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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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范文第1篇

摘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环境善治是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恢复和保护的有效模式，并进一步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是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环境善治；生物多样性保护；TEEB；传统生态自然观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地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很多动物、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总的概念，具体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有的学者也将景观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一位。同时，中国又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原始森林长期受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其面积以每年5000平方千米的速度减少；草原由于超载过牧、毁草开荒的影响，退化面积达870000平方千米。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的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其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使生存其中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和受威胁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5000种受到威胁，占总种数的15%～2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就占156种，约为总数的1/4，形势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中最为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它使每个物种在系统中不至于灭绝，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每个生物都处于一条生物链的某一层次，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消亡。

我国传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就是“堡垒式”保护，即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后来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有所发展，划定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保护区对人类开放，但是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注入，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关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方面开始了诸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多样性规划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包括省、市、县3级保护规划。同时，景观生态学被引人生物多样性的范畴之内，从基质、斑块、廊道等景观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考虑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及有关生态过程，应着眼于区域、大陆尺度的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建立将非常有利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物种。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四个方面：管理体制方面、经济学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路径方面和传统环保文化方面。

管理体制层面：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多法律”规定，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与资源经营部门重叠，这种多样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行政主权的混乱与错位，增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二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不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采用的是稀缺价值论与生物资源的可再生论，忽略了生态因素的交互作用，存在由于对外部经济认识不足导致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设计缺陷。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三是生计与生态割裂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保护区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偷猎、过度使用资源造成的，而当地居民的这种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就是贫困，贫困往往是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外部驱动力，导致“贫困生物多样性破坏一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的加剧。而我国环保部门、扶贫部门及灾害管理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很多资源不能整合，使生计改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自然保护与生计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传统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很少考虑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社区居民利益的受损将居民和保护区推到了对立面上，导致矛盾激化，其结果往往是保护代价高，而保护的收效甚微。

经济学层面：主要缺乏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科学评估、独立评估，缺乏系统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导致决策层、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等利益相关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缺乏科学认识，进而不能科学分析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导致生物多样保护的投资力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层面：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仍十分欠缺，研究体系单一，其研究的主体仍然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技术人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研究部门，缺乏社区、企业、NGO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有限，导致理论研究较强，可操作、可示范的模式少。而一些环境NGO和国际机构通过长期的实践取得的富有成效的保护技术，因缺乏与政府的协调沟通而得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的采纳推广。

传统环保文化层面：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绝大部分民族都具有丰富的环保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北方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穆斯林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对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均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环保文化无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主流化的进程和传统环保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综上所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四个层面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环境善治理念的采纳和普及应用是最佳选择之一。以环境“善治”理念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

环境善治（Good Environment Governance）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市场和政府角色重新认识的新的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间积极而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环境善治包括环境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运用、科技进步、能力建设、政府与NGO、社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各个方面。

要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区域的修复及保护面临的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创制

政策支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保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之后，中国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签约国以来，制定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把《生物多样性与优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在省及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缺乏对政策的细化，许多政策的执行缺乏财政部门的财力支撑。例如，野生动物破坏庄稼的赔偿制度在绝大部分保护区得不到执行。这种缺乏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急需创制革新，需要打破管理部门之间的壁垒，统筹管理权限至权威部门，废除“九龙治水”，提高环保部及其直属系统的执法权威和财务运作能力。除了国家重大的法律支撑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应出台具体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价格制度，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跨部门合作制度，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环保文化制度，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与社区、环境NGO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政府购买环境NGO服务机制，生态移民政策，“生态民”政策，以及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的磋商机制等。这些重大制度的确立及执行需要跨部门合作、利益楣关群体参与，并要避免“精英决策”或领导决策模式，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理性决策模式。否则，缺乏操作性的政策其执行力将大大减弱。如尽管生态补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左右，但到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执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的确立和有效执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政策创制来应对挑战、预防风险。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主流化

TEEB是一项由八国集团联盟(G8)和五大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全球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失去生物多样性与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的代价以及有效保护的成本”。TEEB对于决策者、企业都有莫大的影响。TEEB的首要任务是深刻认识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其次，TEEB提出，要妥善衡量，以管理我们的自然资本。而妥善衡量的方法就是完备的指标体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没有被GDP或其他传统经济指标捕获，现有观念没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实施国家评估，对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这种评估将会对分析自然资本、其效益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TEEB提出改善成本效益分配。这是基于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的代偿原则，即“使污染者付款”和“全成本恢复原则”。这种机制出于使负责人看到和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的经济成本，并可改变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当然，这是基于设计稳健的制度和市场框架的基础上的。

TEEB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从而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更好地利用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因此，只有当顶层设计部门和决策部门深刻认识到TEEB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规划、决策和考核的范畴，才能够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

政策创制和TEEB是从机制层面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保护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社区共管、替代性生计、耦合模式、PPP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是值得借鉴的一些技术或模式。

推行社区共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口对资源需要的不断增长，社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存在着对当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破坏，如何能在不破坏或少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帮助当地社区发展社会经济，使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困扰各界的一道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组织开始从不同角度将这种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的矛盾较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利益与当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受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所有权、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自然资源开发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照顾双方利益的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CBC)策略应运而生。CBC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主张“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打破传统的“堡垒式”、“强制式”保护模式；同时，该模式注重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濒危物种保护工作，逐渐改变原来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之后，YUEP模式对CBC模式进行了深化，主张先利用小额贷款改善村民的生产基础，改善其生计，其次建立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通过村民自助推举实现资源共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同时通过对小额贷款利润的运作使项目具有可持续性。

