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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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地域文化;路遥小说;方言文化;民歌文化;民俗文化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的三因素说。[1]陕北文化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发展诸因素下形成的，具有原始的风貌遗存，多元的文化内容。这些陕北民间艺术文化形式凭借其蕴藏的深厚生命文化精神对其创作以深刻的影响。路遥认为作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的儿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2]日本学者安本实认为，路遥对生养自己的黄土高原充满了痴情的眷恋，他自觉的把描绘陕北当作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用冷峻的目光何其不懈地思维活动生动地描写了生活在陕北的青年的喜怒哀乐，特别是作品主人公们对人生的执着探求的姿态，使其作品具有了超越陕北这一地域进而辐射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普遍性。[3]”路遥作品中的陕北文化符号比比皆是，又以独到的观察力将文化元素予以创新，使文本的可读性增强。正如什科洛夫斯基所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使人感觉到事物。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 [4]路遥对陕北文化的创新，恰恰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让文本接受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艺术享受与体验，在接受过程中反复的咀嚼与回味作品中渗透的无处不在的陕北文化气息，文本接受者延长了对文本的琢磨与品味的时间。

一、路遥对陕北语言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创新

方言土语往往具有普通话所匮乏的独特韵味与深厚意蕴。将地方方言融入自己作品成为特色是文本创作者对方言自觉的运用。在路遥的作品中，如“圪崂”“山峁峁”、“塄坎”、“火炕”、“窑掌”、“炕拦石”等描绘的是黄土高原特有景观，称呼年轻男子为“后生”，称呼年轻女孩为“女子”，称呼妇女为“婆姨”等等。这些极富地域风情的语言，展现了陕北奇特的地貌地情和乡农的生活面貌。路遥坚定的认为，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作家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作家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5]在路遥看来，人民才是我们的母亲，而生活是艺术的灵感源泉。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正是从陕北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呈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和还原性，自觉的让自己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去，将文学触觉伸入到民间最底层，从中攫取最具有原始意味，最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所以才能生动的运用民间语言。

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在训斥女婿王满银时“暴跳如雷地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j惶成个甚了。”[6]多个具有陕北地域特色的词汇的连续运用，是路遥对原生态的陕北民间方言准确把握和提炼的结果。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知道其要告大队书记高明楼时说道：“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挣不行这口气了…”[7]一系列陕北方言的组合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农对基层干部等现象的痛恨。富有浓郁陕北地域气息口语的使用，让刻画的人物特征等更加生动，具有民间性泥土气息的口语让作品人物语言焕发了生机，无论是“烂包”（形容一个家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陷入经济困难、濒临破产崩溃、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况。）“熬煎”（着急，烦恼），还是“j惶”（穷困潦倒），大量运用方言进行写作无疑具有了极强的代入感，使读者可以直观的走进陕北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在创新性上，路遥将普通话与陕北方言词汇穿插，其小说作品中的陕北方言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陕北农民方言，考虑到读者受众与文学接受者的接受能力，路遥对陕北文化中的方言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将诘屈聱牙的古朴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融合，既保留了陕北方言的地域风味，又使得文学接受者更易理解与接纳。叶圣陶认为，作品里人物的对话，如果使用该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方言确实是地域文明的生长土壤，路遥对于陕北方言的提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说“我主要是怕路上碰见相识的同学，怕他们对我外出打食又胡乱想什么。” [8]像这样的人物对话一方面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一方面又恰当的表现了陕北人的语言风味。《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对妹妹说：“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哩？…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9]寥寥数语中“怎敢”“要照哩”“贼娃子”几个极具陕北地方气息的方言词汇集合而成句，但却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会因为词语意义生涩造成接受上的困难。路遥在创作时是有意识的进行把握与控制的。数十年的陕北生活经历成为了路遥作品中人物生动语言的坚实来源。

二、路遥对陕北民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郭沫若曾说“民歌的好处是天真、率直，这是很值得诗人学习的地方。学习民歌，对于创立朴素自然的风格很有好处。我们学习民间文学也要这样提炼、汲取、综合、创造。这样，我们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可走。”[10]路遥的作品也因为民歌的加入而变得朴素自然。另一方面，路遥往往对陕北传统民歌进行改造，使得民歌可以顺利融入到小说的意境中去，这是对于陕北民歌的提炼和再创造。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描绘了一位民间老艺人形象“田五”。其特长便是 “链子嘴”，是一种即兴的民歌形式，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在“双水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打枣节”上，田五为即兴唱了一首“打红枣”：“小小（的呀）竹竿打起就跑，哎咦呦！叫一声妹妹呀，咱们快来打枣…”。[11]把陕北地域特产红枣也无形中融入了文本之中，带有文化地标的意味。善用民间曲艺形式是路遥的突出特点，“蓝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二月里鱼儿水儿水上漂”、“蓝格盈盈天上起白雾”，用典型的陕北气象特征描绘了黄土高原上的典型特点。像“笑格嘻嘻干妹子硷畔上站”。“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里走”。通过民歌形式交代富有陕北风貌的画卷。文字的铺垫使得读者更快地置身于作品所创造的环境之中，同时也增强了小说内的陕北风土气息。

