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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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法务人才；法理学；实践型教学

重知识轻能力的原有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学生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探讨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模式，对高素质、高技能型法务人才的能力培养有着重要的价值。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多年的法务管理经验，结合现实教学实践，就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的《法理学》教学模式提出一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高职高专《法理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及目前社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求的分析

1.《法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法理学》系统阐述了法律观，从总体上来研究法和法律现实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发展等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制的基本理论问题。［1］它是法律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同时也是学习其它各门专业课的基础，是一门涉及领域广泛、影响面较大的课程之一。笔者对本校前几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做了统计，法律事务专业学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商品销售、企业管理、自主创业、律师事务所、国家机关等。这些工作不仅需要部门法的支持，也离不开法学理论的支持，否则有些工作无法开展。显然，《法理学》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是法律事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2.社会对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和相关竞争型考试对学生职业考试能力的要求。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取向主要为法律实务工作。法律实务工作涉及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等技术层面和法学方法的内容，因而对其进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既成为可能，也是其迫切需要，尤其是对于毕业后即准备从事实务工作的学生尤为必要［2］。比如法律实务中的法律漏洞弥补，疑难案件的处理等，这些可能涉及法理学中法的价值、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法律利益分析等。另外，法律事务专业学生今后还面临许多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诸如司法考试、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等，考试可以说是他们日后获取某些利益的主要手段，培养学生巧学法律知识和灵活应对相关考试等职业考试能力尤显重要。

二、目前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现状分析

《法理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一些高职院校对《法理学》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3］。目前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注重法学理论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尤其是职业能力培养。一般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更多的是以知识为中心，特别是书本上的知识，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培养。这种教学模式学生掌握的知识也许较扎实，但实际运用的知识能力较差，不能适应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2.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单一。多数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在《法理学》教学授课过程中，教师教，学生听，教师与学生间缺乏互动；教学过多注意对理论知识的灌输，“满堂灌”、“照本宣科”，缺乏针对现实需求的法学理论教学；教学方法普遍采用案例教学法，但案例陈旧、复杂，往往得不到学生认可，教学方法显得单一。［4］

3.教师理论和经验知识与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需求不适应。高职院校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应用型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授课教师应是既懂法律又有法务实践的“双师”人才，但现实是大多数授课教师主要来自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法律实践较少，理论讲解较空洞。

三、开创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高职高专《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

诚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学“从本质上说，它是一门实践科学”。实践性是法学的本质属性。所谓“实践型教学”，笔者定义为：为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采用针对职业能力训练的教学方法，达到提高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为目的，以使学生适应社会需求、增强就业能力以及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类型。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实践型教学模式，涵盖的内容与过程包括以下环节：

1.培养目标：法律素质、法律职业考试能力、法律实操能力的职业能力的培养。确立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课程的培养目标，是教学模式的关键。在“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中，其培养目标应是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的培养，即法律素质、法律职业考试能力、法律实操能力的培养。作为法律事务专业的学生，一方面，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学生面临职业生涯的诸多考试，这些考试涉及到许多法学理论知识而且比重逐年增加，如何在考试中取得竞争优势，职业相关考试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为法律实务工作，可能接触到大量法律实务中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运用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手段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法律素质和法律实操能力也是重要培养目标。

2.路径选择：构建“职业能力为本位”的高职高专《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有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还应构建具体的教学实施体系。《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实施体系包括：

（1）教学目标。目标是行动的方向，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也是教学的核心。高职高专法律事务《法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学概念和原理，能够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法律问题或现象，形成法学方法论，为学习法学其它学科打好基础，并指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于今后的职业竞争性考试和法务实践活动中，从而提高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所需的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能力和法律职业实操能力。可见，这里所讲的目标是“能力”，这有别于普通高校的“知识”目标。

（2）教学内容。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安排，紧紧围绕“职业能力”目标，在内容上分为专业理论知识、职业考试技能和职业实操技能三部分，其中专业理论知识是职业考试技能和职业实操技能的基础。在教学中对专业理论知识强调“够用”原则，针对性讲授法律事务专业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法学理论知识。职业考试技能的培养是学生日后融入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在教学中主要结合相关职业考试，培养他们巧学法律知识、答题技巧和心理控制的考试能力。由于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学生主要职业目标为法律实务工作，法学理论知识在法律实务中的运用又主要体现在法律思维、法律关系、法的价值等的法律实践运用上。因此，在教学中对于法律职业实操技能的培养主要为课堂案例讨论、法院参观学习、顶岗法务实习等。后两者是实践型教学模式的重点和难点。

