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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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中西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西部城市依据其所处的区域优势，经济结构以矿产等能源产业为主导。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外部环境发生了快速演变，传统的工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多数城市面临着开采过度、能源枯竭、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如何寻找经济发展新突破，创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中西部城市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西部城市人文历史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其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如果能够对这些遗产加以有效活化再生，完全可以形成文化产业链，实现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无形之中又可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因此，对于中西部城市发展来说，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要远远地超过其他行业，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彰显文化，形成城市品牌

中西部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打造文化产业聚集区的良好基础。如果可以深入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打造系统的历史文化标识和文化延伸相关产品，必将更好地传承历史，形成特色文化，打造形象名片，进而形成城市品牌，对于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区域的整体知名度、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推动行业聚集

文化产业是最具有联动性的新兴产业，因其往往既是旧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活化，又是新形势下新文化的催生过程。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切入点，以文化创新为途径建立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可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其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能充分推进现代文化产业联动发展，实现新旧文化融合，延伸文化产业链：其二，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进一步反哺历史文化遗产，解决其保护资金不足、缺乏定期维护等难题，实现保护为先、合理活化再生的循环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升区域影响力

文化产业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可持续发展性。因地制宜、结合中西部城市自身历史文化特色，以文化产业集聚区为开发模式，可显著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带动区域商务、商业与旅游有机结合，促进相关配套产业、关联产业、衍生产业的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全面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地方创造财富，引领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西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再生的成功模式

近年来，中西部城市结合城市发展状况，以城市自身历史文化遗产为基础，以文化产业集聚区形式，打造了一系列文化遗产延伸产品。既不影响遗产的保护，又发挥了其社会、经济效应，最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产业升级、就业难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历史文化遗产活化与当地经济发展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区

西安曲江是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曲江新城以盛唐文化为品牌，以资源整合为手段，开发建设了一系列以盛唐文化为内涵的项目：大雁塔景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等。五年时间，成果不菲：实现现代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古城遗址得到有效保护，避免了“开发性破坏”：拓宽了就业渠道，最大限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不仅为其他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如何合理活化再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兑现城市价值提供了范本。

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

作为七大古都之一的开封市，近年来充分利用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建立起了以绘画作品为原型的大型仿古主题公园一清明上河园。具体操作为：以宋代文化为拓展点，延伸建设了宋代文化科技馆、宋代名人馆等文化特色建筑；以民间故事为基础，创编了“包公巡案”、“梁山好汉劫囚车”等节目定时现场演出。成功打造了宋代文化园区，实现了多个双赢：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并举：文化建筑与实景演出并立：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并重。可以说，活化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开封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中西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虽然在“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产业战略格局整体而言，还处于发展成长阶段，仍是当前需要大力培植扶助的新兴产业。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遗产活化传承在思想认识、开发模式、创新发展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完善。

意识薄弱，活化程度不高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西部城市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脉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中西部城市活化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目前还较为薄弱，没有充分认识到遗产活化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拆除，然后兴建仿古一条街，还停留在将文化遗产作为普通旅游资源开发的层面上，非但没有保护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反而大大降低了其价值。

观念守旧，思想僵化，机制不活

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是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之路，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能系统加以合理规划运作，可以成为城市再生的基础。然而中西部城市在活化文化遗产、重点打造文化产业园区的过程中，还存在观念守旧、思想僵化、机制不活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文物部门与有关部门的有机合作，使得相当一部分历史文化遗产活化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势必影响到历史文化遗产的推介和活化。

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创新不足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性是其之所以成为“朝阳产业”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城市在进行活化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虽然拥有历史文化遗产数量庞大的优势，但开发模式整体来说还停留在拆旧建新、浅层次的旅游开发上，导致历史文化遗产失去其遗存价值，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性开发”。机制创新上，目前也较少统一规划，活化运作方式偏于单一，创新性不足，亟待进行专业引导和规划。

中西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融入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解放思想，破除束缚，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引导

