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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国民间博物馆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间博物馆作为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馆藏种类丰富,改善了国家博物馆的整体格局,填补了不少文博领域空白,已经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镇印天村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开设于20世纪90年代末,展品大到织布机、水车,小到水烟斗、剃发刀,涵盖了各个年代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千余件。成立至今,影响力逐年提升,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多次接待国内外各地的专家学者的游学访问,累计接待参观人数已破万人。
笔者通过对农耕文化陈列馆实地走访调研了解到,陈列馆是由退休乡村中学教师刘映升亲手创办的,多年来,他对各种农耕器具的收集乐此不疲,每年都要专程出门收集农耕文物,足迹遍布云贵川渝山区。目前,陈列馆以刘映升老人和儿子刘刚为主要负责人,其妻子与儿媳妇和孙子为辅助。至今,这个陈列馆陈列了大大小小的农耕器具近千件。刘映升老人还亲手绘制了北碚的农耕地图,并相继创作了近700首与农耕活动息息相关的打油诗,这些诗已获得重庆市版权局登记认可。如今,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老教师,在当地已成为传播农耕文化的名人。
二、用SWOT法分析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发展之现状
(1)优势分析(strength)。1)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两江新区北碚蔡家组团涉及北碚区蔡家岗、施家梁镇,辖区面积66平方公里,地处重庆主城“北上战略”的主要拓展区,是国家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的开发重点区域。蔡家组团位于重庆的外环与内环之间,拥有嘉陵江、轻轨6号线。从主城到蔡家耗时仅在15分钟左右,交通十分便捷,利于游客参观。2)在当地具有的影响力逐步增大。重庆天天“6・30”、重庆电视台“大城小事”栏目组等地方媒体都曾为刘映升老人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做过专题报道,之后新华社等数十家中外新闻媒体和网站,相继采访、报道或转载。重庆市各大高校的专家教授们,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们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们都前来参观指导过,陈列馆断断续续接待专家学者近千人。社会反响强烈,影响与日俱增。3)文化价值基础上的资源优势。文物的价值不在于它值多少钱,而在于它记录了一段历史,发人深思。中国作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们对于农耕器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情感上占有优势。国家和政府对于农耕文明的保护也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展馆中收藏的近千余件农耕器具,在巴渝的农耕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种农具背后涵盖和反映的是巴渝农耕文化的根基,意义非凡。
(2)劣势分析(weakness)。1)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1997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和扶持进行了相应规定。其后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拥有同等法律地位”。但这一《意见》至今仍未有具体的操作方案。笔者从对刘映升老人的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文化部门领导和高校师生们对陈列馆展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支持外,为了减少城市开发过程中的麻烦,蔡家当地政府在对待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上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予正面理睬的态度。陈列馆由于并未申请登记注册到文化局进行备案,还未享受到国家出台的对私人博物馆的扶持政策。目前,陈列馆的大部分馆藏都是私人购置的。2)藏品的意义蕴含丰富但收藏性相对较弱。虽然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们对于农耕器具有着深厚的情感。但是收藏的近千余件农耕器具,有些还在现在的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中使用到,大部分人都曾接触了解过,虽然很多都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总的来说这些器具和其他的古玩字画类收藏品相比其价值目前还未真真体现出来,收藏性相对较弱,不能充分满足参观者的猎奇心理。3)展馆专业性相对贫乏。陈列馆尽管占地面积相对可观,但是作为乡村家庭式博物馆其展厅相比其他专业展厅而言存在明显劣势,环境条件相对较差不利于文物保护,展馆内很多铁制的器具很多都已经变得锈迹斑斑,此外展出物品摆放虽然又分为生活、农耕、竹篾三个室内展区和一个石磨室外展区,但各个展区分类总体不够明确很混杂,参观路径的安排也不够合理。陈列馆现在主要的工作人员是由家庭成员组成,在凑筹办陈列馆之前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培训,整体综合素质水平不高。
