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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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延宕；意识形态；人文主义历史局限性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哈姆雷特》可称之为是最受欢迎的一部戏剧， 然而，它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 很多问题长久以来就困扰着人们。其中的焦点莫过于哈姆雷特为什么一再延迟自己的复仇行动，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犹豫不决， 踯躅不前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和悲剧。
本文试图从哈姆雷特的思想体系来探讨哈姆雷特行动延宕的问题， 也就是， 人文主义思想对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影响。认为意识对行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的行为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是他复仇行动延宕的根本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 哈姆雷特的家庭出身及其教育
要全面理解哈姆雷特的思想， 首先必须了解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在环境对一个人意识形态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重大影响。
哈姆雷特不仅出身贵族 ， 而且是贵族当中的至尊――丹麦王子。他和贵族最上层的这种血缘关系以及宫廷生活经历，说明了他和整个封建势力不具有根本的敌我矛盾， 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其有依赖性。强调哈姆雷特的家庭出身及其经历， 决不是要先入为主地给哈姆雷特贴上阶级标签， 而是为了指出哈姆雷特的家庭出身完全有可能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带来影响。尽管哈姆雷特接受了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当新旧思想发生矛盾时， 哈姆雷特无法立刻做出判断， 采取行动， 因此他在复仇中才会一直踯躅不前。正如歌德所说的， 哈姆雷特是皇室贵族的一个纨绔子弟， 不是英雄， 所以他没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导致了他在复仇时的延宕。
2 哈姆雷特的思想体系
哈姆雷特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赋予了他思想体系的独特性。他是一个接受了当时先进思潮并拥有远大抱负的有志青年，同时他又是一个已濒临危机的封建王朝的继承人。这种特殊性深深影响了哈姆雷特的思想和行为。
作为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对自然、 生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全新的乐观见解――人类是个多么美妙的杰作，它拥有着崇高的理智， 也有无限的能力与优美可钦的仪表。同时， 哈姆雷特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其应该是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这一切， 正好和封建教会的世界观尖锐对立， 完全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相对于陈旧的封建思想， 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无疑是先进的。然而， 17世纪的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一览无余，并从根本上影响了哈姆雷特的行动。
3 哈姆雷特思想的局限性
人文主义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 因此， 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历史需要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哈姆雷特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 哈姆雷特作为上层阶级其人文主义思想观点的建立和一般人文主义者不同，他们的思想体系是在自身的社会活动和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处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起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 当哈姆雷特遭受父死母嫁的重大打击时才会在心里忧郁痛苦， 在行为上踯躅不前。这都缘于哈姆雷特空有思想， 却无法与实际联系起来， 才会导致他在实际面前牢骚满腹， 和整个现实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这些都毫无疑问会影响他的复仇行动。
第二，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虽然它在反抗封建礼教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先进性， 但它毕竟还不成熟不完善，拥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文主义者是不愿意通过暴力和血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这点对于哈姆雷特也是毫不例外的――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思想去使用暴力， 在矛盾中不断挣扎， 这在哈姆雷特复仇中也起了延迟作用。
第三，人文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个人英雄主义。人文主义者十分注重个人的荣誉， 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事情本身是否高尚可为。 因此， 他一直在思考何时何地以何方式复仇才是最恰当的。人文主义者通常都是把个人看作整个世界的拯救者，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却视而不见。亲情、友情、 爱情顷刻之间全部抛弃了哈姆雷特， 不幸让他变得愤怒、烦恼、忧郁， 而想要独自完成复仇大计却又力不从心更加剧了他的恶劣情绪， 这种心理状态在性格上显示出来就是软弱， 在行动上就是踯躅。这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内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在作怪， 源于他人文主义世界观本身的缺陷的。
4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得出： 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根源是由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这部悲剧蕴涵着巨大的历史含义， 他揭示了一代人文主义者在反封建斗争中失败的原因， 而这一历史意义在哈姆雷特这个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哈姆雷特的悲剧， 是那个历史时期欧洲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然而， 哈姆雷特虽然没能逃脱死亡的结局， 但是戏剧最后却寓含了光明的前景。哈姆雷特虽然死了， 但他的故事却会一直流传下去， 后继者一定会吸取教训， 在追求远大理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为一名军人因为战斗而死的， 虽死犹荣。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却又耐人寻味的角色， 这或许也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始终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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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历经千百年，至今对现代教育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也要求教师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及要求。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界定