（3）课堂教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材整合。根据“够用”原则和能力要求，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材可整合为三大部分。第一，基础理论讲授部分：现实法务实践中需要的法学原理如法的概念、法的渊源、法的要素、法的效力、法的作用、法的运行、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推理等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第二，法律思维能力培养部分：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培养学生诸如规范性思维、平衡性思维、程序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说理性思维等［5］法律思维能力。第三，与职业相关的法律实践中的法理运用部分：法务实践中的疑难案件法律关系分析、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纠纷的多元解决等，主要培养学生法务实践中如何运用法学理论知识提升法务操作能力。二是教学方法。针对学生能力培养，注重“互动教学”、“岗位设置”、“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的运用和“快速答题训练、厚书变薄书读书方法”等职业考试能力训练，将学生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能力和法律实操能力的培养融入课堂教学中。三是教学手段。《法理学》教学中需要处理的案例和有关试题较多，采用电子课件教学可以节省板书时间，增加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改变以前的课堂上“一支粉笔打天下”的现象，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4）学生成绩考核和评价。我们的做法是将《法理学》课程考核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有关疑难案例讨论、作业、法律实践活动等的考核，重点是学生的法律思辨能力，法律事件的法律逻辑、法律关系、法的价值等的分析能力和法律案件的合法性处理能力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的考核，应占总成绩比重的80%。二是平时出勤情况和职业考试能力的训练，如做题的速度、读书的技巧、答题的技巧和卷面整洁度、答题逻辑以及体现法律素质的能力诸如口才、合作能力、交际能力等的表现等，应占总成绩比重的20%。

（5）教师配置。针对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师现状和高职培养目标要求，对于教师配置，一方面大力引进有法务经验的“双师人才”，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尽快实现由研究型人才向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并重的人才转变。

3.实践教学模式的反思与修正。职业能力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这要通过教学效果的评价随时发现与验证。只有有效控制教学实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职业能力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最终的衡量者是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因此，要阶段性地收集学生和社会对该教学模式的实际反馈信息并对与社会、学生需求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促进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徐锦霞.高职院校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

［2］ 刘杰明.法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9，（29）.

［3］ 李炳烁.论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改革策略［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12）.

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东盟法律事务人才 应用型 培养模式 思考

作者简介：黄树标（1981—），男，广西宁明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高教研究所，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诉讼法。

项目基金：本文是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东盟法律事务应用型紧缺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9B115

2004年以来，每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都在在广西南宁市举办，这从国家战略高度把广西推向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广西将在CAFTA建立中起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随着CAFTA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涉及东盟事务相关的法律服务市场将不断扩大，这给广西地区的法律服务人才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加快广西地区东盟法律事务人才的培养，为CAFTA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顺利召开提供更为专业化、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一、广西东盟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随着CAFTA的不断推进，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联系最密切的城市和CAFTA的中心枢纽，急需大量熟悉东盟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然而，由于我国高校及广西地区的法律院校对东盟法律事务人才培养方面缺乏准确的定位，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

一是东盟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缺陷。目前，广西乃至全国高校的法律人才培养主要沿袭了传统的以教科书为主、理论性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的讲座式教学模式，偏重法律概念、原则、和原理的讲授，缺乏根据法律实务部门的需要来进行针对性地能力锻炼。尤其是在学生实习培养的重要环节上，学校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教育，缺乏对学生的律师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能力、思维。这使大量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无法适应和满足东盟法律事务方面的工作。

二是东盟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缺失。目前，大多数法律院校都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性为理论研究型。我们以为，这种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太合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将法律教育归为职业教育，就法律教育传统讲，欧美国家比我们起步早，但是这些国家对法律教育实现系统化、规模化、法律职业化培养的思路非常清晰。由于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目标定位混乱和水平的下滑导致我国真正能够适应CAFTA发展需要的“实践型法律人才”还十分匮乏。[1]可以说，对面广西东盟法律人才的缺失，我们对法律教育必须给予清晰定位，法律职业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唯有如此广西东盟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才有可能开辟出新路子。

三是传统的法律讲授式教育存在明显弊端。中国高校传统的法律讲授式教育，虽然在专业知识传授的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讲授式教学大多是灌输式教学，其弊端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1） 传统的讲授法“见物不见人”，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法律知识的机器，忽视学生动手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2）学生在课堂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的听课状态，整个心神用于听讲和忙于笔记，无暇思考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法律和法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广西东盟法律事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保障CAFTA的有序、健康发展

CAFTA的建立，促使西部地区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构建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前途。[2]目前，如何保障CAFTA投资、贸易活动健康、平稳、有序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笔者认为，随着CAFTA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对相关法律服务和争端解决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尽可能培养出东盟法律事务人才，为CAFTA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构建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成为关键。