(3)机遇分析(opportunity)。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十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重庆现在搞建设,搞五个功能区。搞五个功能区划分要和两江新区的配合要体现两江新区的观点。笔者在采访温老师时,他说道:“刘老师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这一套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留是和人结合的,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是高度一致的。我想未来重庆的发展将不再是将是以新的生态化的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成绩。这个对于当地政府会有很好的响应中央强调中央生态文明的条件。”陈列馆的建馆初衷和理念设计符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需求,不单单仅是为了还原一片农耕社会的感触,更是为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
(4)外在威胁(threat)。1)国有博物馆与其他民间博物馆之间的威胁。重庆拥有登记在册的各类博物馆53个,其中文物管理系统内的国有博物馆有4个,非文物管理系统内的行业博物馆8个,民办博物馆有5个。然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并未登记注册在内,相比其他博物馆而言,缺少政策支持、资金补助,建成时间还不长久,距离自己打造农耕体验区的理想还很遥远,这还只是个雏形,尚在成长当中。竞争力相对薄弱,还未形成自己真正的品牌价值。2)城市化进程与农耕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拓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重庆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时代交替之际,是否应该拯救那些在推土机下陈旧的犁头耙子、风车水车,尘封的桌子柜子,坛坛罐罐,保留可能逐渐消失的传统农耕社会?蔡家处于两江新区的开发重点,刘映升老人的陈列馆正面临着可能在城市化进程的道路中被拆除了命运,一个是为保留农耕文化而建立起来的陈列馆,一个是为了经济发展城市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农耕文化能否使得城市化进程绕道,这是一场较量。
三、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之发展对策
(1)合理规划展馆,提升馆藏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制,树立科学全面的文物保护思想健全文物保护体系。同时努力完善陈列馆的各项审批程序,梳理材料积极到有关部门备案,从“野馆”变成有编制有规章的“合法合规馆”,邀请专业的设计师为展馆做规划设计。此外积极和当地有关文化政府和高校等合作,如可以和高校与旅游文化建设有关社团合作。文化涉及的行业众多,而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专业人才,发展文化必须抓紧培养人才,高校中有许多的人才资源,可邀请大学生等的支援陈列馆建设定期前来做培训或者义务讲解,陈列馆为其提供实习证明,以此提升陈列馆的讲解水平。
(2)加强旅游营销意识,打造农耕文化陈列馆特有品牌。重庆目前的博物馆中并没有和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相同性质的馆藏,作为农耕文化陈列馆,对远离乡野生活城市市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可以让展馆跳出单纯参观的现状,打造农耕社会体验区,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定制自己的土地兵耕作,尝无公害蔬菜,体验亲手耕作的乐趣,但同时要谨防走入一般农家乐的误区。
(3)积极争取国家、民办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民间博物馆单靠自身的力量很难生存,尤其是自从自2008年我国公共博物馆已逐步实施免费开放以来,民办博物馆虽未纳入免费行列,但要维持公益性的长期对外开放,其运营管理也始终是一大难题。目前,重庆民间博物馆还有展示陶瓷字画的国友博物馆、火锅博物馆,以及宝林博物馆等几家民间博物馆馆长们共同的希望,是能在政府帮助下,让博物馆以馆养馆就好了。严酷的现实摆在众人的面前,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也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争取各方支持。
(4)整合资源转变思路打造巴渝农耕文化生态博览园。蔡家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一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是巴渝文化的丘陵地貌。丘陵地貌就是从丘陵浅山再进入深山区。这种地貌本身蕴含着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地理条件。以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源头,辐射周边在蔡家打造属于重庆的大型巴渝农耕文化生态基地与产业集群,农耕文化主题公园等把无生命的文物变成有生命的历史,引进各方资源,包括重庆特色的民俗节庆文化、婚庆文化、美食文化、服饰文化、生产生活文化等在生态园中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与陈列馆相互辉映,打造又一张重庆特色名片。
四、结束语
民间博物馆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民间博物馆的健康发展,更依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收集整理农耕文物,只为再现巴渝农耕社会,让子孙记住自己的根。它却详实地记载了我们的农耕文化,并从中可寻其轨迹。它是我们几千年文明古国农耕文化的高度浓缩,且留下了许多农耕文明的历史烙印。值得民俗专家和农耕文化学者进行总结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兰鹏,禾子.藏宝人的爱与哀愁探访重庆的民间博物馆[J].重庆旅游,2013(8).
[2] 石群勇,龙晓飞.论现代语境下民间博物馆之现状及发展路径――以凤凰山江苗族家庭博物馆为例[J].教育文化论坛,2010(l).
