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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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范文第1篇

培田――这是一座拥有800年历史的村落，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是客家建筑文化经典之作。

培田古村，被誉为“福建省民居第一村”。培田村约有1000多居民，全村都是吴姓宗族。全村建筑之博大、保护之完好、珍藏品之多、文化底蕴之深，为外界所叹服。曲折古街，巷道，互为连通，把错落的明清古建筑有机连为一体，“虽是人工，宛若天成”。

培田春耕节希望通过挖掘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恢复和创新春耕庆典传统，在喜庆与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动员本地村民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活跃村庄公共文化，增进村民乡土认同，重拾人们对土地和自然的尊重，让人们在品味乡土美食、欣赏乡土工艺的同时，体悟到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社区、乡村与城市的和谐融洽之美，激发人们重新认识乡村文明的生态价值，重新建立人与乡村和土地的连接。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也是农耕文化文明史。二十四农事节气之首“立春”，“一年之计在于春”，计在于春即是春耕，有了春耕，就会有春华秋实冬藏，有了耕读并做，天人共生，就会有国泰民安，社会繁荣与和谐。

“耕者有其田，农民有其节”，培田春耕节源于“莳田节”。莳者，插秧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斛粮”，春耕是农耕的重中之重，至关重要。“传统时尚化，时尚传统化”，莳田节演绎为春耕节，是重农的升华，它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农业的重视，举办春耕节，就是传承传统。

春耕节的重头戏是庄重神圣的“祭土地”仪式，然后人们会牵着春牛，在锣鼓声、欢歌声中穿越培田古街，来到田间地头试犁，并且有机会栽种自己的树苗或庄稼。

古村落内，伴着十番乐声，村民们舞着长龙、耍着花船，沿着村道巡游，有的还牵着身披大红花的“春牛”，扛着农具，挑秧苗，依次游来，十分热闹。

随后，摆好五谷、鸡、鱼等祭品，在庄严神圣的氛围中，村中长者用客家方言诵读祭祀文，“一撒风调雨顺保万民、二撒五谷丰登富百姓、三撒……”以及纪念古圣先贤，敬拜大地。村里的孩子们身着汉服，手拿书简，朗诵《耕读之歌》，赞美家乡，秉承培田耕读文化。

仪式结束后，人群簇拥着春牛，来到田里试犁开垦，不少游客还纷纷下田，向老农拜师学艺。现场，还有犁田、插秧、抓鱼等农事比赛，以及客家手工民俗体验，包括手工扎染、竹编竹篮和花灯、特色民间剪纸、制作许愿灯等手工制作。

同时，“奔跑吧，培田”、“指压板背人”、“趣味抓鸡”等游戏，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使春耕节成为培田一张靓丽的名片。

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村落；规划；设计

中图分类号： S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历史文化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项目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基础相对优越，历史和人文脉络相对纯粹。从景观设计师的视角出发，历史文化村落可极大地依托山体、水系、林地、生物物种等自然生态资源，并将生态与自然景观的保护和修复作为先决条件进行规划设计。总的思路，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以自然景观和生态格局打底，将建筑、道路、地形看作景观元素，将历史、文化痕迹和生活印迹作为时间轴线，将新型的人居体验和生活方式的引领作为发展和示范方向，进行细致和可实施的规划设计。

景观规划目标与原则

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反映村落历史，能满足人们休闲、旅游和教育需求，景观规划设计强调以下几条原则：

1.场所性原则：设计体现场地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及特色。为体现农耕时代的普遍性的含义，设计中高度提炼一些农业化生产的符号表现时代特点；设计上充分提取村落中仍然保留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形式符号，如标语、口号、宣传画等，以记录一种历史的氛围。

2.功能性原则：满足生态环保、景观营造、休闲游憩、文化传承、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

3.生态原则：强调生态适应性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完善，利用乡土树种进行配植，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群落。

