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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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一 、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精髓对当代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心理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民众心理健康问题形形、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许多人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忽视现实的人际交往，缺乏感情依赖，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国民心理不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深层原因而言，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最根本的原因。通过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国民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国民心理环境，是解决国民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研究国民心理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和现实心理诉求，加强及确立传统文化教育，使国民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文化思想成为国民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文化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心理环境。儒家文化内容博大精深， 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 儒家文化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心理健康教育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对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心理健康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

二、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1.以儒学经典提升道德修养

用儒家经典文化提升道德修养，以儒家思想的精华滋润国民的灵魂，运用儒家经典解决对应的国民道德修养方面的心理问题：基于国民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 “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心理状态，儒家文化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 用儒学“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道德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学的“忠恕之道”教育民众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文化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文化提出了 “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学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道德修养。

2.以儒家价值观塑造人格魅力

儒家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民众“乐群贵和、重义轻利”， 完善理想人格 ，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学之人生观升华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国民善待生命、重视生命、 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 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 悦纳自己。儒家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的人生观， 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 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4.以儒家文化修炼平和的心态

儒家文化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用“中庸之道”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

5.以儒学之智慧点化人生的困惑

儒家文化主张应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转换认识和积极修养来解决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等心理问题。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文化强调 “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 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就像举世闻名的中药针对病人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治标也治本，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保证确实管用，因为儒学思想渗投到的心灵深处需要一个过程。充分挖掘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健康思想，凝聚心理健康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传递儒家文化的正能量，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时代责任。但愿在儒家文化润泽下使得每个“丑陋的中国人”都变成“最美的人”，铸就天人合一的“中国梦”，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作者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执前 ，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75-77.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异同

自思想进入中国以来，它在传播的过程上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发生融合，碰撞。两者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两者相互比较，还是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从本质上探究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

由于产生的背景各不相同，两种文化所服务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所拥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想体系。所以在探究二者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清。

（一）文化背景差异

及其思想来源都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义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超越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

而儒学文化的产生背景则与相差甚远。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学其诞生背景主要源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家族文化。由农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为基础的中国式的形而上学，由血缘家族文化中诞生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而在宋代诞生的新儒学，主要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儒学，其实现的基础便是对皇权中心主义与封建官僚制度的拥护。

（二）时代精神差异

时代精神对特定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它是时代价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驱性和进取性为特质，具有正面价值。而哲学通常都是时代精神通的表现载体。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产物，是汇聚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最精致、最隐蔽、最珍贵的精髓哲学思想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着的灵魂。

哲学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成熟的时代下诞生的。在这个时代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无法避免的带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此时拥有着代表社会新的生产力特征的无产阶级，以其拥有的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政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而哲学便是无产阶级这种强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学则是在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乱中求治的时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学便在那个条件下应运而生。孔子以“复周礼，缅三代”的为思想为核心，展示了克己、复礼的大义。而乱世思治的时代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由他构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价值中心，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激发民族凝聚力是价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学文化与哲学各自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两者中间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并不是同时空的精神产品，它们各自在历史中的势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观念和阶级意识的差异

作为代表先进的近代物质生产力的，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相互对立的生产关系间的相互斗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由于在意识形态性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所以，他不可能成为现存国家的拥护者和卫道士，它是它们的摧毁者和掘墓人。

与相比，儒学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备有这种革命性。在其创立之初，虽然也有着代表非权贵群体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终究也只是来自于没落贵族阶级，依然具备着阶级意志。自汉唐以来，儒学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官方正统哲学。

与儒家文化从其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立场上来讲，是根本对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二、异中有同的与中国儒家文化

与儒家文化虽然在根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拥有着共同之处。如果对这一点不能做出正确认识，就可能对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不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无法理解中国化过程中，其在本质中与中国儒家文化所发生的相容与相通。这两种在时代性与阶级性上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思想体系，在学说上却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处。

与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上都具有无神论的特点，其思想有着反对神学、宗教的特点

由于曾经受到“左”思潮影响，曾经不加分析的将儒学完全归类为唯心思想、形而上学，其实儒家学说是不讲“怪、力、乱、神”，并且一直对神学保持着怀疑。而哲学则是科学的无神论，其以对神学理论的彻底否定在欧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在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上与儒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反对通过非人类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两者都重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的思想。以此来看，在无神论的观点上两者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在道德观上，中国儒学文化和也有着相同之处，两者对人拥有的自然属性，及与此相应的表现形式，所具备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时又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应该受到社会属性的约束，并对其进行规范，才能达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着“食色性也”和“为恶去善”这样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对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十分重视，但是他也认为个人解放是必须要在全人类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够达成的。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三、结语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中，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相通却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展的基础便是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与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参考文献：

[1]牛苏林.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州学刊，2015，（12）.