发展替代性生计。替代性生计是指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民众的生产方式，使其原来粗狂的、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由于当地民众的贫困所致，贫困驱使他们砍伐树木，开垦林地或草地。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首先改善当地人的生计，转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兰州大学与Oxfam及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曾经成功实施过一个替代性生计项目，即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为林缘区农户创造更多的可供选择性就业机会或创收机遇，极大地减缓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冲突，农户通过小额信贷解决了增收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偷盗砍伐得到遏止，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在1959年到1999年间，阳坡植被覆盖率下降了20%～30%，阴坡下降了30%～40%，这是由于当地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牲畜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过度放牧导致了浑善达克沙地的荒漠化。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以地养地”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同时，调整畜牧结构，减少山羊的数量，增加牛的数量，并引进液体奶生产线、生态旅游等适合当地发展的企业，这些措施，使民众由原来单纯的放牧发展为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案例说明，替代性生计满足了生态脆弱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经过10多年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实施，在我国首次提出了“生计改善一生态恢复一灾害管理耦合模式”。该模式首次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康庄乡的清水岭村实施。清水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缺乏能源，农民因能源需求破坏了大面积森林和草地，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一生态退化一灾害（旱灾）频发”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丁文广带领项目团队，应用“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到项目村进行需求评估和项目设计，组建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的项目实施小组，通过村民大会公开选举项目分批受益户名单，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在完成需求评估之后，依据项目管理制度，组织项目实施。具体思路是，将贫困村中的贫困户按照特困户、贫困户和较好户分组，先对特困户无偿提供良种繁育母牛，生产的（母）牛犊依次滚动到贫困户和较好户。这种滚动发展模式，既保证了让最贫困的人群先受益，又照顾了条件相对好的农户，最后达到整村受益的目标。作为获得项目资助的必要条件之一，项目受益户必须每户种植至少2亩苜蓿和2亩薪炭林。项目资助方对完成项目指标的农户奖励清洁能源设施（太阳灶、沼气池、节能炉等），进一步阻止了农户对生态的破坏。为了规避旱灾风险，项目设计了压缩夏粮、扩大秋粮面积，以充分利用雨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同时，牛粪、沼液的使用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作物的抗旱性。该模式推动了清水岭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并在甘肃省多个贫困社区推广示范。从该模式中提炼的主要理论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一生态退化一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一生态恢复一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PPP（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错分布的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能缺少PPP模式。所以，我国政府、企业与环境NGO之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模式。环境NGO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推动公众主动参与和组织协调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补充者和合作者；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社会，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义务：而政府在资金、政策、协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是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和分配者，政府的参与对PPP模式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众多的社区是与自然环境直接接触的群体，他们既是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没有社区的参与和合作，就无法实现保护目标；国际环保机构有许多成功的保护案例和实践，与它们开展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PPP模式能够整合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无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途径。

这里只列举了4种技术，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会随着政府和公众对自然的认知程度不断深化而丰富。

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

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包括原住民对生物的认知、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伦理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归类起来，可以分为两种生态自然观：一是原始崇拜，人们往往将一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并加以保护，这些原始崇拜在历史上都起到了保护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的作用。二是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宗教生态自然观。佛教的生态自然观以尊重一切生物为佛家的根本观念。道教中的生态自然观最大的特点便是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强调要以仁爱之心来善待生命，所有的生物都处在一个相互平等的过程。伊斯兰教中的生态自然观认为要正确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索取，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无论是宗教生态自然观还是原始崇拜，都强调保护生态系统，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的侵入及全球化和主流化的负面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生态自然观逐渐衰弱，甚至消失。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共同需求。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相同的社区结构及文化基础，应用传统的少数民族生态自然观推动环保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8. 5%、但国土面积占比高达46%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环保意义重大。当环保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环保将无需外部力量的推动。正如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生命力。

主要

参考文献

[1]张金屯，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1999，19(2)：71-75.

[2]马克平，钱迎倩．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研究进展[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1998，4(1)：95-99．

[3]马克平，钱迎倩，王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科技导报，1995 (1)：27-30．

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范文第2篇

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思想和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五个第一次”，其中一个为：第一次提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更加复杂，在思想、文化、利益等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要求人们什么都思想一律、观念一致，既不应该、更不可能。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工作是团结人的工作，但统一战线的团结是一致性主导、包容多样性的团结。因此统一战线要实现广泛的团结，必须适应社会多样化发展趋势，在始终坚持并不断增进共识的基础上，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不同党派、民族、阶层、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广大成员，实现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团结。

一、增强并发挥一致性的主导作用

统一战线的一致性，说到底就是基于共同利益，为实现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实践过程，就是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具有不同信仰与价值追求的人们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他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现实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新阶层的出现，一国两制的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繁荣，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但是，借助社会多样化的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昌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全社会在多样性之上还应当有一致的理想目标、民族情感、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自觉认同，否则的话，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公众素质有待提高的中国，面临的可能是社会无序、经济衰退、政局动荡，所以必须发挥一致性的主导地位。从宏观上说：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精神，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动摇，凝心聚力共同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通过实践增强广大统战成员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我校的实际工作上说，增强并发挥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就是在增强统战成员的政治共识之外，动员各统战成员完成党委和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心任务，坚持“开放办学、内涵发展、服务地方、彰显特色”的办学思路，巩固评估整改成果，深化学科专业建设，推动管理体制创新，为全面实现我校“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而奋斗。只有学校发展得更好，才能发展各统战成员的共同利益，保障各统战成员的具体利益，实现统一战线一致性的主导作用。

二、包容多样性，实现和而不同的团结

统一战线就是因多样性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统战成员包括各派、各民族、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各阶层代表人士、各利益主体，各成员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的特定时期，统一战线多样性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具体到我校的统战工作中，各派人数迅速增加，大批的党外硕士、博士和海外归国人员逐步成为学校知识分子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视野开阔、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很强，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带来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和言论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学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我校的统战工作者以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战略思维，在确保一致性的主导作用发挥的前提下，包容多样性；在具体工作中，充分理解差异的存在，只要无损大局，要尊重和包容各方诉求，帮助他们实现各自合理的利益，使复杂的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才能把更多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

中国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成语故事，水清无鱼：相传西汉时期，西汉政府在西域成立了管理机构不久，一位新任命的官员即将赴任，在临行前，他拜见自己的前任，希望得到一些指教，那位前任说：水清无鱼。在情况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中央的代表，不宜太苛刻，而应该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有耐心，有肚量，抓大放小。可惜那位新上任的官员并没有听进去这个忠告，事事求全责备，导致民怨沸腾，最后被迫辞职返乡。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古老的政治智慧，统战工作就是要讲团结，讲团结就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这样才能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并肩奋斗。