路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将民歌有机的融入到文本中去。如《人生》在描绘高加林被人举报走后门参加工作，重回山村时，描绘到“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12]这种古老而悠长的歌调，正是从孩子天真无邪的嘴中唱出来，其社会谴责意义才愈发显得深刻和沉重，令高加林也感到“惊心动魄”。路遥并没有按照常规思维让作品中的其它人物如“德顺老汉”用说教性语言训斥高加林，而是利用在民歌中的隐喻意义对其作了道德谴责，从创新性上来看， 路遥借用陕北民歌隐喻文本的精神主题。陕北民歌中所蕴涵的精神亦是路遥希望阐发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两者之间达成了有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此外，运用民歌侧面表现人物细腻入微的情感流变同时淡化情节渲染诗一般的情绪也是路遥的一大贡献，在《平凡的世界》中陕北信天游《冻冰歌》先后出现了五次之多。“正月里冻冰立春消，想起我的哥哥，二月里鱼儿水上漂……”。[13]凄怆忧伤的感情基调渲染开来，这种将人物命运用民歌歌词暗示的手法可谓是路遥的创造，不断的铺垫与暗示，让读者对人物命运遭际有了预感。借助民歌营建作品氛围是路遥对陕北民歌的又一次创新，这也与之前单纯将陕北民歌作为凸显地域特色而刻意加入文本之中作为点缀的一种突破。不再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庸被加入到作品之中。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田润叶与孙少安感情困境的民歌描写，“说下个日子你不来，崖畔上跑烂我十眼鞋”。深刻的烘托了两人面对的感情困境与自然环境。

三、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陕北具有悠久的民俗传统，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精神联系深深埋藏于传承自家族的血脉之中。同时，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路遥独特的内部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14]

婚丧嫁娶是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现。在《平凡的世界》中，金俊武的母亲去世后，路遥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其出殡时的场景，如进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入土。” [15]陕北传统的丧葬文化习俗被路遥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将丧葬习俗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也用了讽刺幽默的笔法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刻画。如“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礼生来唱唱礼呢？。[16]这段话让读者忍俊不禁，“道场”“礼生”都是陕北传统丧葬仪式中必备的人物。路遥以调侃式的戏谑笔法写出了传统陕北文化中的愚昧与落后，深化了小说的深层意蕴，正是传统古老的陕北文化与新兴的外来文化进行激烈碰撞的一次交锋。在继承陕北传统文化的时候适当扬弃。陕北民间对于巫神鬼怪的盲目崇拜也体现在他的弊端，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的神汉“刘玉升”谎称自己能够通神，而村民对此的深信不疑也侧面反映了陕北民间文化中存在盲目信仰。如“孙玉厚”在母亲患病后，诚惶诚恐的将神汉请来看病，科学文化在偏远乡村受到了古老民间文化的排斥。

路遥凭借独特的嗅觉和敏锐的思维，将陕北地域文化继承与创新，构筑起独具艺术个性和生命力的黄土高原文化世界。他以热情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创作之中，在无数如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创造开拓出伟大历史的普通劳动者身上体悟生活的深层境界、艺术的高远是路遥在短暂的人生中持续的目标。[17]其植根于陕北富饶的文化土壤，将陕北独特的文化特质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剥离出来，继承创新，使之成为自己作品中的文化符号与地理标志。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2][17]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广州：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3] 安本实. 路遥文学的风土背景――路遥与陕北[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5.

[4] 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5] 路遥.不丧失劳动者的感觉[M].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9][11][13][15][16] 路遥.平凡的世界[M].路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12]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8]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M].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14] 师华 贺智利.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J].唐都学刊，2005.21.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码头；码头文化；老城区空间环境；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TU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1-0058-04

1、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经济的腾飞，许多城市迎未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历史传统保护与文脉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由此引发城市建设如何达到科学、和谐、健康的发展，是摆在每一位建设者面前值得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虽然城市发展程度和目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地域性差异，但很多依水而建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似曾相似的演变过程，都是由傍依江、河、湖、海等地理特征所衍生出的码头及码头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承载湘潭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载体，传统码头及其所形成的商业街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中心的转移，其综合商业地位逐渐下降。但时间积淀下来的传统老字号、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因其传统商业及历史文化的综合效应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构成了集历史行政中心、文化教育、、商业街区、民居民宅等多形式并存的、丰富的老城区空间形态，这种多功能综合布局密切了各社会阶层间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城市的地域性文化形成与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探索发掘其潜在的价值，是传统码头文化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重要途径。

