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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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7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event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the medical staf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severely hurt， it is urge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think is unfair distribu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lead to "see a doctor difficult， expensive" and "medical accident"， how to carry out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 is immin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health care reform of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medical system reform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Key words Rawls； justice theory；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通过合理的筹资与支付使有限的资金能更好地保障人民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不少专家学者从各个层面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如何解决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对策，但是缺乏了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公平性研究。要解决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最终实现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就必须遵循正义的价值标准。众所周知，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社会制度正义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来指导如何建立一种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
1 正义论的基本内涵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但人们对于正义的观念一直是众说纷纭，不同哲学家给出过不同的界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为代表的先哲们就对正义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正义的基本内涵就是自由与平等。苏格拉底将正义定性为个人的美德，他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正义”。柏拉图则认为正义是一种合理的国家规则，他在《理想国》中提出：“我们在建立国家时，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一类原则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于正义的认知，并对正义做了较为详细的诠释，他认为公正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也就是要遵循美德的正义和规则的正义。
中世纪时期，以奥古斯汀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们将正义披上了神学的色彩，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上帝安排的制度才能保证正义的实现，正义只是在调整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神才是正义的体现。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照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近现代时期，关于正义的观点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契约主义和功利主义。契约主义以洛克、霍布斯和卢梭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正义是同契约、法律、制度相联系的，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受到契约约束的社会，同时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平等、自由的社会。功利主义以边沁、密尔等为代表，他们认同正义的社会性，认为判定社会公正的唯一标准是社会整体福利是否得到增长，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进步，正义概念逐渐演变成为社会正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却越来越多的与国家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制度正义似乎成为了正义的代名词，人们研究的正义问题也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制度正义问题。
2 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内容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他认为，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人们在达成其他协议之前要先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而这种协议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下选择的结果。同时，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论应该阐明社会制度需要遵循的正义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2.1 原初状态
按照罗尔斯的设想，正义论主要是通过原初状态证明的，即通过假设原初状态的限制条件来详细描述对选择正义原则有意义的原初状态，从而达到选择正义原则的目的。原初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假设的的状态，在这个假设状态下社会是由多少自足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他们在相互关系中都承认某些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并且大部分行为都会遵循这些行为规范。假定由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能够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上比仅靠个人努力更好的生活，怎样分配这些利益就会产生冲突，需要特定的原则来指导利益分配从而实现恰当的分配份额。
2.2 两个正义原则
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即是平等自由原则，它是指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①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包括了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它的表述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②
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为了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③这些表述都证明罗尔斯关心自由，并且是公民平等的自由。
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是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分配，由于权利、责任的不相等等方面的原因，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必然存在着原始的不平等，但它必须遵循参与社会合作后每个人应当分配到应得的利益的原则，如何保障不平等的分配下每个人分配利益的正义性就是罗尔斯正义论第二个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差别原则允许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有利于最不利者，也就是说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谁是最少受惠者？这个最少受惠者并不是指特殊的个人，而是由社会基本结构确定的某个社会群体。
3 正义论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在罗尔斯正义论指导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原初状态认为只要相互冷淡的个人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的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冲突的要求，那么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人们的社会的基本善的分配是在无知之幕的情况下实现的，人们对家庭出身、自然天赋等一无所知，而正义的实现过程就是逐渐无知之幕的过程。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改革过程中就是需要逐渐无知之幕的过程，要逐渐改善中等匮乏条件的过程。如果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并非处于中等匮乏条件下，那么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寻找正义的环境，而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均享受正当的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投入。
（2）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平等自由原则保障的是公民的基本自由，要实现的是实质性的自由，而非形式上的自由，而且是平等的自由，这个平等要保障的是全民的平等，而非某个人的平等。在医疗保障的设置上强调全民医保，要推动三医联动工作。即在确保城镇职工医保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要覆盖全体公民的条件下，推动医疗保障体制、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药品流通体制这三个医疗卫生体系中互相影响和制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3）整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强调每个人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获得职务和社会地位，但是很明显的在颁布《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之前，城镇和农村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保制度，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正平等权利就要实现制度设置的完全机会公正平等，就需要整合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按照《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的指示，整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就是要实现六个统筹。第一，统一覆盖范围，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包括现有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所有应参保人员、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等；第二，统一筹资政策和筹资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多渠道筹资，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第三，统一保障待遇，在保障适度、收支平衡等原则的指导下，均衡城乡保障待遇，为参保人员提供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第四，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城乡居民医保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明确药品和医疗服务支付范围。第五，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强化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制。第六，统一基金管理，城乡居民医保执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还要建立健全基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基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率。另外，还要强化基金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坚持基金收支运行情况信息公开和参保人员就医结算信息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
（4）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差别原则认为，在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要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差别原则是受到最严厉批评的，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在指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却是很有意义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就是为了保障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在这方面医疗救助制度具有最明显的效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医疗救助制度没有引起重视，但毫无疑问，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分配不公、就医条件差距大等等问题提供了保障，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力量。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制定、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碎片化问题等等。作为强调公民的基本自由，强调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指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60.