（二）有利于拓宽法律人才的就业渠道

随着CAFTA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大批东盟国家的投资商、企业涌入广西寻找商机，广西的企业亦将“走出去”开拓东盟市场，有关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境外投资、破产兼并、劳动争议等纠纷将大幅上升，各地法院、检察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也将迅速增加，[3]律师业务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广西需要大量的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因此，在CAFTA合作框架下，以培养并能满足东盟法律服务市场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具备国际化视野法律学生，将会扩展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市场，这不仅满足了市场的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缓解了广西区域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拓宽了法律人才的就业渠道。

（三）有利于拓展广西法律人才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蓬勃发展，需要中国和东盟各国法学、法律界进行更广泛对话和交流，充分关注相互的法治进程，需要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近年来，广西主要高校都与周边东盟国家的一些主要大学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形式有高层代表团互访、教师交流、互派留学生、共同举办研讨会、合作科研等。2007年开始，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东盟学员研修班每年都在广西民族大学开班。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近年来适应CAFTA建设形势发展需要，积极开设东盟法律实务课程，成立东盟法律研究所，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同时选派教师参加各类东盟法律培训，在东盟法律教学和研究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 [4]

三、对广西东盟法律事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几点思考

（一）人才培养观念需要更新

在CAFTA背景下，我们要在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上转变观念，加强对学生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在法律专业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找到培养和发展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培养法律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国际理解能力，提高他们对外交往的能力。广西高校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语言和学科优势和环境优势，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聘请法学专家和外语专家进行授课，确保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为东盟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二）人才培养结构需要创新

针对现有法律人才培养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广西在培养东盟法律人才过程中，一要设置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采用全英、东南亚语言或双语教学，培养具有东盟法律视野的学生。因为随着CAFTA的建立，既有专业领域内的精深知识、又有良好的双语表达能力的人才将会受到各方面的青睐；二是设置好人才培养的课程，主要以培养学生自主实践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三是建设东盟法律人才实习实训基地。比如借助官方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东盟国家联合建立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的实习能力，构建与东盟国家的政府、司法部门定期交流合作机制。[5]

（三）人才培养质量考核机制需要完善

在21世纪，人才培养质量将成为社会衡量高等教育价值的主要尺度，构成了高等学校存在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我们培养出的法律人才能否很快融入国际社会，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可，这也是对广西乃至全国高校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因此，广西东盟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有新的质量观，一方面要从国际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角度出发，完善法律人才质量考核标准；另一方面， 在教学活动中，对构成人才培养质量的输入、过程、输出三个基本要素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性的监控与评价。只有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考核机制，才能真正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符合东盟法律事务需要的人才。

（四）人才培养方式需要现代化

广西东盟法律事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学习和借鉴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教学设施设备、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及组织形式。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经验，将为我国高等学校教学升级改造提供机遇，网络平台又会给不同门类、领域、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提供场所，加速我们人才培养方式的现代化的建设。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法学院采用的律师诊所式教学法、启发式、开放式教学方法，进一步锻炼法律学生的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仁玉，张龙.实践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探索[J].当代法学，2008，3：154？

[2] 粟景妆.构建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新模式[J].中国成人教育，2009.20：35

[3] 赵胜营.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西法律专业人才的挑战与对策[J].当代经理人.2006，6：195

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 非诉法律人才 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5-0041-06

[作者简介]李政辉，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杭州310018）

一、法学教育的困境

我国法学教育无疑处在困境之中，最直观的反映是毕业生就业率的低下。2011年底，教育部出台政策，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要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被解读为“亮红牌”。随后在由麦可恩研究院撰写、中国社科院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将法学认定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2012年就业“红牌”专业出炉，法学、英语等专业上榜。2013年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更是直接表示：“本科中法学、英语等专业就业率低，被评为红牌警告专业。”针对法学教育的此种现状，可以设想的合理辩解是：专业设置的必要性不能依赖于就业率，就如同哲学、天文等纯理论专业的命运不能维系于市场选择一样。这种辩解虽具一定合理性，但也只能减轻法学专业面对低就业率的“罪责感”，却无法解释法学专业本身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法学教育已发展至较大的规模，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数量近700家，并且仍有不少高校欲加入到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队伍之中，有学者不无忧患地称当下的现状为“全民办高等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涉及的绝非是小众的高雅话题。另一方面，法学通常是一门经世济用之学，并非纯粹的理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被定性为依法治国，面对经济的蓬勃发展，扮演治理角色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却如此不争气，形成了鲜明反差。总之，用就业率反映法学教育的问题有不完整、存在偏差之处，但它足以从总体上反映法学教育的困境。事实上，法学专业就业率已成为法学教育从业者及高校不可忽视的衡量指标，压力不仅来自于行政体系与社会评价，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每一位正在接受或将要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