中西部城市管理者要打破旧观念，破除束缚，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创新意识。要充分认识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以文化遗产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应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要支持和鼓励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引导文化遗产项目落地实施，发挥文化产业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带动提升作用。

一产上可与古代耕作相关遗址相结合，打造文化旅游，开展相关体验活动：二产上实现与制造业的结合，形成相关文化延伸产品生产线：三产上与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积极引导相关文化创意、影视等产业入住集聚区，促进优秀文化传承与延续，实现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加大投入，创新形式，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协调发展

在转变观念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活化历史文化遗产的资金投入，从政策上予以倾斜。积极创新产业形式，形成文化遗产相关的产业链，把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与旧城改造、旅游发展、文化产业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对相关产业、衍生产业的带动作用，重点打造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园区。西安、开封目前已取得一定成绩，中西部城市可参照其发展模式，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实现文化遗产活化与城市经济互促的新模式。

拓宽渠道，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加强对外交流合作。要注重学习先进地区成功经验，建设文化产业载体，构建历史文化遗产推介平台，构筑文化发展新优势。要积极寻求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文化对接，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提供渠道。

上海世博会期间兵马俑在中国馆的陈列展出，就是一种中西部城市利用东部沿海城市平台积极推介自我的联动模式。既满足了东部城市文化资源的需求，又为中西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外推广提供了平台：宁波徐福文化园的开发建设，从一个民间故事延伸出一条文化产业链，充分体现了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切入口小、经济效益高的特点。这些都是中西部城市可以参考的模式，值得借鉴。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引入文化和符号两个概念，对历史文化符号作了论释，旨在以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为基础，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每个时期的人类都在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历史文化遗产便是其中不可磨灭的一笔。但是现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传统的概念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当代的社会意识中，人们将建筑性物证扩大到基地，从而将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到自然和环境遗产化，甚至还包括地方方言、传统技能、生活方式等等。

    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性遗产(有形遗产)和非物质性遗产(无形遗产)两大类，而在物质性遗产中又分为不动产(自然和建成的)和动产(艺术品)两种。西方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过渡，并且将遗产从精神的需求与现实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相关。

1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经经历了从文物一历史文化名城一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过程，保护范围扩大，这反映在遗产的数量上。但是登录制度不完善，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偏少，国家级、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在一起不足10万处，历史风貌保护街区也只有上百处。与中国的历史年代和国土面积相差数倍的英格兰，其登录在册的历史建筑有50多万处，保护区8000多处。在制度方面确立了法律制度的核心地位。

    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施旧区改造式的大拆大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行为还在继续，究其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1)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应当作经济实体看待。2)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认识不足—特别是无形(精神)遗产的保护相对有形遗产薄弱。3)现今的工作过多地注重理性思维和工程技术，但是精神的东西是隐性的，无法用效果图的方式进行表现。

    由于城市遗产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于其保护的研究则不能仅仅停留在片面的物质性的或技术性的研究上。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知识价值是其价值的精髓，同时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要做到保护工作的成功就要重点把握文化，使其成为保护工作的基础。所以，该从何种方面去把握则是本文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2两个概念的解读

2.1文化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原意指对自然界生物的驯化、培育、耕种，进而演变为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教化、培养、训练;中文的文化一词源自《易经》中的“人文化成”，和西方有所区别，其更偏重伦理道德教导，从而合乎礼仪规范圈。

    简而言之，历史文化指的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只是将文化的前面加上了历史时段的范畴而已。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对于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其历史性已经并不重要了，它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的含义。所以对于遗产的关注，讨论其历史性并不是很重要，文化才是核心。

    文化的构成: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符号、定义和价值观。这些是用于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不难理解，文化需要表达，符号是语言和实物组成的，文化通过符号语言表达出了它的价值和定义。明显的符号可以很容易感知文化，如各个地方的方言、建筑形式等等。

2.2符号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  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人。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3个必备特征:1)符号必须是物质的;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3)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另外维基百科中将符号定义为“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

