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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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1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产品是技术的载体,产品进口会使得所体现的技术在进口国发生外溢,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国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全球贸易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开始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简单地加以评述,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动态贸易利益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学家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产品同质、收益不变等强假设条件,将规模经济、产品种类、技术转移等因素引入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将贸易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构成了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点。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ng(199I)、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学者将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加以拓展,在开放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投入品种类、产品质量等变量,考察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在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中的作用,为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Melitz(2003)、Meliiz andOttaviano(2005)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生产率异质企业对于外部竞争压力的不同反应对行业生产率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为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二)作用机制
为了实证分析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许多学者对上述基础理论模型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拓展,具体地解释了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Coe与Helpman(1995)在Grossman、Helpman(1991)研究的基础上,利川进口份额作为权数衡量了国外研发对于本国TFP增长的贡献,为衡量和测度国外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Connolly(1997)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进口贸易对模仿进而是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贸易通过降低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产生重要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南方模仿国的增长,因为贸易可使南方模仿者廉价地获得关于北方创新者新产品的知识,而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成功模仿的概率,会对南方模仿产生正的影响。南方国家销售进口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会增加对于进口产品技术知识的了解,降低对这些产品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成本。同时,贸易开放还会通过对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影响企业的模仿行为和国内企业数目,进口贸易降低了模仿者了解国内市场需求的成本,保证了有效率模仿的实现。Connolly(1999)在一个南北贸易的质量模型中,在创新和模仿过程融入了学中学(learning-to-learn)的概念。他认为,学中学(learning-to-learn)不同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因为学中学获得的技术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而不是仅仅限于特定所学任务。当一个企业成功模仿了质量越来越高的特定种类产品时,他将获得产品工程中的知识,并且改善它,因此模仿不仅使得企业在未来的模仿中更有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独自成功发明更高质量水平产品的可能性。
Keller(2001)认为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相互作用的学习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方式。国内发明的效率随一国知识存量的递增而递增,它与国内所知的产品设计的数量是成比例的,通过增加国内知识存量,国际溢出提高了国内发明活动的效率。Chen、Imbs、Scott(2009)扩展了Melitz(2003)和Melilz、Ottaviano(2005)的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把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认为贸易的开放导致了竞争效应,在更大的国外竞争和更多的进口产品的压力下,国内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异质性企业中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才可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且会在竞争中增加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这样产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会上升。
理论模型的构建为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础理论模型的拓展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进口贸易影响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总量、进口贸易模式和进口产品的竞争效应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进口贸易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国家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Coe、Helpmanfl995,以下简称“CH”)利用21个OECD国家和以色列1971～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越强,开放度高的经济比开放度低的经济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要大。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使用CH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发现通过进口的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许多学者以CH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新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与CH相似的结论。Liehtenberg、Potterie(1998,LP)认为CH(1995)模型中计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赋权方法存在汇总上的偏误,因而提供了一个理论上产生更少偏误和更好实证结果的赋权方法,在修正了指数偏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研发的产出弹性对于一国贸易开放度的依赖,研究证明一国贸易越开放,该国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越大。喻美辞、喻春娇(2006)利用LP方法计算了相对于中国的国外R&D资本存量,并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证明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eller(1997)也质疑CH
(1995)的赋权方法,而采用随机赋权方法计算了国外知识资本存量,同样得出了与CH模型相似的结论。但是Coe、Hoffmaister(1999)认为Keller(1997)的随机赋权实际上是带有随机误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这种随机赋权只会得到一个随机变量,它和生产率之间是不存在联系,他们利用替代的赋权方法作为双边进口份额回归证明,随机创造的贸易模式并不能产生国际研发溢出的估测。
鉴于上述学者研究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有学者根据CH研究的数据,利用面板协整方法重新考察了进口的技术溢出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通过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要么是微弱的(Kao、Chiang和Chen,1999),要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unk,2001),因此,他们认为之前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高估了进口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它传播机制的作用。