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范文第3篇

1英语全球化

被称为“世界语言”“全球语言”“一种永不褪色”的英语，其全球化地位源自于“它的角色地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这暗示着英语可以从三个途径来获取全球化地位。首先，英语在当前世界中是多个国家本族语，比如英美等发达国家。其次，英语作为某些国家的官方语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因而它可以广泛地使用到政府、工业、媒体以及教育等关键性领域当中。在某些时候，英语又被称之为“二语”，作为某些国家母语或一语的补充，如同当今所产生的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等。最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最具优势的外语。在众多国家的外语教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随着外语人数的增多，英语在众多国家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如此一来，如同Crystal所言“英语已经完全达到了全球化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上，英语作为60多个国家的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其中在20多个国家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英语全球化所承载的语言霸权对整个全球语言生态所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在这一背景下，英语正将其他民族语言逐渐边缘化，破坏其语言多样性，导致世界语言生态失衡，加剧语言单一性的产生。

2英语对其他语言生态的影响

“语言生态”是语言生态学中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指某一特定语言在其所在的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中与其他社会文化背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发展状况。其中语言的多样性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生态环境所具备的基本特征。然而随着英语霸权地位的产生，世界民族语言多样性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英语霸权地位对整个语言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破坏了语言多样性，给弱势民族语言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40%以上的语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濒危”语言，每两周的时间内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这一消失速度是哺乳动物消亡速度的两倍，是鸟类消亡速度的四倍。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相关学者认定为某种语言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一种较为强势的地位从而导致其他国家语言被迫出现转型等现象，致使这一国家语言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随着英语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其他小众国家的民主语言逐渐被排挤出语言生态一大环境，从而导致语言消亡速度的加快。其中母庸质疑的是世界语言生态随着英语全球的快速发展正处于一个急剧恶化的环境当中。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英语全球化问题是21世纪中维护语言生态的三大热点问题。纵观历史，世纪语言生态的变化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强势语言的出现必将伴随着弱势语言文化消亡，虽然语言消亡还涉及到自然灾害、战争以及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强势语言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相关弱势语言文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英语作为当今世界“强势语言”的扮演者，并非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唯一因素，但对世界语言生态环境的恶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他弱势语言的濒危及消亡，破坏了语言多样，给世界语言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损害。

3维护英语语言生态的重要性

维护语言生态平衡是保护语言多样性，也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语言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需要全人类共同维护的重要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多样性体现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其中，语言作为各个国家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表现形式，维护语言多样性是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必然要求。每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都记载着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兴衰，是民族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世界文化多样性必然包含着世界语言多样性，语言多样性是保证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关键。英语作为当前世界的主流语言，需要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避免取代其他民族主流语言。语言多养性是保证不同语言群体接受教育、获取资源以及表达自由的关键，是确保世界语言生态平衡的必然要求。其次，语言多样性是维持世界语言生态活力的基础，也是促进人类生态文化延续的重要前提。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每个人以及每个国家都需要对世界通用语言进行一定的掌握，在掌握的同时也要避免被其所同化，丧失自身的民族语言。维护语言生态平衡，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加强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交流借鉴，是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平衡交流、文化共进的主要形式，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母语作为每个人语言文化的根基，记载着这个民族的兴衰，每个人都有着利用自身母语来表达自身愿望的自由，从某种意义层面来说，维护语言多样想也就是保障每个人权利实现的重要基础，是每个人依法享有权利的重要保障。就如同《岳麓宣言》中所强调的“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人类发展，保护语言多样性就是要保障各语言使用者在教育及其他基本的公共服务、就业、健康、社会融入、参与社会决策等方面机会均等”英语不可能站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语言上发展，尊重语言多样性，可以更好地避免语言歧视、文化歧视以及文化霸权等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更好地保障人权，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4语言多样性的维护措施

维护语言多样性不仅仅是维持人类语言生态平衡的基础，还是世界各国文化生态延续的关键。语言的消亡意味着某一文化的消亡，其后果不可预估，语言多样性的维持，意味着人类生态文化得以延续发展。民族语言的消亡意味着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意味着可供学习借鉴的文化财富在逐渐消失。随着英语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英语开始作为强势语言对世界各国的语言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威胁。就如同戴维·克里斯托所说：“人们生就可接触到英语,并且它仍为多元化语言之成员,那将是件大幸事；倘若届时英语成为地球上仅存的语言,那必将成为我们星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灾难。”为了更好地避免弱势语言边缘化，拯救其他的濒危语言更好地维护语言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多项规定，成立了相关部门小组。各国开始极力倡导语言多样性，制定相关的语言保护政策。一个国家所奉行的语言教育以及语言政策对于语言多样性的维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今世界由于英语所处于的霸权地位所带来的影响伴随着是世界语言生态的濒危与消失，因此，维护语言生态平衡，控制英语的无限制传播与削弱英语的霸权地位，加强各民族语言的母语教育，维持保护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维持世界语言的生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展开语言多样性的维护，减弱英语对民族语言的影响已刻不容缓。（1）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所具备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而所面临濒危的语言也相对较多，所以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强化自身的民族意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开始借助国门走出世界，同时带动的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英语的学习当中，而在这种状况下，为避免汉语学习遭受到来自英语的冲击，我们需加强民族意识，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维护自身语言多样性的重任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其中，加强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减弱英语所带来的文化冲击,鼓励发展各民族语言,深入发掘语言价值,重视濒危语言所面临的语言生态危机将各民族参与到民族语言抢救保护行动当中来。（2）语言不仅仅是各民族交流的工具还是各民族文化的外壳与载体，伴随着英语全球化的进行与发展呢，其所带来的的不仅仅是语言的普及，还是英语语言文化的渗透于占领，英语所承载的英语文化可潜移默化的影响众多学习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所以在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同时，需要从自身语言政策入手，实现自身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从政策上确立本民族语言在各级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确保少数民族语言在各民族地区的主体地位，确保相关民族语言得到传承与发展。（3）客观看待英语全球化。一方面，英语作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的通用语言，我们需正视英语所带来的关键性作用，不能完全将其摒弃与排除，应当以一种英语为我所用的态度，将其看待成一种与世界建立交流的工具，利用英语来获取让自身进步的技术信息，借助它向外传播我国先进思想与优秀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进行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对英语所承载的英文文化以及语言霸权保持警惕，坚决反对语言霸权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利用语言所带来的的文化渗透，维护我国语言文化的纯洁性，避免英语语言文化对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的侵蚀，加强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保护与传承工作，尽力维护我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与我国语言生态的平衡与发展。