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和“全民医保”制度的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全民医保”。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救助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逐渐升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关注热点。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全民医保目标的建立及其实现途径；医疗保障的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现状；各地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研究；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方面。国外关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最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相关评述。
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和“全民医保”制度的推进，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已经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救助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逐渐升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关注热点。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全民医保目标的建立及其实现途径方面
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全民医保”已达成了共识，全民医保是实现医药卫生事业社会公益性的钥匙，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1：3(顾昕，2008)；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要建立重健康和重持续的绿色医保制度(褚福灵，2008)。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医疗体制改革困境和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全民医保的实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全民医保尚未成功(顾昕，2008)。但对于如何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改革方案。通向全民医疗保险的可行之路是一条渐进之路，将会扩大现有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此外，政府通过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资助城乡贫困家庭参加公立医疗保险，从而构成一个制度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一路径已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已在逐步推进。强化政府责任，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医药分开，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翟祖唐，2007；唐钧，2007；胡大洋，2008；万筱明，陈燕刚，2008；刘晓晖，2008；李明强，2008)等宏观策略方向也逐步得到了认可，但在具体实现途径上还存在的分歧与争论。如强化政府筹资责任方面，有的专家强调“补需方”，即新增政府财政医疗卫生投入的主要流向是医疗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鼓励者和资助者的角色，通过补贴吸引和鼓励广大农民参加医保，同时资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城乡低保对象)参加医疗保险(顾昕，2008)。但也有的专家从国情出发，认为补供方，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直接提供基本免费的服务是更为现实可行的选择(葛延风，贡森，2007)。这些理论争论和政策建议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启迪。
二、关于医疗保障的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
随着“全民医保”目标的提出，国内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如火如荼，从多个角度探讨医疗保障的城乡衔接和统筹发展问题。
1．从二元经济社会角度出发，探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与衔接问题。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医疗保障制度表现为二元医疗保障体系，二元保障制度使其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医疗社会保险服务呈低效率状态，难以体现国民医疗保障权益的公平性(鲍震字，王智广，2007)。打破二元结构势在必行，从而提出了城乡保障制度衔接的目标模式——“从二元到三维”(王国军，2005)。
2．四大板块问的相互整合衔接的研究。在全民医保这个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统筹整合路径：“一个制度、多种标准”为医保改革的突破15(刘继同，2006)；在“托低就高”的途径下实现城乡医疗保障整合管理(周寿祺2007)；采取“三支柱”促进城乡医保一体化的实现(孙祁祥，2007)；依托“新农合”编织全民医保网；医疗保障制度要分层次(唐钧2008)；实现全民医保需要配套改革(吴成，2008)；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实现信息共享，可以实现医疗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顾昕2008)。同时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亦日益受到重视。农民工是一特殊群体，他们多数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问，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鉴于两者的保障程度有限，近期不宜作出硬性规定，两者的结合可以提高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程度(胡务，2006)。
3．城乡医保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垄断，使得该领域供方的道德风险发生频率高且规避难度大，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进而损害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基础(王保真，2007)，并且是对诚信建设和信任系统的破坏(王建，2008)。应严控道德风险，重建信任机制。具体途径：加快医保覆盖面，缩短其自费患者与参保患者之间的“双轨制”与“价格差”；约束与限制不合理的医药行为，做到既能使患者看好病，又能促使与激励供方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还能有效控制供方的不合理开支，形成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风险共担的合作博弈机制(王保真，2007)。对医疗服务供给方、医疗服务消费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专家的信任(王建，2008)。
