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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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第1篇
老年人骨质容易发生退行性病变，因此当出现轻微的撞击或碰撞时即可发生骨折[1-2]。老年患者骨折发生后需长时间卧床休息，加之生理机制减退，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其中深静脉血栓（DVT）对患者危害较大[3-4]。DVT的发生与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流不顺畅有关。DVT脱落后可引起肺栓塞，增加患者猝死发生率[5-6]。通过预防性改善患者血液高凝状态，促进血液循环能有效预防DVT的发生[7-9]。本研究旨在对老年骨折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探讨其对骨折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及对DVT的预防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南昌市第三医院骨科收治的128例老年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CT或X线诊断为下肢骨折；（3）能配合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4）对本研究知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排除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性疾病、意识模糊、精神障碍的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64例，其中观察组男38例（59.37%），女26例（40.63%），年龄60～78岁，平均（71.25±4.38）岁，骨折原因：跌伤38例（59.37%），车祸26例（40.63%）。对照组男37例（57.81%），女27例（42.19%），年龄60～79岁，平均（70.78±4.25）岁，骨折原因：跌伤35例（54.69%），车祸29例（45.3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骨折原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性护理，包括基础护理、监测生命体征、健康教育。基础护理包括对骨折伤口进行消毒、清洁，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同时给予抗生素药物预防围手术期感染。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预见性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1）心理支持：老年患者合并多种内科疾病，后容易由于疼痛、行动不便，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术后给予患者心理干预及指导对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具有重要的意义。护理人员做到向患者详细介绍病情，耐心与患者沟通，鼓励患者早期康复锻炼，树立患者疾病治疗信心，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2）疼痛护理：术前向患者讲述疼痛发生的原因及预防处理措施，让患者有足够心理准备，并与患者多交流，转移患者注意力。指导患者减轻疼痛技巧，对疼痛原因不明或疼痛难以忍受的患者可给予小剂量止痛药物治疗。（3）饮食指导：指导患者多进食高纤维、高蛋白、易于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进食高脂肪物质，以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循环。同时围手术期间应嘱咐患者戒烟戒酒。术后积极帮助患者恢复患肢健康，指导患者积极开展主动或被动运动，让患者多进行踝关节背伸、伸膝、旋转等运动。（4）DVT预防：术前对骨折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向患者讲解DVT发病原因、临床症状及临床预防处理措施，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史、肥胖及吸烟等DVT高危人群应详细告知患者DVT的危害及预防知识。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对患者做好饮食护理、功能锻炼、护理及出院指导。保持大便通畅，避免腹腔压力增加而引起静脉回流受阻。以高于心脏平面20～30 cm的高度抬高下肢以促进血液循环，定时按摩患者下肢肌肉，进行被动运动，促进下肢静脉回流。护理过程中密切留意患者下肢肿胀、皮肤温度情况。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3 mL，离心处理后留取血浆，采用美国Cardiodynamics公司生产的Bioz.Com数字化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仪测定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红纤维蛋白原（Fb）、全血黏度（nbl）、细胞沉降率（ESR）、红细胞比积（HCT）、高切变率下全血黏度（nbh）、血浆比黏度（np）。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并发症分析 观察组DVT、术后感染、便秘、压疮等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3.12%、4.69%、3.12%和0，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流指标分析 两组干预后ESR、HCT、Fb、np、nbl和nbh较干预前均有显著改善（P
3 讨论
DVT是一种静脉血流障碍性疾病，多发于下肢骨折老年患者，DVT脱落后容易引发肺栓塞从而导致患者猝死。近年不少研究指出，DVT的发生与患者年龄、感染、肥胖、骨折史、DVT疾病史等因素有关[2，7-8，10-13]。此外，手术因素如麻醉方式、手术创伤等均可对患者血管壁造成损害，从而增加患者DVT发生风险[14]。蒋洁等[7]认为高血脂可导致血液高度凝固、聚集，从而影响血液循环，增加DVT发生率。张霞等[8]认为骨折术后疼痛可增加患者卧床时间，从而影响患者下肢血流循环，使得患者血液阻滞，增加DVT发生风险。
DVT发生不仅影响患者术后康复，而且对患者术后生存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15]。尽管目前已有相关药物治疗DVT，但患者疗效不佳，容易复发[16]。本研究对老年骨折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包括术前及术后护理干预，以预防DVT发生，降低骨折患者并发症。术前积极预防DVT发生对降低老年骨折患者病死率具有积极的作用。术前对骨折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可消除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遵医行为。老年患者由于各器官功能处于衰退期，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患者容易感染病原菌。术前对患者进行饮食干预，多摄取富含蛋白及维生素的食物，可提高患者免疫力，降低患者术后感染风险。患者术后由于长时间卧床休息，导致肠道蠕动功能下降，因此患者术后容易出现便秘。多进食一些富有营养易于消化的食物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患者胃肠功能，从而能预防患者便秘，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术后向患者讲解DVT发生原因及预防措施，有助于提高患者对DVT的认识，大大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同时指导患者早期康复功能锻炼，有利于促进患肢血液循环，改善患肢血液高凝状态，促进患者康复。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认同 文化身份焦虑 EFL 学习者
