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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倡导职业人文主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优秀传统、顺应国际职业教育改革方向的客观要求。高等职业院校要从转变观念、确立核心价值、设计课程体系、加强师德建设、注重知行统一等方面构建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创新体系。
在高等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诸多论题中,如何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成为众多有识之士讨论的焦点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论者依然强调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差异与对立,没有看到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与普通本科院校人文教育的区别,认为只要借鉴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文教育模式就可以实现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本文提出,应当把职业人文主义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诉求,在职业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以人文教育引领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构建基于职业特性的高职院校人文教育体系。
一、职业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职业是人们所从事的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相对稳定的工作。职业本身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性质,具体体现在:第一,职业具有社会性。职业本身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分类也越来越细化。只有在社会之中提供社会发展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职业才能存在,才有它自身的意义。第二,职业具有历史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职业都经历着一个产生、发展和变革的过程。第三,职业具有道德性。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是社会生产实践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和纽带。因此,职业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强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服务于社会,从而获得合理报酬。第四,职业具有“生活”性。任何职业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承担,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从事一份职业。因此,职业不仅关乎社会,而且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来说,职业本身就是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之所在。总之,职业的内涵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人文主义性质。
我们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应当以职业人文主义为基本价值诉求,就是要突破“专业学习训练+人文(通识)课程=融合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框架,以职业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属性为基点,全面构建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的科学体系和创新模式。具体来说,职业人文主义教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建立职业社会使命。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化生产网络上不可或缺的纽结。每一种职业都以其专业化的劳动和贡献服务于社会的良性运行,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每一种职业的社会使命和责任。选择一个职业,就是选择一个直接服务社会的舞台,也是选择一种社会使命和责任。崇高的职业社会使命,体现着具体职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联系,也为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和意义源泉。
2.理解职业历史文化。在职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那些影响行业兴衰的典章制度文献、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职业技术革新事件、成就卓越的行业先驱人物等构成了每一种职业或行业发展变迁的轨迹,积淀为每一种职业或行业的独特历史文化。只有理解职业的历史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当下职业选择的社会意义。
3.培养职业价值意识。特定职业既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也包含着特殊的职业价值意识。职业价值意识具体体现在: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精神、职业信仰、职业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凝结为每一个从业者的职业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荣辱观。职业价值意识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从业者的内在价值理性和道德自觉,这是职业人文主义诉求的核心内容。
4.设计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活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职业教育亦是一种人生教育。职业生涯是一个人一生中所有与职业相联系的行为与活动,以及相关的态度、价值观、愿望等连续性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一生中职业、职位的变迁及职业理想实现的过程。人生需要引导,职业生涯需要设计规划。设计职业生涯的目的是帮助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结合社会发展和时代特点,确定人生的目标,设计合理可行的职业发展方向。职业生涯设计,真正体现着职业教育的人文关怀。
二、倡导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依据
1.倡导职业人文主义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好、实现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人文主义为价值诉求,正是以人为本的切实体现。职业人文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彰显职业的人文主义性质,真正把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使社会需求、职业特性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职业人”。一方面,通过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实施,实现受教育者全面素质的提高,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各行各业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实施,为进一步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提升职业水平和职业形象提供人才支持。