5结语

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反馈寻求视角下的陕西纺织服装企业文化特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14JZ019）

摘要：反馈寻求行为对个体和组织的积极影响已有共识。已有研究重视个体层面的分析，忽视组织层面的深入探究。本文以组织构成多样性为视角，提出组织构成多样性显著影响个体反馈认知，进而决定反馈寻求行为的策略和频数这一观点。本文尝试建构组织的功能多样性显著影响价值认知，社会分类和价值观多样性显著影响成本认知，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复杂认知，再到反馈寻求行为的多渠道影响模型。最后，文章简述了模型的创新和未来研究意义。

关键词 ：组织构成多样性 价值认知 成本认知 反馈寻求行为

反馈寻求行为对提高个体组织适应能力、技能及完成角色期望等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Stobbeleir等（2011）的最新研究表明反馈寻求与创新绩效直接相关。学者们对反馈寻求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对反馈寻求前因变量的探讨常见的是对个体成本-收益理性认知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价值和成本认知，另外较多关注的是成就目标导向、自尊及自我效能等。但是个体总是生存在一个人员构成复杂的组织环境中，反馈寻求需要通过向上级或者同事询问，或者通过对周围情景变化的监测等方式实现。如果仅关注反馈寻求者的个体特质及对信息价值的理性认知，而忽视信息贡献者和持有者构成特征和反馈意愿，那就好比Johson（2003）所言“我们仅仅看到生活在水中的鱼儿，却忽视了鱼儿赖以生存的水”。Ashford(2003)也提出，在过去的20年里甚少讨论涉及反馈寻求的组织背景，这也代表了未来研究机遇和方向。所以在研究反馈寻求行为时，不仅要关注反馈寻求者对拟寻求信息的价值认知，还要认识到寻求对象的群体特质对反馈认知的影响。组织构成多样性能较好的反映寻求对象的整体特征，也是目前研究较多、较具争议的话题。有学者从积极角度论述了组织构成多样性利于信息加工和利用，与绩效提高显著正相关；而消极角度则认为多样性会带来情感冲突、刻板印象或者对组织身份唯一性的维护，不利于绩效提高。本文认为相比组织构成多样性对绩效的影响，其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个体的反馈寻求行为，反馈寻求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方式，是提高和改进绩效的策略之一。因此本文以从组织构成多样性的视角入手对寻求对象的群体特质进行分类，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别从组织构成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行为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两方面的影响入手，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组织构成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行为的多渠道影响模型。

一、反馈寻求研究综述以及局限性

1.反馈寻求的概念

Ashford（1983）首次提出了“寻求反馈”的概念以来，学者们在不同领域对反馈寻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反馈寻求概念进一步明确为个体直接向上级、同事询问或者通过间接监测的方式获得反馈信息进而改善组织适应性、完成角色定位和提高绩效的频率。Ashford（2003）的综述研究认为学者们对反馈寻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反馈寻求的动机研究，工具性动机、自我强化动机和自我保护动机；②反馈寻求的目标，获得准确数据、获得工具性目标以及追求自我强化。③反馈寻求的频率、方法(直接询问和间接监测)和时间的研究。④反馈寻求认知的研究，即价值和成本认知。其中对反馈认知的研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是众多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2.已有研究局限

本文认为以往研究本质上暗含了“自由人”的假设前提，但是反馈寻求毕竟发生在二者或者更多人之间，需将“组织人”作为假设前提，如果进一步考虑寻求对象群体特征对个体感知的影响，如群体资历、经验、态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个体认知的潜在影响，会提高个体认知对反馈寻求的解释力。虽然有些学者在反馈寻求的研究过程中，也有提及对象群体特征与反馈寻求之间的关系，如Tsui和Ashford (1991)提及了人口多样性，Vancouver和Morrison也提及了反馈源的专家性，Williams等(1999)亦提及了良好的同事关系等对反馈认知和寻求会产生影响，Ashford等也在实证研究中验证了组织中人员工作任期和组织任期等对反馈寻求频率和价值认知的负向影响。这些研究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组织构成对反馈寻求影响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组织构成多样性作为研究重点，更缺乏该方面的系统梳理。

也有学者在信息搜寻的研究中提出信息源特征是影响信息获取的重要前因，但是这些研究似有差异。例如Morrison等学者普遍认为信息源的可得和易得是影响任务相关的信息搜寻的影响变量，也就是用最少努力原则去解释个体的反馈寻求；但是Yunjie等人 (2005)认为质量驱动而非成本驱动是影响信息搜寻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前者在一种典型的交换背景中进行，寻求主导动机是工具性动机；而后者则是在人际复杂和存在社会风险的组织中进行的，群体特征而导致的个体间情感冲突显著，自我保护或者印象管理动机作用明显。反馈寻求的对象群体是人，人际风险、情感冲突普遍存在，因此对反馈寻求行为的研究更应综合思辨寻求对象整体特征对寻求者价值和成本认知的影响。

二、组织构成多样性与反馈寻求关系的理论研究

1.组织构成多样性定义和类别

对组织构成多样性的定义较普遍的是组织中不同类型的人或者一些人们用于区别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的要素称为多样性。更准确的定义要源于多样性的分类，并且对多样性划分口径不一，会导致对绩效的影响不同。总体来说学者们用两种范式来区分多样性，第一种是以要素为基础的分类方式，例如二元划分，可预见与不可预见多样性，以及多因素多样性。另外一种则是以比例为基础，例如少数人和多数人。但是在目前多数研究中运用比较多的是因素研究范式，主要有：Jacksonet 等人（1995）提出的关系导向型和任务导向型 ；Harrison等人（2002）论述的表面多样性和深层多样性；以及McGrath (1995)等人创立的更为详尽的五种类型的多样性。后来Mannix和Neale（2005）将这些分类进行了汇总，分别总结为社会分类差异、知识和技能差异、价值观和信仰差异、人格特点差异、组织或者社会身份差异以及社会联系差异。划分方式的不同导致与绩效的关系亦不同。Knippenberg等 (2004)认为显性多样性是社会分类差异，会导致群际间偏见和情感冲突；而隐形多样性中的功能差异与情感的关联度较低，但是隐形多样性分类中的价值观和态度差异却与情感冲突等密切相关，所以原有的二元划分的形式并不能更加清楚的说明多样性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基于以往显性（浅层次）和隐形（深层）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上，参照Knippenberg等（2004）对多样性的划分方式，将组织构成多样性划分为三种类型来研究个体对多样性的感知以及对反馈认知的影响，即功能多样性、社会分类多样性以及价值观多样性。