“文化认同 ”即 “文化身份认同 ”（cultural identi-ty），是指某个文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成员身份（文化归属）的认同感。
从宏观上讲，文化身份是指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从微观上讲，文化身份代表着同一主流文化群体中因个体的职业、地域、受教育情况、经济收入等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具有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同一文化群体使用同一文化符号，具有相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同时文化身份又具有动态性，即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个人的成长，文化身份可能会随之改变，得以重新建构。
“文化身份焦虑” 是由文化问题而产生的身份焦虑情绪，即对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问题。
这种焦虑情绪在跨文化交际中会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不对称，甚至情感的挫伤，弱化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有效进行。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学习者的文化身份焦虑指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了外来文化，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身份焦虑。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文化过度欣赏和向往，对中国文化缺少认同和自信，产生迷茫、怀疑、排斥、甚至否定等心理。它反映了 EFL 学习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迷失、模糊和不确定性。
如何保障 EFL 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对等，使他们不仅掌握目的语文化，还能学会如何使用目的语来表达中国文化，继承和传播中国文化，达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需要在英语课堂上进行双重文化的教学。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配合。
一、教育管理部门
1.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纲中中国文化目标的缺失，是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失语的根本原因。建议教育部之后出台的《教学指南》，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教育的目标，规定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将表达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词汇列入大纲词汇表。
2.学校层面。调整课程设置，增加中国文化类英语课程。增设《英语话中华》、《中国文化概况》、《中国文化掠影》 等关于中国文化类的英语课程，给学生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掌握更多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教师
1.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增加中国文化元素。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中，往往是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有关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介绍少之又少。对此，教师在选用或编写教材时，要注意增加中国文化内容，补充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语表达方式，使学生能用英语恰当地表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增强他们跨文化交际的信心。
2.课堂教学多渠道互动，增加中国文化体验。可通过多媒体为学生创设更加自然、真实、有趣、轻松的语言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可要求学生在给定的具体场景和大量语料中进行短剧表演、角色扮演、情景对话和演讲等，激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还可以通过翻译、写作等形式来培养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元素的能力。通过这些方式，学生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中感受文化氛围，体会中西方文化差异，消除文化身份焦虑，增强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
3.发挥测试的指挥棒作用，增加中国文化的测试内容。
三、学生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增强他们的自我文化意识，中国文化的输入才有保障。因此，教师要引导他们多途径、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英语”，鼓励他们阅读英文原版或英汉对照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及中国文化读物，通过报纸（如《中国日报》、《21 世纪英文报》）、电视（CCTV 英语新闻频道）、互联网等渠道学习中国文化元素的英语表达方法，增大中国文化输入。同时利用各种与外国友人相处的机会，积极主动地沟通交流，以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总之，全球一体化衍生了跨文化交际，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重要性也被过分强调。研究发现，EFL学习者接触了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增强了目的语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削弱了母语文化身份的认同度，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和学生共同努力，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输入并行，接受目的语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要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学会用英语流畅地表达中国文化，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2000，（1）.
