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旅游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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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旅游资源概况范文第1篇

一、教材处理生活化——渗透新课程理念

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不仅成为课程研究者,而且成为课程设计者。笔者倡导的教材处理生活化是指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对教材进行科学的取舍、整合并进行一些生活化的处理,力求改“教教材”为“用教材”。笔者在教学中始终瞄准学生的生活实践和已有知识,根据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联系实际科学处理教材,选择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设计富有情趣和意义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的经历与体验出发,体会学习地理的快乐。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提升生活品味,增强生存能力。同时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家乡,为培养具有地理素养的公民打下基础。从而充分体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和“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理念。

例如,笔者在8月份参加江苏省教师网络团队比赛时,针对“澳大利亚”一节中“世界活化石博物馆”和“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在教学设计中运用“生活化”的处理方法,渗透家乡的特有动物丹顶鹤、麋鹿,引用生活中常见的“羊毛衫的标识——澳毛”等学生生活中的地理内容,赢得评委青睐,荣获一等奖。又如,笔者参加江苏省初中地理优质课评选时,对八年级上册“土地资源”一课进行教学设计时结合当地新农村建设和学生生活实际,重新编辑制作了一段MTV视频——《在希望的田野上》,用它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引人入胜,学生倍感亲切。在认识土地资源的类型和探究土地资源的特点后,笔者话锋一转,“谁不说俺家乡好!你对家乡知多少?”把同学们的思维牵引到“感受家乡土地”上来。

所以,生活化地处理教材,既能满足学生好奇心,又能激发学习兴趣;既能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又能活跃学生思维;既有利于发展学生智能,更有助于提高地理课堂教学有效性。

二、教学内容问题化——体现新课标要求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长期以来,学生大多“没有问题”、创新能力“先天不足”。因为书本上的一些结论是教师讲出来的,不是学生学出来的。为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将教学内容问题化,即根据课程标准,把所要传授的教学内容分解成一个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问题,以及鼓励并指导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多角度、多侧面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师应在学生提问的基础上,设计一些开放的、发散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建构一个问题系统,将一个大问题分解为一系列子问题,然后引导学生通过对这些子问题的思考,自主合作探究,通过实践、设计、实验等方式验证、应用所学,既能够体现新课标的要求,也能够充分体现“构建开放的地理课程”的理念。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例如,在学习“西南边陲的特色旅游区──西双版纳”一节时,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精心设计三大问题——“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有哪些?为什么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怎么开发利用西双版纳的旅游资源?”,然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又如,在学习“水资源”一节,可以设计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我国缺水吗?”(水资源匮乏)——“我国水资源匮乏的原因”(时空分布不均)——“我们怎么办?”(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再如,在设计“我国的人口”一节时,可以提出“根据对身边居民分布及迁移情况的了解,你认为我国人口增长与分布有什么问题?你知道或你认为应怎样解决?”这样不仅利于学生对所要学内容的整体把握,也利于学生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探究性地自我发展,从而实现课堂教学有效,甚至高效。再如,在学习“天气对人类的影响”时设计:“你能举例说出天气对你的生活的影响有哪些?”等问题不仅利于激发学生参与话题讨论,还利于引导学生注意在生活规划中关注天气,形成使用地理知识、技能指导生活、生产的意识。在进行“中国的行政区划”一节教学中,指导学生进行3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查找识记,为避免枯燥机械,可以设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指的是哪的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哪个省?”等富有人文色彩的问题,不仅利于激发学习兴趣,还利于拓展知识视野,感受学习地理的乐趣,增强学习地理的意识。

三、教学环节活动化——凸显新课改特色

《地理新课程标准》指出:“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特点、学生年龄特征、学校条件以及教师自身特质选择合适的地理教学方式,注意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应坚持启发式教学原则,提倡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探究意识,引导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体验解决地理问题的过程,逐步掌握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法。为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将教学环节活动化。所谓教学环节活动化是指着眼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注重教学环节的活动化,给足学生学习时间,留足学习空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使“教室”成为真正的“学堂”。