人文主义(Humanism)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也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直接产生的词，他的产生要比“人文学”和“人文主义者”晚得多。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人文学”，而教授“人文学”的老师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学”在15世纪所指的科目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但“人文主义者”比教授“人文学”的老师的范围要广一些。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说的：“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它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渐渐走出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都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都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都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四，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主义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诠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北欧人文主义倡导者伊拉斯谟认为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与伊拉谟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另一位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马尔卡斯特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老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法国的哲学家蒙田认为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第三，教师有高于父母的权威；第四，老师要学会因材施教；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所提倡的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了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教育经验、教育教学知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工作热情、工作精神等，具备这些专业素质的教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对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证，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对后世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这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对教师职业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现代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
(一)教师专业素质的定义
现代科学证明，素质是一个人通过环境影响、教育和内因作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通过气质、言行、修养、品格和风度等表现出来。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林崇德、申继亮教授将教师专业素质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二)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分析
叶澜教授认为，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有：专业精神、教育观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李瑾瑜教授认为，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朱宁波教授认为，理想的教师专业素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专业理想、专业知能、教育智慧。中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笔者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无论是哪一位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论述，它都包含专业知识、专业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教师可以立足教育领域的根本所在，它们也决定一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决定着这个教师能否在教育领域里继续成长。当然教师专业素质还包括专业精神、教育观念、教育智慧等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中专业知识与专业道德的影响。
专业知识是一个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另一个专业及其他人员的本质特征。舒尔曼认为“一个专业既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熟练的工作，又是一种根植于知识的专业行为”。在舒尔曼看来，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表现在教师有能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特别重视理解和推理、转化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叶澜教授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第—个层面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是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
专业道德即指教师职业道德，一般认为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与概括。在人格上，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师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师德的影响不但广泛地作用于在校学生，而且通过学生和家长对社会产生影响。高尚的师德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几十代人。因此，在道德水准上，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
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影响
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不同。在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人文知识，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在欧洲古罗马时期，教师则首先要拥有辩论术；进入中世纪，宗教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教师专业素质之一。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
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分别提到过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的学问”、“掌握知识”、“有学问”，虽然他们的“知识”、“学问”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法知识、有关学生身心健康的知识等。
叶澜教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三个分层中，最基础的层次中就指出教师要掌握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其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是指，教师不能只片面地掌握人文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要全面掌握人类的优秀文化，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那么教师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才能，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同样倡导的是即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不能失去人文精神。单纯地掌握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并不能得到人们预期的全面发展的人，人文主义教育教育不仅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主张通过人文科学的教育向学生提供关于人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且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智潜力的自由运用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文明的进步，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所以，这就需要老师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知识，在传授知识的时候更要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不能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养成。
另外，教师还要掌握能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蒙田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第一点就提出了“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可见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重视。有了这些辅知识教师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培养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道德的影响