[2]王晶，王雅舒.探析中国化的三种角度[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08）.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范文第5篇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坠云里雾里，不知其可。定位失准，就无法让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类企业如何精准定位企业文化呢？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有着多年企业文化研究经验的我国企业策划专家马千里。马千里说：“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根，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

“我们没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华夏酒报：企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马千里：我常常把企业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物种，就像养花种草一样管理企业。如果你是一颗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你有另外的发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颗草都做茁壮，让它成为草坪，它带来的生态影响不亚于一棵大树。企业必须寻找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企业其实更像人，企业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这些根本因素决定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华夏酒报：看来一个企业选择和培育什么样的企业文化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读者多是酒类企业，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马千里：中国最有文化的产品就是白酒，但现在的白酒却被做得最没文化！

中国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术的会从白酒工艺的特点和沿革来理解，搞文学的会谈“李白斗酒诗百篇”，搞权术的会说“杯酒释兵权”……但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请客送礼、聚饮酗酒，酒沦落成打通关节的必需品，酒文化成为低层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挥毫的潇洒、文君当垆的浪漫、贵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全是酒企业的责任，但在研究和维护中国酒文化方面，酒企业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夏酒报：我可以感觉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情结，我对您所讲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观点也有同感。但企业毕竟不是文化机构，是很实际的，更关注、倡导健康的酒文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马千里：如果你去一个有情调的酒吧，我相信你会点一杯葡萄酒。因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调；世界杯期间，酒吧里的啤酒卖疯，因为只有啤酒才能反应和升华球迷的激情；西方贵族聚会，白兰地是必备的酒品，因为它代表着高贵。当一种产品的文化给消费者规定了消费场景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企业追求的“销售力”。世界杯期间，国内的酒类电视广告只有四特一种白酒，但不用调查也知道，四特不会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提升任何销量。

这些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来酒，我们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产生销售力的文化。有人说，即便是现在，也有“无白不成席”的说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更多的场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这个时候向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选择白酒的理由！别的不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结婚的时候喝的交杯酒还是白酒，现在的交杯酒就是在农村也必须是红酒了。不是我们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们现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现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场活跃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扰。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要的是我们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华夏酒报：如果酒企业认识到文化是销售力的话，就会有维护酒文化的动力。

马千里：确实是这样。现在成功的酒企业恰恰是在发挥酒文化的销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种诙谐、和气的小平民形象给它赢得了市场；酒鬼酒桀骜不逊、追求个性的文人气质，捕获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这些成功其实都是文化作为销售力的印证。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发挥着酒文化的销售力。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大品牌尽管有各自的文化诉求，但根子上还是追求高贵。但这种追求其实是对中国酒文化的无意识延续，而不是有意识地强化，至少不是从中国酒文化角度有意识地强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市场实际表现，如果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贵，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在国宴上被红酒轻易替代呢？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能进入西方国家那些需要体现高贵的场合呢？

中国白酒具有白兰地的高贵品质，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怀，还具有啤酒的激情个性，但正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够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们的酒企业又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这正是我说“现在的中国酒最没文化”的原因。这不能怪我们的酒企业，因为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炼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围绕着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转，进入不了实质，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产生销售力呢？

华夏酒报：其实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竞争话题，您觉得白酒是不是应该从酒文化角度和洋酒进行竞争呢？

马千里：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已经对白酒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冲击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就是说，酒类竞争已经上升到文化竞争的层面了。与外来酒种相比，中国白酒所拥有的文化显得特别深厚，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白酒无可比拟的市场销售力，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也正因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炼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中国酒文化的销售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也在进军国际市场，但再大的品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显得反常的低调，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国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

华夏酒报：您说的“白酒被做得最没文化”，其实是说白酒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酒文化的优势。而要发挥中国酒文化的优势就应该先进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炼，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马千里：谈不上研究，我愿意谈谈我的一点心得。我觉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别标准上首先要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应该有这个特征，具备这个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听起来很精彩的酒故事、酒传说，还有酒工艺、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内容，但这些并不具备指导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作用，也不具备多大的销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礼”和“德”。

