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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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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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0-0124-01
丝绸之路有陆、海二道，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广东的广州、福建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它兴起于秦汉，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元，衰弱于明清，它与陆地“丝绸之路”南北呼应，相互补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对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原因
1.海岸线绵长，自然条件优越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海岸线绵延曲折，长达3000Km，位居全国第二，而海岸线的曲率则占第一，因此天然港湾较多，有120余个。不但海阔水深，可当作优良的港址，而且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泉州北连莆田、福州，南接厦门，东隔宝岛，泉州港位于泉州市东南部，古代名为“刺桐港”，已有1500多年历史，该地气候适宜，夏季多西南风，冬季多东北风；降水丰富，年均降水量在1000mm以上；气温适合，年平均气温20.5℃ ；水文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泉州港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享誉世界，联合国认定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泉州经济繁荣发达
泉州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先秦以闽越族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分属闽越地区，闽越人对造舟航海非常擅长。秦始皇立闽中郡，至汉朝，闽越人开始向汉族迁移，同时北方人口南下，促进了汉族和闽越族的经济交流，但显然闽越族经济较为落后。西晋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爆发，受其影响，北方许多阶层的人都先后来到福建，生产方法和技术工具也随着劳动人民涌入，为闽地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海外贸易逐渐繁荣，宋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3.人口数量增多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唐朝初年到天宝年间，这段时期，福建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口迁往福建，泉州和福州当时的人次分别达到约61000人、76000人，与唐初相比，此时两地总人数超过了初年的整个福建省。随着人口的增多，各项生产活动先后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好的发展，泉州已有农业灌溉之事。唐朝贞观年间，泉州凭借自然优势凿塘灌溉、大兴水利，农田灌溉面积达千余顷。之后，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耕地规模逐步扩大，平原和山区均得到开发。茶叶及种桑日益流行，为开辟丝绸之路提供了各种商品。另外，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更新，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生了许多外销商品，以宋元时期瓷器为例，福建当时窑址众多，如惠安、浦城、晋江、松溪、同安等。而丝织业更为发达，泉州尤甚，生产的丝绸绢销往世界，是海上丝绸贸易的重要部分。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外的影响
1.为中国产品的外销提供了便利条件
丝绸、茶叶、药品和瓷器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输出商品，泉州的丝绸全国文明，茶叶产量多，瓷器行业发达，加上泉州港的港口便利，很适合发展海上贸易，将各类商品输出。据元朝《岛夷志略》一书描述，从泉州输出的各种商品销往海外60多个国家，以丝绸为主，贸易相当频繁，“刺桐缎”在当时享誉海外。宋朝时，泉州的丝绢等物在朝鲜、东南亚地区均有销售，贸易进一步扩大，此时以瓷器为主，如泉州青瓷、德化白瓷等，远销海外，广受欢迎。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105年，有李姓商人从泉州出发，载白绫、生绢、瓷器等物东渡至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宋朝，福建建阳生产的黑釉器是一种重要的输出商品，该物俗称“建盏”，形如漏斗，口大底小，质感温润，颜色碧丽，黑釉上有一条兔毫状的银光细毫，故又名“兔毫盏”，传入日本后，被当作国宝级文物收藏。
2.有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福建的文化也高度发达，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除了实质商品，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以刻书为例，当时麻沙享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刻书规模最大，刊刻内容涉及儒家经典、文学艺术以及日用百科等。这些刻书从泉州港向海外传播，对中外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至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术十分发达，从泉州逐渐传入日本，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印刷术，随后日本开始模仿刻汉族书籍及各种佛经。可以说，由福建出版的书籍，通过泉州港的传播，促进了汉字文化在亚洲的重要发展。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无法超越的高峰，不但推动了国内文化的高度发展，还传向海外，促进了航海的大发现，而火药的传入，对欧洲封建骑士阶层的摧毁起着重要作用。
3.有利于吸收海外文化
在我国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引进了海外文化，为国内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交往国家来看，宗教文化的输出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均源于南亚和西亚，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这些国家交往甚密，不但经济联系密切，而且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融合。在宗教文化的交往中，许多精神思想传入我国，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泉州，中外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共存的局面，是世界级的宗教文化宝库。如今，还存有开元寺、清净寺、老君岩、摩尼光佛等许多石刻，是古代泉州宗教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见证。
三、结束语
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担负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为我国与海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其作用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涂师平.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看世界多元化融合[J].收藏家，2012，（10）：143-144.