2、码头文化概念

“码头”有两层含义：一为海边、江边专供船只停靠、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建筑物；二为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城市。一个城市或一个码头因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在江河交汇、水陆衔接、交通方便以及利于避风、泊宿、装卸货物的地方，逐渐形成船舶聚泊的处所，这就是古时的码头。从城市空间形态上看，码头不仅指简单的特定建筑形态，还包括与码头经济活动相关的外部环境，即道路、堆放场地、过渡空间、建筑与建筑间的空隙等。在湘潭城市的变迁过程中，码头的这两层含义随着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的风云变换而交替出现，从单一驳船功能过渡到多元文化碰撞的多功能场所，从而确立了湘潭古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拓展了古城与外面世界的沟通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第一码头”。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里，湘潭首先是一个码头，然后才是一个城市，这是因为古潭城深厚的商贸码头功能及其文化深植于人们心中。

码头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码头空间和功能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展的必然产物。它涵盖了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及形态，包括物质形态文化、非物质形态文化两个层面。城市码头文化的发展是从人类最初生存活动的原始阶段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丰富及部族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文化活动的萌芽和功能的复杂化，同时从生活劳作及日常经济活动中派生出其他活动空间，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建筑类型，经过多次的社会化分工，产生出许多新的设施和特殊空间，以满足人们经济活动之余的功能与精神上的需求，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现象。

3、湘潭城市码头变迁及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的因素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湘潭城市码头兴盛于唐宋时期，特别是自宋代迁县治至域正街至今，近千年城市码头空间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商贸活跃带动整个湘潭经济在明清时期飞跃地发展，使湘潭一度成为富甲三湘的湖南商贸中心和江南商埠重镇，

“金湘潭”、“小南京”的美誉久负盛名，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湘潭居于湘江下游，南溯衡阳，北入洞庭，这种地域环境不但滋养出湘潭曾经繁荣的物质文化，还影响着湘潭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湘潭城市码头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3.1 自然环境因素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所著《建筑十书》中关于城镇的选址，强调“必须有良好的水源供应，有丰富的农产资源，以及便捷的河道或陆路通向城市”。位于湘江上下游交汇的湘潭地处华南湘赣丘陵，市区三面环山，中东部平坦开阔，境内涟水、涓水、靳江自西南向东北而下汇入湘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繁衍生息环境。纵观我国因水而生的古城镇，如荆州、芜湖与湘潭古城（图1）一样均居于河流大钩背区域，形成利于商贸运输泊船和进行物流中转的地理优势。《湖南地理志-湘潭县》称：“水凡九曲，形如弓字，行二百四十余里，通行无阻，此县商繁盛之利源也”。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湘潭老城区独特自然地理位置对其走向商业鼎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县治迁至今城正街以来，老城区就成为湘潭县城政治经济文化中枢机构的所在地，古城码头因水运商路汇据整个湘潭老城，串联县城与域外里坊形成横贯东西的商贸大通道，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成为集居住、商旅为一体的复合体，并延续至今。因此，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区域吸引力造就了鼎盛时期的湘潭古城，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码头地域文化。

3.2 商贸经济因素

历史上因朝代更替的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移居湘潭，都是选择傍依湘江作为重新聚集之地，不同地域多元文化或文明形态往往借便捷的交通进行传播交汇，伴随着交通的演进派生出城市多重文化现象。湘潭历史上就是湖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以米、药等商品的转运贸易为基础，湘潭经济在明清达到了全盛时期，明朝时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清朝至之前，湘潭是南粤进出口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是湖南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城市码头变迁、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变以及城市文化地域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商贸经济活动的发展刺激了城市文化的演进。湘潭古城湘江沿岸因商业的聚集效应所设立的码头不胜枚举，众多市总、商业精华集中在十四总至十七总，七帮商人遍布街头巷尾，商业店铺、会馆林立，湘潭的商贸专业街早在清初便已出现。伴随商业贸易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人湘潭，形成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如海会寺、关圣殿、鲁班殿、基督教堂等众多建筑文化的引入，使城正街至十八总一带分布着不同地域风格建筑，成为构筑湘潭城市码头文化地域性景观的重要部分。

3.3 人文环境因素

湘潭地域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政局变迁的制约，也受到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湘潭远古居民多以蛮越族系为主，唐宋前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因战乱骤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带来文化大交流。地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普及，先进文化观念的催发反过来又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宋代湘潭迁县治至今域正街，交通更加便捷通畅，商贸活动日益繁盛，商人队伍日益壮大，跃然成为江南商业明珠。湘潭万商云集，来自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形成地域性的行业帮会，集资兴建会馆，其中江西万寿宫、广东岭南馆、北五省关圣殿等房阁殿宇雕梁画栋，水榭楼台尤为壮观。城内外正街两旁市肆鳞次栉比，行、栈、庄、店达5400余家，十四总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是湘潭商业精华所在，多元化城市空间环境及建筑艺术都集中反映了湘潭商贸经济的成就，体现出多元的地域文化特点。