Altair and Cieeone(2004)测度了贸易的实际开放度对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出口加总的贸易开放度是一国全要素增长的重要因素。Falvey、Foster、Greenaway(2004)区分了知识的性质,认为通过发达国家的研发生产的知识能够通过贸易溢出到其他国家,利用21个OECD国家1975～1990年的面板数据集中考察了进口作为技术传播途径的作用,发现无论国外的知识是公共还是私人的,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都非常显著。Lumenga-Neso、Olarreaga、Sehiff(2005)通过引人间接与贸易相关的研发溢出的概念扩展了CH的分析,认为与贸易间接相关的研发溢出也会在国家之间发生,他们利用114个国家的向量矩阵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研发的间接流量要远高于直接流量,间接流量对于TFP的贡献要远高于直接流量的贡献,并且全部(直接加间接)国外研发流量明显地要比国外直接研发流量要稳定。由于间接效应的存在,双边贸易相对来说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调和了CH(1995)与Keller(1997)的结论,但也提供了贸易作为国际知识传播机制重要性的支持。
Madsen(2007)使用16个OECD国家1870～2004年间技术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数据库,验证了知识是否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了转移。实证估计表明,在过去135年中通过贸易发生的知识转移始终非常重要,TFP与知识进口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93%的TFP增长要归于知识的进口,知识的外溢是1870～2004年间OECD国家TFP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贸易的国际技术外溢是OECD国家TFP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有助于OECD国家TFP的收敛。
(二)企业和产业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进口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lalock、Veloso(2003)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详细面板数据,证明供给进口密集部门的企业比其它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进口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推动因素,与国外厂商的垂直供应联系是进口推动技术转移发生的渠道,这从企业层面证明进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Aeharya、Keller(2007)把技术转移和进口联系起来,利用17个工业化国家1973～2002年的详细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是技术转移的一个主要渠道,国际技术转移对于生产率的贡献常常超过了国内研发的贡献。
李小平、朱钟棣(2006)总结了国外学者计算R&D存量的六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分别计算了同外R&D存量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近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产业层面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为正的结果。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利用DEA方法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发现进口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进口贸易模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与CH(1995)研究方法相一致,Coe、Helpman、Hoffmaister(1997)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通过机械设备进口从工业化国家的研发中获益的程度,结果显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知识通过机械设备进口能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越大,对于来自工业化国家机器和设备进口越开放,本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该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越高,而总进口中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对于生产率并没有影响,国外知识存量只是通过机器设备的进口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Connolly(1999)考察了国内外创新对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在国际技术扩散中作用的证据,国内模仿和创新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进口存在持续的正依赖性,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国内创新的贡献。Xu、Wang(1999)认为资本品比非资本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资本品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他们考察了资本品贸易作为国际研发溢出渠道的重要性,估测结果表明,在G7国家中,研发投资大约一半的收益溢出到了其它OECD国家,其中大约一半的溢出是通过资本品外溢渠道发生的,资本品衡量的研发溢出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比总进口衡量的溢“{变量更多解释了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Eaton、Korlum(2001)也认为国际贸易可以把技术进步的好处传递过国界,他们通过研究世界生产和资本品的贸易,评估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证实一国的生产牢取决于该国对国外资本品的可获得性以及该国使用资本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中间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Keller(1997)引入一个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技术通过体现在不同中间产品的贸易传递到国内其它部门和国外部门,他使用来自8个OECDI业国1970～1991年13个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同一行业中,国际贸易是国外技术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随后使用相同的数据,Keller(1999;2000)量化分析了贸易模式在决定技术流量中的重要性,发现一国的进口模式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率,如果一国主要从技术领先国进口,该国获得的体现在中间产品上的技术将高于主要从技术跟随者进口的所得,与进口模式相关的技术进口的差异解释了这些国家生产率增长上20%的差异。Hakura、Jaumotte(1999)利用87个国家1970～1993年的数据,在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对于技术转移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贸易在技术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中的作用,证明产业内贸易能够比产业间贸易更多地促进技术转移。
Amiti和Konings(2007)利用印尼1991～2001年间制造业的普查数据,估测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区分了源自最终产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与源自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投入品关税的降低。Topalova(2007)利用制造业部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印度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贸易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最终品关税下降产生的影响。Kasahara、Rodrigue(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估测了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外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了生产率。Halpern、Koren、Szeidl(2005)利用1992～2001年问匈牙利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估测了一个生产者结构模型,研究显示,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统计上与经济上都是显著的,进口解释了匈牙利90年代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0%。
(三)对贸易模式技术进步效应的质疑