审美文化与农器具
审美文化(aesthetieculture)是指当代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与传统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泛指历史上与审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各种符号表意行为及其成果。审美文化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19世纪就已经出现,当时,西方文化和艺术正受到工业革命和商品化大潮的冲击,更受到世俗化和消费化的侵袭。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西方文人学者开始关心和论证“审美文化”的真正含义。英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子的文化”的观点;美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的观点;欧洲大陆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德、认识、艺术)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的观点等。这种“文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完美,还包括整个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完美。在中国文化史上,“审美文化”虽然没有形成明确而独立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但孔子早在春秋时代提出的“兴于诗,成于乐”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审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深远而广大的。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人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艺术的基础也是确定它在于人类的生物需要方面。……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所以艺术中的审美要素是到处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能很感动地听那单调的野蛮人的大鼓,悼亡的哀曲及巫术咒语的调子,或者鉴赏新爱尔兰所富于幻想的雕刻,西非的面具和美洲西部印第安人的图腾标记。”人的审美活动绝非简单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它是人根据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一门学问。审美,决定着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世界、举止行为。通过审美活动,为人提供一种生存方式与认知图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大部分审美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建筑、服装、房屋装潢、生活用品、工业设计、城市雕塑等与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品格是有一定距离的,也造成了当代中国“审美”使人深刻忧虑的后果。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以空前活跃的力量激活人们的功利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享乐意识。审美文化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浸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江南农器具这一以实用生活功能为主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非纯粹审美个体,其消失似乎对现在物质而言的生活不构成威胁,但伴随其消失,记忆的流逝,还有与它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精神层面的消亡。站在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江南农器具的形制、江南农器具的审美图式和江南农器具的再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审美愉悦的过程,它超越了生态学对于自然的研究范围,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形成一种系统的观察自然、科技以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方法和广阔视角。它开辟了审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拓宽了审美文化研究的领域。事实上,远在几千年前,古人用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大脑和原始的审美情趣所制作的、原本也只是应农业定居生活所需的“破碎”陶罐,在今天看来,不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折射吗?提出对江南农器具的保护并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民族古老的农器具的时代价值,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我们民族由来已久的生存行为和感情基础,是基于当今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快餐化、欣赏的同质化这一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由于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当今这种以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诉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传统江南水乡的地理和人文景观消失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现象所引起的一种思索。虽然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和民间还保留着一些传统农器具,有的“农家乐”的娱乐休闲场所也在模仿农事活动,这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农耕审美文化的一种自觉。然而,这一点缀的农器具也似包裹在林立的厂房和轰鸣的机器声中的“文化动物园”,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所铸成的农器具文化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化割裂”和“审美图式”问题更加突出。维系于中国文化模式的农器具审美文化,必定要在同其他文化构成元素的整体关系的运动构造体中,才能充分体现其含义所在,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形成其艺术精神、弥散力和凝聚力。农耕社会文化形态延绵不断地发展,其残存的农器具同样亦蕴含着大量古老的文化原型和生命内涵,它一定会成为我们研究民族艺术传统,认识并理解民族心理情感的重要文化参照之一。
审美图式与农器具
从审美本质上来看,江南农器具的审美文化,一般包含形而下的实物文化资源和形而上的审美意识文化资源。从实物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实物方式保留下来的因素。具体表现形式有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和农用建筑等。从审美意识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建立于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具体包括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等。而从江南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的特点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多样性:江、浙、沪一带地处长江的出口处,地理形态大体相近。然而,各地的地貌分布也不尽相同,其农耕具及相关器具的形制也呈现出多样性,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平原地区就使用得比较少,而在丘陵地带则被广泛使用。龙骨水车又会根据各地类型的落差多少使用二人水车、三人水车、四人水车等。广泛性:历史上“春花秋月,暖雨熏风”的江南,在当地人们的世代努力下,形成了历史悠久、底蕴浓厚、积淀丰富的江南农耕文化。这些都是可开发利用成为旅游资源的巨大因素,因此,江南农耕文化资源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生产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自古就形成了江南特有的农耕文化习俗,这一农耕文化资源仍然具有生产的特性。如金光灿灿的稻田、龙骨水车的提水场景等,这些田园的“原真性”令人心旷神怡,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文化休闲旅游的角度来看,江南农耕文化资源的开发,增加了旅游活动的多样性,也拓宽了旅游资源的广度。和谐性: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与自然环境联系得更为紧密。江南农耕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统一体。因而,江南的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也与和谐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在内容上也具有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相结合的特征,两者相辅相成。传承性:在江南“士风”和江南特有的“水性”的熏染之下,江南的民众心智精巧、性格细腻这一特性深深地植入文化传统之中,这也使得江南的农器具制作工艺普遍比较细致精巧又显灵活。传承已有的传统农器具的制作工艺也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原本寂静、朴素的田园景色,通过旅游的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的冲击和生态资源的污染。相对于都市旅游者的“强势文化”,江南的农耕文化显得非常脆弱。当江南农耕文化的支撑者—农民,在受到强势文化的熏陶,转化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时,江南的农耕审美文化在某特定地域有逐渐消亡的可能,作为旅游资源的江南农耕审美文化将呈现出过度商业化而失去原本的生命力的趋势。江南农器具的种类繁多,作为遗产保护的农器具主要指被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所取代的部分农器具。例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扬谷用的风车,作为动力装置的水碓,挡雨的蓑衣,磨粉用的石磨……江南传统农器具需要保护,民俗博物馆可以对江南传统农器具进行收藏,江南农器具在生态旅游景点如何复原和再现,缩微农器具工艺品的开发、江南农器具摄影作品以及美术作品创作等都是当下审美文化的新视角。经济的发展必然渗透以至影响到文化的建设,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形态在其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文化。当前,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宗旨,正朝着全方位挖掘地方文化,构建地域特色发展宗旨,积极倡导各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我们可以以江南农耕文化的研究为依托,以农器具的审美文化研究为载体,寻找一种农器具之外的文化阐释或意义,并在实践上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另一种选择方式。
本文作者:陈民新工作单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关键词:农耕社会;工业社会; 对比
安土重迁出自于《汉书-元帝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用以表示人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搬迁。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特色,安土重迁体现出来的是农耕文明的特征。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中原地带人民对土地的以来性远胜于游牧民族。黄河流域的肥沃的土地使人民得以充分发展农业经济,同时也使一代代的人习惯于在故乡上从事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也习惯于因此带来的安宁与平静。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能吃饱饭,有稳定的生活,就足够了,而找到一块可以让自己实现着愿望的土地后,他们之中又有谁愿意再舟车劳顿,再交通十分不发达的古代时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承受未知的未来呢?