[2]黄德旺.浅谈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港[J].福建文博，2009，（4）：132-133.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为了加快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国内文化企业走向世界,借助浦东新区“先试先行”和综合改革配套试点的契机,充分利用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优势,积极开拓文化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加快文化产品及项目的“走出去”步伐,在国家有关部委支持下,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等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应运而生。
建设平台是宏观战略举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态势。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日趋增长,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势必要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能够分享文化和创造力,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一个最具有活力的部门。因此,文化贸易在近几年里发展迅速而且将会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同时成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竞争的新领域。
中国文化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文化贸易对于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将起到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领域去争取和拓展国际市场和空间。因此,建设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一项极具宏观战略思路的举措。
在上海市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领导下,由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公司作为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运营实体,在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股东单位的领导下,着力打造全方位支持国内文化企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项目走向国际市场和中外文化企业交流、展示和贸易的综合性、功能平台。
平台坐落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启动建设以来,在推进平台扶持政策和资金落地、服务功能拓展、文化企业及项目引进以及平台的文化贸易中心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发出的号召,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长期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概念已得到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我国借举办奥运会之机,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使国际上对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关心、越来越重视。随着经济尤其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数字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渠道、手段和力量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快捷、越来越交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的愿望和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外高桥文化平台的搭建就是希望在实践这一历史使命中能发挥其独特而积极的作用。高定位与高职能成就高平台,在各级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下,平台充分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以及文化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时机和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特殊功能与政策,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服务于全国文化产业、企业与项目“走出去”需要,通过文化服务贸易资源整合、公共服务链建设,重点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打造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构建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形成文化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建设文化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并将通过“三步走”战略将平台的功能向纵深推进。
为加快外高桥保税区文化进口基地的培育,促进招商引资和产业繁荣,扩大对外文化服务贸易,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外高桥保税区特制订一系列政策以扶持文化服务贸易业。所以平台享有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区域优势,这也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因此平台将在税收、海关、财政、外汇等方面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如可自由开设外汇账户和人民币账户,且外汇收入可全额留存;对在保税区内新办的动漫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业,其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形成新区地方财力部分,3年内给予100%补贴,其余年度给予50%补贴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文化服务贸易模式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上海也是希望通过前期优惠政策引凤筑巢,再通过高质量服务打造完整的文化链。
此外,还有浦东新区关于产业创意园区的政策、专项扶持资金的落实等,并且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多和各类项目的不断拓展,可以预计,平台的聚集效应将逐步显现。所有支持与政策,再加以平台版权交易和演艺经纪方面的专业服务,上海文化精品海外输出的成本将大大下降,而且过程也变得更为迅捷有效,从而有利于自身开拓文化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加快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
平台的职能比较广泛,主要包括5个方面: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展示交易中心功能、国际贸易基地功能、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
文化“走出去”渠道功能,是指通过引进中外文化企业入驻平台,打造文化贸易产业链,开辟文化产品和品牌走向海外的推广渠道,成为中华文化采购中心和服务外包中心。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将为文化企业提供行业信息、政策咨询、投融资担保、设备租赁、商贸咨询和人才培训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同时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延伸审批等服务和综合配套支持。
展示交易中心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外高桥保税区功能性专业市场之一,是文化企业展示产品和交易洽谈的平台,借助保税、长期展示等各种有利手段,通过举办文化行业专业和高端的展览、展示会以及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和产品交易等为入驻文化企业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国际贸易基地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地,利用外高桥保税区成熟的贸易环境、优惠的政策条件、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优秀的经营团队,能够为文化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提供全方位、高效优质的专业服务。
国际文化交流载体功能。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营造中外文化企业交流的环境,为展示输出中华文化和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提供便捷和场所。
平台在大力推动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努力拓展新的合作渠道和方式,积极服务文化企业和项目,以丰富平台服务菜单,形成平台功能与集聚优势。截至目前,平台已与近40家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或签订了合作协议。