由于文化的构中含有符号的因素，符号学便很容易与文化相结合，将更加突出文化符号的作用。

3历史文化符号的诊释

    当符号学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时，文化的核心内容便会清晰的表达出来—隐性的意识形态遇到显性的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便会以载体的形式表达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人所感知的文化的内容。由此，历史文化符号便可以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而反映。事实也确实如此，举个通俗的例子:大雁塔反映了盛唐和佛教文化，其建筑结构反映了当时的风格;羊肉泡模是生活的反映;陕北民歌是独特的艺术形式。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讲，历史文化符号具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物质存在是表象的反映，是世人最先接收到的信息，虽然具有空间意义，但这仅仅是那时那刻的信息而已，不具有时间意义，其可读性比较狭窄，内涵也不丰富;物质已表达了原本就在那里的涵义，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而历史文化符号则确切的表达了已在的涵义。

    历史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反映在其是超越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精神存在。物质是一时的，但精神是永恒的。虽然不能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符号就反映了遗产的全部信息，但那是精髓的反映。诚然这种符号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发生改变，如:地方口音。

    那么，历史文化符号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则扮演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4以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为基础，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首先要加强符号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确立了符号的核心地位才把握了文化。但是不可否认，在现在社会中，对符号的重视会有所偏差，比如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有意的作出一个迎合的举动是司空见惯的，且这种迎合往往伴随着商业利益的获得。当开发商把目光转移到历史文化符号上的时候，符号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卖点—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沾满了铜臭。其次，在护的工作程序中，由于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的核心，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首先进行系统的历史文化符号的保护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浓缩和抽象表达，认真解读并提出合理的措施可以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以历史文化符号为基础也包括了尽快完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的政策措施内容，使其成为隶属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的根本子法。众所周知，法律手段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其是否完善往往反映着名城保护的效果如何。我国现在只有一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各个地方的保护实施除了这部法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定。这些法规和政策其实形成了一个只有塔尖和塔基，而缺少丰厚的塔身的现状，换句话说，在保护法下的各种相关子法、专项规定还很少。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专项规定，既保证了历史文化符号的价值，又避免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历史文化符号的基础是否可以托起遗产保护的上层建筑，除了客观条件如政策措施的完善外，城市规划从业人员高素质的文化内涵及文脉解读能力也是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建立历史符号保护系统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规划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内容就是进行物质建设，但是，这其中往往太偏重于技术的过程，造成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理解的不到位，从而出现质量较低的规划成果。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1)加大政府保护力度，地处冀南地区的城市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安排专业人员负责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综合评估分析建筑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开发等工作;2)要重视文化遗产要素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扩大保护空间范围，形成系列遗产及文化旅游线路;3)加大法律保护，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加大对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处罚和制裁力度;4)做好民间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民众深入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清楚若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2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途径是科学利用

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景观资源，如何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发挥其景观资源特性是实现其景观和艺术价值的关键。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只保护不利用就失去了保护的目的。前面提到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要充分考虑对其进行综合价值评估，利用亦是如此，根据价值评估，确定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对于一些民居院落、古城和古村落，可以采取保护性利用。如广府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毛遂的封地，同时也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发祥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城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方形城池格局，护城河环绕四周，古城内外历史文化遗存众多，如杨露禅故居、武禹襄故居、杨露禅墓地、黑龙潭、毛遂墓、弘济桥、隋代运兵洞、甘露寺、广生寺、赵斌太极园、傅仲文纪念祠等。古城内有大量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青砖灰瓦保持了传统民居风貌;街道格局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原貌。除此之外，广府古城周边有着独特的湿地风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永年县通过制定保护与开发规划，以古城修复为基础、以太极文化为龙头、以生态园区建设为方向，对广府的明清古城资源、太极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很好地实现了这些建筑文化遗产的景观化利用，体现了其拥有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做好城市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整合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及周边环境，是实现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重要途径。