比如移山的愚公,宁愿集全家之力将屋前的太行,王屋二山移走也不曾考虑搬家,便是潜意识中的安土重迁行为,对于年且九十的愚公来说,举家外迁与移山相比无疑更便捷,但从愚公对智叟的回答:“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孙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中我们可以看出,愚公在乎的已不仅是他个人一时的在某个地方安稳的生活,而是为了整个家族能世世代代在某块土地上生活,他安土重迁的潜意识深度至此,而这仅是整个古代社会受安土重迁观念影响的一个缩影。
安土重迁观念既是农民自身安定生活的需要,也是统治者的需要――特别是在古代,采取中央集权制,施行儒家思想与法制并行统治的统治者而言,仅仅需要简单物质生活的农民,是最好的统治对象,他们目不识丁,不会有太多的思想来反对君主的决策,同时又在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与小农意识的影响下,最为憎恨的便是战争,因而谁能够给他们平静,谁便是他们所拥护的,最为基本简单的目的指向的选择,刚好与王权想谋和,导致这种结果的安土重迁观念,便被君王们所支持,也使得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可以说,整个古代农耕社会时期,安土重迁观念贯穿于全部时期,是农耕社会的一个重要折射点,但从以农耕社会为主,到以工业社会为主的今天,我认为,“安土重迁”的含义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体现在“重”字上,不再是当初“看得重,不轻易”的含义,更多的偏向了“重视”一义。
在从农耕社会到工业涉水转移的过程上,交通工具的逐渐完善使得从一地到另一地但是人转移就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你想,现在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因时间的原因而放弃,而在同期发展起来的信息化产业,更是将农耕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闭塞程度完全打破,为人了解他们,了解现时社会状况奠定了基础。同时,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不在完全依靠土地生活,不需要一辈子守着一块田。人们有了优秀的交通条件,信息流通后了解更多东西的便利以及自由的生活设计提供自己觉得那个生活居所的前提。“安土重迁”这一观念不得不随潮流所变化。
社会的变革带动的还有学术研究的发展,人不在只是重复机械性的体力劳动,开始了脑力劳动,教育水平的提高,研究的深层次化,和这些导致的对人的要求的提高,使得人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选择向具有更优良环境的地方走,而具有了一定知识技能的人,也在考虑着向对自己发展最有利的地方走。在这样的大环境的带动下,“安土”再也不被人重视。而“重迁”,重视前往的地方如何,变成了人关心的主题,新版“安土重迁”应运而生。
关键词:资源枯竭;城市;文化重塑
耒阳市是国内17个县市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目前这座“因煤建市”的城市也面临着资源渐趋枯竭,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居民收入偏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转型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认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关键在文化,探索提升资源枯竭型城市文化力的文化建设策略, 大力发展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文化产业不仅能培育城市转型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增长,对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一、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开发的路径选择与产品开发
1.影视主题公园产品设计。从耒阳市的影视文化产业资源来看,耒阳市的地形与横店影视城所在地一样多山,地势高低起伏不平,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具备了建设影视实景基地和开展旅游活动的有利条件。加之近年来古装题材影视剧大热,作为湘南地区古村落影视文化产业资源遗存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耒阳市的影视主题公园可考虑以农耕文化为主打,结合蔡伦文化和时代文化等。鉴于耒阳市的蔡伦影视文化产业资源多集中在市区,可以考虑对其修复和重建,以适应影视剧拍摄和旅游的需要。例如耒阳市的“神农创耒”文化。亦可在历史遗迹相对集中的街区,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建设“东汉城市一条街”或“耒阳市影视基地”,以旅游和影视剧拍摄作为这一线地区开发后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这样既可以避免纯人工建设影视基地的高投入风险,也更真实,更具有旅游吸引力。而市区近郊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则可围绕农耕文化、蔡伦文化和时代文化,开发参与性、体验性、娱乐性集于一身的影视主题公园旅游产品。从区位条件来看,耒阳市的区位条件在西部得天独厚,在湘南地区拥有唯一的承南启北的最好区位。耒阳市建设的影视主题公园与区域内其他影视城的主题不同,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