平台自启动建设以来,得到了、商务部、文化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浦东新区政府、市商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支持与肯定。
2007至2010年,平台的发展规划、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政策和服务框架逐步成型,服务规范完善成熟,国际服务渠道有效建立,引入30至50家国内文化服务贸易骨干企业,引入20至30家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知名企业,在世博会期间初步显现平台的特点和规模,运营主体初步形成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和服务模式。
到2015年,平台的服务形态趋于成熟,长三角区域和全国辐射带动效应已逐步显现。功能性建设已基本完成,文化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形成集聚和交汇。国际服务贸易势头发展良好,预期功能逐步显现,国际国内地位日益确立。运营主体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文化商务运营模式,并以良好业绩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及保税区新业态增长的新亮点。到2015年,年进出口总量争取达到200亿元,并且长期保持出口大于进口的增长态势。
预计2016年至2020年期间,平台将实现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功能进一步深化,服务体系国际化全面完善,规模和辐射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战略地位牢固确立。发展从以硬件转向软件,运营及盈利模式全面成熟,并在条件成熟时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充分显示在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自2009年起,平台以拓展国内外合作渠道,推进平台招商、扩大宣传推广,参加国内外重要文化展览,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组织高端文化展会和论坛,启动文化服务贸易市场交易功能,完善平台网站服务功能,实现平台信息、网络化管理等作为主要的具体工作目标。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市场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依据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区域功能优势,平台采取了以下发展策略:
1.引进演艺经纪、货物贸易、设备租赁、技术装备、影视后期及特技制作、艺术品展示和市场、印刷服务外包、出版业版权交易等领域可作为平台下一步经营服务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市场。力争服务世博,服务文化繁荣与发展;
2.争取同境内外著名拍卖行合作,试行开展国际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展示与拍卖业务,逐步形成文化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
3.在各级政府的推进支持下,积极争取市场准入政策的有效突破,积极引进国外经纪公司,以进带出,加快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4.鼓励文化产品的后期制作或特技制作的企业将设备加工基地放在保税区,运用服务外包开展数字印刷业务,逐步形成文化创意、加工、制作的基地中心;
5.逐步建设与培育版权交易基地;
6.筹建文化高端论坛,搭建国际高层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网络;
7.争取成为文化项目审批的延伸受理点,使外高桥平台真正成为国家的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的口岸和基地。
当中国出口贸易长期顺差且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时,文化贸易逆差比例却一度高达1:7。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输出”的通道始终不够顺畅。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建立,成为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服务全国文化企业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为中国文化产品飞向世界各地,又增添了一对强有力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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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与服务
1、利用平台所在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政策，在东方国际文化贸易中心采购免税设备，极大地节省运营成本，同时还可以开展设备租赁等延伸服务；
2、利用平台所在外高桥保税区特殊的外汇监管政策，拓展国际文化贸易。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外汇全额留存的特殊外汇政策，同时平台正在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试点工作；
3、可享受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上海市商委的相关文化贸易扶持资金的资助。上海市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商委等将设立专门的扶持资金，用于支持平台的文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入驻企业可充分利用政府的扶持政策，在贷款贴息、房租补贴、翻译费补贴等方面获得资助，做大做强产品，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
4、可申请加入外高桥文化交易市场，享受由浦东新区及外高桥管委会等为支持平台特别推出的财税优惠政策；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一、山东旅游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新机遇
1.“一带一路”与山东旅游发展的关系
山东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京杭大运河的中北段，黄河的下游，东部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部与黄海相邻，隔东海与日本相望，山东北面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对。同时，山东是一个经济大省，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20%，山东省人口数量全国排名第二，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一半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列全国第三，2014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9426.6亿元，占中国GDP总量的1/9左右，2016年GDP位居全国第三，实现进出口总额2771.2亿美元，尤其与日韩关系十分密切，与广东、江苏，一起被评为中国最具综合竞争力省区。
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山东虽然没有明确被列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撑区域，但山东在大板块中被列入“沿海和港澳地区”，事实上，山东半岛位于“一带一路”的交汇处，烟台和青岛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域的龙头城市，则也被列为港口重点建设城市。
2.山东旅游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
首先，推动山东对外经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明确了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新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的建设与推进，山东将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将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那么，山东将拓展与扩大和沿线国家在旅游、经贸、教育、能源、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的重大机遇，这会对山东的地缘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有力的推动，对山东对外合作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次，优化产业发展格局的机遇。山东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建设与推进中，将会全面提升海洋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这将会使山东优势产业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最后，深化省际区域合作的机遇。山东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推进和导向下，将会积极参与建设，会进一步加强与辽东半岛、亚欧大陆以及京津冀等沿线省份的合作，并且会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区域东南亚、非洲、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合作。
二、山东旅游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优势