[2]韩海燕.中国语境下 EFL 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12）.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多发性硬化；尿酸；神经伤残程度；EDSS评分
[中图分类号] R74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9（a）—0017—02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性疾病，临床症状多样，最主要分型为临床缓解型，致残率较高，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目前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研究认为它是多种因素共同致病的结果，其中免疫介导的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1]。近年来发现尿酸（UA）对多发性硬化患者具有一定的保护甚至是治疗作用[2]，本文通过多发性硬化患者血清尿酸水平与其神经伤残程度相关性的研究，以进一步探讨尿酸在多发性硬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Poser的MS诊断标准（临床或实验室证据支持），选择2000年1月～2010年1月于本科住院确诊的多发性硬化患者68例为研究对象，均为复发缓解型。其中，男11例，女57例，年龄22～65岁，平均（39.1±9.6）岁。MS缓解期为急性期患者经治疗症状缓解后，急性期为原有症状加重、恶化或突然出现新症状者。另选择同期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68名为对照组，其中，男10名，女58名，年龄20～65岁，平均（37.9±10.1）岁。两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临床可比性。
1.2 方法
1.2.1 MS患者血清尿酸检测方法 分别于急性期及缓解后抽取MS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静置1 h；4℃，3 000 r/min离心15 min，分离血清；血清UA水平的检测采用日立全自动生化仪进行。正常参考值208～428 μmol/L。
1.2.2 扩展残疾状况评分量表（EDSS）评分 EDSS量表被认为是目前评价多发性硬化患者神经功能残障程度的金标准。利用EDSS量表评价MS患者缓解后（治疗满6周）的神经伤残程度[3]。
1.3 统计学分析
对所有资料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性别、年龄、患病时间、血清UA水平对EDSS评分的影响的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清UA水平检测结果
具体结果见表1，MS患者急性期、缓解期血清UA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MS患者急性期血清UA水平明显低于缓解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MS患者的EDSS得分及人口统计学
本研究MS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点见表2。
2.3 MS患者性别、患病时间、血清UA水平与其缓解期EDSS得分的回归分析
MS患者的患病时间及血清UA水平对其EDSS得分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血清UA水平与EDSS评分呈显著负相关；患病时间与EDSS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表3）。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发现免疫学因素在MS发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免疫细胞的效应阶段发挥作用的过氧化亚硝酸盐（ONOO—）[2]。在神经元变性病中，ONOO—是氧化应激和兴奋性毒素所组成的终末毒性途径的关键因子，在炎症、脱髓鞘损伤过程中有重要作用[4]。
尿酸（UA）为体内嘌呤核苷酸代谢的终产物，是内源性的抗氧化剂和ONOO—的天然清除剂。从本研究结果中亦同样发现无论MS患者急性期或是缓解期，其血清UA水平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人群。本研究还发现MS患者急性期血清UA水平显著低于缓解期，这与Toncev G等[5]发现的MS急性复发的患者给予甲基泼尼松龙治疗后血清尿酸水平渐升高的结果是一致的。但MS患者血清UA水平降低是原发性还是继发于MS中其他病理过程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发现MS患病时间与EDSS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曾有研究发现EDSS评分3.5分的MS患者血清UA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血清UA水平与EDSS评分呈显著负相关的结果，说明UA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MS患者神经功能伤残的发生率，这与目前一些研究[6]中所提到的UA对MS保护性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进一步为临床中尿酸治疗MS患者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MS患者血清UA水平与其神经伤残程度密切相关，UA对MS有重要作用，升高血清UA水平可能成为一种有效治疗MS的方法，希望本研究可以为MS的治疗进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商永华，林海谅. 多发性硬化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11，32（3）：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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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tgiu S，Pugliatti M，Sanna A，et al. Serum uric acid and multiple sclerosis[J]. Neurol Sci，2002，23（4）：183—188.