就业率低下只是法学教育困境的一种结果显示，而法学教育的困境实际从其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笔者认为如下几点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种困境。一是学生就业方向的多元性。相对于美国法学教育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的清晰目标，我国法学教育对所培养的学生从事何种职业并无明确界定，这直接涉及到培养的学生到底应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问题。法学教育培养的“成品”应为法律人，但理念上的法律人在现实中如何安身立命，则去向繁多、缺乏重点――一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还包括自主创业。这种就业的不确定状态会影响到教学计划的制定，使课程设置在种类与权重上不能有效体现差别。同时，它也深刻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心态与行为模式，无所适从与逃避会成为部分学生的无奈选择。二是课程设置的大一统。我国法学教育的核心课程实行全国统一设置办法。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在法学教育培养中统一了必修科目。2007年，经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新增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两门课程，形成了16门核心课程的结构。2007年的修订使核心课程科目增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课程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各校在课程设置上自由裁量空间的缩小。如此，法学专业毕业生所具有的知识结构相当接近，从任何一所学校接受法学教育的毕业生都具有同质化特征。三是教学方法改革困难。在课程设置高度固化的前提下，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了制度改革的出口，案例教学、诊所式教育、习明纳等西方当代采用的教学方法纷纷进入我国高校课堂。但教学方法的改革要嵌入由核心课程所塑造的法学教育整体之中则有相当难度。前述法学核心课程涉及到法学专业的各个方面，具有包容一切的理想化色彩，并且平行展开的各个二级学科教学所侧重的必然是知识传授而不是能力培养，所以在赶进度式的核心课程教学中采用耗时的新教学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选修课程及单独开设的课程之中。如此一来，教学方法改革与传统讲授制的授课之间更像是“两张皮”。学者蒋志如对此的判断更为悲观：“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教育制度在根本上被虚置。”将上述三点与法学毕业生就业难联系在一起，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当前法学教育困境的全貌。

二、法学教育困境的成因

我国法学教育困境的成因可从多方面做出归纳，如法学教育历史基础欠缺、社会整体法治环境不够成熟、用行政管制的思维办教育、法学师资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不再一一展开，而是从一个较容易被忽视的角度，即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进行分析。

与实体法律中两大法系的对峙一样，在法学教育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国家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德国法学教育模式的特点：一是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为高中毕业生。二是法学教育目标是培养所有法律领域的从业人员，称为“统一化法律人”培养模式。三是法学教育的课程具有统一性。事实上，德国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德国《法官法》第5条a第2款规定，大学学习的必修课包括民法、刑法、公法和诉讼法的核心内容，还包括欧洲法、法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和社会基础知识。四是教学方式的有机组合。德国大学法学院的常见课程主要分为三类：讲座课、案例分析课和研讨课。讲座课与我国法学院通行的讲授制接近，而案例分析与研讨课都采用小组形式，对已有的案例进行分析，甚至需要学生完成专业论文，这三种课程方式形成了有机的组合。五是教学与实习的双轨制。所谓制就是进入法律职业群体需要经过大学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实习两个阶段的学习，并经过相应的考试才能完成。法律对实习机关也有明确规定，德国《法官法》第5条b第1款规定了四种强制实习机关：普通民事法院、刑事法院或者检察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德国的法学教育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突出表现在必修课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但通观德国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培养目标是力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之间的兼顾与平衡，如案例分析课程以及极具特色的实习阶段的设置。但即便如此，德国法学教育也一直处在激烈争论的漩涡之中，争议的焦点是德国法学教育过于倾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早在1996年，德国律师界就曾对‘大而全’的‘通才型’法学教育表示不满――它呼吁，法律教育应当取道‘术业有专攻’的、重在实践训练的改革方向”。不难看出，隐藏在德国法学教育改革争议之后的命题是：德国法学教育以法官作为培养对象。虽然德国的法学教育以培养“统一化的法律人”为目标，但这个目标最好的现实载体是法官。这不但体现在《法官法》对法学教育所作出的具体规定，也不仅仅体现为实习场所与法院直接相连，而在于教学所用的案例、分析的角度都是从法官的立场展开，并以裁判作为依归，“德国法学教育具有针对司法职位的强烈倾向，而对商业中的法律职位却很少鼓励”。从法律人才发展的全面性上看，德国的做法存有缺憾。

与德国不同，美国的法学教育设置于研究生阶段，接受法学教育的人员都已获得学士学位，这使得美国法学院的教学具有更好的知识基础。美国法学院的课程设计并无全国统一的法律作出规定，但其法学教育模式也有高度统一的地方：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律师、法官、法学院教员构成了法律人的从业共同体，合格的律师成为了法学教育的共同目标。二是培养方式高度一致。正因为以律师为目标，摒弃了过多的理论追求而偏重于实践能力，从哈佛开始的案例教学法才一直统治着美国法学院的教学，至今未衰。三是课程中必修课比例低，选修课比例高。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必修课集中在第一学年，2006年之前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合同、侵权行为、刑法、所有权及法律推理和辩论等，2006年经哈佛法学院教授会议投票决定增加三门必修课：国际法与比较法、立法和法规、问题与理论。而体现哈佛教育特别之处的则在于其分门别类却数量庞大的选修课程。即便如此，美国法学院仍因教学效果与实践有较大距离而不断受到质疑，“法律实务界对精英法学院象牙塔化的趋势深表不安，这意味着法学院的毕业生只是半成品，到律师事务所后一切都得重新学起。律师界建议法学院开设重要的实务技巧课程”。