三、各地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研究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总结和探索各地的模式，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制度创新大有裨益。各地关于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和付诸实践的模式探索日趋增多，例如全民医保标向性探索的“石狮实验”：石狮市五个试点村以整村的形式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签订合约，试行新型全民医疗保险(尹海涛，2005)；上海浦东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城乡阶梯式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田文华，梁鸿，陈琰，曲大维，许非，2005)；河南舞钢市全民医保的“破冰之举”：舞钢市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合作医疗3种形式，初步形成了全覆盖、无缝隙的全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仇雨临，2006；杨力勇等，2006)；厦门市欲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医保”(郡芳卿，2006)；湖南省石门县在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降低或取消新农合起付线模式，也称为“零门槛”方案。湖南省石门县为了搞好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付线和封顶线的有效衔接，除对五保对象的医疗救助不分病种和农村低保对象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医疗救助实行“零起付线”外，还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实行了“零起付线”(李钢，盛学庆，2006)。昆山市农村城乡一体化医保(金健宏，2006)，全民医保试点：安徽金寨县的成功与其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以及财政支出顺序优化等密切相关(中国卫生产业，2007)，珠海模式的试水：通过建立“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治疗免费”三道医疗保障防线，旨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袁泽春，2008)。镇江的成功经验是把社区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险相结合，实施一系列医保社区创新配套政策，打造“l5分钟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圈”，增强了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陈新中，2008)。浙江省和江苏省在处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过程中，在解决两个制度覆盖人群的交叉问题上，地方政府的两种主要解决方式；一是自主选择，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参合农民)可自助选择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不能重复参加，浙江省采用了该种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划定覆盖人群，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县城以上城区内的城镇人口，新农合覆盖县城以下的非农人口，江苏省采用了该种方式。此外，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已无户籍划分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乡合作医疗的探索(，汪早立，张西凡，程念，2008)。重庆市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综合补偿模式，也称“三明治”模式，“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三明治”式的政策组合版块，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块“三明治”的夹心层是制度的中坚即“新农合”，底部和顶部的两层是制度的辅佐即“医疗救助”(赵小艳，2008)。这些实践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和对照样本，增强了本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
四、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考和建议。宏观层面的经验借鉴主要有：乌日图(2003)分析研究了西方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4Jr雨4~(2oo3)评述了针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医疗保险支出过度膨胀、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和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世界各国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医疗保险费收入，增加病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比重，加强对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监管，社会保险机构自己办医院等措施。这些对正在实施中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浩(2006)、郭小沙(2007)、王雁菊(2007)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德国、英国的全民医保制度，认为应建立适合中国基本国情、承认地区发展不平衡并逐步实现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制；丁润萍(2007)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廖明(2008)评述了印度的全民医疗体系；李莲花(2008)通过比较分析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全民医保过程，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我们全民医保的启示。李明强(2008)主要研究了泰国、新加坡和墨西哥等国家在医疗保障制度创新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以及实现医疗保障全民覆盖的实施路径。杨红燕(2008)选择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典型国家，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实现全民医保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条件进行了总结。认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前提，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建立全民医保的非决定性影响因素，政府关注与社会形势是建立全民医保的关键因素。并得出结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条件；但中国可以利用职域保险、地域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救助相结合等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医疗保障”的层次上实现“全民医保”。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可以得出的经验是，医疗保障要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城乡一体化及普遍覆盖，特别是印度农村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泰国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于中国更具有启示意义。
国外关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农村合作医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上。
(一)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