酒礼突出体现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礼仪、礼节延续至今。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些别的花样，这是一种不成文但力量强大的礼仪；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以示尊敬；与饮酒相关联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转到主位等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酒文化的礼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重复、强化最终会对人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酒桌的长幼有序、以敬为礼既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反过来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化。

当然，其他酒种比如红酒也很讲究礼仪，但白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礼”的地位和作用是异常牢固和强大的，比如，我们搞祭孔大典，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荐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往往主客双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为其他的酒种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白酒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强化“酒礼”这个文化核心要素。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注定了中国“礼”的特殊性，中国的礼其实已经成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就叫“祭酒”，可见古人对酒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的理解。“祭酒”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也同时起到对“德”的强大传播作用。这个“德”我们可以暂时简单理解为中华民族所有优秀的品德。有了这层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酒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强大文化功能的产品了。

华夏酒报：中国酒文化是以“德”为核心的，“礼”是酒对“德”的体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马千里：可以。“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酒所承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对中国人而言，白酒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同时会发现，中国酒文化中的“德”和“礼”正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白酒其实一直承担着儒家哲学的载体的作用。中国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传播者，中国酒文化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儒家创始人是孔子，而中国酒的产生却远在孔子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称为朴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个完善者和推行者。自从朴素的儒家思想产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选为“形象代言人”了。从此，德和礼等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开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为酒德和酒礼。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则为“道”，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体化为“礼”，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基因组”。当代，中国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这是酒文化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的新特征。但其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国酒”

华夏酒报：白酒的确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产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国酒文化转换成销售力呢？

马千里：其实，目前很多酒企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处于对企业文化外延部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娱活动、企业内刊、几条标语和视觉形象设计上，并没有抓住企业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国酒文化转化成销售力，首要前提有两个，一是对中国酒文化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体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麦当劳的产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是精细、严谨。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的重心是企业内部，重在企业管理，产生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文化影响的重心是市场，重在企业经营，产生的是产品销售力。对象不一样，诉求内容就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未必能够达成相互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国白酒正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中国白酒企业，可以提炼、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顺应中国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点，来塑造产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风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倡导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讲究温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这个大环境也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契机。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无论大家如何争议，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儒家文化。不仅在国内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际角度认同中国的，也是儒家文化最为鲜明。所以，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企业，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对内对外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华夏酒报：中国酒确实有很多与儒家文化想对应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预见的市场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该怎样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马千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管理体系，我不赞成所有中国企业都导入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但在中国这个大氛围里，企业文化必然不能与儒家文化相违背。实际上，在有所成就的企业中，都能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找到对应的成功要素。无论中外企业，违背了这五个字很难说有成功的机会。像国外企业的瑕疵产品召回政策，就显示出极大的企业诚信。可以说，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业文化不是万能的，甚至单独的企业文化是不具备直接的销售影响的。企业文化只有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形成企业文化指导下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通过员工认同、企业制度、所有企业行为才能发挥其作用。并且，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最终将使得企业成为一部具有高速独立运转能力的机器，既具有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又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性。不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如此，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鲁酒完全可以凭文化代表中国酒”

华夏酒报：中国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在齐鲁大地，所以，鲁酒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可是，鲁酒近年来的发展为什么一直不景气呢？

马千里：山东有很多名酒，兰陵、孔府家、景芝景阳春、扳倒井等等组成了很有特色的鲁酒群体。我们还会发现鲁酒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概念，但鲁酒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仅仅局限在名字上，而没有真正发挥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来是很好的品牌题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样的诉求重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也没有和齐鲁大地的文化相结合，名为“孔府”，却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漠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现象不是孔府家所独有，“兰陵酒好喝不上头”、“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饮不尽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弃文化优势的做法。

当然，品牌概念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都必须有根有据。如果把这个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标，那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否则，这些概念就成为空中楼阁，与自己的产品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关联。

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把不同品牌的“广告词”互相换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难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饮不尽的豪爽———景芝景阳春”，有什么不同吗？也就是说，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特色”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滴滴岁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实地挖掘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这些概念就成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这一总体现象反映出鲁酒自身的深层次问题，说不客气一点，鲁酒其实还徘徊在低层次的经营上。鲁酒的振兴在于发掘鲁酒的历史文化，而鲁酒在这方面有着比川酒更为实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酒报：如果鲁酒能够按您的文化战略来管理经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马千里：鲁酒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成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也是产品文化的竞争。鲁酒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一旦中国酒的竞争态势上升到文化竞争的阶段，鲁酒的文化优势将产生爆炸式的市场效果，国内市场是这样，国际市场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