2.组织多样性对反馈寻求影响的相关理论

学者们对多样性对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Jackson等（2003）提出了组织多样性的影响机制，即组织多样性与情感反映、团队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互动机制，在这个研究中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多样性对个体交流会产生影响。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多样性与绩效关系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多样性本身并不能引起绩效的变化，而对多样性化信息的运用和加工过程可以带来绩效的提高，该研究也提出了多样性与信息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论都为探索多样性与反馈寻求之间的关联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主要源于三个基本的理论：认知信息加工、社会分类和相似-吸引理论 。

三、组织多样性对反馈寻求影响的多渠道影响模型建构

本文认为组织构成多样性本身并不能显著影响反馈寻求行为，多样性对个体反馈寻求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价值认知、成本认知以及复杂认知；价值认知是对需求信息有用性的判断，对员工的工具性动机产生影响；而成本认知是由于二者或者群际间的情感冲突所致，自我强化和自我保护占主导。复杂认知是组织构成多样性影响下的价值和成本认知的交互作用决定的。

1.功能多样性感知与价值认知

功能多样性是指知识与技能差异，主要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知识、技能、专业性、经历以及能力等方面，这些特征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隐性多样性或者深层多样性Vancouver 和 Morrison的研究认为反馈源的专家性和信息易得性，是人们信息选择的重要影响前因，所以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中，由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知识、经验和技能等资源较充沛，个体获取技能完善、绩效评价、角色期望等方面的信息源丰富、质量更高，获取信息亦更加容易，故对寻求过程起积极作用。同时，Pelled等 (1999)的研究也表明，功能多样性与工作相关性较强，与情感关联度很少，也就是说个体反馈寻求受到较少的非目标因素的干扰，例如社会风险和人际困惑等，进一步说明功能多样性与个体对目标信息的价值认知密切相关。另外一些研究也彰显了功能多样性与价值认知之间的逻辑关系。如Winquist和Larson（1998）认为教育、背景以及专业性的多样性都体现了多样性的有益之处，这种深层次的多样性为进一步的信息加工提供了便利条件，直接影响个体认知。Mannix等（2004)认为虽然与相似性强的个体交流更加容易，但是与具有不同背景、技能和专业的人交流，也会促进任务合作和问题的解决。这些实证研究均说明了功能多样性利于任务相关的信息选择、交流和利用，为信息加工理论提供了佐证，也说明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背景为个体工具性动机形成创造了条件，利于价值认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组织功能性多样性与个体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认为当竞争作为调节变量时，功能多样性与组织产出负相关。不过Tanya和Menon（2006）认为由于组织内部的竞争关系，人们更愿意从组织外部获取信息，内部竞争越多，越不愿意从内部获取知识。本文认为功能多样性不仅体现为类型（横向）的多样性，也体现为相同类型下的水平（纵向）多样性。竞争大多存在于相同类型、相似水平的个体之间，而在功能多样性丰富的组织中，水平相似的竞争并不一定影响个体的反馈寻求动机，因为他们可以向组织内部的非相似水平群体寻求反馈，例如个体更倾向于向更高学历、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的个体寻求反馈，从而提高技能或者改善适应性等，较少影响个体对寻求信息的价值判断。

命题1 组织功能多样性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对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

2.社会分类多样性感知与成本认知

社会分类多样性指种族、性别、年龄、职位等方面的多样性，这些特征可以被视为是显著特征或者表面特征，与情感反应密切关联。社会分类让人们总是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将自己置于某一群体内并区分清楚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从而导致群际偏见。例如Williams 和O’Reilly（1998)认为，年龄、任期、以及种族的多样性对社会融合和交流起消极作用。Milliken和Martins（1996)认为显著的多样性更容易激起个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社会分类多样性会导致较差的社会融合和凝聚，导致负面绩效。Pelled等人在研究有关多样性与冲突的关系时发现，与工作无关的种族多样性会增加情感冲突，Roberson等（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亚裔美国经理人身份的唯一性预示着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与间接反馈寻求和寻求打折显著正相关。故种族多样性较易引起融合困难和情感冲突，其自我保护或者印象管理的动机阻碍个体初始的工具性动机，成本认知显著。Ashford以及VandeWalle等学者研究认为职位和任期多样性亦对反馈寻求价值认知产生负向影响。诚如上文分析所述，社会分类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群际偏见，以及个体的组织身份唯一性，个体对组织身份威胁的感知源于人们对身份、职位以及群体歧视的微妙竞争，所以这些情感冲突让个体在反馈寻求时，担心自己身份、地位以及面子问题，因此依然体现为在反馈寻求时，成本认知主导。但是对年龄和性别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争议，有些研究证明性别、年龄多样性对绩效发挥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同呼声。本文认为从寻求反馈的角度看，性别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询问，因为相似-吸引理论表明相同特质个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容易，所以同性之间的询问相比与异性容易；在向与自己年龄差距较大的人（尤其是比自己年轻的人）请教时，也会由于刻板印象或者偏见而终止询问。综上所述社会分类多样性易引起刻板印象、组织身份威胁或群际偏见等情感冲突，进而导致反馈寻求的对承担社会风险的担忧，成本认知显著。

命题2 个体对组织社会分类多样性的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反馈寻求的成本认知。

3.价值观多样性感知与成本认知

价值观多样性表现为个体的目标、使命差异以及对群体中自己任务和使命的区分。价值观是一个隐性的多样性，不易被察觉，也可以说是社会分类多样性的“”。我们在现实的工作中，可以通过一个人对事物的态度以及具体的社会分类去进行区分一个人的价值观。McGrath等 (1995)认为相似吸引不仅体现为表面水平，更体现为态度、价值和信仰等，正因如此，相异的价值观和态度之间便会产生排斥。Earley（2000）认为当组织内文化异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发生与社会同一性和自我归类理论相关的心理认知过程, 使得文化价值观相似的组织成员聚集在一起，文化异质性较高的组织往往会形成多种亚文化, 并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阻碍组织内部的相互交流与合作；Townsend和Scott (2001)认为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尤其是信仰、价值和态度相似的个体或者群体。可见当反馈寻求者所处组织内部成员价值观念差异较大时，刻板印象、偏见或者知觉到的态度差异，让反馈寻求者产生自我保护意识，阻碍个体对反馈寻求本身的价值关注，从而转向成本导向。寻求对象也很可能由于知觉到价值观的差异，不愿意反馈或者有所保留，增加了互动交流本身的困难。因此当个体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觉到的对象不一致时，人们便会排斥或者自然把他们划分为群体外成员等，表现出情感冲突，对这个本身很有价值的“信息源”不愿意靠近，表现为成本主导的认知模式。