4.经济原则：充分利用场地条件，减少工程量，挖掘场地的经济效益。保留和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建筑和植物（大树），力图在最少改造的前提下，创造富有特色的景观；减少维护成本，大面积播种野花、野草和乡土植物群落；通过功能性餐饮及茶座的经营，获得经济利益。

设计理念：

对于历史文化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我们充分尊重场地的原有条件，其间的道路、池塘、丛林、古树及古院落，都维持场地原有的状态，本地建材或老旧砖瓦也被尽可能的利用。这种对场地的尊重，不但可为现代社会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也可为工程建设缩减投资和周期。当然，对一些与场地和主景观不协调的原有树木，设计也会对其进行移栽。景观规划设计会在充分护留原生景观的基础上，从材料、色彩、植物种类、环保和生态等方面入手，谨慎的加入一些新的设计元素，力求既能直观的反映原生的生态和人文背景，又能贴近现代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规划设计一般会以村落的本土文化为核心，以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等为主题，力求将村落打造成为融文化科普、旅游休闲及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参与性景观园区和可持续发展示范园区。

景观分区：

历史文化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一般可按照功能及景观特色设置景观分区，常规分区可至少包括：入口景观区、草堂与茶轩、古村落文化体验区、生态养殖区、宗氏祠堂景观区、景观绿化区、休闲游憩区等等。其中：

入口景观区，构成村落与世外的动静交融之所。作为游客与造访者的集散和休憩功能区，入口景观区宜营造浓厚而独特的山村气息和集市氛围。

草堂与茶轩是村落必不可少的景观节点，其不但是为游客提供品茗或小憩的场所，也是展示村落诗书文化的所在。

村落一般会整饬若干个古旧院落,也可建造部分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民房。古村落的房屋、院落通常会依地形地势而错落有致，加上水井、沟渠等历史遗存，与之交相呼应，构成灵动的景观元素。院落一般由灰砖或毛石垒砌围合，并辅以条石或砖瓦铺地，斑驳中彰显着历史积淀。每个院落会以不同的格局，和含蓄而精致的植物配植，展示主人或朴实或雅致的气质。

村落一般可将原来凌乱的养殖集中规划，整洁环境，规范管理。规模化的养殖，也可为游客的参与和互动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宗氏祠堂作为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使得族人传承着宗氏的脉络，寻到他们的根。祖训与祖宗排位，使得族人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在此凝聚。景观设计一般采用稳重、典雅的景观铺装形式和配植风格，以及经历时光雕琢的历史印迹，记录和讲述村落的沧桑与坚忍。

村落所依托的山林，多是夏荫烈日，冬障风寒，春华秋实，季相万千。景观设计会在林间贯穿小路，并在一些高大树木的下方开辟休息和活动的小场地，为游览增加舒适性和趣味性。路的两侧和亲近游人的景观节点，则按区段配植不同的野花组合，以丰富景观层次和植物群落构成。

休闲游憩区会建造素雅的砖木建筑，以满足商业、餐饮、住宿等需求，建筑布局较为紧凑，为游客休憩驻足及其他日常需求提供便利。休闲游憩区人流纷杂且活动频繁，此处景观以毛石类硬质铺装为主，以花箱、花架形式配置花卉，以便必要时为满足人员活动而腾空场地。

文化发掘：

历史文化村落一般都具有清晰的历史印迹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隐约于村落的建筑、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村落的文化符号可从传统服饰、家居器具、笔墨纸砚、书画案桌等具象事物中提炼，也可在庭前屋后、花境农田的诗情画意中品味。中国历代都是富有才情的时代，当代的古村落，清幽澹雅的园林氛围仍可以展示古时文人的隐逸情韵。即使是现代的人们，在这里仍可体会到那种精神领域的平衡，产生和谐宁静的心境。

生态与可持续：

历史文化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不应采用极端的生态保护与环境主义的方式，而应借助生态恢复和更新的思路，强调对原始场地条件的尊重和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强调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通过设计来体现自然与普通的美。