3.4 民俗民风因素

湘潭民俗文化的地域性首先表现在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物质形态特色当中。从码头的命名可见一斑：以地域行帮命名的江西码头、茶陵码头、岭南码头、万寿宫码头、水府殿码头、关圣殿码头等；以行业物资命名的盐商盐码头、盐店码头、石码头、南竹码头、纸商绸商建的仓门前码头等。明清时期湘潭已是万商云集的商埠，码头附近兴建会馆达50多个，行业会馆、公所组织多达15个。会馆建筑艺术结合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体现不同地域的风格，神祀是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会环境的熔冶，也规范了会馆发展的方向因地域的不同存在差异，会馆的神灵设置始终是会馆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部件。其次，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民间地域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民间的生辰、祭祀、中元、节庆、禾苗治虫、酬谢大神等多以传统舞狮、地方曲艺、皮影戏、木偶戏等民俗活动形式表达，民情风俗节日活动使老城区的公共空间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清初湘潭民间盛传的“竹枝词”就是一种记录市井俚俗、风土民情的七言绝句，“水门巷外彩灯摇，总里灯来大埠桥；不羡九衢行火夜，而今五月赛元宵。”记录了每逢正月十五，从市总经半边街到大埠桥，龙舟赛后举行五月初五天符庙灯会的盛况。可见，民俗民风的发展传承与码头文化地域性形成紧密相关。

4、码头文化与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地域性表达

自唐宋以来，随着湘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湘潭已成为区域经济南移重要的水上码头，各地商贾云集湘潭设立商号，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茶叶等物资依水路北上南下，码头的兴旺与繁荣形成了湘潭老城区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整个古潭城的文化气质。

唐代的湘潭商贸物流重心虽然位居县治洛口（今易俗河），但在湘江河西沿江域正街一带已陆续出现初具规模的市肆。两宋时期是中国“城市革命”的突破性飞跃期，其城市经济发展有两个质的变化：一是市镇的兴起；一是“破墙开店”的城市大突围，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城市发展中开始居于重要地位。湘潭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迁县治至城正街，湘潭老城区格局基本形成。约在明末至清朝同治年间，从县城到十九总的沿江南岸长达五公里，依靠湘潭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活动自发地扩展而形成古城基本格局并保持至今，商埠依靠湘江作为主要的物资运输通道，使湘潭成为沿江发展的带型城市，各功能区沿交通线延伸形成了“三街六巷九码头”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其中，三街古指正街、河街和后街，正街是联接一总至十八总的主商业街，古称宣化街，现分为一总至八总的城正街、九总至十二总的平政路和十三总至十八总的中山路（图2）。

本文运用国外城市设计理论中相对成熟的分析模型，如“图底模型”、“城市形态肌理”三要素、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等分析方法，总结出反映空间环境特征的构成要素主要表现为：①码头节“点”的生成；②街巷骨“线”的衍生；③空间肌理“面”的延展；④建筑形“体”的展现等四个方面（图3）。

4.1 码头节“点”的生成

在很多依水而生的城市，水运码头成为城市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往往集交通、商业、宗教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交通可达性、功能复杂性和地域识别性的特征。节点分布不仅受到城市人口分布、区域经济活动和交通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城市形态特性也决定着节点的分布特征。湘潭老城区形成于宋代，其形态沿湘江河岸呈带状延伸格局。随着商贸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展，湘潭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五省等省及湖南湘东一带的货物云集，清朝嘉庆年间沿江码头由明末的10余处增至37处，到清末货物装卸码头多达54座，从大埠桥向西延伸至求子桥，延绵十五里沿江呈线性格局分布（图4至图13）。从老城区九总西延至十九总区域内码头节点的密集分布与工商户聚集强度相对应，码头位置的选址更多地考虑到水运交通便捷中转和内部街巷的可达性，成为联通外部交通和内部城区的聚集点和转换点（图14）。

湘潭不同时期码头节点积年累月的发展，在历史地段中沉淀下许多历史人文遗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湘潭老城区历史地段极具个性的景观，历史地段的景观特色真切地反映出湘潭老城区的历史文化氛围，体现出城市的地域个性。

4.2 街巷骨“线”的衍生

湘潭古城是有机增长式的城市，据记载：明嘉靖年间修城，建熙春、观湘、拱极、瞻岳四门，城内分三街、九巷、二十六坊（乾隆《湘潭县志》）。三街为河街、宣化街、大街。自锦湾至燕子桥为河街；东起熙春门，西至攀龙巷（今板石巷）为宣化街；西为大街，至学宫东。如今，老城区主街道主要由城正街、中山路、平政路、雨湖路、人民路、熙春路、窑湾和壶山组成。其中最为繁华的传统商贸主街道为自上十八总至一总的中山路、平政路和城正街，垂直于主街道的各种空间尺度各异的小街巷高密度的分布在道路两边，街巷蜿蜓曲折。其中城内仍沿袭老城格局呈“三横九纵”形态分布，三横为城正街、井勘巷、大雷家巷；九纵为板石巷、泗州庵巷、新育里巷、城隍庙巷、广大香巷、胜利巷、通济门巷、学坪路街、社区小巷。老城区街巷结构具有完整紧渍的传统居住及商业文化空间特征，表现为有机生长的空间形态、尺度宜人的街廓比例、细致丰富的街巷界面。