命题3 价值观多样性显著正向影响个体成本认知。

4.反馈认知与反馈寻求

上文曾提及Asford(1986)提出了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在反馈寻求行为中的重要意义，后来的研究也都证明了价值和成本认知在这一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价值认知正向影响反馈寻求频数或者努力程度，反之成本认知。个体寻求反馈的初始意图大多是希望在与同事的交流或者向上级的询问中获得技能改善、提高组织适应性或者完成角色期望等信息，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积极策略。当个体知觉到周围同事或者上级知识、经验、能力或者阅历丰富，并不存在情感冲突时，个体认为反馈寻求可信度或易得性更高，价值认知显著，进而促进个体的反馈寻求行为；当个体知觉到组织构成多样性让个体知觉到较多身份威胁、社会风险等情感冲突时，反馈寻求时的成本认知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抑制个体的反馈寻求频数、努力程度或者改变反馈寻求策略。

假设4 反馈认知（价值和成本认知）在组织构成多样性与反馈寻求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5.成本认知的调节作用

上述分析中已讨论了组织功能多样性促进个体的工具性动机，表现为对寻求信息的价值认知，这种价值认知会促进反馈寻求；但是个体总是生活在一个身份、地位 或者观念不同的群体中，个体感知的社会分类多样性和价值观多样性会强化组织中的情感冲突，令印象管理或者自我强化动机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体现为对寻求成本关注，成本认知很可能抑制直接寻求的频率和努力程度，转向间接寻求或者终止寻求。本文认为反馈寻求的策略、频数是由组织构成多样性所影响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的交互，即复杂认知作用决定。

价值、成本认知与直接寻求：如Ⅳ象限中，功能多样性所致的价值认知增强，而社会分类或者价值观所致的成本认知减弱时，直接寻求的频数和努力程度增强，例如当个体感受到较强的组织支持时，可以通过直接询问的方式获取反馈信息而达到自身目标，并且这种负面影响越小，直接寻求的频数或者努力程度越强；同时在Ⅰ象限的区域2中，虽然成本认知也在增强，但是价值认知大于成本认知，故依然更表现为直接寻求的方式，但直接寻求的频数或者努力程度会因受到成本认知的影响而减弱。

价值、成本认知与间接寻求：在Ⅰ象限区域1中，当价值认知增强时，成本认知也同时增强，此时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对寻求价值的认可，但又顾虑到各种寻求成本，只有改变反馈寻求的策略获得信息，即通过间接寻求的方式减少组织构成多样性所带来的情感冲突或者风险；例如通过观察周围人反映或者对情景的监测等形式获取需要的信息调节自己行为。另外一种可能性便是中止反馈寻求，例如虽然明知寻求信息的重要性，但是觉得成本太大，故而放弃。不过，Stobbeleir等人研究表明间接监测相比与直接寻求的策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个研究也体现了直接寻求的重要意义。在Ⅱ、Ⅲ象限中，由于功能多样性所致的价值认知减弱且为负，故反馈寻求的动机较弱，尤其是Ⅱ象限，价值认知减弱的同时，成本认知增强，反馈寻求的动机几乎为零；Ⅲ象限中，虽然成本认知减少，但是由于对寻求行为的价值认知减少且为负，故而寻求动机依然弱。命题5 成本认知在价值认知与反馈寻求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四、模型意义

本文基于组织构成多样性的视角建构了反馈寻求的概念模型，认为寻求对象的构成多样性不仅对个体价值认知产生影响，亦对成本认知产生影响，并从二者交互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基于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多渠道影响理论模型的建立，符合反馈寻求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整理总结现有反馈寻求与组织构成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样的组织构成可以为反馈寻求提供优秀的土壤”？“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价值认知和成本认知影响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易受哪些因素干扰？”“价值和成本认知怎样影响反馈寻求行为？”这些探索将反馈寻求领域内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其的影响研究引向深入。

总体来说，新时期组织构成多样化是时代的趋势，这势必对个体感知产生影响。在多样性化的组织中积极、合理、及时的反馈寻求是企业提高效率和追求创新的基础。组织构成多样性对反馈寻求的多渠道影响模型让我们对反馈寻求有了更加全面而新颖的认识，我们对该问题的识别有助我们发现和明确组织人员构成模式对个体反馈寻求的影响，利于企业的战略革新、人员重组和提高组织效率；有助于企业任务分配时建构合理的人员结构，从而强化个体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企业创新。表1说明了该模型对反馈寻求的解释力。

五、未来研究建议

该概念模型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实证检验，特别是对组织构成多样性分类时变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选择，需借鉴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信息搜寻等研究中更富解释力的新成果。模型假设有待于大量的、来自不同典型企业或者团队的数据检验，以便得出更具实践意义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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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细雄,梁巧转,万迪昉.国外组织构成多样性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管,2005, 27(7):2-7

[4]Jackson S E, Joshi A, Erhardt N L. Recent Research on Team and Organiz ati onal Di versi t y: SWOT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1):801-830

[5]Vandewalle D, Gane san S, Challagalla G N, et al. An integrated model of feedback-seeking behavior: disposition,context, and cogni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85(6):996-1003

[6]Van K D, Deu C K, Homan A C. Work group diversity and group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6):1008-1022