[4] Gonsette RE. Oxidative stress and excitotoxicity：a therapeutic issue in multiple sclerosis？ [J]. Mult Scler，2008，14（1）：22—34.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理论
文化 生成 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133-0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文艺、哲学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把握好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意义及本质，成为我们探讨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理论，更是我们探讨文化生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文明观，而在这一社会文明观的影响下，精神分析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文艺、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使得这些学科精神分析化。这源于弗洛伊德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渊源是叔本华、尼采的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病患者增多，到了18世纪末，精神病患者开始被社会承认与重视并得到了人文关怀与人道治疗，这为弗洛伊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弗洛伊德是学医的，他对精神病的解释及治疗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哲学、社会、医学的融合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深入反思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化见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病的治疗技术，二是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弗洛伊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无意识”这个被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上。在他看来，心理学就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人的精神过程就是无意识过程，而意识部分内容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因而并不重要。同时，无意识领域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性的本能冲动就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主要就是寻找隐藏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病原，将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揭示症状的真面目，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这样的研究，便形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又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二、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内涵
（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文化
生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无意识。对无意识领域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人类文化、社会、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不仅关心人、研究人，还以人为目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进而从“人的文化”折射出“社会的文化”。因为，人的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精神疾病的反映。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把人类的心理文化划分为三层，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则把心理文化发展为人格文化学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无意识，是本能和欲望，它不为社会、不为个人意志所允许，往往被压抑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智慧，正如孔子的“明德”理念，即人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德和智慧，人要擦亮之使其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性本能说，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乃至文艺创作只是依赖于对人的本能欲望中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里比多”的摄取和表现。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超我”，是指挥“自我”向“本我”施加压力的最高层次的人格，一旦这种“超我”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类完全可以用自我之手加以毁灭。可见，“超我”是后天的产物，产生于自然，但又不属于自然的范畴。
事实上，“超我”是由家庭、社会、文化、历史形成的对人内心世界的压力，是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在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积淀产生无意识，再由个体的无意识凝结成群体的无意识，从而最终形成超越个人力量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人有可能失去本真的自我，于是便出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的自我。在文明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一步步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观念、习俗，成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选择、信仰模式和思维方式，且深深地隐藏为人们的心理态势。可见，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定势，是人们思维言行生活情趣的规范，也是一种“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识总是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不为人所知晓，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非自觉的意识。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文化观