对于贸易模式与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Funk(2001)使用面板协整技术考察了贸易模式与国际研发投入溢出间的关系,没有发现支持进口模式与研发溢出之间关系的证据,因此认为,先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进口投入品在国际研发溢出中的作用,却低估了其它传播途径的作用。Lumenga-Neso、Olarreaga、Schiff(2005)对与贸易相关的间接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似乎也证明双边贸易模式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决定因素,一国外部研发溢出流量对于贸易模式的依赖可能是很低的。
四、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
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受传统贸易理论严格假设的束缚和统计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这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随着企业层面统计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开创性进展,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Bertschek(1995)利用德国80年代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和内向型FDI对于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内向型FDI增加了国内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盈利,对产品和过程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Lawrence、Weinstein(1999)通过对日本1964～1973年间进口贸易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是促进日本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进口竞争的作用要大于中间产品进口对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竞争性产品的进口刺激了创新,向国外竞争对手潜在的学习是效率增长的主要渠道。
Pavcnik(2002)利用企业水平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智利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内生产率的进步要归于进口竞争部门中的贸易自南化,总的生产率进步源自资源从低效率生产者向高效率生产者的重新分配。Schor(2004)利用巴西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演进的影响,发现进口产品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动与生产率的变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贸易自由化后,竞争的增加和可获得的体现更高技术的中间品进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Topalova(2007)的研究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增加了国内竞争,导致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Gorodniehenko、Svejnar、TerrelI(2008)利用27个新兴市场经济的数据,估测了来自国外的竞争、与国外企业的垂直联系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几种创新的影响,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表明国外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Chen、Imbs、Scott(2006)利用欧盟1989～1999年间制造业的详细数据研究发现,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短期内贸易开放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应,由于进口竞争的增加,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产业中产品平均成本降低、生产率出现上升。但是长期来看,当竞争力更弱的经济体也开始出口时,这些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会逆转,虽然增加的贸易对欧盟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Acharya、Keller(2008)使用1973～2002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长期内进口自由化通过选择效应降低了本国产业内的生产率。
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以上我们按照进口总量、进口模式和进口竞争几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种机制并非各自独立地发挥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它们分别都是从进口贸易的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口贸易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对于一国整体进口来说,三种机制都在共同发挥着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五、结语
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隶属于动态贸易利益研究的范畴,是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证实了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生关系,进口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深化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有力证明了自由贸易所蕴藏的巨大动态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目前,对于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主要还是停留在进口产品总量上的研究,缺少对进口贸易模式、进口竞争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因而对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认为未来对于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应当考虑一些忽略的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化对于新的机制的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l中国软科学(7)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经济学(季刊)(2)
李小平,朱钟棣,2006,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
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合作研发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23-02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长,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发展所需的技术支撑。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一、我国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现状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技术进步有内部、外部和合作研发三种途径,即企业的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合作研究开发。总的来说,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企业在技术进步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2010》显示,中国国内企业期望提高研发投入的比例全球排名第一,显示出在经过上一个1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以低技术水平为特征。一是研发能力不强,技术创新水平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较大、成功率不高,对于引进的技术往往是被动接受,没有能力再创新,难以在技术上进行突破。 二是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我国中小企业科研支出、科技人员比例等指标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型企业。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 0.76% ,科技成果中形成产业的仅 5% 左右。三是科研人员少、整体水平不高。我国目前约496 万研发人员中 70% 多集中在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科技人员极度匮乏。每万名员工中日本有132 人、法国有 125 人、德国有高达 459 人为研发人员,而我国只有 30 人[1] 。