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适用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2-0134-05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转售价格维持是指处于同一产业不同环节交易者间关于价格的约定协议，在供给商品转售与第三方时，或第三方再转售时，各方都必须遵守先前约定的价格，反之则可对违约方采取罚违约金、停止供货等经济制裁手段。“转售价格维持”在出版行业已存在相当长的历史，并与自由定价机制一起成为国内外出版行业的两大定价机制[1]。对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国外由来已久，相关法律也较为完善。英国出版行业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采用转售价格维持，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发行）这一著作就是在固定转售价格机制下发售的。随后丹麦、瑞典、日本等国家的出版行业也都开始广泛推广“转售价格维持”[2]，到20世纪初，美国出版行业也在普遍采用转售价格维持机制，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在转售价格维持机制内进行发售且极具影响力的经典出版物。然而，随着信奉自由竞争的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的颁布和实施，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这一系统便开始遇到了非常多的现实问题，甚至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明文禁止，其理由是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反垄断法可确保市场的开放与活力，出版行业也不能例外。

由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存有争议，目前有一些国家对出版物零售定价同时存在自由定价和转售价格维持两大机制。这些国家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明确获得反垄断法豁免的条件，对出版物转售价格进行有区别的对待。可以肯定的是转售价格维持限制竞争，其存在一直都颇具争议。不同国家对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基本理念和认识也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对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认定也存在很多不同，如丹麦、挪威、匈牙利、德国等欧盟国家认为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必须是基于商业合同且买卖双方自愿实施的一种价格约定协议；而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自由定价和转售价格维持同时存在于出版物零售定价中，且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也适用于该国的反垄断法。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中，颁布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整个市场的开放与活力，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出版行业转售价格维持机制的存在可能导致出版物零售价格偏高于市场价格，最终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关于这一命题，有学者以日本五家全国性报纸实施转售价格维持为例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这五家全国性报纸零售价统一定为3925日元/月，其它地区性报纸售价会稍低一些，而全国性报纸发售通过转售价格维持机制会使报纸零售定价提升约500日元/月，虽然报社利用报纸转售价格的统一定价能够为自身增加利润，但给整个日本社会却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社会整体福利损失程度非常显著。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即使是主张出版物发售须遵循“转售价格维持”的专家，也普遍承认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可能会使整个出版行业产生限制竞争效果，降低整个行业的效率，但他们认为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可以促进出版业出版物的多样性，进而促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基于这一视角，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应当被反垄断法豁免。在实践中，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支持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其理由正是由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可一定程度地促成出版物的多样性。在现实中，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欧洲很多出版商的认可，所以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在这些国家可以获得当地反垄断法的豁免。

自我国反垄断法颁布以来，如何厘清和正确认识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和出版物多样性保护间的内在关系？如何制定关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豁免条件？是我国反垄断法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出版物的出版发行，我国出版业在2010年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中有明确规定：新发售的出版物在销售的第一年，须按图书标定的固定价格销售[3]，且对于一年后的优惠销售折扣也有明确规定，该规定为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取得我国反垄断法豁免权提供了条文支撑，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直遭人诟病，以至于国家发改委两年后对《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中的一些饱受诟病的规定进行了重新修订，如对新版图书销售价格、图书优惠销售最低价格、统一供货折扣等内容进行了调整与说明，但该次修订实际上仅是对涉及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部分内容的有限“松绑”，这次“松绑”对整个国内出版业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这次修订也并未完全放开出版物市场，更不是我国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适用法律。

二、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豁免的逻辑思辨

赞成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学者认为，该机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纵向价格限制，激励出版商、零售卖场出版、销售一些有文化价值，但利润较低的小众出版物，以促进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那么，在这个出版市场不断完善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时代，在将竞争作为基本市场规则的常态下，出版物多样性保护能否成为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取得反垄断法豁免的充分理由？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如何？是值得法律界、出版界共同思考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将出版物多样性保护作为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取得反垄断法豁免的理由不充分，其逻辑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

1.必要条件被忽略。目前争议较多的是取得反垄断法豁免的前提：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是依赖出版物多样性保护。一方面，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被一些专家赋予了很多文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多样性问题在反垄断法中缺乏直接的分析范式[4]。我们知道，除个别行业之外在实施反垄断法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适用反垄断法，可见竞争作为市场的必要属性，其基本价值和作用也是肯定的。若要对某一限制竞争的行业或行为给予豁免，则需要充足的豁免理由。不少支持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观点的学者认为，确保出版物多样性是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豁免反垄断法的充足理由。所谓出版物的多样性是指不同出版物之间存在不可替代的差异，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文化类型。出版物的文化传播效应是毋庸置疑，不同的出版物承载着不同观念、传递不同文化，而且不同的出版物对言论自由的价值，也无需多言。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一个显明的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证明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机制可以促进出版物多样性，但也没有任何实证结论可以断定达到出版物多样性目的只能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这一机制来实现，如果还存在其它方式来提升出版物的多样性，那么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机制的存在意义便可大打折扣。如果有实证结论表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是确保出版物多样性的唯一方式，那么这一理由足以使其取得反垄断法豁免的条件，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证依据来证明转售价格维持是实现出版物多样性的必要条件。在所有将竞争作为市场经济准则的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已被普遍适用于各个行业，而且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保证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保障公正的竞争能力、竞争机会意义重大。因此，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这种限制竞争行为想要获取反垄断法的豁免，必须要有非常充足、合理、科学的理由。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出版物多样性保护尚不足以作为出版物豁免转售价格维持的理由。

2.充分条件不充分[5]。实现出版物多样性的目标主要手段是依靠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机制来影响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的行为，但这一视角同样存在重大缺失，因为出版物的生产、销售涉及的中间环节非常多，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对最终出版物的多样性产生影响，如作者出版方式的变化、销售形式的革新等，所以转售价格维持不是实现出版物多样性保护的充分条件。虽然出版商的出版能力、审查标准可以影响最终产品的多样性，但是整个出版行业的真正核心是撰写、创作出版物的作者，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都只是将作者的创作成果有效地传递到读者面前。因此，作者创作出不同作品是实现出版物多样性目标的基本前提。如果出版市场上存在一种简单、便捷、价格低廉的出版物发售运作模式来帮助作者出版、发行作品，那完全可以不用通过转售价格维持来保护出版物的多样性发展。随着数字图书、博客、微信朋友圈等自助出版的出现，一种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新兴出版模式正被大家所接受。这一新兴出版模式大大降低了出版的准入门槛，简化了出版物的发售流程，缩短了出版物的发售周期，对增加出版物多样性具有显著的意义。由此可见，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不是出版物多样性发展之充分条件，因为影响出版物多样性的因素很多，并非只有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这一种因素。