最初，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后来他把研究目标指向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上，并提出了有关的社会文化观点，这使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融合，由此而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体系便发展成为一种人性哲学、文化哲学。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显然，文化（文明）不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是由于自然界加给我们的那些危险，我们互相联合起来了，并创造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内在条件，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特点。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文明）与本能是相反的，文明就是对本能的超越与压抑。文明还要求限制人们的攻击性本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因而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类很难感到幸福。在弗洛伊德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了人类社会文化，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社会文明。可见，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尖锐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建立文明社会，丰富文化生活，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幸福，而实际上当代社会的文明离人类的幸福期望还具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而，弗洛伊德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的文化，正确对待人的各种本能，必须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既要满足人的本能需求，又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以此来达到解决文明中的冲突。如我们社会所实行的一夫一妻、禁止等制度，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限定人的性本能的范围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化、文明的发展，并看到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和差异。但他把文明与本能分裂开来，认为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否定、限制与压抑，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能总是以文明的形式表示出来，受文明的制约。同时，在文化（文明）的引导下，本能也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精神分析与文艺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虽然意味着本能的压抑，但这种压抑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这就涉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和作者所受本能欲望的压抑都得到补偿或变相的满足。一切文艺作品都和梦一样，是欲望的化装，是一种弥补。实际生活上有缺陷，在想象中求弥补，于是才有文艺。这样，文艺创作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文艺观的基本观点是：文艺本身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是得不到满足而转入其他排遣途径的性能量的创造物。因此，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而文艺作品则是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它使人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满足，从而使压抑的本能得到了一种健康的满足。可见，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一方面是提倡无意识，另一方面是主张幻想，从而形成了新颖的文艺心理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并不是从社会生活而是从个人心灵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否认了现实生活对个人心理及文艺的影响，又把艺术完全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种文艺观使文艺脱离了现实，走向虚无缥缈，最终对文艺是有害的。
三、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现代精神分析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建立的精神大厦的框架内，那么，精神分析的未来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适应性”的概念。“适应性”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整个框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适应的才是健康的”。因此，人们便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应自己发展的东西，而适合自己的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才获得一种真实的健康，而不是失去适应而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
其次，是精神分析的生物学趋势，即人的心理活动接近于动物习性。但是，把人“生物化”也是一种危险，如用克隆人去发动战争，这与今天美国研究的用机器人去发动战争一样，最终会毁灭人类的社会文明和物种文明。
最后，是东方哲学引导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者说是精神分析被东方哲学生活化。东方哲学的起点是整体观，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而精神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分裂的、破坏性的，强调的是主客观分离。可见，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一些系统观点，无不受东方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实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分裂性的，一极是强调整体和综合，甚至是整合。但更大的希望在于精神分析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东方。当然，这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西方。但作为东方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肩负起精神分析未来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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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华富.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车文库.弗洛伊德主义评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6]杨一涛.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一点新认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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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光荣.弗洛伊德社会文化观述评[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9]张宁.精神分析学一个重要概念演变的文化意义[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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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祖伟.精神分析理论与现代社会文化[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精神分析；诠释学；弗洛伊德；荣格；霍妮；宾斯万格
正如弗恩指出的：“精神分析始终内含着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它主要来源于西方思想中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而不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弗恩，1988，p.1）。其中，作为探幽人的精神世界的西方哲学思潮的诠释学，在精神分析运动百年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愈来愈彰显出其价值与重要性，弗洛伊德及其之后的荣格、霍妮和宾斯万格等精神分析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不同时期诠释学的影响，其理论观点和治疗方法都具有明显的诠释学特征。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诠释学倾向