例如,“巴西”第一目“大量混血种人的社会”的学习内容可设计成旅游活动:行程路线一,走进巴西国家——说出巴西的位置和面积特征;行程路线二,走进巴西家庭——探究巴西的人种特点及成因;行程路线三,走进巴西街头——感受巴西的多元文化及其影响。又如,“澳大利亚”一课可设计成参 观学习活动:第一站,走进动物世界王国;第二站,走进澳大利亚;第三站,走进牧场生活;第四站,走进工矿企业。又如,“黄河的治理”一节可设计成主题教育活动:主题一,你对黄河知多少——黄河的概括;主题二,母亲河的贡献——丰富的资源;主题三:黄河的忧患——黄河带来的危害;主题四,我为黄河把把脉——造成危害的原因;主题五,我为黄河绘蓝图——黄河的治理。再如,“长江的开发”可设计成课堂探究活动:课堂活动一,饮水思源——探寻长江源流概况;课堂活动二,靠水吃水——探索长江开发方向;课堂活动三,涌泉相报——探求长江治理措施。这样活动化的教学设计,既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更符合新课程理念,拓宽学生地理学习空间、增强学生地理实践能力,从而达到构建开放地理课程的要求。

四、教学过程信息化——展现新技术魅力

巴西旅游资源概况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李正欢(1979―)，女，福建三明宁化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郑向敏(1954―)，男，福建泉州永春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本文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国外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研究概况、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国外旅游领域时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等几个方面；研究涉及范围广泛，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对基础理论的探讨，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同时，本文对目前研究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进行了归纳分析。

[关键词]旅游；利益相关者；国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1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85―07

1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一个管理学概念。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研究的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极大地挑战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理念”，随后得到管理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但企业一直是该理论的绝对研究主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其研究主体开始从企业扩展到政府、社区、城市、社会团体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Freeman，1984)。这一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其实，在旅游研究领域正式引入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之前，部分学者便开始从大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协作旅游(collaborarivetour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等角度研究旅游。如洛斯劳等(Rosenow et al．，1979)便强调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与发展中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许多早期的旅游研究文献也开始研究单个的利益群体，如居民和游客。杨(Young，1973，转引自墨菲，1985)认为，每个既定的旅游区域都存在一个饱和水平，一旦超过这个水平，旅游的成本将超过收益。道克斯(Doxey，1976)根据杨(Young)的饱和水平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模型”。墨菲(Murphy，1985)提出在未来的旅游业发展中，要尽力让社区参与到规划中。从此，社区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尤其是对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管理决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等问题特别关注，而这些与社会责任、公平伦理有关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是相呼应的(周玲，2004)。

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早在1984年，《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WCED，1987)便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个困难的过程，在让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势必影响到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1987)明确指出，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强调：①在保护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当前的各种需要。②旅游业带来的效益要广泛渗透到社会之中，尤其应当对当地居民带来裨益。③强调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强调本代人之间、各代人之间应公平分配有限的旅游资源，一部分人旅游需要的满足不能以旅游区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当代人不应以满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而损害后代公平利用旅游资源的权利。而这些内涵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伦理、公平也是相呼应的。

2　研究概况

以Elsivier文献库的sciencedirect为引擎，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以“stakeholder”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其中包含了旅游研究中权威的两种杂志《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OTR)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TM)。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2．1　早期研究文献

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全文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的时间是1988年，是发表在AOTR1988年第2期的《社区中负责任和响应灵敏的旅游规划》(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 Tourism Planning inthe Community)，主要研究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参与。

关键词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的时间是1995年，是发表于AOTR 1995年第1期的《协作理论与社区旅游规划》(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Tourism Planning)，主要探讨社区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的协作问题。

篇名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是1996年，是发表于TM第7期的《从股东到利益相关者：旅游营销者的关键问题》(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主要探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营销观念转变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引入旅游领域研究的时间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是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明确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

2．2　文献的年份数量分析

由表2可知，对摘要、篇名、关键词3种方式联合检索得到的文献是40篇，这40篇文献的年份分布数量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篇名含“利益相关者”的文献共9篇，1999年以后的文献就占了8篇。从联合检索来看，1999年后的文献数量是30篇，占总篇数的66．67％，表明从1999年开始，研究者在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较多。与此相关的是，1999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正式列入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世界旅游组织，2000)，表明这一概念得到旅游官方文献的正式认可，这也推动了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概念在旅游领域的研究。

2．3　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

对摘要、篇名、关键词3种方式联合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其应用研究对象涉及社区旅游、校园 旅游、生态旅游、国家旅游、高尔夫旅游、区域旅游、野外旅游、遗产旅游、山地旅游、乡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旅游营销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环境伦理、可持续旅游等众多方面。从研究关注的兴趣来看，“community(社区)”、“collaboration”(合作)、“sustainable(可持续)”、“destination(目的地)、“equity(公平)”、“ethic(伦理)”相伴出现的概率较高，反映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兴趣所在(见表3)。

3　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对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类：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3．1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