2.影视拍摄地产品设计。影视内景地很少对外开放,吸引的目标旅游者多数是影视发烧友,且多数位于影视城内。这方面笔者不作过多的探讨。影视拍摄地产品中最重要的是影视外景地产品。影视外景地开发的核心在于影视剧是吸引旅游者前来的因素,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因素。所以影视外景地要主动招徕影视剧组前来拍摄,借影视剧的拍摄为自身积聚人气,提升知名度,塑造形象。同时也借影视这个契机,改善景区的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优化景区的发展环境。
3.影视节庆产品设计。从耒阳市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自身举办全国性影视节庆活动的条件。所以要开发这一类型的影视文化产业产品,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承办没有固定举办地的电影节,如金鸡百花电影节,每届由不同的城市申办。耒阳市可以从这方面着手,优化自身的影视环境和旅游环境,争取申请到这类影视节庆的主办权。金鸡百花奖作为最早的影视文化产业节庆,关注度高,人气旺,明星多,集聚效应强,如果能申请成功,会对耒阳市的影视文化产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举办区域性的影视文化产业节庆,如湖南省大学生电影节,电影论坛等。通过举办这类节庆,既能夯实自身的影视基础,积累举办影视节庆的经验,又可以吸引区域性的影视文化产业者,对于耒阳市的影视文化产业也是一种极大的提升。
4.影视博物馆产品设计。耒阳市拥有非常悠久的影视剧拍摄历史和浓厚的影视剧拍摄氛围。所以在耒阳市建设影视博物馆是有历史依据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在影视博物馆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是尽量避免博物馆产品中出现太多说教的内容,显得无聊和死板。在影视博物馆旅游产品设计中,要注意多种科技手段和创意解说系统的运用,并开展多种参与性强的活动,丰富旅游者的体验,增强影视博物馆产品的吸引力;二是要不断更新影视博物馆的展览内容,策划新的主题展览,让影视博物馆保持长久的吸引力。如蔡伦造纸博物馆等。
二、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开发对策分析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影视文化产业是个高投入产业,政府直接投资是对产业扶持最直接的手段。具体措施有:一是充分运用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中央补助资金;二是取消对民资、外资的投资限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和评估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扶持有一定条件的影视基地企业上市,通过金融机构以股票形式直接向社会募资;另一方面则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金融业对影视基地放贷。四是制定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资本投资影视文化产业。
2.夯实耒阳市影视产业基础。(1)加大影视产业基地建设力度。借助《蔡伦》影视剧拍摄契机构建耒阳市影视产业基地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影视产业,为影视产业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优化市场环境,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影视企业落户耒阳市,着力打造成熟的影视产业基地和龙头企业。(2)注重影视剧的创作。影视创作需要团队合作,所以需要建立相应的影视创作机构来进行组织协调,聚集影视创作人才,进行影视市场信息调研,策划和统筹影视创作,建立影视作品创作流水线。同时对相应的影视创作素材和剧本进行分类、筛选和管理,以便于对它们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开发使用。(3)保证影视剧的制作质量。在影视剧的制作过程中,要注重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对画面、表演、音乐和道具等精雕细琢,追求表现形式的完美。(3)积极吸纳编剧、导演、音乐、美术、造型、表演等方面的人才,建立优秀的人才队伍,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3.提升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要保持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的长久魅力,需要找到深刻合理的文化内核,并持续不断地丰富它。耒阳市文化主要包括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和蔡伦文化、“煤都”文化和时代文化,其文化内核是耒阳市人民热情、豪爽、乐观、拼搏与创新的精神风貌。影视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涵是影视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所以在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耒阳市本土文化的挖掘。具体来说,影视剧的创作要根植本土,围绕耒阳市的农耕文化、蔡伦文化、“煤都”文化和时代文化,创作出能感染观众、震撼观众的优秀影视作品。在进行影视文化产业产品设计时,应将文化性原则贯穿始终,特别要注重通过各类体验性活动的开展,提升影视文化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