从文化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个体。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人文主义为价值诉求,就是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地渗透在职业教育之中。职业人文主义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良好的职业人文素养使学生能够全面地理解自己所即将从事的职业的社会意义,为专业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训练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内在驱动力,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乃至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良好的方向感与和谐稳定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很好地处理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开拓和谐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这样,高等职业教育就能够通过培养和谐发展的“职业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
2.倡导职业人文主义教育是继承和发扬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优秀传统的要求。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倡导和关心职业教育的教育家都特别强调职业教育目标的人文主义取向。
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可能存在的弊病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办职业教育,最易犯两种病。其一,学生误解了‘自尊’的一个名词,于是不知不觉看轻一切作业。随你学什么工艺,都成为贵族的工艺。除掉规定工作课程以外,不愿动手。其二,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没有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绝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为了防止这两种弊病,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生入学时一律要写誓约书。誓约书的内容是:“一、尊重劳动(学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均由全体学生轮值担任);二、遵守规律(校中有全校学生组织自制团,自订一切规律而自守之);三、服务社会(学生除校内服务外,兼于校外从事一切相当之服务)。”此外,黄炎培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宗旨是:“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在培养崇高的人格及深博的学术,而以职业教育为主要任务的“专科学校的使命在造就实用人才,同时亦须重视人格训练,以免由实用而流于功利化。”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有二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时。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其有利于群则一。故凡生利之人,皆谓之职业界中人,不能生利之人,皆不得谓之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他还强调“生利主义”对师生之精神的指导作用:“生利主义侧重发舒内力以应群需,所呈现象正与衣食主义相反。生产一事一物之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教师学生于不知不觉中自具一种利群之精神。”这种“利群之精神”就是一种超越一己私利、以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族群共同福祉为价值理想的人文精神。总之,黄炎培、陶行知等教育家都强调必须把正确价值意识的培养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只有把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统一起来,实现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有机融合,才是真正健康的职业教育。
3.倡导职业人文主义是顺应国际职业教育发展新趋势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国出现了新职业主义思潮,主张把职业教育纳入主流教育,构建一个以培养高技能的、弹性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劳动者为目标的全新职业教育体系。其指导思想是:职业教育定位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职业训练,而是要从“培养工人从事单一的、刚性的和细琐任务的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中摆脱出来,以培养“核心技能”为目标。所谓核心技能,是指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度专门化的、狭义的技能。它具有通用性、可迁移性和工具性,通常包括“共同的知识与理解”“与民主社会相关的共同的价值观”“可迁移的学习内容”“共同的学习经验”等。显然,这里强调的“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职业素质中所包含的人文素质。英国新职业主义教育思潮对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职业教育都产生了影响。美国职业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项以提升青年的学术成就和就业能力为主旨的“学校向工作过渡”(简称STW)改革运动,进入21世纪之初,这项改革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持续。在其基础上,当前美国职业教育正在进行“学校向生涯过渡”(简称STC)改革。从STW到STC的转变,绝不是单纯的名称的改变,而是反映出美国乃至世界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倡导学生本位,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个体,着眼于个体职业生涯的持续终身发展。很显然,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努力沟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职业训练和人文教育,使职业教育服务于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和终身发展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大势所趋。
三、实践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策略
1.确立职业人文教育理念。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社会阶层逐步分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趋向于多样化、世俗化和功利化。我国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呈现出式微之势,教育目标也越来越功利化和工具化。特别是在高等职业教育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重实用轻人文、重技能训练轻道德养成、重专业成长轻全面发展成为普遍现象。“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被误读为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技能训练、学生上学的目的就是找个工作,而作为人的发展必需的知识结构的完善、和谐人格的塑造、全面素质的培养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高等职业院校人才的培养质量,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长远持续发展。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较,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科相对比较单一、人才培养周期较短,不可能完全照搬普通本科院校大量开设人文通识类课程的人文教育模式。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文教育,应当立足于自身的实际,从职业教育的特性出发,消除“职业/人文”二元对立的思想,充分挖掘“职业”本身的人文内涵,确立职业人文主义理念,探索基于职业特点、面向职业生活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创新模式,培养全面发展的“职业人”。这应当成为高等职业院校的根本价值诉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理念。