综观旅游领域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已有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借鉴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传统理念，首先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然后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实践过程中应该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影响来考虑其利益，而且，拥有更多权力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得到更多的考虑(Rosenow，1979；Markwick，2000)。第二种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思路出现于近几年，涵盖了合作思考(collaborative thinking)等内容。这种研究思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规范方法，它暗示应该考虑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某一个利益相关者不应该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优先权(Sautter& Leisen et a1．，1999)。

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思路，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关系(relationship)等几个方面，在关系的研究上包括了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与冲突问题。

3．1．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是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旅游领域的基础，而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比其他大部分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界定方面显得复杂而困难得多。不同类型的旅游组织或旅游地，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且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为中心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例如，简・罗伯森等(Jane Robsonet al．，1996)以旅游经营商为中心列举出12个利益相关者，以当地政府旅游市场营销者为中心列举出18个利益相关者。桑特和雷森(Sautter & leisen，1999)根据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图谱，勾勒出一幅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的8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图谱；布兰威尔和夏蒙(Bramwell&Sharman，1999)提出目的地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及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评判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是否合理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分析框架”；瑞恩(Ryan，2002)则给出了旅游经营者在旅游开发经营活动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彭斯等(Bums et a1．，2003)则针对野生动物旅游，以澳洲野狗为中心列举了10个利益相关者。

希翰等(sheehan et a1．，2005)认为，大多文献中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应该关注哪些利益相关者，但对于如何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界定重要的或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提供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因此，该文运用问卷调查，以实证方式对北美在旅游目的地的CEO进行了调查，从32个列举出的利益相关者中选出了目的管理组织(DMO)的12个核心或重要利益相关者，并发现酒店协会似乎是目的地管理组织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3．1．2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

很多研究文献都阐述了权力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Taylor，1999)。里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权力关系会改变协作行动的结果，是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变量。但是对于权力关系的具体表达，少有文献涉及。

“利益”是联结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纽带，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且利益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对利益的具体表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少有文献涉及。大多文献定性地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主张(Reed，1997；Bramwell eta1．，999)。

马克温克(Markwiek，2000)对马耳他一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中出现的发展派和保护派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构成两派的利益相关者在对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张，于是借鉴孟德鲁(Mendelow)的利益相关者权力一利益矩阵(stakeholder mapping)来分析其利益相关者问题(如图1所示)。

3．1．3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协作

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利益冲突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旅游发展中，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有效协作以减少冲突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常会借鉴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沟通方法、公众参与等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对策与建议(周玲，2004)。

其实，“协作”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弗里曼(Freeman，1984)曾指出，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需要理解3个主要焦点，即有效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管理。

在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的研究上，部分研究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有助于制定旅游目的地规划、政策和管理，或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Santter等，1999；Fisun，1999；Ritchie，1999；Markwick，2000；Ryan，2002)。费森等(Fisun et a1．，1999)指出，尽管协作规划是费时和困难的，但它可以证明是能够“长期内可以避免冲突成本，政治上更合理，并能够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库和能力”。此领域涉及到的研究有关系与协作的组织形式(Jamal et a1．，1995；Reed，1997；Lindermberg，2002)、协作的方法(Ritchie，1999；Markwick，2000)、利益相关者协作中的权力关 系(Reed，1997)、协作关系(Lindermberg，2002)等。

里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缺少的因子，权力关系会改变协作行动取得的结果，甚至是阻止协作行动，因而协作理论应将权力关系融合为一解释协作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的变量，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基于社区的旅游，而不是如何寻找消除权力的机制。

里奇(Ritchie，1999)对加拿大班芙博峡谷(Banff-Bow Valley)国家公园价值驱动远景(value-drivenvision)设计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该文探讨了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与的“基于利益的谈判”和“共同决策”的圆桌会议程序和方法，研究认为共同决策过程虽然缓慢而艰难，但这一过程能够考虑到某决策影响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具有社会历史性意义。

马克温克(Markwick，2000)则建议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根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各种环境的、经济的有利和不利的利益联系来了解旅游开发中的冲突，并可借助权力一利益矩阵这一成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来识别和解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根据特定利益来实现占主导地位的途径。

林德伯格等(Lindermberg et a1．，2002)研究了巴西Costa Dourada项目中的合作关系对欠发达国家中区域旅游协作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规划中力图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但由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方面存在困难，规划仍采用了传统的政府决策模式，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商业部门和当地居民的参与非常有限。因此，该文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提出了旅游发展中合作关系进程的分析框架。