二、国外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成功经验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可归于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有效的政策保证。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为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开发,提高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开发能力,于1985年颁布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政府除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给予一定的补助金外,还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并为其提供长期低息的技术开发设备投资贷款。美国政府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对于年研究开发经费在1 亿美元以上的中小企业,按一定比例拨出专款予以资助,对研究开发经费超2 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政府相关机构每年要为其确定科研项目和目标,至1995年底,相关政府资金拨款就达55亿美元。法国政府为促进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制定了“先进技术推广计划”,针对规模在2 000人以下的企业,每年推广1 000个项目,对这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费用资助50%,工业项目投资提供50%的贷款。
二是积极的公共服务。广泛采用孵化器培育企业,是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作法上的一个创新。政府通过“孵化器”机制,将技术、技能、企业家才能与资本联结在一起为技术导向的企业发展提供支持。这些孵化器一般都是通过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技术向当地经济的扩散。据了解,美国的一些著名企业都是从“孵化器”里发展起来的。硅谷所在地的技术孵化器在15年时间里把一个小小的农业市,发展到拥有百万人口的高科技城市。美国政府针对小企业兴办后5年内破产率达50%的问题,在一些大学企业管理系设立了1 000个“小企业发展中心”,免费向小企业提供帮助。加拿大政府教育部门拨出基金,对小雇员和业主进行培养,并承担75%的培训费。英国议会通过了5百万英磅的预算,建立一个官民合办的工业大学,以卫星电视和人机交流的方式向社会开放培养工业人才。法国、德国等国家建立了众多的中介服务网络,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方面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信息、人员培训和进修、咨询和顾问服务。[3]
三是多元的资金扶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在于增加技术开发的投入。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本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4] 西方国家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范围和手段也不一样。
三、以合作研发为主的中小企业技术进步途径
我国中小企业总的发展时间不长,因而规模小、外部发展环境还不尽完善。这些先天缺陷使其在技术进步途径上没有太多的选择。增加研发投入激励技术创新主要的还是国内大企业的战略选择。通过中外合资途径和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依靠技术引进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这一途径,主要适用于企业的初创阶段,这在我国中小企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随着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外部途径越来越难满足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从技术供给方来讲,往往不愿意出让一些核心技术,所以引进的技术质量不是很高。事实上,高精尖技术和核心技术的获得也只能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合作开发的途径来获得,而合作研发获取技术进步当然地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目前阶段的战略选择。
从国外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成功经验来看,充足的资金投入、合格的人才培养、先进的科研设备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合作研发谋取技术进步对于资金有限、缺乏人才和设备、无力承担技术创新项目的我国中小企业就有着重要意义,成为其技术进步的最重要途径。合作研发的形式主要是走产学研合作之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姻”,充分发挥三方在资金、人才、和设备上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创新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三方合作研发的产学研平台,是一种能实现三方共赢的合作机制。
一是有利于中小企业摆脱在研发上科研人员不足和缺少设备的困境。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高低以及科技投入的多少是科技进步的直接影响因素和重要标志,也是企业的竞争力所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注定在这些方面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反过来又影响其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基于产学研的合作研发可以中小企业免于技术研发人才、设备、实验室等方面的全额投入,确保充足的生产和营销资金。
二是有利于高校培养合格人才和保障毕业生充分就业。大学生就业难是近年来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原因固然与高校扩招有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高等教育没能完全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要求上没能反映市场变化和需求,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反映了大学生就业意愿和岗位不匹配,也说明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与企业加强合作联系,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就业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地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三是有利于科研院所解决经费不足和加快成果转化。地方科研院所是当地技术创新、造就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但是企业化转制后存在很多问题。诸如以科技研发为主,还是以技术服务为主,以产业化为方向还是以贸易等其他产业为方向,以基础研究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等定向问题。由于地方科研院所的诞生源自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科研人员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和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加上研发设备价格昂贵、折旧快等原因,其在研发投入上收到制约,成果的转化也慢,和高校联合可以更新人员,和企业联姻可以得到资金和加快成果转化。
在推行产学研结合、合作研发以获取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企业自身要高度重视,切实树立起技术兴企的观念。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就会被市场淘汰,要是不在自己的技术上加以创新,就会被市场赶出去。因此企业要处理好生产和研发两者之间之间的关系,在合作研发上加大投入。
第二,积极建设能与产学研模式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基地,为高校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大学生在课堂里所学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而实践教学也正是高校本身的弱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以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为宗旨、面向市场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可以借助企业这一广阔平台,实现互惠互利。积累了一定经验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签约毕业后留用,作为企业技术储备人才,享受比普通工人更好的待遇。
第三,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联合,建立产学研奖励基金。企业在高校设立专项基金,对企业所需的专利技术和发明进行资助和奖励。在很多高校,尤其是一些研究型大学,本身就有较好的研究平台,实验室和研究人员齐全。近年来规模日益庞大的研究生可以在硕、博导师的指导下,广泛开展应用研究。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较快地、高效地获取所需技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第四,加强与地方科研院所的横向联合,建立研发合作基金。转制后的科研院所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市场经济活动是企业综合能力的反映,需要经营人才、开发研究人才、生产制造人才、销售人才、金融人才、财会人才、宣传策划人才、科研生产管理人才等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企业中各负其责,协同一致。转制后的科研院所,其开发研究人才很强,但其他类型人才较缺乏,导致人才失衡,对其发展起到制约作用。科研院所以技术输出为主,由于“含金量”大、研发支出大,因而流动资金明显不足,难以支撑规模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徐丰伟,吉晓婷.科研院所转制后存在问题及对策.创新论坛,2007,1)而企业正好相反。这样,科研院所就可以通过对企业的科研立项申请,获取一定的资金支持;企业可以通过对科研院所的成果收购,享有企业所需的最新技术成果。
参考文献:
[1] 琚钰.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之路[J].中国科技投资,2009,(5).