2.构建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高等职业院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不同的行业在劳动对象、工作任务、工艺流程和生产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其从业人员的人文素养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办学所面对的主体行业的职业岗位要求,确立自己的职业人文素养核心价值目标理念。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是一所面向首都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以财经贸易类专业为主体的高等职业院校。财经贸易类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人们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对从业人员的职业人文素质有更高的要求。根据财经贸易类职业的特点,我们把“爱心、责任、诚信、严谨、创新”确立为职业人文素养的核心价值目标。“爱心、责任、诚信、严谨、创新”这五个要素组成的财贸职业人文素养核心价值目标体系,是根据时展对职业人文素养的要求提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具有鲜明的职业针对性、简明性和整体性,构成了一个从情感层面到认知层面再到行为规范层面,紧密衔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
3.科学设计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课程体系。职业人文主义教育的实施需要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支持。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要注意其职业性和全面性,主要包括: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内容要紧密联系社会和职业生活实际,发挥对学生职业学习的理论指导作用。第二,职业历史文化课程,主要介绍职业发展的历史和独特文化。例如,根据行业和职业特点,我们筹建了中国商业文化教学中心,就中国古代商业、中国十大商帮、京商、中华老字号、中国商业街、中国货币史、中国广告文化史、立信会计文化等专题编写教材,开设通选课程,使学生理解财贸职业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第三,职业道德和法规课程,使学生全面理解并牢牢掌握所选择职业的核心价值理念、职业道德规范和基本法律法规。第四,职业心理学课程,使学生在掌握一定的普通心理学常识的基础上,了解并培养良好的职业心理素质。第五,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认识职业生活与人生价值、人生幸福的关系,了解职业发展的规律,使学生把职业理想与生活理想紧密联系起来,积极主动地把个人职业选择与社会发展趋势统一起来,按照“社会所需、个人兴趣所好和力之所能”的原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长远思考。
另外,我们也十分注重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我们在校园里设立以“丝绸之路”“运河通商”“郑和下西洋”“茶马古道”为主题的雕塑,举办中国货币史的展览,张贴古代著名商人、现代财贸行业先辈和模范人物的画像和格言,邀请知名商贸企业家开设专题讲座,使学生在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加深对职业的理解。在专业知识和技能课的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渗透职业精神、职业伦理的教育内容,使学生确立“做人先于做事、正确的价值观重于娴熟的职业技能”的意识。在学校日常管理中,我们精心设计了“爱心、责任、诚信、严谨、创新”五个教育板块,开展经常性的学习和教育活动,构成了职业人文素养教育的第二课堂体系。
4.注重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要想实现职业人文主义的教育目标,从事职业教育的人必然首先要培养良好的职业人文素养。因此,我们十分注重加强以师德建设为核心的教师人文素养教育,把“爱心、责任、诚信、严谨、创新”作为学院师德建设的主题。我们要求所有教职员工都要真诚地爱学生,以对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做诚信的表率、严谨的模范和创新工作的标兵。我们相信,只有师德优秀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才能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
5.注重知行并重。职业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只有体现在学生的实际行动中,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因此,职业人文素质的培养必须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利用校内实训、企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努力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职业情景,使学生能够尽可能多地体验职业生活,逐步培养清晰、自觉的职业意识,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认同职业价值、体验职业精神,切实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和职业人文品格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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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光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志坚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 而人文本体——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的关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依然承继了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
二、舞蹈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元素
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接受范围最广泛的、影响力最大的艺术门类--舞蹈,其本身蕴含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社会,必定会有反映先民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质的精神状态融在先民的舞蹈之中。在近现代和当代社会,舞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成为舞蹈艺术不可或缺的灵魂支撑。
(一)远古时期舞蹈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们最早产生的舞蹈,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自娱自乐型的游戏舞蹈。舞蹈的目的就是一种情感的渲泄,就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而加固族群的力量。
还有一类巫术型舞蹈。这类舞蹈的目的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比如祭祀,以求风调雨顺五祈望丰收;比如驱邪,以求上苍保佑四季平安;比如逐鬼,以求消除瘟疫人口康宁。
我们在远古先民的舞蹈中不难发现一种人文精神的元素。比如,在自娱自乐性的舞蹈中,他们需求的正是一种维护种族内部秩序、牢记先辈种族之血统、诱惑异性、增强团结等等方面的情感渲泄。而在巫术类型的舞蹈中,就是要让上苍神灵保佑丰收、平安、康宁、族群兴旺等等。在中国北方,有一种相传已久的《萨满舞》,据史料记载,这《萨满舞》非常盛行。舞者头插翎毛,腰挂一圈响铃,赤脚,手持一面萨满鼓,表演时先要祭祀神灵,然后请神驱逐邪魔,口中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舞动双臂,敲击萨满鼓,围观者甚众。建国初期,有关部门把《萨满舞》当做"封建迷信"加以打击;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舞蹈工作者与老艺人合作,把《萨满舞》挖掘整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萨满舞》中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是不言而喻的。