我国法律制度移植自大陆法系，教学模式也与德国一脉相承，甚至德国法学教育中的一些缺点在我国也有所体现，特别突出的就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学理化、重诉讼、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等。我国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已为定论，而重诉讼却鲜见提及，笔者在此作专门的论证。

虽然难见如同德国一般的立法表述，但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预设为法官，这是导致我国法学教育重视诉讼的重要原因。这师承自德国法学教育，并糅合了近年来我国法学译介领域对美国法官（主要是最高法院法官）的神化描述，进而塑造出相对坚固的培养体系。下面以法学专业培养方案来论证我国法学教育重诉讼之特征。培养方案包含了学生在法学本科四年学习中所要完成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各高校法学必修课基本为教育部规定的16门核心课程，这些课程本身就偏重诉讼，与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应的三部诉讼法都属于必修课程，而与诉讼、非诉讼都相关的文书写作、谈判、调解则不含在内。更能体现我国法学教育诉讼色彩的是各校开设的选修课程。以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的选修课分为基础理论课程、宪法行政法课程、民商经济法课程、国际课程四大组别，包含了司法口才与司法实践、诉讼逻辑、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仲裁制度、外国民诉、美国法庭技巧和辩论、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空间法模拟法庭等课程。而刑事法课程组则围绕诉讼展开。吉林大学法学专业开设的选修课分为基础法学、刑事法学，民事法学、国家法学四大模块，共有约90门，不可谓不多，其中包含与诉讼有关的课程为司法学、行政诉讼实务、证据学、外国刑事诉讼法、犯罪学、民事证据法、仲裁法、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等，明显特征是每一模块的培养目标都以诉讼为目的。

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体现我国法学教育偏重诉讼特点的是实践类课程的设计，如武汉大学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包括与实践相关的选修课是法律诊所课组、法庭科学实验、模拟法庭、涉外法律实训课程、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与实训课程、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武汉大学的培养方案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国法学专业的实践课程通常都是以诉讼为假想对象的模拟法庭。

综上，我国法学教育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法学基础知识（如法理、法史）、部门法律知识（如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应对的准备（包括各诉讼程序及诉讼技巧），所培养的法律人才是围绕法庭而存在的。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现有法学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培养法官的理念，但也由此造成了与现实的脱节。

三、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

德、美两国法学教育虽然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但现实中都受到了批判。德国以法官为培养目标的法学教育体系受到律师界的批评，处于竞争中的法律服务业所面临的压力是原因之一。在欧盟一体化与市场开放的背景下，英美的律师事务所对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构成威胁。仅以德国为例，“在德国，从事公司并购法律业务的20个顶尖律师事务所中，只有5个本国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10个顶尖律师事务所中，只有1个是本国律师事务所”。毫不奇怪，德国的问题被归结为“目前的法律教育过于偏向‘法官型’而忽视了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律师型’素质”。而美国法学教育被诟病则缘于对律师实际技能的培训不够，尤其在学理化程度加深的顶级法学院更是如此。哈佛大学2006年对必修课的修改可视为对此呼声的一种反应。

从上述国际背景来看，以诉讼为培训方向、却又缺乏有效培训手段的我国法学教育承受就业率不高的结果并不奇怪。对于如何走出我国法学教育的困境，法学教育界的反思与讨论早已开始，为此设计出的改革路径一般表述为：我国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专家型法律职业人才为培养目标，加强法学素质教育，提高法学教育质量。这里的关键词是“职业人才”，法学教育界对此具有共识，如霍宪丹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脱节”，解决之道在于“培养具备法律职业基本资质的合格法律人才，是法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对于法学教育的职业化改革，薛刚凌认为“法学职业定位的教育改革，首先要有一个系统性设计，有高端的目标和强力推行的手段”，包括国家评价体系、思想观念、教师等方面的转型，也包括管理体制、课程、考试方式等方面的转型。笔者认为，我国法学教育在职业化取向改革上达成相对一致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对此开出的对策仍较为笼统、不易实施，目前所设计方案的最大不足在于职业人才、实践化仍是以诉讼人才与诉讼能力为基本前提。基于世界与我国法律职业界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法律人才的职业化应包含非诉人才及相应的技能为培养目标。相应的，我国未来法律教育可从传统的以诉讼法律人才培养为中心的体制中分离出一个方向，即以非诉法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非诉”是一个否定词，这类词语所概括对象的共同特点是难以准确界定。从字面上来说，非诉可包含所有与诉讼无关的法律事务，“这类业务，可以小到给自然人出具口头法律建议，也可以大到将一家企业运作上市”。但这种定义只不过是循环论证，并无核心内涵。对非诉作出界定更合理的方式是从其产生的语境出发，即法律领域的非诉是指运用法律来规划与协助经济活动，其目的在于保障相应经济活动的合法有效。这类法律运作的鲜明特征是不以通过诉讼（包含仲裁）解决纠纷为目的，其内在的理念恰恰是防范纠纷的发生。如典型的非诉业务――公司法务，“公司律师的工作目标就是，通过合法的行为，协助公司规避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法律风险”。