[2] 从美国小企业发展着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省略/industry/reviews/48314.shtml.
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创新 发展 战略
2005年末，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重大发展战略，指出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心环节。紧接着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两年来，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自主创新的成果开始涌现。2006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1.07%上升到1.42%，专利申请授权数同期由13万件上升到近27万件，增长1.02倍。但是，应当看到，技术创新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不高。2006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68%的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机构，76%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6%，远远低于国际上一般为3%的水平。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与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支出的比例为1∶0.26，远远低于日、韩1∶5－8的水平。绝大多数企业尚缺乏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出口轻纺产品中贴牌生产占相当高的比重。通常讲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产品，我们的多数企业仍处于卖产品的阶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多企业尽管销售额很大，但获利甚微，大部分利润流入外企手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国内投资只能集中投向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而电子信息、精密设备等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主要靠外商投资或进口产品来满足需要，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遭遇到资源、环境越来越严重的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着重抓好以下主要工作：
第一，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去年年初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是集中了大批专家，经过缜密论证制定的，它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发展创新的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16个重大科技专项已陆续启动，鼓励科技研发投入等上百个配套政策也正式推出。落实好纲要，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当前的问题是，企业申请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主动性、积极性还不够高。如企业研发投入可以在税前超额扣除等优惠政策，真正能享受的企业不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低于中小企业，这就使本该享受的优惠政策而没有享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企业对政策信息不了解、不敏感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仍缺乏以技术进步求发展的动力，需要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入手，建立企业技术进步的机制。
第二，抓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主体。在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资金和研发人才的70%以上集中在企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科研体制，在企业之外建立了一大批靠财政供养的科研机构，使科技与经济长期处于“两张皮”的状态。随着应用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革和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两张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地位逐步增强。去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科研投入的比重已由过去的30%左右上升到66.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应低于3%，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在10%以上。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企业，应当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因为这些企业集中了最好最多的科技资源，而且随着近几年盈利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具备了增加研发投入的实力。必须从考核指标等方面建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企业获得的技术成果，应对其市场价值做出评价，列为企业的绩效。对企业业绩的考核，不仅要注重实现利润和资产保值增值，也要注重其技术储备等长期发展能力。在考核企业资产价值时，不仅要看其有形资产，也要看其无形资产，越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越是要注重考核其无形资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企业技术进步的规律，我们今天应毫不犹豫地运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和管理。目前国有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追求技术进步的机制以及决定这个机制的考核指标体系。只有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研发的巨大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才能落到实处。
发挥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各自的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它们之间的联合，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大学科研经费60%以上来自于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每年达500多亿元。原部属256个应用型科研机构改制之后，有的进入企业内部，有的成为独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增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和创新意识。要大力推动三者之间的联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实行开放式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技术资源的市场化、国际化也呈不断发展之势，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由于市场和管理等原因，经营困难，其技术人才和技术成果必然在国际上流动。一些以技术专利为主要产品的研发企业，必须通过出售其技术才能维持企业生存发展。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有研发能力而缺乏研究课题和资金支持，谁能提出课题并提供资金即可为谁服务。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技术需求市场，而外汇储备的积累和人才培养，已使我们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和技术合作的实力。因此，要开动脑筋，灵活地采用各种办法，广泛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践证明，这比起关起门来自己研发，是一条省时省力省钱的捷径。总结各地企业的成功经验，至少有以下途径可以利用：一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凡是能买到的技术，尽可能用这种办法；二是用系统集成的方式实现重大装备和产品的国产化；三是依托重点工程，通过国际招标、技贸结合，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广“三峡模式”；四是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外技术资源，如“联想模式”；五是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六是通过委托国外开发拥有知识产权，如煤炭直接液化技术的“神华模式”；七是自主研发设计，由国外制造或进口关键零部件，即“华为模式”；八是扩大加工贸易高技术产品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研制配套的比例，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四，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必须逐步增加科技投入，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科技资源管理分散，部门和单位相互封闭，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而且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如地面卫星接收站，由于不能面向社会开展服务，造成重复购置，利用率很低。国家出资建设的重点试验室，利用也不充分。一些科研信息、资料、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面向社会开放做的很不够，科研力量、科研经费使用比较分散，对重大课题的组织攻关不力，存在着低水平的重复劳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缓慢。对此，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来解决。要健全和扩大技术市场和服务市场，把政府有关部门、科技中介组织的功能和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也应分离出来，按照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独立经营，既为母公司服务，也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服务。尽快使科技研发成为服务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通过规划、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益。