道德教育在古代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孔子要求子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修养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及技艺只是“有余力”时的事情，道德修养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所以对现代教师来说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精心育人、钻研业务、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一直以来对教师专业道德基本要求。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维夫斯说“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可见一个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这恰好与人文主义的教育观相一致。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要求教育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和谐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与我国主体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师要具有优良的品德、崇高的理想，在讲授科学文化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化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陶冶学生的情操，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是在对基督教神学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来阐发自己的宗教思想的。虽然他们没有对教会构成有力的威胁，但他们的活动使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束缚中得到了稍许的解放，导致了人们情感和想象力的自由放纵，从而为17世纪国家主义和 科学 主义的兴起及18世纪理性主义的全面胜利铺垫了道路，并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 发展 繁荣拉开了序幕。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初始阶段，人文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对宗教既爱且恨，表现出理性与信仰相交织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们猛烈抨击教会，无情嘲讽僧侣，反对禁锢人性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以人本替代神本，提倡理性与信仰相分离，表现出对传统基督教的偏离与叛离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却始终坚信“上帝至上”的思想，并怀着深厚的宗教情结，与教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与执著。这正如詹姆士·斯鲁威尔所说:“虽然许多 历史 学家，特别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都试图把文艺复兴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与各种各样的非宗教形式联系起来，但并不是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非宗教的。人文主义者们“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
人文主义者的这些宗教思想，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为17世纪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及18世纪理性主义的全面胜利铺垫了道路，并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拉开了序幕，这构成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一对神学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基督教进行猛烈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宗教批判活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思想资源，如他们吸取了古典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观念及科学求知精神，来批判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与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说教，鼓励人的自由与尊严，具有“复古求解放”的特征。然而他们对他们批判所指的基督教神学，也没有彻底抛弃，而是对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文化给予了较多的批判继承。
(一)借助上帝的权威，来阐明人本思想
人文主义者在阐发人本思想时借助了上帝这个法力无边，统驭一切的最高神圣权威，来烦扬人的理性尊严及自由意志，在上帝的神圣光环的庇护下进行一系列的人文主义活动。然而，他们所借助的“上帝”，已经不再是传统“神本”观中的那个对人的堕落和贪欲感到愤怒并施加惩罚的最高神冥，也不完全是那个要人在尘界顺从其训诲，等待其拯救的救世主，而是为人造就了世界并赋予人自由意志，让人选择生活方向，追求现世幸福的最高神圣权威。在这个无私而慈悲的上帝的恩赐与庇护下，人无需在“原罪”的阴影中恐惧而消极地等待“末日”的到来，而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追求人生的世俗幸福，满足自己的世俗欲望。可见人文主义者继承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实际上是借助上帝的形式，来达到颂人的目标。
(二)继承传统经院 哲学 中的理性思想，实现理性与信仰相分离的目标
人文主义者在批判传统基督教时，吸取了经院哲学中的理性思想，来对抗基督教的蒙昧主义。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以前，理性与信仰的分离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在欧洲中世纪，作为官方哲学的经院哲学中，保留着理性思想。随着经院哲学不断发展，理性也在发展。经院哲学早期代表人物安瑟伦鼓吹信仰必然先于理性，强调用理性去维护信仰，思想虽然保守，但提高了理性的权能和地位。十二世纪最伟大的唯名论者阿拉伯尔提出了理性而后信仰，主张怀疑论.认为“怀疑是研究之路，……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这对于人们大胆运用理智，使人们的思想从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起了积极作用。13.14世纪，邓司·司各脱主张“双重真理论”，认为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来认识，从而为文艺复兴信仰和理性分离铺平了道路。但是，无论经院哲学中蕴含的理性思想怎样发展，在文艺复兴以前，它始终没有跳出神学信仰的图圈而独立出来，在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蒙蔽下，“人类意识的两方面，一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闭人文主义者接受了其中的理性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为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由于立足于神学传统，并且在浓厚的神学氛围中，人文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创作素材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然而，人文学者已开始以一种新的视野来观照和选择神学传统文化。他们力图吸收基督教的原始平等观念，来批判教、俗贵族的荒与堕落，阐发传统的王权神授理论，来否定教权高于王权的主张;通过对基督教原典《圣经》的翻译、考证，来动摇罗马教廷的中世纪拉丁语《圣经》的神圣地位，以最终动摇封建神权的理论基石。由此，表现出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中对基督教神学传统观念的批判继承。正是这样的批判继承，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既包含了传统神学的内容特征，他们没有放弃传统的宗教虔诚，仍眷念着旧的神学谛理与道德，与神学传统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表现出他们新旧交织的矛盾心理;又在发展趋向有一些突破，展现出新的内涵与风貌，成为近代早期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为以后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启示
人文主义者对传统基督教的批判虽然没有对基督教构成有力的威胁，但他们的批判以及对理性宗教的向往却能使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束缚中得到了稍许的解放，并且它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人们感情和想象力的自由放纵，而这为以后人们更好地反对传统基督教，剖析宗教实质，以及为17世纪中叶以后国家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兴起，并对罗马教会发起的有力挑战，不能不说是起到了某种铺垫作用。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接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手中的思想旗帜，一改人文主义者温良恭谨的态度，把人文主义者对感性的呼吁变成锐利的理性武器，从各方面来彻底批判基督教信仰。