首先是对新农合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改革目标研究方面，一个国家的卫生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问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但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扩大趋势(Hossain，S．I，1997；Bogg，L，2002)。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中国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WilliamHsiao，2000)。第二：在农民参合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方面，AliAsgary，KenWillis，AliAkbar，TaghvaeiandMojtabaRafeian(2004)等采用重复投标博弈法(iterativebiddinggametech．nique)问卷格式，使用伊朗全国2139个农户数据，进行了农民医疗保险参加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B．古斯塔夫森(2005)从构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视角，展开了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以及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Cook等(1999)在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依赖性——脆弱性——贫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不公平现象的研究：RaviKanbu(2005)分析了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卫生保健的不平等现象；BjornGustafsson，LiShi(2004)考察了中国农村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和贫困之间的关系；OfraAn-son，Shi~ngSun(2004)以河北省为例，具体考察了中国农村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GuyCarrin，AvivaRon和YangHui(1999)等根据14个试点县的情况，分析了中国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对改善农村健康保障困境的影响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YuanliLiu，WilliamHsiao和KarenEggleston(1999)着重分析了中国卫生体制变化带来的城乡在健康保障领域严重的不平等；ChristopherJ．Smith(1998)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卫生服务体制，揭示了城乡健康越来越大的不平等缺口。‘
(二)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
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范文第3篇
【论文文章摘要】现代医保制度对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品种、待遇等方面存在着二元对待，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同其他公民一样，农民为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不具备公民的地位，至少无法与城市公民相提并论。这与现代社会盛行的人权精神及公民的平等宪法权利是格格不入的。笔者在前期学者研；基础上，提出从现代医疗保障角度论证．平等权，并在平等权框架内重新构筑现行医保制度，提倡“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了法学思考
一、关于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增加农民福利，保障公民权益意义重大。然而鉴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现代医保制度却显示出其缺陷的一面，即对城镇、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对待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民平等权的实现依然差强人意。这与中央的惠农政策、和谐社会理念是极不相符的。笔者本着“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的理念，提议实现城乡平等，减少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以保障农民权益，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农民的实有权利与宪法法律规定极不相符。农民平等权需要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概念加以提出。在中国，农民是大多数，只有维护大多数者利益的政府才是宪法上的合法政府，因而政府首先要维护农民阶层的平等权。因此，对于政府，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加重视宪法法律，更加重视实现农民平等权，这样才能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wWw.133229.Com体现在社会保障领域，需要本着实现农民平等权的原则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改革，着重体现对农民阶层的社会关怀，彰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理念。
二、农民平等权的法学思考
(一)法理之维
在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平等的权利意识并不强烈。生活在相对封闭和传统环境中的农民，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尤为缺乏。农民阶层权利意识淡薄，其不会主动主张权利，往往在支撑不下去时会爆发其力量。农民平等意识缺乏和权利意识缺损，却使农民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一没有提出异议的意识、渠道和法律依据。这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巨大的存在空间，并给予了农民不平等顽固的生命力，这是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解决农民问题最大的障碍，它使得国家和社会在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获得医疗保障，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增强平等观念、提高权利意识则应当是公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公民(尤其是农民)权利平等观念的增强，对于增进自身福利，保障自身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平等权是人权的三大支柱权利之一，是一种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人权意识内要求类的平等的一种社会关系。人权作为一切个人享有的权利，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的。这种人权的普遍性实质上体现的就是平等权，它要求反对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反对歧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平等权体现了人权的原理和精神，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要求全面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只有从人权的角度认识平等权，我们的认识才有理论的深度和政治的高度。
(二)宪法分析