4.提升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要保持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的长久魅力,需要找到深刻合理的文化内核,并持续不断地丰富它。耒阳市文化主要包括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和蔡伦文化、“煤都”文化和时代文化,其文化内核是耒阳市人民热情、豪爽、乐观、拼搏与创新的精神风貌。影视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涵是影视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所以在耒阳市影视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耒阳市本土文化的挖掘。具体来说,影视剧的创作要根植本土,围绕耒阳市的农耕文化、蔡伦文化、“煤都”文化和时代文化,创作出能感染观众、震撼观众的优秀影视作品。在进行影视文化产业产品设计时,应将文化性原则贯穿始终,特别要注重通过各类体验性活动的开展,提升影视文化产业产品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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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哈尼/阿卡;农耕文化;探析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069-04
东南亚哈尼/阿卡人是勤劳勇敢的一个民族。今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五国。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哈尼/阿卡人有185万余人,其中:中国143.9万余人②、越南2.4万余人[1]、老挝10万余人③、缅甸25万余人③、泰国9.5万余人③。从现存的哈尼/阿卡人的有关迁徙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各地农耕情况来看,该族农耕可分为旱地(梯地)农耕系统和水田(梯田)农耕系统两类。[1]一是分布在澜沧江流域的中国西双版纳州境内的哈尼族阿卡人和普洱市境内的哈尼族阿卡人、缅甸、老挝、泰国等国的阿卡人大部分都耕种旱地(梯地)农耕;二是居住在红河流域和李仙江流域的中越两国哈尼族大部分都耕种水田(梯田)农耕。今天他们无论从事旱地(梯地)农耕,还是水田(梯田)农耕,都曾经历过采集、狩猎、游牧、游耕(刀耕火种)、固定地(梯地)、水田(梯田)等生活。现笔者拟对东南亚哈尼/阿卡人原始采集到水稻梯田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一简要探究。
一、哈尼/阿卡人原始采集生活到游牧生活
自然采集是人类最早的经济生产活动方式,采集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大自然植物的鲜果、干果、块茎、嫩叶、笋子和某些菌类。人类祖先靠采集天然植物为生的同时,也捕捉小动物和捕捞河里的鱼虾等充饥,这是古代哈尼/阿卡先民早期的采集、狩猎生活。在旧石器时期,人类祖先掌握了石斧、石矛以至后来的石弩等投掷武器和火的使用及工具的改善,大大提高了人类狩猎生产活动的效率,产品有了剩余,于是人们将剩余的野生植物和幼小的动物驯化成家畜,而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也就产生了[2](P110-112)。
(一)原始采集生活和狩猎生活
哈尼/阿卡人的原始采集和狩猎生活起源于何时,现难于考证,但哈尼/阿卡人的历史迁徙史、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中均有采集和狩猎的痕迹。据哈尼梯田研究专家史军超研究员等人译注的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一书载:在虎尼虎那时代的祖先,知母不知父,兄弟姐妹不知是谁,他们撵跑豹子就搬进岩洞,吓走大蟒住进岩洞,他们看见猴子摘果吃就学着摘来吃,看见竹鼠刨笋也跟着刨来尝,学着穿山甲的满身鳞甲也穿起树叶做遮衣。天上的炸雷劈在大树上烧起不熄的大火,先祖把火种捧回山洞保存起来。惹斗领着大家去打猎从这山跑到那山,遇着大象把它撵下深涧,遇到鹿子敲断它的脊梁,见着豹子扛起木棒吆喝。先祖来到河边,看见飞虎捕鱼,他们也学着跳进河里捕鱼。大群先祖围在火堆边,手里的青鱼跳进火堆中,转眼被烧黄,先祖拿来尝一尝,味道比生食鲜美,从此知道熟肉比生肉香。[2](P110~112)可见,该书中也反映了古代哈尼族先民采集、狩猎的历史痕迹。除此之外,在近代汉文史料中也有零星地记述哈尼族的采集生活和狩猎生活的情况。[2]如: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安南州(今云南双柏县)“西南有和泥者,衣不掩颈,(妇女)不谙女工,惟打猎捕雀以供其夫。”清代康熙《新平县志》卷二《新化州风俗》说哈尼族支系喇乌“居深山茂林,不种田,种棉花,采芦捕猎为生理。”清代《滇南志略・临安府》说哈尼支系卡堕“女事耕作,男佩带枪,以捕猎为生。”[3](P28)该书中所记述的内容是当时哈尼族采集生活和狩猎生活的情景。至今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哈尼/阿卡人生产生活中,还能看到一些在迁徙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中讲述的那样,驯养野生小动物和移栽野生植物的痕迹。[3]
(二)游牧生活和游耕生活
据《哈尼族文化大观》载:“数千年前,哈尼族先民聚集居在青藏高原,从事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属于庞大的诸羌部落集团,当时尚未形成一个叫做‘哈尼’的民族,他们只是一个个民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哈尼族先民是其中以放牧牛羊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中的一支。对这些部落集团,历史上统称为‘西方牧羊人’――羌人”,[4](P2)可见这是哈尼族先民游牧生活的时期。
哈尼/阿卡先民的游耕生活是在游牧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在青藏高原的游牧生活中,已经发明了原始农业,采用原始简单的生产手段种植某些农作物。由于游牧生活的漂泊无定,游牧经济提供给人们的生活资料是贫乏的、无保证的,所以,原始农业经济成分逐渐加大,游牧经济生活成分逐渐减少。这是哈尼/阿卡先民从游牧生活转向游耕生活的时期。[4]
二、哈尼/阿卡人旱地农耕的创造和利用
