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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奠基的管理理论。它实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美国泰罗为代表,另一个以法国法约尔和德国韦伯为代表。前者称为科学管理学派,后者称为行为科学学派。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重点研究了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主张一切管理都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其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倡导工人与雇主要通过“精神革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科学方法与原则,如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培训、实行管理与执行的明确分工、管理控制上的例外原则等。泰罗思想主要侧重于企业生产的现场管理。
泰罗之后,还有一些人对科学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如:甘特,发明了编制作业计划和控制计划的横条图管理技术,使生产组织工作逐步标准化,他还对工资制度更深一步研究,提出“甘特作业奖金制度。”福特,在1914年—1920年首先在汽车工业中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把生产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为实行生产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2.法约尔的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法约尔。法约尔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与一般管理》(1916年),他提出把管理分为五大要素,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并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项原则。他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概括了一般管理的理论、要素、原则,着重研究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问题,指出工业企业经营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他认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
另外,德国的韦伯也是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并提出了三种权力种类,认为其中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集权组织的基础。其代表作为《社会和经济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是适应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需要而提出的。
它具有里程碑性质,影响十分深远。
科学管理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着重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提出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严格的奖惩制度等,这对于以后的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忽视社会条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忽视了人际关系的研究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1924年,以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为代表,创立了“行为科学”的学说,由此管理理论的发展进入行为科学理论的时期。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学派是一种诞生于近代,形成于现代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早期为人际关系学派,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通过霍桑实验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梅奥。他的代表作是《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及产生行为的原因,指出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才是管理的最佳办法。其主要观点是:不能把工人看成是单纯的“经济人”,他们是复杂的“社会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强调领导者的能力。
另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是行为科学派的一类。马斯洛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并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通过满足人的不同需要来达到激励人员的作用。不过,马斯洛的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的一般关系,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需要的反映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而且他没注意到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该理论的不足,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对需要层次理论作了补充。他划分了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界限,分析出各种激励因素主要来自工作本身,这就为激励工作指出了方向。
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侧重激发人的创造性。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三、当代西方的各种管理学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协作关系更为复杂性,各种管理理论随之产生。
孔茨等人把法约尔的行为科学理论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维护一种环境,使身处其间的人们能在集体内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体的目标”。
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自成一家,他在分析了个人与组织后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给出了协作系统在共同目标下的组织的结构关系,目标是使组织有效率。
西蒙继承了巴纳德的思想而创立了决策理论学派。西蒙等人认为:组织就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在他的组织系统中使理论上决策最优和实践上的令人满意二项标准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数量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目标。在企业的目标下,用数学来解决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特色。
德鲁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技巧,是用技巧来解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问题。
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经理所承担的角色体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角色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从舞台术语中借用到管理学来的。角色就是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演员、经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角色。
四、现代企业管理新理论及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愈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战略管理理论。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年),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企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其所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必须进行五项修炼,即‘锻炼系统的思考能力,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的远景与开展团队学习”,以建立学习型组织。
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应顺应以下几个趋势:
1.以经营决策为中心。经营决策是对企业整体行为过程和各种经营活动所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应采用的策略和方针所进行的抉择。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决定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2.把人作为中心来管理。企业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好人的工作,注重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全面提高职工素质,采用各种措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更多地关心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