“总”是湘潭古城空间环境结构中的一大特色，“总”的由来与水运商贸及其码头息息相关。“总”这个特殊的称呼，来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设的“总铺”。展开嘉庆丁丑岁（1817年）《湘潭县志》所附《城总全图》，便见各总之间设有门楼，上标各总之名，从八总到十八总，赫然醒目（图15）。明初湘潭古城正街沿湘江从东至西被划分为十八个“总”，即为一总至十八总，其中一总至八总在1576年筑城时包含在了城内，清朝湘潭城商贸与城市活动向城外集中，一总至八总的称呼不再使用，城外的九总到十八总地名及码头格局延用至今，古代有“官绅居县‘城’，工商户居市‘总’”一说。

4.3 空间肌理“面”的延展

城市肌理是一种有序的空间等级层次及空间联系，在某一范围内显示了城市空间环境结构。正如美国学者罗杰所说：“一种预设实体和空间构成的‘场’决定了城市格局，这常常称为城市的结构组织，它可以通过设置某些目标性建筑物和空间，如为‘场’提供焦点、次中心的建筑和开敞空间而得到强化。”湘潭老城区空间肌理较为连续而丰富，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种肌理较多地反映了历史传承的痕迹，特别是保存较好的历史街区，保持着特有的地域特色。

通过“图底分析”可以将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的结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使我们很清楚地认识街坊里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的共存关系，反映出特定空间环境结构关系在时间跨度中所形成肌理的匀质性和结构组织的交叠性。总的来看，湘潭老城区空间环境肌理比较丰富，明清建筑及近代建筑形成街巷主要的肌理形式，这些建筑群体之间相互联系，共同限定出街道与广场，形成小尺度、交织着的街道网络，同时建筑朝向统一、排列密集，空隙之间自然形成众多近人尺度的院落，成为居民生活的小环境。建筑密集排列所产生的外部空间自由活泼，使弯曲变化的街巷在建筑群中自然形成，外部空间较为积极，俨然不同于现代居住小区趋于单调的空间肌理形式，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老城区空间肌理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4.4 建筑形态“体”的展现

湘潭老城区中建筑空间形态以商贸活动发展所产生的“按行结肆”为基础，围绕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通商码头及其行业会馆公所出现了茶庄、客栈、酒馆、妓院、手工作坊、药号、钱庄票号、典当等多向产业空间。清周翼嵩《湘潭竹枝词》中：“橹声咿哑篙声歇，估客帆收落日中”、“十里楼台皆傍岸，碧波灯火彻通宵”描述了湘潭商业及夜生活盛景。传统建筑实体和空间形态因丰富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性、集市性和阶层性，具有宜人尺度、匀质的肌理、良好的细部特征，以高密度一层或二层民居建筑形态向水平方向延展，其中穿插标志性区域中心建筑组群。公馆会所、寺庙、教堂等建筑比一般店铺民房体量高大，起到视觉上的支配作用，其外部空间的阶层性较为丰富，空间大小、形态、开合、穿插于渗透多姿多样，如城内文庙、十总的万寿宫、十一总的关圣殿、十四总的鲁班殿等，建筑形态以庭院组织气势恢弘的中心建筑，采用传统封火马头墙与重檐歇山屋面并存的建筑形态，局部装饰有泥塑百禽、瑞兽、彩画、人物等，门窗装饰有木雕，透刻、浅浮雕等，与大面积的民宅店铺门前屋外的细腻精巧形成对比，形成了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民居建筑群落为底色，突出点缀富丽堂皇的标志建筑的整体格局（图16）。

建国后，建设使老城区新添了以低层或多层体量的仿苏建筑形态，红砖、青灰等材质增添了朴实淳厚的特色。改革开放的脚步推进了旧貌换新颜的建设步伐，无序地拆建使老城区原有匀质的体量削弱，代之以毫无特色或与传统城区风格不协调的多层或高层建筑形态。

湘潭古城至今保存着百多年来的数幢近代建筑，形态多样，风格迥异，是湘潭近代历史建筑最集中、反映湘潭历史变迁最为丰富的体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观赏价值，它们将成为构成湘潭古城近代商贸历史街区风貌特色的重要因素和再次繁荣的关键。现在有迹可寻的只有关圣殿、文庙、鲁班殿、海会寺而已。

5、结语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余华；温情力量；叙事

前 言

作为20世纪八十年登上文学舞台的年轻战将，到2013年其第五篇长篇小说《第七天》发表之时，余华已然年过半百。翻阅几个经典的文学史，余华都是以“先锋作家”的头衔映入人们的眼帘，再用自己优秀的作品征服了挑剔的读者。那些至今为人乐道的经典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余华表达的几乎都是应对苦难时应该具备的力量，这些力量归根到底都源于一个字，那就是“爱”，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是面对共同苦难时，陌生人之间相互扶持的记忆，都成了爱的代名词，这种从爱出发，又以人之大爱为终点的温情力量抚慰了多少人的创伤，荡涤了多少人的苦难情绪，它像一条生命之河哺育了那些羸弱的苍生。

