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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主义思想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启示
1 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理论,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然后流传到其它国家。人文主义这个称谓来源于“人文学科”,是由世俗学校设置的,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针锋相对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当时反封建的主力军。
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用人性反对神权。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智力,可以创造一切,以此与神权相对立。“人性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理论纲领。
(2)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
人文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肯定现实生活,提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从而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3)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人文主义者鼓吹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推崇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乐的源泉”。
(4)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这是人文主义者主要的政治思想。
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是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性等。现代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最基本的是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漠视,把人看作宇宙间 最高价值来尊重,肯定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价值的体现,不是乌托帮的空想。最重要的是人除了在自然界生存的自然规律之外,还是精神性的存在。但这种自由的人文精神必须建立在有序的人文平台上,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规则。
2 人文主义思想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顺应人文主义思潮,完善人文教育模式,创新人文主义特征,营造鲜活的人文教育氛围,直接体现人文主义理念与特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得以实现:
(1)改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学习者的主体因素和心理环境,尊重学生的个人感情和个人需要,提倡包括认知和情感在内的教育。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形成个性化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思维品质的过程,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个性,造就学生的人文素质。以人文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主张学习者与教育者分享控制权;主张以协商的形式进行学习;主张共同承担;主张学习内容要符合学习者自身的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人文主义教学大纲强调学习者要为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比如自我决策、自我选择并实施学习活动、表露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偏爱等。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学习者的指导者和顾问。人文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教学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和以自由为基础的学习原则。它强调每一个学习者皆有学习潜力、学习天赋;学习应当是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自由学习等等。人文主义教学大纲的远期目标是培养符合人文主义心理学标准的人才;其近期目标则是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性学习就是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和发展,自我检查评估。在目前高校招生普遍扩招的形势下,由于学生的水平各异、学习能力各异、学习策略各异、学习动机各异以及普遍的师资匮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学习中心”或“英语自主学习中心”,甚至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自主学习英语,从而最大程度地实行个性化学习。校园网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室时空限制,构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教学空间,学生可以在校园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开展学习,需要学多久就学多久。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自主选择不同程度的学习材料,设定学习目标,决定学习进度,不断作出调整,并最终实现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
(2)改变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自2004年4月份起,教育部在全国180所院校试点实施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这次英语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原来以阅读理解为主转变为以听说为主,把教学中心转移到全面提高英语的综合实用能力上来。此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更加注重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改革的手段就是要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加上课堂教学,来推进英语教学改革。改革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把现有的大纲朝着大学英语教学要求方向改变;二是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三是改革评估方法。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特别是网络技术,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具备以下优点:①大班授课与小班操练相结合;②课堂教学与开放式自主学习相结合;③光盘多媒体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④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这些优点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有着天然的联系。
(3)改革评估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评估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众所周知,语言测试的目的是根据被试的考试分数来衡量其语言能力,因此在语言测试中要充分考虑试卷的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真实性(authenticity)、交互性(interactions)、影响(impact)和可实践性(practicality),利用测试的反拨作用来促进教与学的理念的变化,保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良好的语言测试应该建立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法、学习论和心理测量学等理论基础之上,它是教学工作的辅助手段,并只能服务于教学工作。
一、“法律认识论,:吴经熊早期的法哲学思想
吴经熊早期的法哲学思想主要关注法律的认识论,即如何来认识法律,以及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其思想大概形成于他留学欧美期间(1920-1924年)。对于如何来认识法律,他认为既不能像笛卡尔那样用抽象思维来认识法律,不能用“我思故我在”的替代品“我思故法在”来建立法律的存在;也不能像认识时空那样通过我们的直接认知来认识法律。不应仅仅依靠理性来认识法律,必须加上经验。经验是由人类的记忆和直觉组成,并且他是在斯宾若莎的“认识三重论”(知觉、概观、直觉)的意义上来使用“直觉”一词的,这种直觉使我们对四周数量巨大的事物表象留有印象。法律的本质属性不能被四种意识中的任何单一能力来认识,“惟有通过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的总和。我们才能期望对法律获取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法律的概念与法律的知觉