桑特和雷森(Santter＆Leisen，1999)探讨了如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个规范规划模型(normative planning)，来促进旅游规划中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由于旅游规划中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而且存在很多的两两关系分析(dyad)，如政府――居民之间关系、居民――旅游者、旅游者――企业、居民――旅游企业等等，于是借助市场营销中基于过程的关系型取向战略和基于结果的交易型取向战略的理念，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取向矩阵。任何两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都可用这个矩阵来解释。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开发的价值取向一致性可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即图2中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则意味着冲突，所以规划者的任务是找出和维持共同战略取向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实现协作。而且，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战略取向是动态变化的，如可能从图2中第一象限变化到第二象限。

3．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的作用

大多文献认为，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是一个地区旅游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必须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让核心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Jamal et a1．，1995；Jane Robson et a1．，1996；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 et a1．，2002)。费森等(1999)强调目的地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规划时特别需要考虑、兼顾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广泛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部分文献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et a1．，2002)，一些文献则探讨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旅游企业，可以有效地促进与当地社区的互动(JaBe Robson et a1．，1996)。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的作用可以减少冲突，增强合作，以及促进旅游规划的更好实施。但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运用到旅游领域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增加了规划和管理成本、合法利益相关者难以界定(Reed，1997；Bramwellet a1．，1999)、利益相关者参与能力(Reed，1997；Lindermberg et a1．，2002)、权力大多被控制在当地的精英(elite)和经常发出“声音”的人的手中，沉默的大多数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会被忽视(Taylor，1995；Tosun，2000；Christina et a1．，2005)。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利益平衡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具备参与所必备的能力(Reed，1997)，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专家就可能无法有效地参与到旅游中(Brohman，1996)。而且，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最大的批评在于协作旅游存在于一个假设，即简单地理解为让所有的利益集团参与到旅游中，就可以解决利益分配和权力平衡问题。但这忽视了权力和资金分配的基础约束(Reed，1997；Fisunet a1．，1999)。另外，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如在发展中国家，对社区参与有操作上、结构上和文化上的限制(Tosun，2000)。

3．2．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研究者主要采用访谈(interview)(Fisun et a1．，1999；Burns et a1．，2003；Sheehan et a1．，2005；Christinaet a1．，2005)、问卷调查(survey questionnaire)(Christinaet a1．，2005：Sheehan et a1．，2005)、利益相关者图谱(stakeholder mapping)――权力―利益矩阵(Markwick，2000)、圆桌会议(round table)(Ritchie，1999)等方法，来了解利益相关者对旅游规划与管理政策或措施的态度和看法。

3．3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施效果评价

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运用的效果(Williams et a1．，1998；Bramwell eta1．，1999；Andrew，2003；Christina et a1．，2005)，部分研究对多个利益相关者协作制定政策或参与旅游项目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价(Williams et a1．，1998； Christina et a1．，2005)。

威廉恩斯等(Williams et a1．，1998)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对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战略规划中的共同决策的情况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一些代表缺少共同决策的责任感，政府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微弱支持，以及缺少进行谈判的资源等，阻挠了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决策的过程。该研究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的程序设计、组织和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布兰威尔和夏蒙(Bramwell & Sharman，1999)则综合运用组织间协作理论、规划中的沟通模式理论、公民参与理论，构建了“地方协作政策制定程序(local 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 process)的有效性”的评估框架，并结合案例对此评估框架进行了检验。

安德鲁(Andrew，2003)评估了环境伦理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自然界的行为，结果发现当前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保护伦理观仍然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思想，环境只是人类实现人类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存在，而很少有进一步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

克里斯蒂娜等(Christina et a1．，2005)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政府在世界遗产地老挝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Laos)实施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合作项目的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检验利益相关者合作是否实现了项目设立的4个目的：是否促进遗产保护与旅游之间的协作、是否实现遗产与旅游组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否为遗产保护管理创收、是否让当地社区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研究结果发现，本项目并没有实现当初设项的目的，当地居民在此项目中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真正获利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或代表当地居民利益的所谓“精英”，大多数居民是“沉默的”或“无权力的”。

4　结论与展望

总结国外对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研究的历程、兴趣点、内容和方法，可以发现此领域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4．1 国外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关系(relationship)等几个方面。

4．2　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社区旅游、校园旅游、生态旅游、国家旅游、高尔夫旅游、区域旅游、野外旅游、遗产旅游、山地旅游、乡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旅游营销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环境伦理、可持续旅游等众多方面。

4．3　研究兴趣主要与旅游协作、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伦理、旅游公平等研究主题相关，尤以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为关注焦点。

4．4　研究从前期理论引进探讨到以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为主，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对基础理论的探讨，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4．5　研究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也是未来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理念和分析方法，理论上对于解决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实践中是否真正有效、如何保证有效是该领域研究的挑战，如利益相关者的划分依据、利益与权力的明确表达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协作程序、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变量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实施效果的实证评价等等，都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