第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是对智力劳动成果价值的肯定，是激励科研开发、激发人的创造智慧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正是凭借科技上的优势，运用知识产权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获取超额利润。作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就是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培养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善于利用和学习专利技术来创造自己的专利。要打破对国际专利的迷信，只要舍得投入，就能产生自己的专利，并以自己的专利打破外国公司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去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3910件，比上年增长57%，国际专利申请量由全球第37位上升到第8位。其中华为公司一家即申请了575件，占全国的15%，在全球企业中居第13位，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居首位。为什么一个公司竞能占全国这么大比例？关键在于重视以创新求发展，去年公司研发投入达60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0%，企业6万职工中有3万人从事科研，平均年龄只有27岁。如果我们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级大企业都能像华为这样，我国就有可能迅速成为专利生产大国，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
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曾伟（1978-），男，湖南湘潭人，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昆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增长经济学。
摘要：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以及联立方程系统，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析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理论研究发现，在土地资源有限性约束下，技术进步与城市土地资源以及资本投入之间存在内在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并且此关系受到利率、土地-资本比、要素替代弹性等条件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量”的大小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决定关系；土地资源作为一种发展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质”的高低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表现关系。
关键词：土地资源；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CES生产函数；联立方程系统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5-0089-09
；中图分类号：F061.3，F29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现代增长经济学中一直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在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国外相关研究更多地是将土地资源作为固定变量，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决定关系（Nichols，1970；J. Wiley， 1975；Romer，2001；Gillham， 2002；Zhang， 2004）及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动态效率等问题（Ara，1961；Nichols，1970；MeCain，1970；Homburg & Phee1991）。国内已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模型考察土地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丰雷、魏丽、蒋妍2008；杨志荣、靳相木、杜雪君、黄忠华等2009；李名峰2010）。此外，很多文献关注在有限耕地资源条件下，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但涉及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却研究甚少。
本文首先考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重点剖析将土地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后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土地与资本、技术等要素间的内在影响制约关系。其次，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系统进一步探究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假设土地资源是经济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且其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之间存在有限的可替代性。本文以CES函数为基础考察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
（一） 关于生产
假设城市经济系统内包含着n个企业，并且第i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CES生产函数形式，即：
（四）理论研究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城市经济管理者将面临下述问题，即在城市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选择社会消费C和土地使用量T，使整个城市经济系统的总的跨时效用达到最大化。具体可表述为：
（二）对技术进步的进一步讨论
（23）式表明要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大于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土地资源投入的减少率，且“大于”的程度受到城市经济中土地与资本间替代弹性、“土地-资本比”以及资本与土地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即α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资本对土地的替代弹性越大，所需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就越小；如果城市经济活动中资本对土地的替代性是有限的，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以较快的技术进步为前提。这从理论上证明了为什么那些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城市，其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通常要大于那些土地资源相对丰裕的城市。同时，（23）式还表明如果土地在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越高，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高；而资本在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则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低。此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越多，那么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保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最低技术进步水平就低。
四、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讨论
根据（25）～（31）式的推导不难发现：若将土地资源作为内生变量放入模型中，城市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投入要素：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存在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受到利率、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量、资本和土地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两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资本的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和土地使用的增长率所决定的。技术进步越快，资本就能获得更多节约；而土地使用的增长将引致资本投入的同比例增长。因此，在可持续经济增长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能够实现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同时也能实现资本使用的集约化。利率的上升、资本对土地替代弹性的增加、土地相对于资本的重要程度上升，以及单位土地资本投入量的提高都会引致所需资本投入的增长。
五、 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从现实基础、经济表现、推动力量等方面将“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细分为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等四项内容。在构建联立方程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系统估计，考察土地资源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土地资源对我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