权利平等是宪法的重要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条是我国宪法对平等权的一般规定，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平等权既然作为一种权利，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上的设立，意味着国家负有保障与救济的义务，当平等权利受到侵害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实现时，采取保护措施则是国家的应尽之责。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有没有平等权的确立和平等保护条款的设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享有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和文明的程度。没有平等，则法治失去灵魂；没有平等权，人民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也难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所以，作为保障人权的国家法律，必须体现平等、保护平等，即立法上要平等。特别对于弱势群体，更要关注其平等权，在法律上更要强调其平等权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国衣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权利最易受到侵害，毫无疑问属于弱势群体，其权利实现和保护理应受到国家立法的倾斜。在宪法和有关的法律中应予以优先体现和保护农民的平等权，而不应给予广大农民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三)历史根源
现实生活中农民的不平等状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从医保制度的架构看，既有平等观念的缺失，又有制度建立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挖农补工”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不公正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客观上抑制了农民自由、平等发展的可能，而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又在主观上消减了农民维护利益、争取公正的机会。最根本的，农民平等观念缺乏和法定平等权利缺损，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空间，并使之获得顽固的生命力，阻碍农民问题的破解。一言以概之，不平等是农民问题的根源。正确地解释农民问题的根源，能增进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而且将有利于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
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医疗保障； 补偿机制；弋阳县；医疗储蓄账户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032-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是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农村居民能够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而建立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的制度特征是：政府明确其政治承诺和政治意愿，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保障；政府成立完全由财政负担经费的专门机构对新农合实行全面的管理，使其形成卫生服务提供者、参合农村居民、合作医疗基金以及政府行政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和制约的关系；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合（毛正中 等，2005）。试点开展几年来，取得很大成效。从宏观数据看，与未开展合作医疗的地区相比，开展合作医疗试点地区的参合农民住院率提高了52.7%；农民就医经济负担减轻，2004年平均住院费用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从补偿前的89%下降到补偿后的65%（卫生部，2006），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乡公平。为深入了解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基层建设现状，从微观层面对新农合的实施效果作出评价，作者选择了江西省弋阳县进行实地调研，以此为个案，讨论如何完善新农合的制度结构，更好地借助新农合推进社会公平。
一、弋阳县新农合筹资及补偿机制
江西省的新农合试点工作自2003年开展，截至2006年年底，全省有40个新农合试点县，1221万参合农民。弋阳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隶属上饶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4%，是典型的农业县。
（一）资金筹集和管理
2006年，弋阳县开始成为新农合试点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为243587人，参合率达88.73%，略高于2006年全省的平均参合率84.95%。弋阳县农民参合以家庭为单位，农民人均缴费15元/年，各级财政共补助40元（年/人），全年筹资总额1339.73万元。新农合基金分三个部分，即风险基金风险基金是从新农合总基金中提取和新农合基金结余中划转的用于弥补新农合基金非正常超支的专项储备资金。、住院(门诊大病)统筹基金和门诊家庭账户基金家庭账户指以家庭为筹资单位，按一定标准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应缴费用集合在一起建立的账户，用作支付该农户家庭成员的门诊小病消费。。农民个人缴纳的15元中有10元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家庭医疗账户，用于参合者门诊小病费用的补偿，超支自负，余额可结转到下年度，但不可抵交下年的自缴资金；个人缴纳的另外5元和各级财政补助的40元则纳入大病统筹基金，补偿住院及门诊大病发生的医疗费（参见图1）。2006年弋阳县确定的门诊大病指脑中风后遗症、精神病、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等4种疾病。
（二）补偿（报销）情况
2006年，弋阳县新农合给予参合农民的补偿方式包括住院（门诊大病）补偿、门诊补偿两种，从基金支出情况看，2006年全年基金支出总额为714.65万元，其中住院（门诊大病）补偿金额为635.14万元，门诊补偿金额为79.51万元，分别占基金支出总额的88.87%和11.13%，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基金支出都用在住院（门诊大病）方面，与新农合制度中的补偿理念“大病为主，小病为辅”相符合。弋阳县新农合起付线与补偿比例、封顶线的规定参见表1。
在不超过封顶线的情况下，参合农民因住院（门诊大病）实际获得的补偿费用=［总医药费用-非《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费用-非检查项目的检查费用-起付线］×补偿比例。该县2006年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表2。
二、分析与讨论
作者调查发现，弋阳县新农合的制度结构中，存在如下几个可能会影响新农合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一一提出，以作讨论。
其一，新型农合是一项自愿性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自愿参合和低水平筹资的前提下，如何完善补偿机制，以提高农民对参合的预期收益，保证顺利地从农民处筹资，避免由于低参合率所引致的资金风险？
在新农合试点工作中，农民的自愿缴费一直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之一。日前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即使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不愿意参合者的比例仍然达29.1%（方黎明 等， 2006）。应该承认，不愿意参合的农民并不一定是因为其支付能力不足。可持续的个人缴费，归根结底靠新农合让农民认为可以以低于市场直接交易的代价获得高于市场直接交易的健康价值，在这当中，新农合的补偿机制对农民的参合意愿有很大影响。因此，可以对现行资金的补偿机制作部分调整，力争在参合农民的受益广度和受益深度方面取得平衡。