首先，人文主义者的“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理论为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想家关于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
“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论曾经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最主要的批判内容，他们批判此目的在于解放人性，抬高人的地位，因此只看到表面现象，并未深人本质，但毕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18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人类灵魂是可朽的，个人灵魂也同样有灭。但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的这些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人文主义哲学家布鲁诺的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霍尔巴赫对“灵魂不死”的驳斥更为彻底，主张灵魂就是物质的东西。他说:“灵魂根本不应当与身体分开，它就是身体本身，只不过我们从身体活着的时侯所具有的某些作用、某些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去看，才把它称为灵魂。”因此霍氏认为灵魂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人体的作用和机能的表现，是人的一些精神活动如记忆、想象、判断、思维等。霍氏的这种思想与人文主义哲学家特勒肖有某些偶合之处，只是特勒肖的表述没有霍尔巴赫这么深刻、明确。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霍氏的思想是对特勒肖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其次，在宗教与道德、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人文主义者进行的一些论述为启蒙运动更为彻底地来反对传统基督教铺平了道路。
在中世纪时期，道德理论浸渗在宗教的气氛中，同宗教教义融合在一起，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教义成了封建道德的基础，神意成为道德的准则。人文主义者布鲁诺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这一行为，其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从内心信仰和道德习惯上遵守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规范，为其统治服务。爱尔维修与布氏思想一脉相承，认为宗教与道德并没有必然联系，宗教存在于彼岸的、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而道德扎根于此岸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宗教是有关信仰的问题，道德是有关行为模式的问题，彼此毫无联系。并指出使人有道德的，不是封建伦理，不是神意，而是理性的 教育 ，高尚的习惯，贤明的体系，公平的 法律 等等，因此说，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 ，来肯定理性。
政教合一是人文主义者批判的另一焦点，并提出政教分离的思想。而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斗争，但从一般情况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根本利益一致。为此，他们指出，广大民众要成为自由的人，就要具备一定的理性知识，以此来反对宗教迷信，进而摧毁封建专制，这些思想在人文主义者布鲁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中都有所表现。可见，启蒙思想家的这一思想是在继承人文学者学说的基础上的更高发展。
再次，人文主义者对《圣经》进行的严格的考证与评注，对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提出的某些重大的怀疑，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以及积累起来的一套新的知识结构与方法体系，对当时新教宗教改革家们有着重大的启发作用，为反教廷的宗教改革思潮的勃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最后，人文主义者最早对传统基督教的冲击构成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精神启蒙。他们提倡知识，对知识应用性的强调刺激了 科学 和 艺术 的发展，他们提出的政教分离以及宗教宽容思想，虽然在当时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但是以后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在宗教宽容精神之基础上产生的科学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无不是对人文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理论的回音。
到17世纪以后，在欧洲的 政治 生活中，宗教气氛越来越淡薄，而且通过三十年的宗教战争，“从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全胜;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然放弃，这于是扩大了甚至在种种根本问题上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者提倡的宗教宽容回荡在人的耳际，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里开始真正出现了宗教宽容的精神。信仰上的自由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学术的复兴，宗教宽容成为西方近代科学和 哲学 生长的温床。在宗教宽容气氛的温床上，滋生着各种对基督教叛逆的新精神力量，而在这些正在生长的精神力量中有一种就是科学理性，最终取代基督教信仰的权威地位，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新的精神支柱和崇拜形式。
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主义；后现代；精神圈：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47－05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坛曾经有过相当轰动的一幕，就是王晓明等学者掀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种局面比起文学界曾经的显赫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那种盛况之后再也难得一见。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似乎还想追问，曾经被诸多作家学者牵肠挂肚的“人文精神”今天怎么样了，它比起当初“大讨论”时是发展壮大了还是日暮途穷了?围绕这个问题，我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作了研究整理，我认为，生态主义批评是当下“人文精神”存在的主要状态之
一、生态批评的现状
文学的生态主义批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它的崛起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于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圈内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一门学科，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生态批评(eeoeritie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王诺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这点上当下生态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是认同的。王诺等还认为其具有跨学科性和现实功能，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科学取向：即结合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尤其是从生态学的发现出发，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万事万物共生、共栖、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张力，批判性地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的信念、审美、以及伦理关系的样态和走向：现实功能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即借助生态环境科学的认识，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反思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重新审视人类本体、人类生存本体、以及本体意义上人类进化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智慧，反思人类在自然中位置、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意义，反思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态度、想象与观念。
曾繁仁指出，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