对于城市土地资源使用方程：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方程中各解释变量对城市土地资源使用均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对于土地资源使用的弹性系数均为大于1的正值，说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则有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进而减缓城市建设土地面积的增长。
对于经济产出增长方程：解释变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第二、三产业劳动力”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它们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对我国经济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意义。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劳动力投入增加将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这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生产结构相符。同时，土地资源对于经济产出的弹性系数在0和1之间，这一方面表明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的大小并不依赖于土地资源供给的多少，过多地依赖于土地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并不能保证长期的城市经济产出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弹性系数显著不为零，表明土地供给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对城市经济产出增长仍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出现负值，这与一般经济理论不符。这其中是否隐含了我国城市存在着严重的“投资过度”问题？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投资饥渴”是否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制约性因素，这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城市化水平方程：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城市用地面积增加是决定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对城市化率的弹性系数为负，这与我们的一般认知不符。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人口”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效应。“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对于“城市人口”是一种正效应。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城市倾向化”政策，使我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①①根据王永钦、张晏、陈钊、陆铭撰写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一文，可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理解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的两个利益集团，即“城市利益集团”和“乡村利益群体”。 具有更多谈判地位和影响力，“城市居民”为保持并不断提高其生活质量，通过对作为“局内人”的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形成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以及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经济和制度障碍，限制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这对“城市人口”是一种负效应。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人口”的负效应是大于正效应的。
此外，工业化率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化水平的弹性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城市高工业化率以及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不仅不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反而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降低。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业化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城市化发展出现城市人口的“郊区化”倾向。相对低廉的城郊土地开发与利用成本，使新兴发展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不断向城郊边缘扩展，进而延伸至乡村，这使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密切。同时，最近几年农村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由经济、制度障碍带来的“入城难”，进一步促使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表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对于工业化水平方程：估计结果中，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正值，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然而土地资源、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对工业化水平的弹性系数则均为负值，这需要做出必要的经济解释。由于近些年来，我国的工业用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的支出日益上升，且上升的速度快于工业本身的价值增长幅度，因此导致了土地资源使用、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与工业化水平的增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我国工业生产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对于其生产成本而言是较低的，这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现实相符。
对于产业结构方程：在估计结果中，城市建设用地与劳动力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为负值。其原因可解释为：在经济生产中如果增加土地与劳动力的投入势必会对资本与技术的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因此，在土地和劳动力使用成本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不仅不能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反而会对其带来抑制性作用。
六、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刚性约束下，没有技术进步的城市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技术进步支持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条件是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大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土地投入的减少率；若将城市土地作为内生变量放入模型中，可看到在实现稳态的条件下，资本、土地和技术存在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即资本的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和土地利用的增长率所决定的。同时，资本、土地和技术内在的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受到了利率、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量、资本和土地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两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实证分析，本文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一方面，土地资源对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经济产出增长、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并且土地资源的使用数量对于城市化和经济产出增长的影响为正向效应，而对于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向效应。据此本文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量”的大小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决定关系；而作为发展要素的土地，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质”的高低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表现关系。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也会对我国土地资源使用带来显著的影响，并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将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数量的迅速增长，表明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仍处在加速发展期，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而经济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提升则对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负的影响效应，表明长期稳定的城市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城市土地资源从“粗放型的规模化利用”向“集约型的效率化利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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