身份等。

①户籍身份。即依据户籍所在地进行划分，包括城乡居民。城镇又分为大、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根据工作地分为留守人员、外出务工人员等。

②劳动人事档案身份。干部和工人，其中干部分为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非公务员），行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

③单位身份。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不同性质企业等。

④职业身份。包括自由职业者和单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人员等。

3.3社会阶层细分

社会阶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为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由于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支出模式上的差异、休闲活动上的差异、信息接收和处理上的差异、购物方式上的差异等。

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献中在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陆学艺教授等将改革以来的社会分化表述为阶级、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对于市场上的现有产品和品牌，消费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们归入适合或不适合哪一阶层的人消费。当然，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处于某一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会试图模仿或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因此，依据社会阶层进行市场细分后，在具体制定营销策略时，应该考虑这种情况。

3.4生活方式细分

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分析，生活方式一般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等内容，即人们花费时间和金钱的类型，它通常反映个人的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化”一项重要内容，决定了个体社会化的性质、水平和方向。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活方式不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往往对某一生活方式的特定形式发生直接影响。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制度，则规定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的社会类型。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政治法律、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影响着生活方式的具体特征。人们的具体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教育程度、闲暇时间占有量、住宅和社会服务等条件的差别，使同一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职业群体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形成明显的差异性。

对生活方式可从多种角度作类型学分析。①按主体的层面不同可划分为社会、群体和个人三大类型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生活模式的总体特征。群体生活方式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各职业集团，以至家庭生活方式等庞大体系。某一社会、群体、个人生活方式是该社会中生活方式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表现形态。②按生活方式的不同领域，可划分为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宗教生活方式等。③按不同的社区，可分为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两大类。④按时代特征，可分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传统社会生活方式。

4.结束语

市场细分的关键在于细分标准的确定。文化的要素很多，基于文化差异细分市场相应地也有很多可选择的标准。但是从影响消费者需求差异性及细分的可行性角度看，价值观、社会身份、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当然，四个可选择的标准本身也包括很多内容，细分市场时应结合企业营销战略及营销内容的需要，确定最佳的细分标准组合。

基金项目：武汉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商业文化研究所项目。

参考文献：

1.余妍，中国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社会身份建构――基于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符号消费研究〔J〕，海外英语，2011（5）。

2.王立平，身份――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5）。

3.阳翼，“生活方式”研究综述：一个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8）。

4.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新趋势〔J〕，科学社会主义，2004（1）。

5.陆学艺，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