《第七天》描述了主人公杨飞死后去殡仪馆路上火化的所见所闻，中间穿插杨飞对于孩提时代的回忆，对于自己婚姻的经历和其他生活场景，以《圣经》中的引文为开篇，全文分为七个章节，以造物主的七天时间作为各章的标题，充满了宗教的色彩。不得不提的是，小说中充满了当今最为流行的词汇和最为敏感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现实世界各种人荒诞的生活状态，可以说，这是一部十足讽刺现实世界的著作。爆炸、车祸、火灾、政府强拆、政府的不作为等一系列元素在小说中都得到完满的体现。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余华的主题并不是单纯的向读者展示现实世界人们精神状态的混乱，相反的而是通过这些荒诞的外向挖掘隐藏在小说中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那就是温情的力量，唤起人们心中普遍的善来达到人道主义关怀的最终目的。一下篇幅就从温情角度出发，通过亲情和爱情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七天》的温情力量。

一、温情之一：细腻“父爱”

之所以对“父爱”加引号，因为杨飞的父亲杨金彪并不是其亲生父亲，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却用细腻的情感给予了杨飞源源不断成长的力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整部小说脉络虽然总是被杨飞的回忆阻隔，但是作为完整线索之一便是杨飞寻找父亲杨金彪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可以看成杨飞的灵魂去殡仪馆的过程），这难能可贵的“父爱”如同文章线索一样贯穿小说始终。

杨飞是被母亲在火车上上厕所给“拉”下来的，年轻而又单身的杨金彪刚好是那段铁路的扳道工，他捡到杨飞的时候，面对这个脐带还在肚子上的孩子手足无措，只好求救于自己的同事李月珍夫妇，杨飞从李月珍那里尝到初降人世的第一命奶。杨金彪倒是像捡了宝贝那样，傻乎乎笑个不停，也常常自言自语：“天底下还有这么狠心的父母”i，这个想法让杨金彪格外疼爱杨飞，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余华是这样描写的：“他每天出门上班时，先是将奶粉冲泡后倒入奶瓶，将奶瓶塞进胸口的衣服，贴着跳动的心脏，让自己的体温为奶瓶保温。然后将我放进胸前的布兜，肩上斜挎着一只军用水壶，身后背着两个包裹，一个包裹里面塞满干净的尿布，另一个包裹准备装上涂满我排泄物的尿布。”ii杨飞后俩回忆说，杨金彪的怀抱是自己小时候最为甜蜜的怀抱，他是在云溪奶瓶和父亲的体温里一天天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成了杨飞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这还不是普通的男人，是一个能用细腻的手掌照顾小孩的男人，杨金彪的细心程度甚至超过了女人。你看，幼儿杨飞要喝水时，杨金彪就会打开水壶喝一口，“然后嘴对嘴慢慢地将水流到我这里。”他还会判断杨飞饥饿声音和口渴声音之间的细微区别。

你也许更想不到，杨金彪心灵手巧，他学会了自己织毛衣，尽管同事会嘲笑他，但是杨金彪却充满了幸福的感觉，那种疼爱，那种温馨的场面，恐怕读者看了也会情难自禁。

如果说，杨金彪对杨飞小时候的照顾还是处于一般人的善的话，那么面对结婚对象和孩童杨飞做出艰难选择则可以说得上是伟大之举了。杨金彪的恋爱到了结婚的地步，女方却提出把杨飞送到孤儿院，杨金彪迟疑了，他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理应拥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来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犹豫着带着杨飞乘火车出了远门，并把杨飞丢到了一个孤儿院的旁边。离别之际，余华这样描写到当时的场景：“我父亲转身走去，不敢回头看我，一直走到拐弯处，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看到坐在石头上的我快乐地摇晃着两条小腿。”iii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杨金彪出于无奈的正常之举，本以为故事到这人就结束了，但是杨金彪在不安的哭泣声中放弃了女朋友又重新找到了杨飞，并伴随着杨飞最后到死。

尽管杨飞的身世遭人同情，尽管杨金彪也不是自己的真正父亲，但是他却在这个平凡的铁路职工那里得到了伟大而又细腻的父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谁说父爱一定要如山高？杨金彪展示的“父爱”却是真真切切的细腻，这种温情的亲情之爱早已融进了杨飞的血液里，渗透到了骨髓里！