每一种话语的发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生态批评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生态危机确实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最大的人类危机。如果一切都以人当下的利益而出发，最后不只是影响环境与生态，也会影响人自身未来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人总是把当下看得高于一切，尤其在一个人类不再相信上帝的世俗社会，也不再有理想和梦想，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舒适，对于之外他者无暇旁顾。很难想象，如此下去，人类在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物生长的环境之后，还能在人类间和平共处。那些提倡肆无忌惮的与狂欢，毫无节制、纪律与伦理的个人中心主义，如果作为反叛曾经的压制而作一时的矫枉过正尚可以理解，如果长期如此，没有人知道人类前途路在何方。我不认为人对于宗教、对于神的虔敬一定束缚人的快乐。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抗衡的，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人类只能在遵守自然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幸福生活，当下有悖于这种“生态整体观”思想和行为亟待转变。
二、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
库伯认为生态批评在原初意义上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并且是作为其构成因素生长起来的：第一，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第二，它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在历时l生的建构过程中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第三，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库伯等人强调生态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归属关系，说明其已发现了这个线索并试图用它来强化生态批评的解构力度。在上述这些意义上，生态批评全面走向了生态美学的论域。
现代社会打着“为人”的旗号消解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用理性主宰世界，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机械的数学、物理解释，宣判了自然之死――自然失去了目的、价值、意义，制造了世界的祛魅。于是“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事实上，不止是生态危机，当各种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人类情感也在随着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消失，靠感性维系的一切传统道德情感，仁义理智信，都行将崩溃。当下这种过于理性的社会给人带来物质的充实和发展的同时，却给人的“精神圈”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主要在于它倡导的“生态整体论”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中心”这个词汇，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与战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似乎周围的非中心都是次要的了，都要为中心服务了，或者可以为中心作出牺牲了。出于这个理由，希特勒大量的屠杀犹太人，美国人历史上也长期把黑人边缘化，强国更可以以此来要求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需求、男性也可以奴役女性等等。这种中心主义，固然倡导一种主体性的释放，而这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势必遮蔽他者的主体性，也是偏颇的。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甚至不仅仅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化活动中，生态批评不断扩展主体理念适用的场域，在将有生命个体理解为主体之后又尝试着恢复灵性主体概念，承认万事万物都是中心和目的，以便最终消解生命(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精神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可能更接近于人类中心主义，但人文主义不是，尽管它的目的也是人，但它的眼光投得更远，为人类的终极幸福而不是眼前的利益，所以它会发现并批判一个看似健康发展社会的弊端。我们习惯于在理性指导下所作的一些不符合长远利益的事业，特别是科技理性极端化后，这种理性便出现了偏颇，成了“伪理性”。此时“理性”本身也是一种遮蔽，特别是经过启蒙阶段，工业革命阶段，“理性”成就了实证主义伟大的成功后，人们开始对“科技理性”迷信，狂热。由于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拒斥了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及其发展原理的考察，形成“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局面，“理性”此时已经迷失，失去了自我矫正的能力，人们只看到当下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这种产出的过程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最终可能会危及所有人的生存。以人为本，不只是为这一代人，而应该为了子孙万代。人文主义就是保持自己的这种“人文理性”，重新矫正被扭曲和遮蔽了的“理性”和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下，不惜采用解构的策略实现其真实理性的复归。
生态哲学的后现代性还在于它主张运用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的价值观念，倡导均衡协调的实践理念。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社会发展将不再矛盾重重、危机重重，而是可持续的，是充满和谐与诗意的。正是生态学和生态学思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生态学成为“颠覆性科学”。1969年，保罗・谢帕德和丹尼尔・麦金利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著名论文集，认为生态学涉及人类的最终极的义务，最先将“生态学”与“人类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伦理学问题。接着，学者们主张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认为科学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必须用人文精神制约科学技术的力量及其应用，从而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科学联系起来，诞生了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
但自从生态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后，在引起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诟病，其中有相关利益集团。也有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倡导生态主义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认为生态主义或生命主义试图颠倒“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成为以“动物为本”或以环境为本，是反人类的，并因此对生态主义大加挞伐。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可能调节生态的平衡，必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地位。换成动物为中心，就更不可能了。其实上他们是误解了生态主义。
三、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
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是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生存环境作出判断和回应。王诺认为“生态美学”是一门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王宁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人(社会、作者和读者)为本和以文本(作品)为本的既定批评定势，使得以(文学中的)生态环境指向和(文学文本的)自然生态阅读占据了批评家的批评想象和理论话语。”