3.有悖“竞争”原则[6]。不可否认，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为出版物多样性进行努力，但“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存在，同时也可能会影响整个出版产业链条上的其他环节。比较显著的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出版物的定价，目前的做法是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提升畅销书的零售价格，将发行不怎么赚钱的出版物造成的亏空，依靠发行畅销书获得的利润来填平，确保出版物的多样性，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二是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让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相互间避免降价竞争，进而不畅销的出版物也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这样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可以不用将畅销书的利润来补贴那些小众出版物。这两种做法虽然存在些许差异，但其内核是完全一致的，即通过限制竞争让出版商与零售商都能在小众出版物上收获利润，以支撑该类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实现出版物多样化[7]。然而，出版物出版发行是一项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计算成本并追求利润，在现实中如果某一出版物获利预期没有达到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的预期，那么出版商和普通零售商根本不会有动力完成出版发行。对整个出版产业链而言，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是通过影响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两个环节来达到实现出版物多样性目标的。但从现阶段出版业实际市场结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业在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这两个环节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为充分，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对这两个环节的作用相对有限。目前整个出版业具有明显市场集中的其实是出版物的批发环节，这个环节呈现出了较高的垄断状态[8]，如在日本出版行业中，每年超过70%的出版物都是由两家大型批发商来完成销售的；美国的英格纳姆公司则占据着整个美国出版市场50%的份额，这些超大型出版批发商的存在，使得他们可能会利用自身在出版市场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产生更为突出的限制竞争效果，进而严重影响最终出版物的多样性。当然，从出版行业整体市场竞争的理论效果上来讲，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机制的存在不仅容易被大型批发商利用，同时增强出版批发环节的垄断力量和介于出版产业链中普通零售商和出版商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初使出版业形成一种多方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抗衡效应（即“卡拉布雷西假说”抗衡效应），这一抗衡效应只有假设产品同质化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如果脱离这一假设条件，则根本不可能出现[9]。而若这一假设成立，必然有悖于产品多样化的要求。此外，出版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阅读选择，满足其涉猎多样文化知识的需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多样化。但是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关于出版物多样性更多的是从出版物供给的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眼中的出版物多样化与读者所认可的多样化是否一致仍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出版物多样性保护应充分考虑出版商、普通销售商和读者等多方的实际需求，且应当是以读者为核心的。如果以读者需求为中心，那么出版物多样性的直接目标应该是为广大读者提供多样化、多元化的出版物选择，让各种思想、文化都能得以充分表达。那么，出版商和普通销售商等供给者就要争夺需求和满足需求，让供给者为了满足消费者阅读需求而进行全方位的竞争。然而，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机制的存在，会限制出版商、普通销售商这些供给者之间的竞争行为，这样就违背了保护出版物多样性的初衷，也实现不了保护出版物多样性的目的。

基于前述，保护出版物多样性难以作为出版物豁免反垄断法的理由，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也不是确保出版物多样性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利用竞争促进出版物多样性仍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从长远来看，竞争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适用

在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果有限制竞争的特例，则必须存在非常坚实的理由和基础，显然，将出版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豁免反垄断法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就应该受反垄断法的规制，当然，具体如何适用？仍有待深入研究与分析。

从国际视野看，在已经实施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的欧盟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也都仅对于本国国内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予以豁免，很少对涉及成员国之间的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给予认定，因为相关当事方自身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来说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是促进文化多样性所必需的[10，11]。在十分注重市场自由度的美国，早期对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认定注重行为的形式，但随着反垄断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逐渐开始注重分析行为本身的影响，并根据实际市场效果来评估决定适用何种原则，且已在相关判决结果中明确指出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对市场竞争具有双重性的影响[12]，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既可能损害竞争，也具有促进市场竞争的效果。因为出版物存在区域性特征，极容易形成一个地区性极强的封闭市场，这样如果出于产业保护的目的，对出版业实施限制竞争，会对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充分利用竞争来促进出版物多样性仍然是出版行业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对于大众图书、专业图书以及中学以上的各类教育用书，由于这类出版物对竞争限制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因此，我国相关的法律部门应该对这类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坚决予以反垄断法规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某些限制竞争行为具有两面性，我国反垄断法也允许对一些满足特定条件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豁免[13]。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只要经营者与其具有纵向关系的经营者订立了维持转售价格的协议就可能会因违反反垄断法而受到规制，但在实践中这种认定方法较为笼统。虽然这有助于简化操作过程与节省司法成本，但对具有双重性的“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缺乏科学、清晰、准确的认识。因为关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则，除了需要深入分析行为本身的实际情况，还应当进一步考察相关市场，并根据经济分析来综合评判该行为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产生的影响。所以对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还应予以具体分析，即如果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可以根据反垄断法的豁免条款予以豁免。其一，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能够产生效率；其二，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其三，消费者能够分享由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所产生的利益。这一条款豁免模式正是基于我国反垄断法的豁免条款，并借鉴欧盟关于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豁免认定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如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转售的纵向垄断协议，因其涉及我国基础教育这一社会公共利益而应予以豁免。

总之，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可能带来双重性影响，我国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应该深入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应制定明确、清晰的认定要求和条件，确保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简单、便捷地辨别出哪些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应给予豁免，哪些行为需要进行法律规制。

四、结语

出版物多样性是否必须依靠转售价格维持？答案显然不是。从市场规律的视角来分析，利用竞争促进出版物多样性仍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从长远来看，竞争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不能否认，出版物转售价格维持存在客观的双重性。因而，出版物价格及出版行业的竞争问题是我国反垄断法正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外，有些国家采用维持转售价格的净价制度，有些国家反垄断法对出版物维持转售价格行为予以豁免，或是由行业协会担当制定或实施图书价格规制法律的角色。我国出版业属于应当自由竞争的行业，所以从总体上讲出版物转售价格应受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但在具体规则适用上则应区别对待。对于构成反垄断法中纵向限制竞争的行为，若涉及到国家基础政策且存在公共利益可根据豁免条款予以豁免，否则应坚决予以规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规制出版物市场中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推动出版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促成出版物的多样性发展，维护出版物的文化功能和消费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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