3.广泛地吸收优秀科技成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还包括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企业如果不善于利用新技术去开发新产品,就不能牢牢地控制市场,更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企业要根据自己的规模、类型、人员等条件,构建良好的组织结构,建立合适的企业制度,实行集中决策,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授权的管理艺术,调动不同部门、岗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现代管理理论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各学派理论将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必然会有更合理的理论出现。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更应汲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之付诸实施,这必将会提高中国的管理水平,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摘要:针对管理理论的由来,对各类管理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反映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并针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进行阐述,反映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
关键词:管理特征;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管理要求
管理活动自古就存在。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管理存在。然而,管理活动真正形成为理论,却是在工业企业产生之后。工业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管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企业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技的发展,使管理工作不断复杂,仅仅凭借个人的经验管理企业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与需要,企业迫切地要求提高管理水平,把多年的管理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用科学的理论代替传统的管理。最早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就是美国的泰罗,泰罗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财经类专业教材编写组.企业管理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李光.21世纪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3).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
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发生转变的产物。即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由主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转向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转变来自于管理实践的需求的推动。组织活动的社会化及各种关系的多元化,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复杂化,组织与其上下游战略联盟、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环境变化不确定性、要素的跨国流动、市场的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了组织边界的扩展。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管理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组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解决问题视角的不同。
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问题研究具有不同的层面。保罗·格里斯利认为,管理学有一个核心元素(利用给定的资源达到目标),然而这个基本的核心含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人力资源、环境等)扩展。每个人对管理任务的理解的水平具有内在的转移局限性。对很多管理者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管理任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是导致管理理论多元化的又一原因。
科学管理的主要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人的努力方面,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管理科学是与车间或作业层的最佳努力有关的,因而是一种微观的方法。与此相反,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行政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高级组织层的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上,对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基本过程的说明。这是一种宏观的方法。在工业方面,管理科学实际上并不侧重于战略问题,而主要是研究战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科学家并不从事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不良结构”的问题。这类问题用精确的数理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的。他们侧重研究可以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基层、中层的管理问题。
不同的视角产生于管理学者不同的经历。管理学中的各个先驱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在管理的整体中引进了一个新的侧面。例如,泰罗由于他的工程教育和冶金方面的训练,对工场工作的成绩作了仔细的研究。而法约尔则由于他在采矿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而用经营与协调的观点来考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谢尔登和甘特则从个人及个人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开辟了管理责任新领域。由于这些管理学者侧重于管理的不同方面,多年来又各自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思想状况有些混乱。
(三)管理研究方法上不同。
“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形成与管理学众多的管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出现的结果造就了管理学的学派林立。[11]94从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上,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统古典管理理论的衰亡,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博弈论、统计学,甚至现代物理学,都在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影响着管理理论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管理学渗透。有学者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相差较大,而同一学派学者的专业背景则大体相同,行为科学理论中的学者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而管理科学学派的学者大多有工科背景。行为科学家主要是从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社会科学衍变出来的,而与此相反,大多数的管理科学家则来自数学、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学科。所以,这两门学科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正常的。
商学院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出现了两份对管理教育具有影响的有关工商教育的报告。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委托并资助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A·戈登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E·豪厄尔的研究,另一份出自卡内基公司资助斯沃索莫大学的弗兰克·G·皮尔逊进行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工商教育的状况:工商管理学院甚至在定义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教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一片混乱。由于墨守成规,商学院没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培养出具有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人员。
他们建议改革未来的商学院的课程内容。自此,像数量和行为科学这类课程激增,因此聘请了数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未经过工商训练也没有工商背景的人员到管理学院任教。