二、温情之二：至死不渝的爱情

就是在《第七天》现实和荒诞融为一炉的故事中，余华展示了鼠妹和伍超这对城市打工者的坚贞爱情。放荡不羁的鼠妹在生前一心想改变贫穷的生活，起码得拥有眼下最新版本的苹果手机她也觉得心满意足。偏巧伍超为了讨得鼠妹的芳心，于是就买了山寨的苹果手机给鼠妹，但这个假冒的苹果手机却让鼠妹走上了跳楼的绝路。而善良的伍超却因照顾异地生病的父亲未能看到鼠妹绝笔留言，于是鼠妹含恨离世。当伍超得知鼠妹死去的消息，顿觉悲痛交加，他不停的地流着眼泪，呆呆而又反复念着鼠妹的名字，于是走上了极端的卖肾道路，为的是鼠妹死后能有一块好的墓地，墓碑上面要写“我心爱的鼠妹”。尽管在这里，余华又将两个荒诞的剧情纳入叙事当中，但是丝毫不能影响鼠妹和伍超的爱情。当伍超的好朋友肖庆也来到这个死亡国度之时，他把伍超卖肾事情告诉了鼠妹，鼠妹哭泣起来，“哭声像是沥沥雨声，飘落在这里每一个的脸上和身上，仿佛是雨打芭蕉般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也像沉痛的锥子戳在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中，伍超后来也来到了安息之地，可是最终两个相爱之人在灵魂过度也没能最后见上一面，轮到鼠妹穿着众人合力织成的长裙，等到净身的时候，她的眼泪又开始流淌，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去嫁给伍超，而是去安息。

爱情是甜蜜的，更是用来担当的。当鼠妹遇到贫穷的伍超，终究被其温情的爱和敢于为自己付出的勇气所感动，就算到死也要嫁给这个男人。这种忠贞的爱情化作一股温情的力量，柔软了内心，回归了人道！我想这也就是最为感人的地方吧。

结 语

《第七天》像一首诗歌一样，分成了七段，而串联起每一段故事框架的除了文字之外，还有隐藏期间的温情力量，这种力量的本质内核就是爱，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或者是友情，都是爱的最好体现。这也成为作者追寻小说精神内涵的有力武器。我们熟悉的余华，擅长将人性道德的光辉置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告诉人们温情的难能可贵，因为只有这样，人道主义才能更好的展示其崇高的一面。

注释：

i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ii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iii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七天[M].新星出版社，2013.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4篇

李白《蜀道难》有“不与秦塞通人烟”［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岭关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读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处关塞，是因为蜀道秦岭线路本有多条，而“秦塞”亦实有多处。在蜀道历史中，几条秦岭线路在当时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轻重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蜀道秦岭区段有不同的主线路。这种变化的发生有多种因素，而关中地方文化重心的变化也显现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移换的关系，可以深化对区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i、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秦汉所谓“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开通的时代曾经称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开通和使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较早记载了蜀道“石牛”传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不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们还看到，秦人观念中另一有关“牛”的神秘传说，也与交通开发有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张守节又写道：“按：今俗画青牛障是。”［5］所谓“武都故道”、“岐州陈仓县南”、“雍南山”等信息，应当理解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联想到“姜姓”而“长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传说《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可以推知其发生时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归服，与“姜”有关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论秦汉雍地诸?中的炎帝之祠》写道，《太平御览》卷七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记》卷三“岐山县”说到“姜泉”，又写道：“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说到“姜水”。《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同书卷一《山川三》：“横水。……一名姜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载《文博》2005年，第6期。现在看来，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来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将地名带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记》卷五《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可能就是导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转贴于

清华简《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记》卷四《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司马贞《索隐》载：“褒，国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颜师古注：“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关中往“褒人”所居“褒国”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的秦王和蜀王“褒汉”、“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传说，反映“周显王之世”褒谷已经成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文公“至?F渭之会”，“卜居之”，“营邑之”，以至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很可能秦人通过“褒”，与“汉”维持着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三、??娴涝缙诮煌ㄌ跫?读ナ汀肪矶??端玖パ罹??罚?ldquo;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涂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辛德勇先生据此考论，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娴赖谋笨谖Ч瓤谕馍晕鞯奈己幽习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应该就是??娴赖那吧怼3??朴兴?钜於?猓?霉獾烙??娴赖娜〈?猜杂胁煌??刺霉獾涝谇亓氡逼伦呶Ч龋ㄎす龋?唇衲嗪樱???娴雷呗妫?澹┕龋?唇裎髀嬗???］。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同一史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写作“蜀取我南郑”。又《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这一历史阶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经由褒斜道或??娴馈?br />

四、商鞅时代交通形势《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7］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此是较为可信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据现有材料仍可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这一商鞅时代的重要决策，也影响到交通史的进程。

秦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这一举措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而推进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秦经营咸阳的时代，交通战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东向进取的需要，函谷关和武关道路，首先受到重视。而蜀地的占领，必须有蜀道的交通条件以为可靠的军事保障。对于秦兼并蜀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如下的记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马错伐蜀，灭之（卷五《秦本纪》）；（2）击蜀，灭之（卷一五《六国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卷七《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卷五《秦本纪》）；（5）蜀相杀蜀侯（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诛蜀相壮（卷五《秦本纪》）；（7）诛蜀相壮（卷一五《六国年表》）；（8）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卷五《秦本纪》）；（10）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国年表》）。从起初转贴于

（1）、（2）、（3）的“伐蜀，灭之”，“击蜀，灭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终“定蜀”［8］其中（8）与（9）、（10）有关“蜀侯辉”、“蜀守辉”的记载相互抵牾，当有一误，疑（8）中“侯辉”二字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经历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数年的时间。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必然是在蜀道畅通的条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阙”和