(二)现代舞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关键词:人文廊坊;社会建设;文化
本文为2012年度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编号:2012097)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28日
廊坊建市20多年来,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作为城市软实力之一的文化建设仍显匮乏,对城市精髓的人文精神的挖掘较为滞后,这不利于城市的综合发展,更难以明确清晰的城市文化定位。廊坊人文精神的塑造需要政府决策者的高度认识,需要凝聚统一的价值体系,需要遵循历史面向未来,更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启示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为,引导城市的未来形态。
在廊坊市第五次党代会上,赵世洪代表四届市委作工作报告,提出了建设“廊坊”的奋斗目标,即实力廊坊、生态廊坊、智能廊坊、休闲廊坊、商务廊坊、人文廊坊、和谐廊坊、幸福廊坊,对于廊坊的城市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人文廊坊”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人文廊坊”建设是适应世界城市人文主义复兴与再生潮流的需要。城市人文主义在经历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兴起,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近代功利主义商业城市,以及《花园城市》的理想之后,终于在1996年拉开了社会发展与管理模式转向人文时代的序幕。城市人文主义生生灭灭,沉沉浮浮,在21世纪得以真正现实地复兴和再生。此类发展动态说明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如同19世纪、20世纪以工业技术革命为起点的经济时代一样,21世纪将进入以环境革命为起点的人文发展时代。“为了成为文明的策源地,城市应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Richard·V·Knight,1996);“城市必须人道化,一定要与经济主义决裂,创建一种新的伦理,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伦理,而且一定要强化当地人彻底重新认识城市的能力”(Celine 1996)。“城市即人民”,当这样的观点渗入城市时,城市人文主义将得到完全意义的复兴与再生,城市的人性化与人道化将使城市能自觉地运用文化以教化为先,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核心。“人文廊坊”正是在这种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二)“人文廊坊”建设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为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做出的战略抉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如何让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如何让老百姓从真正意义上体会到以人为本,单靠之前的高速GDP增长来衡量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让城市的人文精神面貌来体现。“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是“十二五”起始之年,也正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是廊坊城市建设发展的机遇期,“人文廊坊”建设会更好地为廊坊的经济发展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重要贡献。
综上,“人文廊坊”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一目标既适应世界历史人文城市建设回归的潮流,又符合中国当前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要求,是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现实性的城市建设目标。
二、“人文廊坊”的内涵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曾说过,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单单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聚集。城市最根本的内涵——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建设“人文廊坊”,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城市建设管理的各方面,使廊坊成为具有人文关怀品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城市;就是精神文明要上新台阶,成为有高度文明素养的城市;就是文化教育要高度繁荣,凸显文化中心特点;就是要社会更加祥和安定,成为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
“人文廊坊”理念的内涵是“大气、锐气、和气”的廊坊精神成为廊坊人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孕育廊坊主城区地貌特征的龙河、凤河的“龙凤合舞”形象为外在标志,龙凤文化的城市特色形成。具有历史传承和地域性格的健康文化得到创造性挖掘和大力发展,面向大北京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完善,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建成内聚合力、外具魅力,内涵高尚、特色鲜明的文化强市。
三、“人文廊坊”建设的主要内容
“人文廊坊”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需要通过一些载体来实现。“人文廊坊”内涵阐释中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完成。只有在一种和谐、健康、稳定、繁荣的社会中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发展,人民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所以,“人文廊坊”建设要落脚于推进和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是城市文化的建设。
(一)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是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一个市民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正是“人文廊坊理念”的具体体现,廊坊要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不断加大这些问题的解决力度。
1、千方百计促进就业,推进就业促进工程。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安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为重点,不断扩大就业总量、提高就业质量。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人们都有责任来共同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倾向于就业,要在大项目上拉动就业,要在管理上调节和促进就业。而民营企业要能大力吸纳人员就业。需要就业的人员要能主动转变观念,自主就业,自主创业。