将非诉法律人才从传统法学教育中独立出来是对于诉讼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改革，其理由则是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首先，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奠基于国家、社会与法律的转型运动。传统国家中，统治者对臣民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法律更多表征的是垂直的上下级关系，中国古代民法的不彰可以为证。在威权法律结构下，诉讼发生之地的官府浓缩了法律要义，从而使百姓畏惧法律、避之不及。近代以来，法治成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合理选择，而法治首先倡导的是主体之间的平等，这意味着对国家、统治者权力的约束，要平衡国家（政府）、市场与民众之间的利益，由此发展出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的总体结构。国家在这种结构中不再具有为所欲为的能力，它的征税权换来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市场更是平等主体纵横捭阖的领域，无数商业人士与巨型企业就此崛起；社会则是每一个主体生存的场所，理想的场景是结社慈善、人人幸福。在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之下，法律的功能与地位发生了显著转变：从法条主义眼中的国家意志变成了各方协商达成的一种规则；从通过责任与惩罚来显示力量转变为融入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从以刑法为主转变为以民商事法律为主。基于国家、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法律人的舞台从以诉讼为主转变为预防性的法律治理。其次，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源自于法律服务对象的转变。非诉讼业务在整个法律领域所占比例逐渐提高，而且其独立于诉讼的色彩也越来越明显。非诉业务主要由商事律师承担，商事律师当前已成为全球律师界的新宠，在依照律师事务所收入所作的排名中，从事公司并购、金融交易等以非诉业务为主的商事律师事务所牢牢占据榜单的大部分位置，以致于偶有以诉讼为主的律师事务所能够在排名上有所上升都成为新闻。非诉业务的增多缘于法律服务对象的转变，即企业成为法律服务的主要买家。传统法律服务以自然人为对象，故而以诉讼为主。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为市场主体，这带来两方面的改变：一是企业购买法律服务的复杂程度非单个自然人可比，相应的法律收费金额就高。这也解释了在律师收入排位榜顶端的为何是从事公司并购业务的律师。二是企业的法律事务兼有诉讼与非诉讼事务，但发展趋势是从侧重处理应急性的诉讼事务向预防性的非诉讼事务转化，规模越大的企业这种趋势越为明显。企业为此在内部设置法律岗位，大型企业更是设置法律部门以满足对内部业务流程的法律保障，并聘请外部律师以加强其对外业务的法律保障。为此，律师事务所要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范围内进行开拓，以满足企业的业务需求。非诉法律事务与企业相伴随产生、成长，并借助金融市场急剧放大，这一模式已在世界不同地区得到证实，我国当前律师行业的分化只是普适经验的再一次具体化。再次，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源自专业化。专业化是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基本格局。传统社会的知识被不断创新、细化，以人文关怀为基调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以学科分割为特色的专业人才，且这种细化的趋势在不断递进。‘法学从政治学、宗教中分离出来可视为一次重大胜利，但这种分离在今日看来已远不能满足职业化需求。公法、私法的两分被塞入社会法，用刑法、民法、行政法已难以涵盖所有法律部门，税法、劳动法、金融法等新兴法律部门越来越独立。法律体系变得更加庞大、分支众多，这当然是社会复杂化的反应，但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则意味着精通所有的法律已变得不可能，分工、专业化势必在法律职业内部进行。在这些分类中，非诉法律职业的独立趋势相当明显，也势所必然。律师分化出商事律师、税务律师、劳动律师等繁多的专业方向，各公司内部也逐渐开始增设专门的法律岗位。

法律部门与法律知识的细化直接赋予非诉法律人才以独立地位，并进一步对该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历程设定了要求。