对于场地的生态环境，设计强调了生态适应性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完善与维护，强调可持续性。在充分护留原生植物的前提下，配植注重多样性，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群落。注重水体的自我净化与保持。乡土野花野草的使用，在丰富景观层次和植物群落，保持村落原貌的同时，更多的是向人们传达着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希望以此唤起人们对自然、对生态环境乃至对平凡事物的尊重。

总结：

历史文化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既不是对现有景观做彻底的清理，也不是恪守原来的风格和走极端的生态恢复道路，而是在现场调研的基础上，适度保留现有条件，并通过新的设计，表现场地精神，同时赋予场地新的功能和形式。实施途径概括起来就是，保留，重塑，创新。

所谓保留，首先是阅读场地，保留和尊重“无设计” 和原设计的场所精神。因为那是时间的作品，是历史的积淀，更是故事的载体。场地的原生植物群落（恢复），现有地形和高大植物，使用者的日常体验和活动印迹，都是保留的对象。

所谓重塑 ，就是对现有形式和场地进行改变或修复，通过增与减的处理，在现状基础上产生新的形式，更艺术化地再现原址的生活和劳动情景，揭示场所精神。并更充分地满足最现代的审美需求。

所谓创新，就是用创新的设计语言和可持续思维，适应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创新。 这包括：

材料的创新：乡土草花的种植，废旧建材（制品）的使用。

形式的创新：建筑主体的线角、图案、材质在场地空间中的呼应和延续。

空间的创新：为现代人的日常活动和心理减压开辟新的参与性景观空间。

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范文第3篇

一、从历史记载看其秧歌的文化源流

雁北地区秧歌的起源确切时间无法考证。最早见于朔州马邑村《赵氏家志·记事八·唱愿戏》所载“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许愿周岁为送子娘娘唱愿戏。时有亘育红秧歌为六月六淋生戏，于正日日戏翻舌终，将班请于奶奶庙唱祝愿、刘婆送子、拾金、草场……”的记录。在朔州刘家窑村还发现有“雍正九年七月，议和班秧歌到此一乐，唱《安安送米》《双驴头》《赶子》《教子》《斩子》……”的舞台题记。然而从演出的剧目看，清初朔州秧歌的演出地点灵活，演出剧目多属“二小戏”或“三小戏”，或以歌舞为主，或以唱功为主。足见秧歌此时正处于发展期，存在“两下锅”或“风搅雪”的现象。

秧歌在我国南北地区都有，还有许多以秧歌命名的秧歌剧，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就是实例。康保成先生针对南北秧歌“名同实异”的现象，指出北方秧歌实际是西域语“姎歌”同义语，是“汉族元宵社会舞队与维族‘姎歌偎郎’相结合的产物”③。笔者赞同此说法，且认为：雁北的秧歌源于古代农村社祭仪式表演和歌舞，经过长期历史变迁才逐渐发展为以“春节”为中心的带有节日庆典和祈丰意味的大众活动。地方志的记载又似乎昭示了它的发展轨迹。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大同府志》载：

其节序，“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各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演春于东郊。……元夕前日起，城市张灯结彩，垒旺火，郡城四大街尤甚。各乡村扮灯官吏，秧歌杂耍，入城游戏。十六日郊游，云“除百病”。是夜，设祭送先祖，妇女多哭者，清明夜亦如之。④

清道光十年（1830年）《大同县志》又载：

元旦，张灯结彩，贴春联；具牺牲肴馔，各以其力为差，祭天地、诸神及祖宗毕，家众以次祝贺。……“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⑤

这说明，在清朝中后期，雁北的秧歌在向秧歌剧转变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传统遗迹。只是秧歌在发展后期更多受到外来剧种的影响，尤其是梆子腔的影响，早期的演出风貌才逐渐消失。