二人的观点表面看是要解构“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而本质上都是在围绕着“人”展开，意在为人类保留一份“诗意的栖居”地，在一个商品泛滥、铜臭弥天的时代给人保留一份精神的憩园。只是生态批评认为，既然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文学作品就应该以描写人为主，不仅要描写单个人的过去，更要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当下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生态文明体系，就是人类最大的理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平等地善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充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切以自然的需要为主，而不是把人类的主观愿望强加于自然，这样便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双赢：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尽最大可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这点上于文杰表述得更明确，它认为，“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其独特性有四：其一，历史渊源深厚：其二，文化内蕴丰富；其三，涉猎范围广阔；其四，影响意义深远。”他不但认识到生态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还认识到人文主义宽泛性和机变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文化传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想，还不只是一种文化思潮或历史运动，它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与人文关怀。”认为生态主义理应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这是符合当下人文主义在后现代时期的现状的。
他的论述为人文主义发展到生态主义阶段基本上勾勒出了一条轮廓：“人文主义经过古典时期的奠基和近代早期的复兴之后，从宗教文明的背景中走出，部分获得了自由”，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其中就有“生命欲望的过度张扬”。如布罗代尔所说，“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历程。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同时他也认为人文主义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对上帝的排斥和放逐，使这种和世俗酝酿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再加上技术意识的异化，直接影响世界文明的正常发展。民族意识的膨胀，也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带来了隐患。在近代社会里，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成为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由于工业技术文明的萌芽、海洋争霸的角逐，和商业贸易的崛兴，在民族国家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民族意识不断膨胀，工业文明为背景的科技理性又以更强大的力量，限制人的来自文化传统中的信仰道德与理想等，人文主义品质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由此开始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批判性再次发挥功效，“应该说，富有理想色彩的人文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安全、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现代社会诸多弊端的消除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理想不仅有益于调整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重视人的信仰与德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和重要依据，而且是人类政治与经济的灵魂，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由发展走向幸福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就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并为疗救这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学说体系。
翟永和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生态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而不是反人文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广义的‘杀人’性质。因为它破坏了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洁净空气、天然的水源、安全的食品、宁静舒适的环
境，促使扼杀生命的“现代病”的蔓延滋生，反常地和“杀人不见血”地结束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这应当成为人生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指导，以便把社会良知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和大地。这点上或许令“人类中心论”者不满，但根据系统价值观的观点，人类作为生态价值系统内要素之一，与自然价值共同构成统一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这两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人类若想使自己居于其中生态体系统稳定和谐，便不得不考虑自然的价值。但“生态哲学的实践向度并不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纯粹理想王国，而是在反思和祛除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中，探寻和推进后工业时代生态文明的多种可能性路径，在全面清扫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的基地上，呼唤彻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动植物救助产业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后工业时代绿色环保产业和农耕文明的复兴。”
生态意识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其一，热爱自然、关爱生命的环境意识。其二，从生态危机的贫瘠土壤中滋生出忧患意识和人类良知。其三，摒弃生成物质化和生活物欲化倾向。其四，呼唤人的全面需要与适度消费，追求人真正的幸福。“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尊重人的真实而合理的需求选择，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这就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同时需要人文精神来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相对的、善意的、温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中心主义”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强调两者的并存共荣、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能减排”等生态理念，所体现的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要义，也理应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这就是人文主义在生态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祛魅“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出发点仍然是人。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
正是出于“为人”的目的，生态学者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徘徊俳恻。生态主义者一方面作出生态平衡方面的努力和呼唤，可是面对着人类的欲望，托马斯一方面站在宗教与道德的立场上抨击了人类屠戮动物和掠杀植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慨叹“人类优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他从人类优越性的神学基础人手，对圣经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许多人类中心主义论者的理论冲击与诱惑呢，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是的，你可以怜悯和同情一切动物与植物，可是你能指望他们和它们来主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吗?!他还提出了令他困惑的，也击中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难以和谐共处要害的四个悖论：“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四、人与自然如何共处
关于人为什么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及如何相处的问题，当下的人文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除了西方引进的诸如“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国内学者杨春时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他认为“人类近现代史是主体性凯旋而歌的历史，然而主体性的胜利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割裂和对立，这种局面反过来影响了人类自身。”