四、非诉法律人才培养的设想

非诉法律人才以律师作为基本模型，是律师类型之一大类，主要包括三大职业领域。一是非诉法律服务领域。其业务多以专项服务的形式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投融资、企业上市、企业并购、工程建设、涉外投资等，这些事务多与金融有关，持续时间长，环节多。其中有些必要的环节在现行以诉讼为主导的法学教育中基本没有涉及，如尽职调查等。二是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承担起草企业所需法律文件、审查企业业务过程中的法律文件、参与谈判、设计公司的组织架构与劳动用工的各项制度等工作，有相当一部分的技能是现行法律教育所不涉及的，如谈判能力、非诉文书制作等。三是公司法务。公司法务是职业律师内部化的举措，工作职责与企业法律顾问有重合之处，但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公司法务更贴近法律事务的第一线，更需要从业者具有发现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目前我国已有专门的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但并没有引起法学教育界的足够重视。

上述分类与列举只是大概归纳，实际情况是非诉法律活动已经融合入经济活动之中，“因为法律建议和商业建议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律师逐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中既能帮助客户徜徉于法律系统之中，同时又能通过对人、工作环境、问题和挑战的理解来达成目的的不可替代的人”。。从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言，这种不可替代性一定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单看上述对非诉法律业务领域的三种分类就可知非诉业务在律师业务中所占据的地位，可以预测它对法学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但非诉法律人才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其能力体系与诉讼人才的差异性之上的，“非诉业务需要的，不仅仅是，至少不完全是法律专业知识的精湛，还有企业管理、财税、人力资源等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更有智慧谋略与经验经历的相得益彰，还有对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理解”。除去经验需要积累以及个人天生禀赋外，法学教育可以进行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笔者对其课程结构进行的设计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法律课程。非诉法律人才亦属于法律人才，应具有法律人才的基本素质，这决定了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需夯实法律基础知识。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国现行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不能完全适用于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中开设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必修课，使得专业必修课的课时受到挤压。基于非诉法律人才培养所必须的财经类必修课的设置，合理的选择就是压缩法学核心课程。从与非诉法律业务的亲疏关系考量，可考虑将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国际法放入选修课之中。即使是保留的法学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的重点上也应向非诉法律的目标靠拢，如经济法教学应突出税法、金融法，而不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内容，刑法则应侧重经济刑法内容。第二部分是财经类课程。非诉业务主要服务于经济活动，保障其合法性，所以初步的财经知识是非诉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应课程可安排为会计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第三部分是技能类课程。对法律技能培训的忽视几乎是当前所有国家法学教育的通病，本文要触及的根本问题是学术化的大学体制与职业导向的培养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明确的是，法律教育主要是一种职业化培训，“我们大学法学院的本科教育是基础教育，不是技能教育；而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必须熟悉与掌握专业技能”。从发展方向上来说，法学教育应向职业化训练靠拢，而不是渐行渐远。一名称职律师所需要的技能至少有四种：会见、咨询服务、谈判、有说服力的事实分析，法学教育应承担起初步的培养责任。在这方面，非诉法律人才培养更应重视能力的养成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如开设法律事实分析与论证课程以锻炼分析能力，开设语言类课程以训练表达能力，开设礼仪类课程以锻炼基本社交礼仪。在技能培训上，现有法学教育在师资与培训方式上也需开拓，一方面应尽量将实践中的优秀导师引入到教学中，如经验丰富的非诉律师、大型公司的法务经理等；另一方面，应将实习实践的安排确实有效地与非诉人才培养目标相关联。

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范文第4篇

法律文秘专科就业前景

主要到各级人民法院任书记员。也可以自主选择到各级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从事书记员等相关工作。

律文秘专科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律知识，熟悉文秘工作，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技术应用人才。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具有法律业务、文秘业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胜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用人单位行业的能够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办公室工作的高技能型技术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诉讼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文书写作、法律论辩、秘书学、文秘英语、速录速记、公共关系学、办公设备及办公软件等。

法律文秘专科就业方向有哪些

法律秘书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比单纯的秘书，就业前景更加看好。法院和检察院需要大量的书记员，而一般法学毕业生难以真正胜任此项专职工作，特别是法院和检察院的现代化建设，对书记员的工作要求更高，更需要法律秘书去胜任。当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其他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文秘人员也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不仅仅法院和检察院需要法律秘书，法律秘书也适合在其他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工作。尤其是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已对书记员从法官分离出来实行单列管理，可见其职业要求的特殊性，也可反映出法律秘书的重要性。

法律文秘专科需要掌握哪些能力

掌握书记员或通用文员等技术技能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法律文秘专科实践与实习

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附：大专法律文秘求职信

尊敬的领导：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信。相信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希望您工作开心。

我是x大学专法律文秘专业20xx届的一名学生，即将面临毕业。

四年来，老师的教育及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秘书写作、秘书语言与交际、公共关系、办公自动化、秘书学等专业课程。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分析和设计能力。通过在校期间的试验实习和课程设计的训练我具备了较强的动手能力。在课外时间里我涉猎了大量书籍，不但重视本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的培养，更把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放在第一位。严谨的学风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塑造了我朴实、稳重、创新的性格特点。