二、从秧歌的演出看其文化特征

雁北是中原与边疆接壤之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区。作为秧歌的活动区域，必然会对秧歌有所浸染和熏陶。从前引《大同府志》《大同县志》的记载来看，雁北的秧歌在发展期是与节庆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乡民们“仿傩礼”“扮故事”“唱农歌”，秉承着春祈秋报传统。在发展为秧歌剧之后，戏班常供奉“三官”，平时戏班每到一地，将上写“三官爷之神位”的牌位供上，叩头敬礼。这些习俗无疑是受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

然而，雁北作为山西的北大门，长期作为民族矛盾激化和融释的中心，受少数民族影响形成了重武轻文的心理。历史上，武功战将如云，文人学士稀少。“俗尚武艺”“少好争讼”“词讼简少”“鲜好文学”“渐于文字”等话语也在志书中频频出现。尤其明清时期，大同、朔州作为边塞重镇，驻扎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兵，他们平时务农，战时打仗。这一带形成了以屯、堡、卫、铺、所等带军事性质的许多村镇。这样的人文环境决定了当地民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他们对于戏剧更注重观赏性，而轻视伦理说教，歌舞剧和生活剧是雁北地区秧歌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受到了边塞游牧文化的影响。

三、从地方音乐看其秧歌文化特征

雁北地处边塞，长期以来多民族聚居，有着载歌载舞的乐舞习俗。在2000年，考古人员在位于雁北师院的一座北魏墓葬内出土了一批人种不同、动作各异的乐舞俑，上有“太和元年”（477年）的明确纪年。这些陶俑多数为乐伎，且正在演奏某种乐器，也有作“杂技”或“舞蹈”者。乐舞俑的发现是雁北地区各民族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雁北兼收并蓄的博怀，也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历史上，在元朝人钟嗣成所著的《录鬼簿》中也记载了一位大同籍元杂剧作家吴昌龄以及他的十多部杂剧剧目。明代以来，雁北的歌舞演出较繁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明时大同代王府“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已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歧散乐者是也”。⑥众多艺人的流散必定会促进当地戏剧的发展。清代戏剧的演出更为昌盛。雁北地区的秧歌就在这种氛围影响之下逐渐从歌舞表演发展为戏剧。

“弦子腔”“罗罗腔”“赛戏”“耍孩儿”“道情”“梆子腔”等剧种长期在雁北地区互相争胜。其中“耍孩儿”“道情”“梆子腔”的流布地域较广，影响也较大。秧歌无论是剧目或音乐又都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诸如《偷南瓜》《拉老汉》《打灶君》《安瓜》《瞎子观灯》《打瓦罐》《借冠子》《顶灯》等成为它们共有的剧目。

另外，秧歌本是一种曲牌联缀与板式变化相结合的民间戏剧样式，俗称“梆纽子”结构。其中，曲牌联缀体唱腔又大致可分为训调、红板和小曲三类。训调有的从道情移来，有的受耍孩儿影响，有的为当地民歌俚曲，板式多从梆子腔中吸取而来。训调虽是秧歌的本源唱腔，清末以来却被逐渐扬弃，梆子腔虽是移自外来，却已完全地方化，成为主要唱腔。可见，雁北的秧歌在发展中，从各方面借鉴了当地其他剧种的长处，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的特征。

综上所述，秧歌在雁北地区非常普及，无论是剧种渊源，还是演出形式与音乐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当地传统文化与世俗表演艺术的影响，从而显现出浓重的乡土气息，且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色彩。

内容摘要：广灵秧歌、朔州秧歌、大同秧歌是在雁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地方剧种①，源于古代农村祭神仪式表演和歌舞，并发展为戏剧形式。从其演出和音乐结构看，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产物。

关键词：地方戏秧歌地域文化

注释：

①“大同秧歌”在其他资料中没有提到，但笔者在2005年以来的调查中发现在大同市所辖的碓臼沟等村落中的秧歌同样历史悠久。另据秧歌艺人刘善（男，89岁，碓臼沟村人）回忆，其祖父就是秧歌艺人，足见大同地区的秧歌也历史悠久，故在此提出“大同秧歌”。

②李富华，陈纪昌.明清以来雁北地区主要庙会综述[M].晋阳学刊,2007（3）.