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科背景上,还体现在研究范式上。描述性范式与规范性范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规范方法一直被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注重的是事情应当如何;他们研究组织及其环境,以便提出能使组织作出更合理决策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对有关人的行为的经济-技术设想提出了疑问,而他们关心的是描述人和组织实际行为的方式。
(四)实践者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管理学者中,追求管理理论的实用性和管理理论的唯知性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随着管理教育走进课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进入到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来,他们倾向于用定量的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理论的精确程度,而实践派则大多倾向于用定性方法,关注理论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效用。所以,由于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他们的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管理学者们很难走到一起。
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了著名学者以及工商、教育和政府中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实践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美尼尔·A·雷恩对这次会议的争论总结说:
学者们只能理解那些来自自己专业的人,而实践家们则无法理解学者,学者也是如此。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中指出,“我们仍然处于管理理论丛林时代??也许(走出丛林的)最有效的方法要靠领导潮流的管理者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缩小职业实践与学院派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孔茨同时也责怪他的同行学者没有把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从管理的本质看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
判断一门学科的标准是其具有自己的假设、目的、工具、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管理有权利作为一门学科。但许多学者指出了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如保罗·格里斯利就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混合的概念,管理学在其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一门学科,它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因此它更适合被称为超学科(Meta-Subject),它包括了对各种学科的思考、分析和实验,考察在管理行为中这些学科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贡献。彭新武指出:从实践上看,与其说科学管理理论是探索管理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努力在管理中应用科学。管理工作涉及做事的方法和技术、技巧。管理既应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也应被看成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是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的。
就管理学的教学而言,这种整合的必要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学生应该欢迎管理理论的多样化,而不应试图获得简明的知识体系。研究的课程是复杂而动态的,而这个知识体系又是不断演化的。
许多学科都能对管理学作出贡献。组织是复杂的系统,它们本身就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那种建议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很好地包进一个包袱,然后用一条简化了的理论丝带将它们捆扎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和管理实际工作者应该承认和吸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任何要将这一研究领域禁锢于某种有限的观点的企图都将减少我们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的灵活性和机会。
参考文献:
[1]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JanesF.Stoner等。管理学教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4.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关键词:管理;管理实践;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6-0010-03
一、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组织要在变化的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努力提高效率和增加效益。而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组织更好的发展,通过组织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组织的效率,实现组织目标。管理学作为研究组织中管理活动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如何合理配置、高效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以更好地完成组织的目标。
人类的管理活动历史悠久,在管理学形成之后,管理理论先后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变革,形成了3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管理理论的形成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是建立在“物本主义”基础上的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企业的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这一期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企业管理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化,“科学管理之父”泰罗主张运用科学管理替代经验管理;法约尔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认为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提出管理人员应遵守的14项原则以及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主张非人格化的管理。第二阶段是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又划分为两个阶段,行为科学学派阶段和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行为科学学派阶段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的影响作用。20世纪40-80年代,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科学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系统管理学派、决策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等多个流派,呈现出管理的“丛林”。第三个阶段为后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后现代管理思潮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目前,后现代管理主要侧重于研究战略管理、组织结构、组织的变革与发展、知识管理、绿色管理、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跨文化管理等。后现代管理学说更加注重人性化管理,是高层次科学管理、变化与多样化和人性化管理的有机结合,而且管理从本质上正在演变为“以人为本”的管理。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但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管理科学化进程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与国外现代管理科学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管理科学发展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我国除少数学科方向外,多数管理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未达到国际水平。由于起步较晚,西方管理学一百年所走的路程、所创的理论,在同一个时间集体出现在我国,使得我国的管理环境比较复杂,理论界中外来观点众多,而具有本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还较少、不成熟,还有待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系统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
二、未来管理实践的发展特点
从管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是推动管理活动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手段,这极大地推动了管理实践的发展。影响管理发展的第二大因素是与管理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决策科学、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科学的发展,为管理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广泛而深入地推进而发生的各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实践之间的融合、借鉴,也促进了管理实践及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上因素的快速发展使管理在功能、组织、方法和理念上产生根本性变化,未来管理实践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