3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原则是尊重历史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指出:现代的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美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收集、保存最能有效地说明自然现象及人类生活的资料,并使之用于增进人们的知识和启蒙教育的机关。

可以看出,人类不论创造多么辉煌的文明,都无一例外地将被历史的烟尘所逐渐湮没,我们需要寻找这些文明踪迹的途径,其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博物馆。

保护文化遗产 博物馆责无旁贷

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文物和无形的工艺、民俗等,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时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具有符号和象征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感情、群体认知密切相关。国务院公告曾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可以让中国人找到一种共享的、群体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形成代代传承的对这种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正是这种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保持了从未中断的继承性,让中国成为没有失去历史根源、唯一尚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面临的形势也很严重,文物被盗,文物古建筑、遗址、历史街区等传递城市文化精髓的灵魂被毁,一些古老的习俗和工艺逐渐消亡,这就使得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日益艰巨。

2008年世界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这充分说明,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某个人和机构单纯可以做到的事情,它需要社会最广泛的人员参与,需要动员全社会的人共同关注,从而达到保护、传承与弘扬文化遗产的目的。博物馆作为宣传媒介的载体,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博物馆必须通过形式多样、主题明确的展览方式让公众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目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同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从而达到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例如,法国设立的“文化遗产日”就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对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目前,全法国已划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达四万多处,有一万八千万多个文化协会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将其封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无法藏身于世外桃源的。法国政府采取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敞开大门,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窗口。“文化遗产日”是法国人的首创,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像卢浮宫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也在免费开放之列。就连私立博物馆门票也都减价,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在法国“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影响下,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1991年,欧洲理事会确立了“欧洲文化遗产日”,同年欧洲其他数十个国家陆续举办这项活动,有了第一个“欧洲文化遗产日”。从此,“文化遗产日”成为全欧洲的节日。1999年9月,欧洲委员会推出了主题为“欧洲,共同的遗产”的大规模宣传活动。200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上,奥地利总统亲临大会并致辞。现在,四十多个欧洲国家每年都在9月的第三个周末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仅此可见,法国设立的“文化遗产日”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社会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积极延伸博物馆工作内涵

如今,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博物馆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就博物馆的发展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博物馆的定义也在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而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中国文化领域备受关注的论题,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七次亚太地区大会上,已有不少专家专门讨论过遗产概念的进化过程。特别是强调文化遗产保护 “已从有形的文化遗产,扩展到无形的文化遗产”。这就使得博物馆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参与保护利用的任务愈来愈艰巨。

21世纪的博物馆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最灿烂的绽放地,也是人类文化的守护者,它理应处于城市生活的中心而不是边缘。当下博物馆对全球文化的使命,就是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现代博物馆它们位于大城市,面对极度多样化的人口,包括新老移民,全球旅游者,因此应该保持更加开放的文化姿态。僵硬的、保守的文化遗产策略只能伤害人类文明。“网络时代,全球各博物馆之间在文物真迹、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文化商品开发上的竞争已成一种态势”。但如何扩大合作,更好地共享和弘扬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财富,需要博物馆管理者们的智慧。对于当代博物馆来说,利用网站向公众展示展品,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正在日益变得重要。但是,在现代化进程迅猛推进的当今,博物馆还承担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使命。比如,近年来开展的故宫维修工程,显示出中国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文化遗产保护的落脚点

――让公众享有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载体,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物是以它本身的价值和对它的研究成果及展示传播来发挥作用的,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面向大众的平台。2001年第国际博物馆会议对博物馆有如下新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园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大会决议明确指出:新世纪博物馆面临两个挑战:经济挑战和社会挑战。当今社会对博物馆的期望越来越高,博物馆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不断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旧有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逐步被现代方式所取代,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而在博物馆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人的岩画,时至今日依然显示着先哲智慧的文献典籍;而一件件民俗用品,更是向观众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无论是逐水草而居的马背民族还是农耕先民的智慧。这些无不让观众在参观中,在回忆里产生民族自豪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中,无声的文物让公众有种久违的回家感觉,这就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