2、加大教育投入,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廊坊市民。着力提升全市教育均衡化水平,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享有安全健康的教育环境。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切实提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加快市区学校建设,新建部分小学及幼儿园,扩建改造中小学,缓解中小学班容量过大现状。持续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加强校车管理,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加大中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体住房保障力度,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按照国家三个1/3的标准,高质量完成1.68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切实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分配。全面改善提升市区旧住宅小区水暖、外墙、路面等硬件设施及社区环境,规范提高物业管理,提升市民居住环境质量。
4、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施全民社保工程,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新农保参保率达到90%以上,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3%。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保标准增长机制,使全体市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5、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强化疾病防控体系和妇幼卫生体系,全面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医疗服务质量,探索建立医患纠纷调处第三方仲裁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多元投入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加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廊坊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整合全市卫生急救资源,实现每个乡镇都有标准卫生院、每个村都有标准卫生室。
6、努力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非法添加剂、瘦肉精、注水肉、地沟油和奶制品、酒类的整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常态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成市、县两级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组建工作,对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实行全程监管,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三级联保责任制,确保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二)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
1、面向大北京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文化产业的壮大,同样是人文城市所必须具有的内涵与张力。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宗旨,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骨架,以群众文化活动为血脉,共建、共享、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主城区综合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大剧院、科技馆、美术馆、老干部活动中心等一批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功能性设施。搭建公共文化活动平台,统筹城乡文化资源,全力打造“5·18”、“热气球节”等独具廊坊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抓好吕端和龙凤文化两大文艺精品品牌创作工程,着力抓好龙凤文化的深挖、提升和宣传,打造龙凤之城特色品牌。继续打造吕端系列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吕端的艺术形象,进一步阐释和弘扬“大气、锐气、和气”精神,扩大吕端文化的影响。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宣传、市民教育等多个方面深化龙凤文化的特色,打造独特的城市名片。
2、提高市民素质,培育文明风尚,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是“人文廊坊”建设的重要内容。要继承、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的作用,广泛动员广大市民行动起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抓好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良好风尚。建立健全高效便捷的志愿者招募机制,探索建立志愿者星级认证制度和奖章授予制度,提高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文廊坊”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市属高校的投入,以现有的东方大学城、廊坊师范学院、北华航天工业学院为基础带动整个城市人文素养的提升。提供更多高校参与城市建设的机会和途径,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文廊坊”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高等院校可以开展以弘扬人文精神为主题的活动,通过演讲、征文、朗诵、专家讲座让学生从多维度去理解和吸收人文精神养料;发挥学生社团优势,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丰富校园文化,使学生在社团活动中自觉提高个人的文化素质,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
3、发展壮大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发展,增强城市魅力。城市的宜居环境,不仅仅是指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更是指人们社会活动的文化环境。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提高文化的服务能力,扩展城市宜居环境,还可以增强文化的传播能力,构筑城市文化氛围。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利用数字化的先进技术丰富文化的表现形式,使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创意产业挖掘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化城市人文内涵。此外,人文旅游就是一种很好的展示城市历史的手段。
文化产业的壮大是人文城市所必须具有的张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抓手,市域文化只有与产业有机结合,与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要抓紧制定文化产业扶持政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推动文化成为支柱性产业。
近年来,廊坊依托“5·18”经洽会、“9·26”农交会,举办各种大型文化活动。每年元旦、春节、元宵节、“十一”等节假日期间,举行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为节日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利用一些大型运动会和重大体育赛事使全体人民共享文化盛宴。但必须看到,廊坊的文化产业还很不发达,没有知名的文化品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对文化消费的需要逐渐增强,买书、看电影、看演出、看比赛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新的消费需求。政府一方面要适应群众这一需求,不断培养市民的文化消费习惯,引导市民的文化消费层次;另一方面要抓紧扶持打造一批新兴的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从而提升“人文廊坊”建设的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曲凌雁.城市人文主义的兴起、发展、衰落和复兴[J].城市问题,2002.4.