1、信息、知识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各个层面,成为管理活动的重要构成因素。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信息管理渗透和体现在各种管理的所有方面和全部过程之中。与此同时,出现了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演进的发展趋势。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和发展,其本质是将信息转化成为知识,用知识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2、现代管理的实质是创新,企业的管理不再是被动守旧的活动,而是为创新创造条件。信息时代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快节奏确定了管理创新的主导地位。创新是一个组织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赢得竞争胜利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可靠保证。在组织机构上,柔性模式代替了刚性模式,学习型组织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模式。在管理方式上发生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创新型管理不同于守旧型管理,它把创新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使管理随着技术、市场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也要求整个组织及其组成人员是创新型的,把创新作为其活动的主旋律。可以预言,创新管理是未来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创新管理有助于企业促进全面创新,从而使企业更好地适应激烈的竞争,从中脱颖而出,永葆活力。
3、管理活动日益复杂,管理范围不断扩展,管理活动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频繁,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跨国公司的管理是典型的国际化管理,它跨越国别、社会制度、文化,这使得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复杂多变。如何在复杂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观念、在不同性质的组织中更好地实施管理以达到预期目标,成为极具挑战性的一项工作。此外,各种不同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相互借鉴、交流、融合乃至反思必将进一步推进和影响管理活动的发展。
4、风险管理在未来管理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未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甚至关键的组成部分。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崛起,市场、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导致不确定因素增长。信息不完备又加剧了风险。环境瞬息万变,人们在管理活动中不能不考虑风险因素,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在捕捉机遇的同时努力防范风险。在风险管理中,应加强监测预测,以预防为主,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因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分析风险形成的因素,预测风险到来的时机,积极采取防范风险的对策,以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减轻风险和做好承受风险的准备。
5、“硬”管理向“软”管理的转化。管理发展史表明,存在着由理性的科学管理即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以人为本的“软”管理的转变。“软”管理的发展是以“硬”管理的存在为基础的,而“硬”管理又靠“软”管理来提升,需以“软”管理的指导为前提。早期的管理较少的考虑个人因素,个人的情感、心理等问题,管理活动较为机械。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心理、行为对管理活动的影响。而早期的以物为主的管理逐渐向以人为本的管理靠拢,越来越注重个体的活动。
三、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
为适应管理实践的发展要求,管理研究也将呈现全新的发展趋势:
1、管理学发展的哲学化、伦理化、合规化趋势。管理学的哲学化趋势,表现在从哲学的高度,对管理进行了最高层次的考察与解释,将管理与哲学沟通起来。管理学的伦理化是指管理的理念等应与道德伦理相结合,企业借助伦理道德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此外,现代企业还应注重法律理念的塑造与培养,通过合规管理,树立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理念,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持续稳定和安全。
2、新的管理学分支的发展将更加迅速。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资本的管理,信息共享的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人力资本管理的创新,新型的组织结构,如学习型组织、战略联盟、虚拟企业等新型组织形式的管理,将形成一些新兴管理学分支。此外,还有对企业寿命周期、对企业的成长方向、成长速度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的成长管理;由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而导致危机管理;将机会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探讨如何认识机会、寻找机会、利用机会,结合风险管理,为企业决策服务的寻机管理等。这些分支均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进行总结、研究。
3、管理研究将更多地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紧密结合。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发展除了管理实践创新的不断推动之外,还有其他相近学科的推动,其中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都在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
4、管理研究将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特色,管理研究向东方管理思想回归。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企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将越来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如何充分开发人的智力和体力,将成为管理学更为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将人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的研究将更为突出。在管理思想的研究上,西方管理理论呈现出向东方探源回归的趋势。随着人本主义管理时代的到来,见物不见人的基于利益驱动与诱惑思想下的西方管理技术,受到了严峻挑战。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性得到充分尊重、个人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即人人都是管理者的模式,与传统的东方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应当把对人的理性管理同感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把企业中正式组织以及员工间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管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新的管理理论内容和管理方法层出不穷。在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应灵活运用这些理论,这将有助于提高现代化管理的科学水平。
四、对我国的启示
近些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为企业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不断创新的挑战。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在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不仅仅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取决于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程度。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全世界倍受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管理科学化进程,提升我国管理科学研究水平有着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同处于一个时代,我国管理的发展趋势应与世界管理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加速我国管理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以先进的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活动是当务之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照抄照搬国外管理理论,而应在借鉴西方先进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实际,建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及适合国内管理实践需要的管理理论,以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国际管理学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促进国外先进管理理论的中国化。另一方面,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深入研究中国的管理科学化问题,分析我国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管理学学科建设与世界接轨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陈黎琴.现代管理学理论发展及其研究方法综述[J].商场现代化,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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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est Developing Trend of Management Theories Home and Abroad and Relevant Enlightenments