尽管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看似合乎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他的许多主张都带有明显的人文科学特别是诠释学的特征，尤其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梦的解析》，仅从书名上就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诠释学。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确受到了诠释学的影响，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特征，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案例治疗上，弗洛伊德都践行着诠释学方法，这既是因为他受到了当时所处文化氛围的影响，也是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种必然需求，正如他所宣称的：“你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我们的心理学的目的何在，我们并不单纯去描述现象，而是要把它们作为某些力量在精神内发挥作用的信号，作为某些正在力求达到一种目的的倾向，某些共同合作或相互对抗倾向的表现来理解”（杨清，1986，p.346）。
斯蒂尔（Robert Steele）曾明确指出，“精神分析无可非议地是诠释学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方法，还有他对理解的概念化，理解是在两个人之间以语言确立的，将解释定位在精神分析的核心。它作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身份是有疑问的，而弗洛伊德的观点与现代诠释学家们的观点在自我反思、意义和有效性上的一致，使得我们把精神分析看做是如下学科的范式：通过对潜在的、潜意识的或不易理解的东西的解释，关注不断增长的自我理解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学科”（Steele，1979，p.409）；阿根廷精神分析学埃切戈延（R.HoracioEtchegoyen）也认为：“弗洛伊德工作有许多方面必须被置于诠释学的领域中……贯穿于弗洛伊德的著作，许许多多段落中，精神分析都是与人文科学相联系的，而且，在这些段落中，这位创立者含蓄地采取了一种诠释学立场。”（Etehe-goyen，1993，p.1111）
弗洛伊德所表达的“梦的成分的性质不是原本存在的东西，而是做梦者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的替代物”、“梦因为有了愿望而引起，并且梦的内容就是愿望的迂回曲折地实现”、“梦的象征手法实质上就是一种比拟，尽管不是一种随意的比拟”（弗洛伊德，2007，p.95、p.109、p.131）等等关于梦的这些主张，都可以在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那里找到支撑：“在许多不同的思想线索里存在一种类似关系，所以某物能促进其他某物；例如，在物理自然的东西和道德伦理的东西之间，在音乐艺术和视觉艺术之问就存在一种类似关系。但是我们应当仔细发现是否对我们发觉譬喻表达式有任何指示。”（洪汉鼎，2001，p.56）施莱尔马赫详细谈到了“譬喻性的解释”，甚至可以用来作为弗洛伊德的梦论源头之铺垫，或者说是更好地阐明了释梦的根据。霍伊特（Michael Hoit）也指出：“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认识论模式与弗洛伊德的临床理解模式相似，因为它们都试图通过认同过程获得对文本创造者意指的意义的客观看法。在两个模式中，都有一个信念，即存在一个客观的外部现实，是与观察者分离的，可以被重新建构。”（Hoit，1995，pp.15-16）
另一位诠释学家狄尔泰的许多观点也都可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找到相似之处，“早期的弗洛伊德采取坚定的实证立场，根据实证原则寻找有关心理的科学；后期的弗洛伊德则将意义置于解释性分析这个支点中，因而很可能在狄尔泰那里找到了同盟”。（Tauber，2010，p.93）弗洛伊德在开始建造他的精神分析大厦之时，正是狄尔泰将诠释学从解释书面文本的方法发展成为解释整个精神现象的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之时，其出版的《精神科学导论》（1883）、《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1894）、《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1907—1910）等著作对相关问题作了论述，也可以为弗洛伊德提供一个参照。
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潜意识，潜意识的内容平时都被压抑着无法进入意识层面，而是通过做梦、神经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失误等以符号的形式展示其意义，这些符号则是显梦、神经症症状、自由联想所报告出来的言语文本以及口误、笔误等，精神分析就是要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分析来获得隐藏在其背后的潜意识的真实意图，是运用解释的方法由表层意义探索深层结构的释义过程，其程序是：潜意识一意义象征一解释一为意识所了解一理解。这正是狄尔泰所强调的：理解就是从生命的外在表现中获得内在的生命知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在外在世界的物质符号基础上理解内在的东西的活动。
二、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诠释学体现
诠释学的目的是阐明符号所表征或代表的意义，但意义不能直接观察到，需要进行解释或阐释。与此相对应，荣格（Carl Gustav Jung）把他自己的幻觉和梦作为文本解读，把他游历世界的所见所闻也作为文本解读，把患者的梦和联想作为文本解读。简言之，他把人类心理看做一个有价值的文本进行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和解读，并且把这些解读与自己关于文学、艺术、历史、神话、宗教的思考相结合，“从根本上讲，荣格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活动；荣格的学说，本身就是一种关于阐释的学说”。（冯川，1996，p.248）
1986年，“荣格与人文学科大会”在纽约召开，此次会议的宗旨是要对荣格思想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发挥的卓越而有争议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并且重点放在确定其对当代诠释学方法所做出的贡献上。参会者对荣格及其思想展开了内容广泛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下，从哲学、文学、神话、宗教、历史、艺术等众多方面探讨了荣格对文化诠释学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于1990年以《荣格与人文学科：走向文化诠释学》为题出版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巴纳比（Kafin Barnaby）和达西尔诺（Pellegrino Dacier-no）在这本论文集的前言中指出：“荣格的阐释学首先是象征的阐释学，并且正因为如此而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和积累性的运用而展开。对此，最好的隐喻很可能正是荣格本人在《回忆、梦、反思》中提到的小孩搭积木的游戏。它的任务并不是将意义回复到象征与梦的文本中去，而毋宁是展开一个过程，任由这过程产生出意义的多元，却并不匆忙而对其最终的意义做出不容质疑的决断。”（冯川，1996，p.255）
荣格尤其重视梦及其象征意义，致力于挖掘原型与象征的潜意识内容，而通过诠释学视角，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荣格的各种原型的意义，如人格面具、阿妮玛、阿妮姆斯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形式来进行分析。荣格的原型说是其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他对原型的研究是从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来考察的，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现象，有助于寻找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历史积淀的深层内容。集体潜意识，作为所有一切原型的储藏所，强调的是精神发展中先于人体结构组织的一些因素，涉及诸如超自然的神秘事物的同步性原理以及智慧老人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带有假设性质，无法通过直接的科学实验来检验，需要从诠释学角度来理解。而反之，这些心理学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方法为诠释学所用，用以对各种文本所涉及的心理进行阐释。