汉高祖的“蚀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又“自（阿房宫）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构想，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识。“南山”之“阙”的设计，可以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这样的规划，与沿子午岭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对应关系。而“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与“直道”?“子午岭”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所谓“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说：“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等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三国时人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

李之勤先生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深入的考证［10］。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古栈道的遗存［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裴?《集解》引应劭曰：“今长安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所谓“咸阳”、“今长安也”与“长安，故咸阳也”的认识，表现出咸阳?长安共同作为关中文化重心的一体性。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张晏说之后，又写道：“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同样指出了王莽这一交通道路建设行为与皇嗣期待的对应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条引《风土记》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引《风土记》则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太平御览》卷三八引《风土记》也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乾隆《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西安府长安县》引《风土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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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南。”同出《风土记》，而汉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两说。子午道的开通或与皇后有??的事实有关，或与皇后有??的期望有关，都反映了王莽借用当时人交通意识中的神秘内涵，为帝权的争夺进行准备。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条引《长安志》于是说：“王莽有意?汉，通子午道。”同书卷二二九《补遗·地理》“子午道”条写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协之。又妇女有孕曰瑞。”也以为皇后已经“有孕”。事后太后下诏，言“开子午道”事是所谓“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绝南山”的方向优势。

七、“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数道平行”形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这是在国家行政中心转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见《隶释》卷二三《司隶校尉杨君碑》：“右隶书，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韵语，然其事迹粗可考见。其所颂者，杨君复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诏开余谷，中间西羌乱，道绝不通，复由子午谷，险阻为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杨厥孟文请废子午道，复由余谷。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稚纪为之刻石颂德。其所谓余谷者，盖斜谷也。汉人用字多从省文如此耳。碑在兴元。”

然而《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都说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实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使用。又《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袭长安的建议：“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可知当时子午道的通行条件。

地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地学思维 本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长期以来，地理学已逐步从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有力工具发展成为改造世界的科学，它已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重要的基础科学之一，为一系列勘测、设计和规划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以解决重大的国民经济问题。①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和2012年对地理科学专业进行了调整，在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中，地理学下属学科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被拆分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两个专业，这一专业的拆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科的要求。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作为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地理学。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地理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一门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重视对学生经典地理学思维和素质的培养。

1 地学思维

传统地理学提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和类比方法等，是地理学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科学方法。②现代以来，地理学有了更强的整体性观念，更多地从地域系统的整体出发，注意从理论假设出发进行演绎，使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能够相互补充、辩证统一，并积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种复杂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③

从具体研究方法来讲，现代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两大方法为区域法和因素法，④即以区域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和以要素基础的集成研究。但无论是区域法还是因素法，都要借助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和辩证思维，以探究地理综合性问题的求解途径，这类研究方法和地学思维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发展现状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是理学地理科学大类下面的二级学科，前身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2012年教育部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依托于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科学，侧重于应用领域，着重培养我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与管理的专业性人才。⑤城市规划一般依托建筑学平台建设，侧重于技术领域，重视物质规划和形态设计，如建筑设计、住区规划与设计、旧城改造、城市设计、景观规划与设计、市政工程规划等，其毕业生大多就业于大城市的设计院、政府部门、城市建设咨询和研究机构。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设立的目的是希望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城乡规划和管理之中，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且具有资源、环境与规划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才。从专业设置学科背景看，全国大部分高校资环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前身）是在地理学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京大学黄贤金⑥等人于2011年对98所开设有该专业的高校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98所高校中67所是以地理学为学科背景，占68%；11所高校以地质学为科学背景，占11%；以农学和测量学为学科背景的各为4所，分别占5%；其他以建筑、环境、林学、经济学等为学科背景的高校11所，共占11%。然而，在一些开设该专业的普通高校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专业重复建设、盲目扩大规模、人才培养缺乏特色、学科定位不明确、⑦⑧尤其是轻视对学生地学思维的训练，过分注重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培养目标向建筑类倾斜，无法凸显地学特点、展示专业特色，导致学生就业方向不明确、就业情况不乐观。

3 培养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地学思维的重要性

3.1 有助于学生理解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科背景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跟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也最具活力，该专业面向全球性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等，综合性与应用性都很强。⑨学生只有具备了全局与系统、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类比方法等地学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理解并接受相关理论，对于学习中遇到的关于区域、空间、尺度的概念有具体认知和理解，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才能得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3.2 有助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在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的背景下，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也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有全局与系统、分析与综合等地学思维方式，而学生仅通过城乡规划的理论、技术、方法的课程的学习是无法得到有效训练的，因此，需要重视地理学经典的理论教育。

3.3 有助于学生完成个人职业规划和目标的设定

有效的职业规划对于促进学生实现其人生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学思维的特色之一在于训练学生综合考虑问题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学生制定个人职业规划和目标时尤为重要，有助于学生综合地思考问题，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客观全面地面对人生的每个阶段并不断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