山东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东部省份，在所有东部省份中，山东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对外开放程度最高，旅游业较为发达，而且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这些都奠定了山东做为中国东部领头羊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山东虽然在我国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不错，但是放到全国范围来说，山东仍然是旅游业欠发达省份，在发展阶段上滞后于某些地区以及面临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方面的挑战。山东旅游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具有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区位优势较突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济实力较雄厚、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等优势。
三、山东旅游产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1.明确参与战略，大力宣传引导
山东是国家"一带一路"规划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重点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推进下，山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北面的起点，日照和青岛将再次扮演一个重要的的角色，起到双向开放“桥头堡”的作用。目前，日照、青岛已经开启了海外“丝路对话”之旅，并已制定好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规划，为“一带一路”战略正式实施做好了准备。
山东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区位优势，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山东省应该及时明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制定相关参与的政策。
2.建设中华文化基地，走一条创新对接之路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文化古迹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尤其是以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和子思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山东有着深厚的底蕴。要对接“一带一路”，山东应首先着力建设中华文化保护区，传承、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各地市建立若干中华文化保护基地，并形成中国文化标志城网络。同时，要汇聚国内外学术资源，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研发，推动中华文化更新换代，推陈出新，不断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尤其是结合中国发展实践和经验，以文化创新驱动各方面的创新，走一条创新对接之路。
3.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一、中西文化差异对企业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影响
（1）语言文字的差异对国际贸易合作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各国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转化，成为达成交易的必经途径。但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语言转换的不合理，或贸易谈判中出现误解，就会阻碍国际贸易合作。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际形式，语言的合理转换在国际贸易中极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同一事物、同一词句、同一现象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可能被赋予了不同的语境、寓意和文化含义，进而产生跨语言交流障碍。
（2）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国际贸易交往的影响。在我国，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用道德约束的力量来制约日常的生产生活，在西方国家则习惯于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差别，表现在国家贸易交往中就是各国处理纠纷的方式差异。因此，在国家贸易往来中，要特别注重不同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外贸易合作中，中国人解决问题所使用方式更偏向于人情的角度，而西方人则偏向于以法律规则为基准。因此，在进行国际商务交往和谈判时，谈判时间的选择、谈判技巧的运用、谈判过程的把握、谈判结果的商定等等方面都有着千差万别，要顺利推动国际贸易的进行，就要有的放矢，加强沟通交流，努力取得合作共赢的效果。
（3）历史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都是在各自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文化风俗的外在体现常常是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反应。在中外国际贸易中，不同国籍的人在决策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在国家贸易中，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市场的开发建设、广告推销等等方面，都要结合不同国家内部国民所受的传统教育的影响，来研发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际贸易更深层次的进行。
二、应对国际贸易文化差异的对策
（1）促进国际贸易环境法制化与规范化。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规范国际贸易交往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现有的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交往带来的不利影响下，更要探索建立健全国际统一的法律纠纷解决体系，不断用法律来规范和制约国际贸易交往活动，使国际贸易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尽量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相关组织和机构应建立完善、简明、公正和透明的对外经济贸易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决策机制。规范世贸组织纠纷解决的措施和条件，实行无差别对待，不能搞贸易歧视和贸易封锁，建立正常的国家贸易交往的环境，使各国经营者都处在统一的制度平台上，受到相同的外部约束，避免因道德等非规范化约束产生难以把握的影响。同时，各国进行的机构改革也应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机构设置靠拢，使经营者易于理解和适应相应的管理。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世界性经济组织要尽可能放宽对落后国家知识产权贸易中的有关保护条款，免除对发展中国家服务、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的种种限制，使落后国家尽可能获得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并取得比较收益和创汇的机会。同时，通过技术转移和投资带去先进的文化理念，促进世界各国走向文化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全球的无壁垒贸易。
（2）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国际贸易的跨文化融合。消除文化差异对贸易不利影响的最有效办法是推动世界文化的融合，形成一种协调配合，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综合体，使文化差异对贸易的不利影响消失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因此，相关组织和机构应建立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和文化交流中心，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培养推进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人才，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制度法规等，以消除观念、习惯、语言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贸易阻碍，通过文化融合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同时，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应制定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创造当地人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然后是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习惯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才能达到破除壁垒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