[2]陈剑.论“人文北京”建设的内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所确定的新课程的核心目标即课程功能的改变: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关注"全人"的发展。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伯主张,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会做事"和"学会做人"两大部分,他认为"学会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会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精神。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正是21世纪的教育主调,以实际行动促进体育教学与人文素养有机结合。
1.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人文精神追求人生美好的境界、推崇感性和情感,着重想象性和多样化的生活。所谓人文教育,是指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的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在教育中的渗透和体现。当代人文主义教育从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立足个人,逐渐转变为既关心个人,又关心他人、集体乃至整个人类。它所强调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人的尊严、理解与宽容、自由与责任、对人类和自然都怀有关怀、慈爱之心。为此,当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加强文学、哲学、艺术、伦理、社会、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的教学;把价值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要地位;将个性教育贯穿于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
2.在中学体育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刻不容缓
2.1 中学体育的现状呼唤人文教育。
2.1.1 首先在传统的体育教学中,由于刻意地去追求技术动作、达标成绩,为考而教,一味的用高度、远度、时间等统一的指标去实施教育过程和评价教育效果。体育本来是一门活泼、有趣,让学生天性得以自由张扬的科目,却变成了单调而枯燥的训练,其结果是学生的兴趣地不到关注,特长得不到发挥,身体也未必健康.,其次,现代环境下的独生子女,由于自身条件的优越性,往往在体育活动中惟我独尊,不愿与同伴合作,缺乏协作精神;在体育比赛中输给对手,则会怨天尤人,推卸责任,缺乏理解、宽容和同情心。自私、冷漠,不愿意帮助他人;学生的意志力薄弱,不肯吃苦,情感脆弱,易受挫折。
2.1.2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体现人文教育。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突出强调要尊重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性,注重教学评价的多样性,使课程有利于学生的运动兴趣,并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地发展。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学校体育应是"一种强调体育本质、文化价值、主观意识、行为能力等的教育过程,其建设不仅有美化身体的文化,以及身体语言表述的文化,有相应的体育法规、条例、制度。此外,还应系统的讲授中西体育的文化、文明成就、发展规律和当代主题等内容。"
3.实施策略
3.1 体现人文教育的理念。师生之间体现人文关怀,就是创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双向促进的良好关系。平时,教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唤醒学生的自我完善意识,增强学生的乐观情绪和自信心,使他们探索求知欲望得到充分地满足。现在的体育课,必须是能使学生自发、自主地享受运动乐趣的一种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快乐而有吸引力的教学活动,轻松的学习氛围所引起的学生乐学情感是实现快乐体育的中介和桥梁。
3.2 通优化人文教育的内容。中学体育教学应当以选项课形式为主,为学生提供范围更广的选择空间,以开拓其体育视野,激发其体育兴趣,增加其运动参与的自主性,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在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可接受性,并且符合其生理和心理的年龄特征。即在保证学生喜好的基础上,在内容上要丰富多彩,优先选择益于其身心发展的体育运动项目。而且体育教学应与学生的健康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一种提供娱乐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努力保持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活力。因此,必须建立以强身育人、发展个性、增强体育意识、培养锻炼能力、养成锻炼习惯为中心的多学科综合课程结构。由单一的体育教学结构向体育与健康结合的综合性多学科结构转变。增加实用的健身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休闲和乡土体育课程内容,并充实体育理论课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教师传授和学生学习、认识的对象,是学生身心素质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现代体育人文教育的基础。
3.3 创新人文教育的方法。体育教学应该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既要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抽象思维等能力,也要注意学生兴趣的激发、意志的锻炼、情感的培养、审美的熏陶,促进其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只有这样,学生的独立自主性、个性、创造力等才能得到培养和发挥,体育教学的人文性才能得以体现。
体育课的成功与否,关键看能不能引起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学生喜欢这门课,对它有兴趣就会自己去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对学习内容、运动项目进行改造,简化运动规则,降低难度要求,淡化体育的竞技性,增强群众性和娱乐性,使体育活动真正面向全体学生。
同时,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教师可按照学生选择的能力和水平进行分组,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安排合适难度和标准的项目,让他们加强练习,使每个学生都能实现自我进步和提高,享受成功的乐趣。重要的是坚决杜绝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特别要保护身体残疾和有人格障碍的学生的自尊心,要给予他们更多尊重和帮助,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无痕"。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转贴于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我以为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第四点可知,在思维中所谓交往、对话就是让对立或不同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及交流、沟通、理解(包含交锋、冲突、解释、渗透、吸收等等),最后有所超越和升华,达到一种综合、创新的境界。中文先生提出,“当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可能是一条创新之路”。在我看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实质就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之途,只有通过交往、对话,才能将多种声音在“亦是亦非”的交流、沟通中达到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我想把交往、对话思维概括为综合、创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