③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9－71.

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范文第4篇

儿童应接受文化传承教育

教育是一项理想的事业。任何国家、任何文化的上一代向下一代传授的知识、技能、思想、观念，都是上一代人认为值得和应该传递给下一代人的，都确信对下一代是有好处的、有用的，不仅当下有用，而且对他们将来也是有用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培养孩子时，应面向世界，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在全球化浪潮袭来时，他什么都可以改变，但他的民族情感和特征应该永远不变。我们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并不强求其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是想让他们长大后，在闯荡世界的同时，对民族、对国家、对家乡更富有眷恋和热爱之情，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乡土的热爱，使其成为富有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的人。

对儿童进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自然需要对内容有所选择。因为，在民族文化的通俗形态——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内容，甚至成为民间生活中的迷信和禁忌。那么，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我们就要分辨出哪些是科学的、积极的，哪些是迷信的、不健康的。既不能一股脑把文化内容原封不动地全部端来，更不能一提传统就视之为陈旧、过时。我们要梳理、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健康的、有益的、美好的内容继承下来，用我们的理想，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把文化建设做到实处，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为我们教育理想的实现尽到力量。

传承民族文化的教育构想

对儿童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采用什么内容、形式、方法呢？这个问题，可以说需要从教育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中进行认真研究和实践。利用现存的民间艺术资源开展对儿童的文化传承教育不失为一个全新的构想。这一构想并不单单因为它新，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目标更接近，与所走的路径更有效，尤其是当这一全新的教育构想与其它文化传承教育的形式相组合时，它们将会共同构成一个更完整的文化传承的教育体系。

如果把民间艺术纳入儿童教育的内容之中，民间艺术在语言、文学、历史、美术、音乐之中的各个形态都可以成为儿童教育的资源库，甚至是实物形态的民间玩具也可以在儿童教育中担当重任。民间文化的这诸种形态虽然各有独立的属性、特点和形式，但是又并不相互替代或排斥，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汇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文化传承的教育中，应将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别汇聚在一起，使它们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力量，发挥教育的威力。

民间艺术中的教育内容

在中国的民间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民族文化内容。它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文化、信仰、生活、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情趣、聪明智慧和道德习俗，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刻的人文精神，达观的人生态度和纯朴、乐观、平和、幽默的乡土风俗与民俗事项。

多年来，通过民间工作者、艺人、专家学者的努力，在对民间艺术研究的方方面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如它们的起源、产生、发展；它们的民俗特征、分类、价值，其中包括历史学的价值、社会学的价值、文学的价值、审美的价值。不仅如此，民间艺术还同时传递着民间文化的相关

知识，如：中国的岁时节令“春风起，风车转，四时顺，兆丰年；五月五，是端午，香包香，五毒除”就不仅仅是关于节气的民谣，更蕴涵着丰富的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信息。

农耕文化与乡土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大学生；城乡文化；文化融合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与贫穷落后的乡村相比， 城市的繁华对人们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当乡村不再是农民自给自足的天堂， 当农民对城市的渴望愈来愈强烈， “进城”便成了众多乡下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到城市去”成了农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因而很多农民千方百计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希望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摆脱“农民”的命运，融入城市生活。然而，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多，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在这种形势的“威逼”下，农村大学生开始找寻另一种出路――“回乡创业”。但是这却和传统农民供孩子读书的初衷发生了冲突，电影《幸福的小河》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它在略带轻松的喜剧风格中，展示了大学生儿子带着大学生老婆回家当“洋农民”，与土里生，土里长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土农民”爸爸的一系列充满喜剧风格的矛盾，然而也正是在这各种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城乡文化的和谐元素。