在大学的四年里，我除了在学好本专业的知识外，我对计算机知识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熟练地应用，取得了20xx年4月份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vf技术证书。除此之外，在大学四年里我还不断的学习英语知识。并且，我还积极参加校内的各种活动以及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借以去磨练自己，培养自己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通过各种活动培养了我的做人做事的能力，要做事先得学会做人。相信贵公司正需要我这方面的学子，如能录用，我将尽职尽责，尽我所能为贵公司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不断完善自我，使自己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面对激烈的竞争，我在紧张的同时又充满自信。我始终相信：成功属于有准

备的人。过去的我已积累了许多，现在的我正时刻准备着去吸收新的知识，迎接新的挑战？？相信我，相信您的判断，我能做得更好！

我热爱贵单位所从事的事业，殷切地期望能够在您的领导下，为贵公司添砖加瓦；同时也在您的领导下发挥出我的实力与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在能力和素质方面进一步完善自我，为贵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不曾为谁停留，而历史又记录了千千万万个走过者的故事，我想一切向往美好、积极进取的追求者终将被历史所肯定。纵观当今，社会充满了竞争，无论您是否选择我，我都祝愿贵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法律事务专业的就业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法类；院校；根植；行业

政法类高等职业教育是行业性教育，必须坚持为政法系统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以培养政法系统第一线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为根本任务，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实行校局（狱）合作、警学结合。下面以政法类高等职业院校――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为例，探讨学校如何与单位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育人机制，想方设法根植行业，服务行业，实行校局（狱）合作，警学结合，谋求其自身特色创新与发展。

1.搭建一个平台

在多年的校局（狱）合作过程中，学院认识到无论是行业对人才人力的需求，还是学院对人才人力的培养供给上，都迫切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建立学院与行业之间的密切协调关系，保证学院与行业之间科学协调发展。通过对校局（狱）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研究，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和行业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以职业教育集团的形式建立跨越“点对点”的合作关系，是实现“学院与行业协调发展、合作育人”的一种好模式。经长期的研究与准备，2013年元月，省教育厅、省司法厅联合发文批准由学院牵头组建了“湖南司法行政职业教育集团”。“集团”实行成员单位理事会制，由省司法厅担任理事长单位，现共有成员单位51个。“集团”以服务行业和社会为宗旨，以人才培养为依托，以校局（狱）双赢为基本目标，在具体指导下，以合作育人为中心，以专业发展为纽带，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优势，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初步形成一条由“政府主导、行业指导、校局（狱）参与”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校局（狱）合作发展新道路。

2.探索两条路子

随着校局（狱）合作的深入，学院发现，校内校外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着“校内基地实训功能不够，校外基地教学功能缺乏”的不足。对此，学院在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上探索了“校内基地仿真化”和“校外基地教学化”两条路子。针对校内实践教学与工作实际无缝对接欠缺的现实，学院按照“校内基地仿真化”的要求，以中央财政支持的刑事执行专业实训基地和司法鉴定技术专业省级实训基地为引领，以法律执行类业务实训中心、法律实务类业务实训中心、刑事侦查技术类业务实训中心为重点，在新建和扩建校内实训场所时，模拟行业单位工作现场进行布局，开发软件，同时依据行业相关岗位的工作流程和标准开展实训，使学生在仿真的工作环境中提高技能，积累经验，从而缩短工作适应期。为解决校外基地单纯用于学生实习的现状，学院按照“校外基地教学化”的思路，优先选择具有教学功能的校外实习基地，将部分课程带到基地，由双方教师组织教学，从而实现教学与顶岗的有机结合，使校外基地建设从数量的扩充转向质量的提升。

3.打造三种模式

针对学院刑事执行、法律事务、刑事侦查技术三个重点专业的服务面向，依托专业优势，以行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为关键，以专业教学与行业服务一体化为特色，打造了三个特色鲜明的合作模式。

“东安校狱合作模式”：为进一步满足刑事执行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模式创新、学生警务技能培养适应监狱一线工作的需要，学院与东安监狱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其特色主要是通过“教、学、练、战一体化”，实现人才培养与工作岗位“零距离对接”的专业教学目标。

“安仁校地合作模式”：为进一步顺应国家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提高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2011年底学院与安仁县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校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特色主要是通过“警、学、研结合”，实现“理论实务并重”的社会服务目标。

“沅江校局合作模式”：为进一步加强学院与市县级公安局的密切合作，促进学院刑事侦查技术专业的发展，学院与沅江市公安局构建“校局联盟”，其特色主要是通过“实习―就业一体化”，实现“定向培养”的人才就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