弋阳县新农合的补偿机制中存在如下问题：
（1）大病统筹基金结余量较大，资金使用效率低，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较低
在基金的使用方面，按照规定，应该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但是，2006年弋阳县全年基金支出总额为714.65万元，占当年筹资总额的53.34%， 相对于2006年全国新农合基金支出总额占当年筹资总额的比例72.95%来讲，结余量较大。
新农合最重要的目标定位是帮助农民抵御“大病致贫、返贫”风险，据此，我们着重分析弋阳县新农合对农民因大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补偿效果如何。要衡量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大病致贫”问题的成效如何，指标之一是看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所减轻的大病负担占制度本身所需要筹资费用的比例，李春芳（2005）将这一概念表述为该制度对大病致贫问题的关注程度。这一概念可以用某地区新农合实践中当地筹资总额中用来减轻大病经济负担的部分有多少比例E来表示，E实际上体现了一项医保方案对解决“大病” 致贫问题的针对性程度如何，该数值越接近1.0，说明该地区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越高，或者说该方案的针对性越强。因此，有：
E=D/F，
其中：E为对参合农民的大病补偿费用占筹资总额的比例；D为年度某统筹地区新农合对生大病的参合农民所做的经济补偿；F为筹资总额，有F=年度当地人均筹资额×参合农民人数。
依据这一公式，我们对新农合解决“大病致贫”问题的成效进行测算（参见表3）。测算结果表明，弋阳县新农合解决参合农民大病致贫的效率较低，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发达地区新农合对大病致贫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
2006年，弋阳县新农合的大病统筹基金中，已补偿费用占可使用费用的比例为64.38%（参见表2），对照全省40个新农合县(市、区) 大病统筹基金的平均使用率（72.94 %），资金结余较多。为了吸引农民下年度自愿参合，需要新农合基金管理部门认真估算资金流量和农民患病风险，防止出现资金沉淀问题，以增强新农合对农民的吸引力。
（2）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较多，在帮助农民应对门诊小病方面作用有限
在门诊补偿资金方面，弋阳县2006年参合农户的家庭账户资金总额为243.59万元，2006年上半年核减门诊医药费4828人次，核减家庭账户资金13.33万元，全年共核减门诊医药费27114人次，核减家庭账户资金79.51万元，已核减资金仅占家庭账户资金总额的32.64%（参见表2），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较多，说明该县家庭账户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这种情况在我国其他新农合试点县也有发生。由于沉淀的家庭账户资金只能结转到下年度，既不能提取现金，也不可转入大病统筹基金，所以，这部分资金既不能发挥分担疾病经济风险的功能，也没产生经济价值。已有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组，2006）表明，不少地区家庭账户沉淀资金过多，导致的后果是，增加了向农民筹资的困难，增大了政府推动新农合的成本。
由于江西省各试点县均不设门诊（小病）统筹基金，表2中的门诊补偿部分实际上是参合农民家庭账户中自缴资金的储蓄，如果发生门诊小病，参合农户并没有得到外来的经济补偿。从性质看，新农合中的家庭账户与我国城镇职工医保中的个人账户相似，是一种医疗储蓄账户。家庭账户模式实际上是发挥了家庭内的横向共济功能对门诊进行补偿，但是，农民本身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因此家庭账户分担疾病风险的功能并不明显。家庭账户的最大缺陷在于只体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忽视全体参合者之间的横向共济，它在低筹资水平上弱化了新农合制度的共济功能。我国实行“大病统筹+门诊统筹”补偿模式的试点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多数试点县实行的是“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的补偿模式。应对家庭账户资金沉淀过多的方法可以是，随着农民对新农合互助理念接纳程度的提升，中西部地区可以考虑改革门诊小病补偿方式，引入门诊统筹基金，这将会提高参合农民的门诊补偿受益面，更能体现合作医疗公平互济的特征。已有相关个案研究（左延莉 等，2006）表明，门诊的消费受补偿模式影响，门诊统筹相对于家庭账户而言，其参合农民更多地利用了门诊的卫生服务，门诊统筹的资金利用更显效率。门诊统筹基金的优点在于可鼓励身患小病的参合农民及时就医，缺点在于可能使基金超支。在实践中，可以用改革新农合基金对医疗服务供方的支付方式目前，新农合基金对医疗服务供方的支付方式普遍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fee for service）的后付制，由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病人接受服务的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向医疗服务供方支付报酬，它的缺点是在道德风险和医患关系中供方主导性地位存在的前提下，容易出现供方诱导需求的现象――医疗机构有机会提供从医学角度看不必要的服务。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取决于他们面对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新农合第三方支付的医保模式下，对后付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医疗费用的控制。的办法应对这一缺点。
其二，衡量新农合成效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仅仅是参合农民从新农合中获得一定数额的医疗补贴，更重要的是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进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既和补偿机制密切相关，更取决于定点医疗卫生机构能否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真正提高农民的受惠程度。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切实建立政府对县乡村三级公营卫生医疗机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行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体制改革，以控制医疗费用。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被调查地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参合农民中，有76.6%是由于经济困难（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新农合作为我国在新世纪提出的一项国家卫生政策，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减轻农民利用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
就新农合而言，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主要是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卫生网络”，县属医院应该是新农合的制度设计中为农民提供廉价而有效的卫生服务的主力军。2006年，弋阳县有两所县级医院――县人民医院和县第二人民医院成为新农合的定点医疗机构，它们是当地农民住院的主要收治医院。但是，从2006年的情况看，该县的县级医院对参合农民大病医疗费用的控制能力尚待加强，参合农民住院次均费用达到2946.47元，在江西省40个试点县（市、区）中排名第三，远远高出全省40个试点县的平均值。
从门诊情况看， 2006年全省40个试点县（市、区）门诊对参合农民的次均补助为21.78元，门诊补偿的受益面为18.55%，而弋阳县对参合农民的次均补助为29.32元，门诊补偿的受益面仅为11.13%，由于农民看门诊小病多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说明该县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定点诊所对参合农民的服务能力尚待加强。