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也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只有把现实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转化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建立一个主体间的生活世界，才能达到本真的存在。这就是说，现实主体必须放弃片面的主体性地位，改变对世界的主人态度，把异化的、现实的人变成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将现实的、异己的客体世界也当做有生命的、与自我主体平等的主体世界。两个主体通过交往、对话、理解、同情融合为一体，成为自由的、超越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主体间性美学体系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格局被打破，主体不再局限于有感知、有情感、有理智的人，而是扩充到万事万物；世界不是作为无生命的、缺乏能动性的客体存在着，更不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存在着，而是作为人之外的另一个主体存在着，这样，世界主体才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与这种主体间性理论相似，也是一种生命主义或生态主义。但这里的主体间性不只是人与自然，与其它生命之间，也包括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前者具有主体性，但后者亦有限定性，都不能随意的展示所指，由此实现尊重“主体间性”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和谐。
鲁枢元则提出“精神圈”概念。他认为应当有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的高层次的生活”，这就是“诗意的生存”。从消费的角度说，即以艺术消费取代一部分冗余的商品消费，“以精神资源的开发替代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审美的偷悦取代物质挥霍的享乐，以调整人类自身内在的平衡减缓对地球日益严重的压迫”。同时，对于生活在信息时代虚拟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繁荣’中最容易显示成效的一个方面，高扬‘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也许是我们规避‘计算机统治’、‘数字化风险’从而‘化险为夷’的智慧的选择”。
在人文精神生态主义阶段后人类应该如何生活，鲁枢元等于说在这方面给出了答案：即人类在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之后，如何扭转当下这种能源消耗性生活，就是转向审美的愉悦，精神的繁荣。鲁枢元认为社会生态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有意无意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因此指出，在岩石圈、大气圈、技术圈、智能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像、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就是“精神圈”。与其他圈层相比，精神圈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也可以说，对自然、生物、生命的关怀，其实上是人“精神圈”健康发展的需要。人需要大自然、草原、海洋，及其生物对人类精神诗意的唤起，而不是竖立在视野内的烟囱、厂房对人的压抑。
在《生态文艺学》中，把文艺生态放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考察它的序位，定位于精神生态，因而指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与人类的整体存在状况密切相关的，它既是一种幻化高蹈的精神现象，又是一种有声有色、紧贴自然的生命现象，……但若要对它做出较为贴切的解说，或许需要新的学问，需要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与人的存在更为贴近的学问，一门更有利于从整体上、系统上解说的学问。”
人文主义思潮的实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思潮；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在资本主义初期，城市环境恶化等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伟大构想，揭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序幕。
在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方社会，伴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延续，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主流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对于西方社会各阶层思想的深远影响，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上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全球变暖、全球沙漠化等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给寄希望用科技战胜自然的人类当头一棒。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寻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新的城市规划思潮，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1 理论来源及阶段划分
1.1 规划理论来源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是复杂多元的, 主要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基本事件：（1）田园城市；（2）城市美化运动；（3）公共卫生改革。
部分学者持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埃的“当代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三者才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的观点。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根源, 则应追溯到更早的欧文、圣西门、傅利叶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传统的思潮。
1.2 按照历史时期划分
1.2.1 以时间的自然延续划分
如D．Kruekeberg采用年代分段法, 将过去多年城市规划发展历史划分为三阶段：（1）1880-1910，有固定规划师的非职业时期；（2）1910-1945，规划活动的机构化、职业化时期；（3）1945-2000，标准化、多元化时期。三个阶段互不交叉，将某时段的规划理论或规划实践作为这一年代的特征。
1.2.2 以主流思潮为主线
以主流思潮为主线, 再划定年代的上下界线。如P.Hall采用思潮分段法, 以规划理论对待城市的观察角度作为依据，将其划分为七个阶段：（1）1890-1901,病理学地观察城市；（2）1901-1915,美学地观察城市；（3）1915-1939,从功能出发观察城市；（4）1923-1936,幻想地观察城市；（5）1937-1964,更新地观察城市；（6）1975-1989,纯理论地观察城市；（7）1980-1989,分别从企业、生态、病理学角度出发观察城市。
1.2.3时代和思潮相结合
先按照十年为一个时代单元进行划分。通过对每一个年代各类思潮的梳理，深刻认识挖掘各类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希望能从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认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同时以人类当今社会的主流思维角度（包括经济、人文、环境）出发，主流思潮进行划分，从而构建其知识构架。
1.2.4 本文采用的划分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以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1）二战前：田园城市理论，综合规划的思想，带形城市理论，工业城市理论，城市美化运动，城市形态研究，城市艺术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城市发展空间理论，当代城市，广亩城，基础调查理论，邻里单元，新城理论，历史中的城市，城市社会生态理论，战后重建，历史城市的社会与人，都市形象设计，规划的意识形态，综合规划及其批判。
（2）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批判城市规划, 公民参与, 规划与人民, 社会公正, 保护文化遗产, 环境意识, 规划的标准理论, 系统理论, 数理分析, 控制理论，理性主义。
（3）1970年代至1980年代：理性批判, 新, 开发区理论, 现代主义之后理论，都市社会空间前沿理论，积极城市设计理论，规划职业精神，女权运动与规划，生态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
（4）1990年代后：全球城，全球化理论，信息城市理论，社区规划，社会机制的城市设计理论。
2 理论的演进纲要
2.1 二战前
2.1.1 人本主义思想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把城市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并在《明日：一条迈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为适应现代工业的城市规划问题，“城市应与乡村结合”。他对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城市绿化的等重要问题等都提出了见解。
作为另一位西方人文主义大师，盖迪斯提出了综合规划思想，他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他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意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城市社会学以及更为广义的城市学，因此，盖迪斯事实上是使西方城市科学由分散走向综合的奠基人。