一、《幸福的小河》中的农村大学生融入城市文化

（一）“洋农民”大学生在语言方式上融入进城市文化

影片中的男主人公丰收离开农村在城市里读了四年大学，虽然影片中没有明确交代他上大学前在农村的生活以及说话方式，然而，在回乡时以及回乡后他的话语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其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酷”和“不靠谱”是主人公丰收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而这两个词是近年来城市青年人群中极为流行的语言，“酷”用来表示一个人做事潇洒或者其他“好”的一面，而“不靠谱”则指人做事不着边际。这两个词语在丰收口中不断的出现也就说明了他在语言方式上接受了城市文化，并融合了进去。

（二）“洋农民”大学生以及“土农民”父亲在行为方式上融入城市文化

1. 中国农业社会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农耕技术进步缓慢，社会变革滞缓。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勤劳踏实，胆小守旧，求安稳，创新意识不强，惯于守业而不敢创业。而城市市民受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侵染，加之商品交换的需要使得市民容易走出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到新的社会空间去寻求生存与发展，故城市市民独立意识、进取精神、创新观念较强。

2. 农村人民朴实，不计较小节，而城市文化往往代表了文明与进步。在影片中，农民父亲在儿子与自己意见不一致时总会习惯性的用自己的烟杆打儿子的头，然而接触了城市文化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丰收也开始在意自己的面子，并与父亲讲道理，告诉父亲不要让其经常用烟杆打自己的头。

3.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电子产品问世，然而这些电子产品首先被运用的地方都是在前沿城市，农村则很少引进这些东西，农民很少也不会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然而影片中，丰收利用互联网对自己的紫荆树苗木进行宣传，扩大规模，在他创业成功，满山紫荆花开的时候，他送了父亲一个MP3，这在当时农村是很少见的，“土农民”父亲也在儿子的影响下去掉了“土”字，每天拿着MP3听昆曲。

（三）“洋农民”大学生在思想上融入了城市文化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得很多农民想方设法进城，“城里人”则意味着与乡下人完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农民”是他们急需要摆脱的一个身份。影片中，农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传统进城观念的人，不能否认这是城市文化对农民的深刻影响，不过，大学生丰收在接受了先进文化后，一改父辈们的观念，善于抓住机遇，运用先进科技，改造农村，实现雇佣劳动，这就改变了农民效率意识不高的情况，从而转为追求高效率的劳动节奏，和城市文化相吻合。

二、农村大学生融入城市文化的必然性

（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显著特点

1.农村文化

（1）农业生产及乡土社会塑造了乡土文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依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不能随便流动，农业生产及其条件使得农村文化具有勤劳、节俭、安土重迁、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等特质。（2）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比较狭小的乡村范围之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市场经济不发达使得他们交往的对象主要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这使得农民家族观念很强。（3）受农耕技术的限制，再加上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就使得他们更注重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不注重革新。

2.城市文化

（1）与农村不同，“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城市具有工业集中、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信息灵通、流动性强、经济实力较强等特点，这也就使得城市社会熔铸了平等、竞争、开放、法治、逐利等特质的城市文化。（2）受商品经济影响，城市市民进取意识，合作意识和创新意识较强。

（二）农村大学生融入城市文化的必然性

1. 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大学生主动追求城市文化

随着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增长，他们的视野也随之拓展开来，这就使得其能够打破传统的乡村观念，接受新事物，主动探索并追求城市先进文化。

2. 农村大学生较强的文化适应力使得其融入城市文化

农村大学生作为青年团体，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力，在城市的几年读书生活中，能够慢慢适应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接受城市文化的新特点，与城市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3. 城市现代化的生活以及巨大的物质诱惑促使农村大学生融入城市

城市代表着快捷，消费和享受，这种物质诱惑使得大学生努力想要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以便满足其更高的物质追求。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走向城市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形成了城乡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纽带，而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大学生群体转变思想，主动融入城市文化，面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他们踊跃创业，寻找机会，即便是回乡创业，他们也表现出了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新特点，扩大了城市文化的传播，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体现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由冲突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