一项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来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尽最大可能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行的一个社会实验证明了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服务价格之间的关系――医疗服务价格上升10%会导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下降2%（科尔奈 等，2003）。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导致农民自付的医疗费用较高，阻碍了部分收入较低的参合农民对卫生服务的利用。2005年卫生部与世界银行的现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对最低收入组来说,无论是否参加了新农合,一旦有家庭成员利用住院服务,则其中有40%以上家庭的人均收入将低于国家贫困线（顾涛 等，2006）。
因此，医疗费用高企必然会对新农合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要提高农民在新农合中的受惠程度，促进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和财力方面的支持，切实建立政府对县乡村三级公营医疗机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医疗费用高昂和当前“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体制有直接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财政对医疗机构的拨款减少,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业务收入。“以药养医”模式产生的根源是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推进与政府责任缺失的并存。公共卫生资金的短缺，成为政府对公营医疗机构缺乏约束和激励的重要原因。，控制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费用，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提升。
其三，在大病补偿部分，如何降低参合农民的起付线和自付率，减轻农民利用基本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以利于实现新农合最重要的目标定位――帮助农民抵御“大病致贫、返贫”？
在中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新农合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缴费和财政补助两大块，要提高新农合对农民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在大病补偿标准方面，不可定得过于保守，另一方面，应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提高人均筹资总额，切实减轻农民利用卫生服务的经济负担。
根据表2提供的数据，弋阳县新农合对大病的补偿金额较少，2006年参合农民次均住院需要自付的费用为2050.77元，约占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3，收入较低的农民可能因为无力支付这2000多元而放弃治疗。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降低起付线和农民的自付比例是非常必要的。
想要提高人均筹资总额，大幅度增加农民缴费额度并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做法。2006年，弋阳县筹资总额为1339.7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拨付的补助（人均20元）为487.17万元、省财政补助（人均14元）为341.02万元，市财政补助（人均3元）为73.08万元，县级财政补助（人均3元）为73.08万元，中央财政补助在该县筹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6.36%。按照“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居民都有权获得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这一现代公共财政理念，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转移支付，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扩大覆盖面,确保参合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稳步提高。以程漱兰教授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2005）提出中央财政更多的资助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并验证了中央财政为中西部新农合承担更多的筹资责任，主要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财政分配的政治意愿问题。
三、结语
新农合属于医疗保障的范畴，而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它是国家为保证所有居民获得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而提供的制度保障。医疗服务和保障市场的特点导致的市场失灵以及社会追求公平的意愿，使医疗服务和保障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需要政府的干预。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说，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可能无法使福利在社会范围内得以公平分配，政府的干预因此是必要的，以把收入分配引向人们普遍认为公正和公平的轨道上来（布朗 等，2000），而借助社会保障这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公正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做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实践表明，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则国家干预分配的力度越大（郑功成，2000）。鉴于中国城乡之间医疗资源的分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的缺位饱受诟病。如果政府有意愿改变公共卫生投资的不公平性，应更多地借助医疗保障这种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将政府补贴投向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因此，我国应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使城乡之间享有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新农合的持续发展最终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医疗保障，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这意味着农民福利的不断增进，社会公平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和谐社会的构建得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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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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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制度的概念范文第5篇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专访时表示，新医改方案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人受益，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五大手术”改革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主要存在如何体现公益性、解决基本医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问题，所以公立医院成了卫生领域方面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这是一方面的挑战。另外，公立医院的改革也需要公共财政大力的投入。第三，目前公立医院的改革路径、方向，特别是一些具体措施有待于探索。体现公益性这一总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现途径却不容易。所以，这一次的医改从2009年到2011年的五项近期工作重点中，公立医院改革占四个方面。