过去,哈尼/阿卡人以旱地农耕为主,他们的耕种方式为:把森林砍烧后不犁、不挖,以棒点种。砍伐一次,只种一年。有的地方由于长年累月的刀耕火种,原先茂密的原始森林已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只残留下枯死的树干或草地。而后,哈尼/阿卡人的经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生态环境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改变。他们在长期的刀耕火种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把一片森林改造成用途不同的各种耕地,先改造成处女地,再改造成幼林地,最后改造成草地。
(一)处女地
哈尼/阿卡人处女地的特点:一是在砍伐森林、烧地、播种时,特别注意保护地中的树桩,以利于树桩迅速发芽长枝。这是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有利于保护生态的刀耕火种。二是只种一年的处女地,害虫和杂草均少。由于新林地树木多,烧地时火势猛烈,都被烧死,所以,处女地里的虫灾和杂草较少,有的处女地甚至不必除草。三是只种一年的处女地有利于保护水土。由于处女地耕作期短,树木发芽恢复快,因而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四是只种一年的处女地粮食产量高。新开辟的处女地,树木和杂草茂盛,焚烧后灰料多,土壤自然就肥沃,所以粮食产量高。五是哈尼/阿卡的处女地,一般不挖、不犁。地里的树木焚烧之后,作为肥料的草木灰覆盖于表土,雨水来临,灰料渗入土中,有利于作物吸收。不挖、不犁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树根很少受到伤害,地里的树桩短期内便会发芽长枝,五六年后又可以再次砍伐耕种。
(二)幼林地(轮耕地)
哈尼/阿卡人的幼林地是处女地抛荒后改造过来的一种刀耕火种地。因在砍伐处女地时,烧地、播种等都特别注意保护地中的树桩。所以处女地休耕五六年后,原树桩发出的树枝又可以砍伐烧地,虽然这种幼林地比处女地差一点,但由于烧地时火势猛烈,杂草和害虫都被烧死了,所以,幼林地里虫灾和杂草也很少,加上烧地时产生丰富的肥料,因而产量不会受多大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耕地中幼林地占的比例较大。这种幼林地当地称之为轮耕地。
(三)梯地(台地)
哈尼/阿卡人的梯田农耕文明是在处女地、幼林地、草地等基础上开垦而成的梯地。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人公社土地占有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也谈到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农业部落存在着两种耕作制度:“在某些地方,部落耕种的地段满一年便被抛弃;在另一些地方,清除草莽、灌木和森林而得来的土地则继续加以播种,直到地力完全耗尽。”[5](P81-82)哈尼/阿卡人的刀耕火种与北美印第安人一样,种一年就抛荒,反映了他们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年年砍伐耕作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特点。[5]今居住在我国西双版纳境内的哈尼族阿卡人和普洱市境内的哈尼族阿卡人与缅甸、老挝、泰国的阿卡人至今以旱稻(梯地)农耕为主,水稻(梯田)农耕为辅。在国内外阿卡人开垦出来的梯地(地)如:勐海县格朗和茶山、澜沧县糯福茶山、缅甸杂山茶山、老挝母鸡寨茶山、泰国美斯乐茶山等,这些茶山的梯地(台地),不比红河流域和李仙江流域的哈尼梯田差。
三、哈尼族水田农耕文明的创造和利用
(一)汉文史籍中载的哈尼梯田
哈尼/阿卡先民种植的水稻农耕,是他们祖先从青藏高原迁徙来到今四川大渡河南岸及雅砻江以东的连三海、海子等沼泽平坝,及发源连三海的阿泥河(安宁河)流域前后开始的。据《尚书.禹贡》载:水(大渡河)畔,“厥土青黎,厥田下上”。“厥田下上”说的就是梯田。这是中国史籍对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同时也是对哈尼族治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因为,大渡河畔为哈尼族的居住地。清胡渭《禹贡椎指》说:“和夷,俄水南之夷也。”“和夷”、“和蛮”、“和泥”均为哈尼族之古称。“哈尼”为“和泥”之音转,“和”,古音读“俄”,“俄水”据此得名。因而,可以说,哈尼族先民是中国梯田的首创者之一,只是当时没有把这种农田样式命名为“梯田”而已[6]。由此可见,哈尼/阿卡先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垦农田种植水稻了。[6]随后《山海经・海内经》、《史记・西南夷列传》、《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等汉文史籍中对此亦有记载。明朝洪武时,为鼓励农垦,乃对于率众开辟荒山、扩大耕地面积的和泥首领,如左能吴蚌颇、纳更龙咀,允其从思陀、纳楼独立出来,给予土官职衔,世领其所开辟地区。嘉庆《临安府志》卷一八“土司志”说:“左能亦旧思陀属地也,后以其地有左能山,故曰左能寨。洪武中,有夷民吴蚌颇开辟荒山,众推为长。寻调御安南有功,即以所开辟地另为一甸,授长官司,世袭,隶临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卷九《左能寨寨长官司》下说,“部夷惟窝泥一种”。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土司传中・纳更山土巡检》下说:“明洪武中,龙咀以开荒有功,给冠带,管理地方。寻授土巡检,传子龙政……”明《土官底薄》“纳更山巡检司巡检”条说:“龙政,车人寨冠带火头,系和泥人……”[7](P51~52)另据《临安府志・土司志》对哈尼族梯田耕作情况有如是描绘:“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涧槽)数里不绝。”[4](P69~71)这是对哈尼山乡梯田的真实写照。[8]
(二)民间故事中的哈尼梯田