Zhang Zhaotong
(Henan Engineering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一、从会计学的来看
会计学是随着经济管理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的长河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总是很关心其拥有的财富及变化情况。从原始会计到官厅会计,再到会计,经济管理的需要始终是会计发展的动力。
复式簿记之所以产生于十四五世纪的意大利,是因为当时的商人、冒险家和银行家们需要借助账目来管理借贷关系、损益并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革命发生后,为了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尽早收回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折旧会计才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地逐步发展起来。同样,为适应管理上对成本计算精确性和成本控制的需要,原在账外进行的成本计算被纳入了复式簿记体系,形成了成本会计,也完善了财务会计。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各界对“自由放任”的会计实务提出了不少批评,甚至将经济大萧条归因于会计信息的虚假,因此,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会计职业团体或政府制定会计准则,规范会计实务。这充分表明会计不但对于微观管理有用,对于宏观管理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既然会计发展的动力根植于经济管理,作为反映会计实践客观的会计学就必然深受管理实践的。管理学是关于管理的本质和管理的发展规律的,因此,管理学也应当是会计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从管理学的发展来看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初。此后,管理学的若干重大突破和重要学派都对会计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1911年,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论述了“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后来发展成为标准成本制度和预算控制。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流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从“复杂人”的假设出发,了需要理论、期望理论、领导理论等。相应地,在会计领域产生了责任会计、行为会计等,并大量地运用行为科学学派的研究成果。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创立了决策学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这一著名论断。不同的决策需要不同的成本数据,内部管理需要不同于对外报告所用的来计算成本,于是变动成本法应运而生,并成为决策会计中和控制成本的重要手段。现代管理学中的数量学派主张用数学模型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它对会计学发展的贡献表现在建立存货控制模型、销售预测的线性回归模型等方面。质量会计学直接体现了质量管理与会计学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当代管理理论“丛林”式的发展,才使会计学形成了今天如此丰富的和庞大的体系。
三、从会计的职能来看
按照马克思“过程控制与观念”的论述,我国学者把会计的职能概括为“核算与控制”两个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会计核算主要是指事后核算,也就是记账、算账、报账的总称。但即便是这种狭义的“核算”,也绝不可能脱离管理而存在。核算本身就是一种管理,同时它又为其他管理提供有力的帮助。比如,成本核算提供了成本的结构及其变动的信息,对外可作为制订售价的依据,对内则是成本分析、考核、控制等的前提。管与算从来就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管算结合,算为管用。现代会计的核算职能还包括事前和事后核算,这样,会计就参与到顶测、决策、计划、控制等各项重大的管理活动之中了。
控制是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会计控制是对会计主体资金运动的方向、流量、时间以及结果等所进行的规划与调节。它包括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与事后考核和评价。显然,会计控制是一种综合性的企业管理活动。要搞好会计控制,必须遵循管理学揭示的客观规律。
有人认为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与监督”。对于“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成为会计的一项基本职能,理论界尚有争议。笔者认为,会计监督是通过会计工作的记录、计算、分析和检查来实现的,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检查、督促的一项管理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的监督,促进各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会计监督也是一项管理的职能。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还有其他的职能,如参与决策。会计决策可以理解为对会计原则、、和模式的选择,其实质是为了以最适宜的反映来实现最有效的控制,在管理总体中发挥会计的最大作用。广义的会计决策是指会计人员为了解决资金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或把握机会而制定和选择活动方案的过程。一般认为,会计人员仅处于参与的地位,着重从效益的角度决策的经济可行性。会计职能的也说明,会计是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会计的核算、控制、监督、决策都是一种管理的职能,那么,管成为会计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而然、不言而喻的了。
四、从会计学的理论体系来看
会计包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分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提供信息的目的和方式不同。
财务会计中包括许多管理学的。例如,现金内部控制上应当坚持职责分工、定期换岗、收支两条线、发票收据连续编号等原则,目的是使会计人员互相牵制、以利稽核;会计上采用永续盘存制,在财产清查的基础上进行账实核对,可以及时发现资产的被盗、变质、毁损等情况,加强管理;会计的凭证审核、试算平衡、账账核对、账证核对等,既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也是对有关凭证反映的经济业务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对有关账户所记录的资产、负债等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上述这些都是管理活动。
管理会计主要包括决策会计和责任会计两大部分,其核心是决策会计。管理会计的创建和发展,本身就是为了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它充分体现了会计与管理的高度统一。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因为经济发展要求企业管理必须合理化、化,对外部环境要具有灵活反应和高度适应的能力。如果决策失误,那么执行中的内部管理工作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决策会计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大量吸收管理学的科学成果而形成的,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随着高新迅猛发展,信息、知识经济的出现,管理会计中又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作业成本制和成本企画。作业成本制既包括成本也包括作业管理,成本企画既继承了传统目标成本制的优点,又与零库存、零瑕疵的适时弹性制造系统融为一体,它们都充分地表现出会计的管理属性。
五、若干问题辨析
管理学是20世纪初才形成的,在此之前能说管理学是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吗?作为会计学基础的是什么管理学派?会计学的管理学基础与经济学基础有无冲突,它们的关系如何?对此笔者认为:
1.管理思想的萌芽不迟于会计思想。而且,现代会计主要包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分支,而“管理会计”这一术语在1952年世界会计师联合会上才获得一致认可,由此管理会计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学科。
2.作为会计学基础的管理学是一个体系,既不是其中某一派,也不是所有的管理理论都可以直接引用到会计学中来。
所谓“理论基础”,强调的是管理学为会计学提供思路、理论前提和方向等;同时,也不否认会计学的发展又反过来充实了管理学的内容,验证了管理学的某些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