2.1.2 现代机械理性规划思想
以玛塔的“带形城市”、戈涅的“工业城市”为起点，通过高科技手段建设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后以建筑师柯布西耶为代表，通过巴黎城市改造的理想方案和其出版的《光辉城市》、《明日之城》两本理论书籍，系统的阐述其思想和理论体系。理性规划思想的巅峰之作是柯布西耶的《雅典》，其以功能理性主义为思想核心，提出了“生活、工作、交通和游憩”的城市四大功能，并以这种思想指导了世界上大量的城市实践活动。
2.1.3 其他规划思潮
美国建筑师赖特以自然主义、分散主义为思想基础，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规划思想，并在1932年出版了《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他反对大城市的集聚与专制，追求土地和资本的平民化，并通过新的技术使人们回归自然。但由于广亩城市以小汽车作为通勤工具来支撑极度蔓延城市发展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遭到“新城市主义”思想的竭力反对。
芬兰建筑师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的折中方案，他在1943年出版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一书，详细的阐述了其核心的思想和理念。
2.2 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
2.2.1 系统论思想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三门学科诞生于1948年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重大发展，并对人类自然、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系统论的思想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最为显著，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不同土地使用活动通过运输或其他交流中介连接起来的系统，城市内的不同部分是相互连接和相互依存的，而城市规划的实质就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控制。系统分析方法的建立是理性主义的巅峰，也标志着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思想的巅峰。
2.2.2 卫星城实践
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卫星城理论，在二战后的大城市开始发挥价值，并被广泛用于空间、功能疏散和新城建设中。并在1944年大伦敦规划等重大的战略举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1946-1955年期间的第一代卫星城，1955―1966年间建设的第二代新城，1967年后建设的第三代卫星城。
2.2.3 整体环境观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蔓延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人们开始担心自然资源被粗暴地践踏，担心人类生存环境遭受灾难性的破坏。P.盖迪斯从自然生态观的角度论述了环境背景在区域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E.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思想，就是力图使城市“既符合人类工作和交往的要求，又不脱离自然环境”。1959年首先在荷兰桂花街产生了整体主义和整体设计的思想，提出了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环境，以全面地分析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
2.2.4 人际结合
Team10提出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为了适应人们要争取生活意义和丰富生活内容的要求，按照不同的特性来研究居住问题。Smithson夫妇提出了簇群城市这个具有 “后现代”特征的，体现了流动、生长、变化思想的新城市形态的概念。
2.3 1970―1980年代末
2.3.1 转型期发展
二战以后，因为经济、社会、政治转型以及电子信息技术、传播媒介的发展，西方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在城市规划领域，简.雅各布斯对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其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引起了规划师对于社会公正、人性化等全方位价值判断的深刻思考，一部分人开始转向对现代城市设计思想的探索。
2.3.2 文脉主义理论
在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突出的是文脉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整个城市与其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的内在、本质的联系，城市规划的任务就是要挖掘、整理、强化城市空间与这些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提出的“拼贴城市”受到了文脉主义思想的影响，此理论不赞同现代城市规划割断文脉、文化多元性和按照功能划分区域的方式，认为城市的生长、发展应该由具备各种功能的部分拼贴而成。
1960年K.林奇出版了《城市意象》，其提出了著名的“城市认知地图”概念，其独特的城市设计思想区别于传统城市设计的精英意识和傲慢的姿态，在于它真正关注人的心理感知，重视人的切实需求，体现了人本主义的规划原则。
2.3.3 功能理性影响
针对在功能理性影响下城市更新存在的严重问题，1970年代后，城市更新不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的改善，而且更注重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整合行动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为打开社会需求而开辟资源等等。通过大量的功能理性影响下城市更新的实践，新的社区理念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2.3.4 社会公正命题
在196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面临的尖锐矛盾导致 “规划的社会公正”的命题被广泛提出。在美国，“区划法”作为追求市场公正问题而出现。而社会公正命题的提出，导致了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思想的蓬勃兴起，“交往规划理论”、“倡导性规划”、“联络性规划”等理论都成为公众参与在规划领域的重要理论。
1977年，在智利制定了《马丘比丘》，其与雅典比较，最明显的变化体现为几点：（1）从理性主义向社会文化主义思想的转变；（2）从空间功能分割到城市系统整合思维方式的改变；（3）从终极静态向过程循环的思维观改变；（4）从精英规划观到公众规划观的改变。
2.4 1990年代以后
进入20世纪19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讨出现了新的面貌。约翰.弗雷德曼发表了《世界城的假想》，为世界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开创性的理论，认为各种跨国经济实体正在取代国家的作用，使得国家权利空心化，全球出现了新的等级体系结构，分化为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地方级城市――即形成了“世界城市体系”。
1990年后，针对美国无限制的城市蔓延引发的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J.康斯特勒提出了新城市主义思想，认为通过重新改造传统废弃的旧市中心区，恢复其居民集中区的面貌，并重建密切邻里关系。其后发展到对郊区城镇采用密集开发模式的探索。
“生态城市”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了全面地阐述和发展。广义上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是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产生、生活方式，是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从狭义方面，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3 结语
在百年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历程中，人本主义、功能理性主义、生态主义思想作为城市规划对于各类思潮在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应对之策，指导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活动。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使城市规划活动向更严谨、深入、贴近实际情况的方向迈进，新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发展和成熟，并向着广泛分析、严格论证、柔性成果的方面发展。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有着大量的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沿着两个方向不断前进：一是要快速解决大量的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并对无序蔓延和向郊区化发展的大城市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二是探求一条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资源短缺、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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