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当前要做的是：
第一，坚持公益性。在补偿机制方面要作比较大的改革，“以药补医”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带来很多负面的机制，要及时改。
第二，公共财政需要加大投入。医院的管理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不是简单地把公立医院从整个卫生活动当中剥离出去，公立医院是整个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当中的核心部分，它和其他系统的关联不能随意隔断，所以应该在大卫生系统下面来探索一种管办分开的形式。
第三，医院的治理机构。现在提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比较合适，但不是院长一个人决策，要有专家，有政府的出资方，有社保的代表，还有一些民意代表共同来参与管理。
第四，医院的内部管理。主要是与发挥积极性有关的一些措施，操作上不应该搞多收多得，而是你的工作绩效优良你多得，也就是优劳优得。
第五，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指南体系。现在要把卫生经济学的概念引进去，即标准化的诊疗方案，它必须既能体现技术含量，又要和现有国力、基本医疗的承受能力、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就是要花比较少的钱，做比较好的事。
陈竺表示：相信通过3年的试点工作，我们会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以药养医”退出舞台
现在医院的收入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公共财政的投入，一个是社会对于诊疗活动的一种补偿，主要是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比如农村的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此外，也包括个人支付的一部分。除此以外，就是“以药补医”的做法。
将来“以药补医”的政策要作重大调整，意味着来自公共财政的投入就要增加。实际上这几年公共财政投入已在增加。此外，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也在快速发展。实施方案也提出一个今后3年“广覆盖”的目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要达到90％以上。这意味着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会明显增加。
要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就一定要提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医疗的质量和效率。比如：医院内部的精细化管理，包括诊断治疗活动的规范化，如何通过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来进一步缩短住院天数等，其中潜力非常大。
提升质量和效率与医院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并不矛盾，这就是公平和效益的统一，关键是管理。今后3年的试点当中，要对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的一些内部管理，包括用人制度、激励机制等作非常积极的探索。
政府投入成倍增加 个人自付比例递减
目前国家一年的医疗费用是6700亿元，而未来3年如果投入8500亿元，平均到每一年大约3000亿元。谈到这个费用对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能起多大作用时，陈竺部长的回答是：现在不只6000多亿元，实际上前年我们国家卫生的总的支出费用就是11000多亿元，估计去年会超过12000亿元。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公共财政增加投入，实际上个人支出的比例已经从最高时候的60％降到目前的40％了，社会的投入在增加，政府的投入也明显增加。所以今后3年如果每年政府再投入2800亿元，就会超过5000亿元。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相对而言个人付费的比重就会下降，因此这对缓解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问题会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大病补偿高限达基本收入6倍
3年基本医疗保障要覆盖90％的面，对老百姓来说感觉到的直接实惠是什么?
按照实施方案，明年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投入还要增加。一方面是扩面，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水平。提高水平主要是指大病的补偿能力，大病补偿的封顶线会达到城乡居民收入的6倍，这样补偿率就可以大大提高。比方说新农合，到去年年底大病大概只能补偿30％多，到明年应该可以提升到50％以上。城镇居民去年的基本收入是人均13700多元，乘以6，就要超过9万元，”这样的水平就相当不错了。关键是基于这样一个承受能力，大医院能不能通过进一步地降低成本，尽可能采用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让人民群众基本医疗能够得到保障。”陈竺说。
困难群体看病“双保险”
以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白血病为例，将在大病统筹范畴里给予考虑，一方面建立补偿制度、保障制度，另外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诊疗，要能够控制这个费用，主要强调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这样使得儿童白血病这样的大病，也能够在我们现在基本医保的制度框架内，能够实现基本医疗服务。
现在讲的基本保障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补充制度，补充制度就是民政方面对困难群体提供的大病救助。一方面还是要依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救助制度功能，还要通过社会公益性的资助渠道、基金会等方式，来实现大病都能够得到基本医疗。
让人人享受公共卫生服务的阳光
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特别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在提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均等化的服务。这里面就包括了经常性的服务，如个人健康档案的建立、预防接种、慢性病的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
另外还有公共卫生的若干重大专项，比方说像乙型肝炎的疫苗，15岁以下的人群全部接种，一定要把中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扔掉。我们对重大疾病，像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等都有一些重大项目的安排。此外还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比如农村的孕产妇住院分娩现在推向全国，这会极大地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的死亡率，这样的重大项目是真正能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
做自己健康的守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