除以上汉文史籍中对哈尼梯田的记述和赞美外,在国内外哈尼/阿卡人的民间神话传说、诗歌、歌谣、故事等中也有梯田农耕的开造和利用的情景。如流传于绿春县哈尼族格角人地区的有《栽地歌》、《号地歌》、《砍地歌》、《烧地歌》、《开田歌》、《犁田歌》、《祭水歌》、《选种歌》、《丰收歌》等。在此举两例[9](P232):一是《哈尼族创世神话》中记述,古时,哀牢山到处是深山老林,人们打猎为生,渔集度日,难以存活,天神于心不忍,就派了三个使者到人间开造梯田,他们分工合作。三个使者一个叫罗努,负责挖出台地;一个叫罗乍,负责修理田埂;一个叫依沙,负责开沟引水。梯田造好后,他们就回到了天上。从此哈尼族有了梯田。二是《哈赫吾先开挖梯田种稻子》的故事说:“很古的时候,哈尼祖先种陆稻,盖蘑菇房都要有人教。当时祖先哈赫吾先发现牛滚塘或猪拱得深的泥塘里,喝饱水的秧苗结出像马尾松那样的谷穗后,哈尼先祖认得稻子喜欢喝水、喜欢长在深翻的泥塘里的特性。于是哈赫吾先教哈尼人开沟引水,把坡地开成一块连一块的水田,经过千百年的艰苦经营,哈尼族就有了一片连一片的梯田。”[9]
(三)哈尼族挖梯田程序
(1)梯田建造。古代哈尼族先民开梯田的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原始科学原理。当时在没有炸药、没有测量仪品、没有水泥甚至没有铁锤的情况下,他们营造出上千层的梯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营造梯田的方法,是首先开渠引水,把河水引到适于开垦梯田的山腰缓坡地带,然后在水渠下方,根据地形地质情况,自上而下,以先易后难的原则开挖梯田。哈尼族始挖梯田时根据坡度大小,设计梯田的宽度与长度,然后把坡地挖成台地。台地经过日晒雨淋自然沉降,形成稳固的基础上边引水边和泥垒埂。哈尼梯田的田埂很少有直线形的,大多数是弯弯扭扭的曲线,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在田水灌满的情况下,田水对直线埂子和曲线埂子的压力是不一样的。直线田埂承受水的压力较集中,田埂容易倒塌,曲线田埂受水的压力分散,承受能力相对增强,因而田埂不易倒塌。田面的水平度是用水来直接测量的,之后,需多次翻挖和犁耙,以促进田泥熟化,提高土壤的黏结性,增强梯田埂子的防渗和稳固力。他们一代接一代,在山梁和坡地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挖出无数长短不一、宽窄不同、一丘接一丘的梯田,从山脚到山顶连成一片,形成浑然一体的梯田。[4](P70~73)
(2)梯田分类。哈尼族水田(梯田)农耕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冻哈”(哈尼语),“冻”是地或田,“哈”是干或旱的意思,汉意为干田。这种梯田一般离水源较远,保水性能差,土质较为贫瘠,因而这种梯田不能按节令栽插,一般要晚一个月左右,等大量雨水下地之后才能栽插,所以又称为“雷响田”。干田由于歇耕期间无水而不能很好养田,肥力大大降低,加之栽插靠雨水或引沟水,把刚翻挖出来的土块捣碎耙细后直接把秧栽进去,因而田里杂草和害虫容易生长,直接影响水稻产量。二是“欧虾”(哈尼语),“欧”是水,“虾”是田,即水田之意。哈尼族水田(包括沼泽地带修造的田)一般分布在小山梁和小凹窝处,水源必须用较长的沟渠引来,田泥上稀下干,不易渗水,日照充足,有保水保肥保持水温的特点,有利于水稻的生长。这种梯田可以按节令,以正常的耕作程序进行耕种,一般都能丰收。[4](P70~73)
综上所述,哈尼/阿卡先民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今天稻作是他们农耕文明的核心。几千年前,他们的先民千里迢迢从青藏高原来到今四川省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安宁河流域一带,又从安宁河流域出发,一步一步来到大理、昆明,最后从昆明流散到哀牢山区。他们在哀牢山上先是过着旱地农耕生活。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自称为阿卡的一支,从加滇(今元江和墨江一带)迁徙到今普洱市境内和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勐腊、勐海,然后有一部分阿卡先民从西双版纳州境和普洱市的澜沧、孟连等县迁徙到缅甸、老挝、泰国等境内,至今他们在那里从事旱地农耕(水田较少)生活。这一部分阿卡先民,无论在缅甸、老挝,还是在泰国,他们除了部分刀耕火种地外,大部分耕地都挖成梯地,从山顶挖到山脚,弯弯曲曲的上千层梯地横绕着整山,从山脚看山顶上的梯地,一层一层梯地连接着天梯一样神奇、壮观、美丽。而留居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哈尼族先民,看到这里的江河纵横,箐沟密布,山峦起伏,绿树成荫,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他们就充分利用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特点,锲而不舍地开山平地,在山坡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梯田农耕文化。同时,在长期的梯田农耕文化生活中,总结出一套原始、独特、科学的梯田农耕文化管理系统,这套管理模式,不仅在世界梯田农耕文明的史册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且对现代梯田农耕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1][越]朱垂莲.哈尼族民间文化[M].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2009.
[2]白克仰.红河哈尼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3]尹绍亭.人与森林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4]史军超.哈尼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5]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6]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7]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