荣格的治疗思想也反映出明显的诠释学特征：他将心理分析划分四个阶段——倾诉、阐释、辅导、转化，虽然患者的症状在倾诉阶段有所缓解，但关键的问题是要帮助患者发现潜意识的意义。例如，个体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情结，深深根植于患者神经症症状之中的情结具有消极意义，而分析的目的不是要让人消除或根除这些情结，而是通过觉察与理解情结在心理与行为所起的作用来降低情结的消极影响。
三、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诠释学表现
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则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霍妮（Karen Homey）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她将视线转向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对神经症提出了广泛的文化解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神经症形成中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霍妮，1988，p.239）
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这一转向与诠释学的发展历程是极为类似的：狄尔泰在继承和发展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思想基础上，把诠释学从对文本的解释扩展到对历史文化的探讨。狄尔泰认为，客观精神对精神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客观精神的范围从共同体所建立的生活方式、交往形式以及目的性关系到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从我们呱呱坠地，我们就从这个客观精神世界获取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他人及其生命表现”（洪汉鼎，2001，p.97），狄尔泰还特别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著作不可脱离他所从属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来研究。
霍妮的研究正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她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霍妮，1988，p.6）尽管霍妮承认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不追溯童年经历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整的理解，但是她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也不赞成把患者后来的反应看做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因为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其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而且，“当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后退到背景的位置上。”（霍妮，1988，p.2）因为童年时期的经验对患者后来的神经症来说是决定的条件，但不是唯一原因，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
四、宾斯万格存在分析学的诠释学特征
宾斯万格（Ludwing Binswanger）的存在分析学强调人的在世之在，关注人的整体性，认为患者之所以患病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在世之在，是人丧失自由选择并拒绝为选择负责的反映，是单一、狭窄的世界设计阻碍着他们对在世之在的理解。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概念，就是把海德格尔“此在分析”概念与心理治疗的案例分析联系起来进行改造的结果，体现了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对他的深远影响，“海德格尔以对于作为‘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存在的基础结构的这个指示，给了精神病学家一把钥匙，他们借助这把钥匙，由于摆脱了任何科学理论的偏见，能够在其完全内涵的内容上接受和描述他所研究的现象。”（郭本禹，2000，p.627）
海德格尔受到胡塞尔（Edmund Hussed）的现象学和狄尔泰的诠释学的双重影响，结合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诠释学，他把诠释学置于此在对自身突出的在世之在的前本体论的、无法言喻的生存论理解这个语境中，它不再是要达到对文本的认识，而是要达到对在时间中存在的自我之理解的认识，由此使诠释学从方法论、认识论的领域转移到本体论的领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的哲学。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追究存在的意义，强调对“此在之存在”的生存论上的分析，借助于对此在的阐释或解释，昭示存在的意义，而“此在之存在”在于理解，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是此在自由地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做出的筹划，以此实现这个世界，并不断超越自己，实现未来。
宾斯万格多角度地接受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解释，把理解人的存在作为其理论前提，并借用他的此在分析而创造了自己的存在分析，“我们把存在分析理解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人类学类型，即是一种旨在探求人的本质的类型。它的名称和哲学基础都源自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任其平，2009，p.69）
此在是建立在“在世之在”之上的，宾斯万格对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的理解具有两个特点：“①他把在世之在主要理解为超越自身而趋向世界的主体；②他把在世之在描述为以实体的自我关注为特征的个体存在”（任其平，2009，77），在这些理解的基础上，宾斯万格还提出了含有“爱”的意味的“超世之在”，试图对“整体的人”进行解释的补充。宾从斯万格接受并解读了海德格尔对世界所规定和区分出的三种形式：（1）周围世界，即生物世界，这是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自然世界，包括观念化的对象物，如科学、艺术等；（2）共同世界，即人际关系世界，是指社会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世界；（3）自我世界，即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世界，是指一个人自己内部的主观世界。这三个世界实际上共同构建了人的“世界设计”，构建了人存在于其中的“有意义”世界的总体背景，影响着人的存在方式，只有把这三个世界联合起来考虑，才能真实地理解人的存在。宾斯万格对于患者的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的临床案例研究，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精神症症状使得患者局限于周围世界和共同世界，对自己的存在开始感觉暖昧，易于受到外界影响，对自己的行为也逐渐失去了控制，因此，要特别关注自我世界，而这也正是精神分析没有做到的，宾斯万格指出：“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人的生态环境（周围世界），但他没有强调人际交往的共同世界，根本就忽视了自我世界。”（任其平，2009，p.85）
宾斯万格认为，治疗师要对患者的存在状态有清醒的认识，为了理解患者就必须理解患者的世界，要通过分析患者对于过去事件的言语描述和行为表现来理解他的世界，发掘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存在意义，进而深入地理解和体验患者的当前存在。以宾斯万格对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三种世界中存在状态变化的分析为例，他指出这位患者的三种世界是混乱的，她始终处于存在性焦虑之中，无法恢复自我，甚至不能重新认识自己，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既是由于她利用一种不适当的方式理解世界的失败——自我世界的功能失调；也是由于她患伤寒以后的生理虚弱引起的严重焦虑倾向——周围世界的影响；还与她的父母和教师未能提供道德训练——共同世界或人际环境的问题”有关（郭本禹，2000，p.633），宾斯万格因而特别重视对患者内部生活史的了解，以了解患者在世之在的结构，从而理解患者的世界设计，以便从患者的世界设计着手，帮助患者认识自我及自我与其世界的关系，摆脱单一、狭窄的世界设计的束缚，启发患者通过反思对自己的真实存在产生真正的理解，使其抵达真正的自我，达到本真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