吴经熊认为应该通过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来综合认识法律,回答了法律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法律。法律认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吴经熊分为以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和霍姆斯的法律知觉论来探讨此问题。施塔姆勒认为,法律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形式,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是永恒不变和无时间界限的。抽象的法律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的、共同的元素:(1法律是人类的意志,与自然现象相区分。法律是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相区分。(3)法律是来自权威的公共意志,与习俗规范相区分。(4)法律是神圣的、来自权威的公共意志,与专制权力规则相区分。吴经熊对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进行了两方面的评估:一方面,他认为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是抽象与纯粹形式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契合的法律概念,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法律标准,为我们跋脚的法律科学提供一根强有力的拐杖。另一方面,他认为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的危险之处在于:逻辑上之真实仅为现实世界之一部分,过于专注于不可改变与普遍有效的逻辑形式,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与内容,无视了“我们生活中正在跃动的脉搏”。霍姆斯是从心理学和经验论,而非逻辑学来认识法律。他认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是一门卓越的预测科学,是从“坏人论”角度关注法院对未来产生的案件将要做什么的预测。他把“法律”、“权力”“义务”等之定义都建立在心理法理学基础之上,“提供给我们一个连续的知觉系列”法律没有绝对确定性,在法律的生命中总是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法官可在特殊案件中创造新法律。吴经熊意识到霍姆斯的思维方式是与施塔姆勒完全不相同的,知觉与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知觉与客体直接相关联,关注的是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概念与客体间接相联系,关注的是事物的共同标准。
(二)法律“形式”与“质料”之综合:吴经熊的法律认识论
1.法律质料与形式的综合:对霍姆斯与施塔姆勒的调和与超越
施塔姆勒从逻辑概念上来认识法律,关注法律的概观,坚持逻辑与形式的优先。霍姆斯从知觉经验上来认识法律,认为法律不过是预测法庭在事实上将如何判决的一种预言。他关注的是法律的质料,认为形式的惟一用处只在于保留内容。吴经熊认为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正确的,但同时认为两者都不够全面,只看了法律的一个面向。他认为要全面的认识法律的本质,必须提出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综合施塔姆勒的概观与霍姆斯的个观,从整体上来研究法律。“不论法律的概观和个观,均假定法律系自己存在的东西,因此他们二者是从不同的立场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存在着的法律。
“法律的存在”( existence of law)是法律背后的一个更高的根源,是法律的终极基础,是法律概念与法律知觉的共同根基和起源。吴经熊以“法律的存在”来综合并超越了法律的概观与个观、形式与质料、概念与知觉,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法律的本质,认为“法律的终极基础,等同于一切事物的终极基础,且法律的意义来源于宇宙之最初的自何处来和最后的往何处去”。他还借用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来说明“法律的存在”“我们相信,在法律作为物自体这个假设中,这种综合的统一体能够被发现,并且这个共通的起源看来也存在于自我意识之中,因为知觉和概念必须预先假定感知和构想的这个主体。因此,他认为:“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法律。既然吴经熊以“法律的存在”作为法律认识论的出发点,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法律的存在”呢?施塔姆勒通过系统的理性反省,运用逻辑推理认识到了法律的概观;霍姆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讨论,运用经验和心理学认识到了法律的个观。若要对法律有全面的认识,不能单靠一种能力,必须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四种能力的综合才能达到。所以,吴经熊提出了“理智直觉”的这一方法,它综合了理性、经验与直觉,它包涵着理性逻辑和审美感知,是“深思熟虑的审美客体”。逻辑推理的方法,或是经验知觉的方法,来认识法律的存在都不够全面。因此,吴经熊认为,若要全面地理解法律,应该从整个知觉,即理智直觉,来认识法律的存在。
关键词:神话;文学;古今中外;人文主义;精神;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2-0026-04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愈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愈是有彪炳千古的神话故事代代相传,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基因,生生不息地传递着这个民族独有的精神圣火,并濡养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气质。无论是被称作“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还是被称作“西方文明策源地”的古希腊、古罗马,抑或是被称作“上帝的选民”的古希伯来,都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孕育和栽培了最古老的神话。可以说神话是人类在漫长的自身进化过程中,自然生发的一条人类文明的原根,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条古老的根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因而神话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更宽广的人类文化蕴涵,表现出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充盈着沁入人类骨髓的人文情怀。无论各民族神话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流传体制上有多少差异,但它们在放射人文主义光芒的这个基本点上是具有通感性和同质性的。
一、神话即是“人话”
什么是神话?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神话就是“话神”――讲神的故事。也有人说神话就是“人话”,表达人的心声。其实无论是讲神的故事还是表达人的心声,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都决定了它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神,而这个客体同时还是一个载体,即“神”只不过是由“人”创造出来替他们发声的一个工具而已。神话故事中讲述的神奇世界其实都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是人类对自己童年时代深情的回忆和拙朴的解释。因而,所有的神话都是人的生命历程、情感体验的最真实描述,都是人类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最真实抒发,都是人类愿望希冀、梦想追求的最真实表达。
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横向地梳理各民族神话的同质性与感通性,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你会惊讶地发现,虽然各民族起源和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同,各自的文化土壤也完全迥异,但从精神维度来考量各民族的文明史的话,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海洋文明抑或是草原文明,都孕育了非常相近的早期文化形态,表现出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无论是表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的神话还是表现人与自然关系、远古战争的神话,纵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外神话确实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比如中国的神都高大无比而且外形迥异于人类,尤其是他们的道德境界都是人类不可企及,而西方的神则和人类同形同性,道德水准几乎等同于人类甚至还不如人类。但这种差异性却恰恰表现出神话共同的人文主义内核。只不过中国神话表现的是人文主义的理想状态,希腊神话表现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状态。归根到底都是通过神的故事表现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和人的希冀。更何况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外神话的相同、相通和相似点。人类睁开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时都会本能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些疑问,生活在不同文化土壤的各民族先民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了几乎相通的猜想:比如都认为世界原本是个宇宙卵,因而宇宙卵成为世界文学的最原始母题;都认为是泥土造人,于是人与自然既对垒又休戚与共的爱恨交织的关系就这样生生不息地难解难分了,即人类一方面要战胜自然,一方面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于是人与自然也就成了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正因为此,中外神话中都有大洪水的灾难描述,可见洪水在古代社会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生死攸关的巨大灾难,而人类战胜洪灾的共同愿望和智慧也都从这些神话中表现了出来;几乎在远古时代,各个民族的祖先也都幻想着可以飞向天空,表现出人类共同向往自由翱翔于宇宙的高远志向,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充分证明了古人的这种浪漫情怀实际上是人类作为天地间最高级生物的与生俱来的共同自信。所以无论是神的故事还是英雄传说,无论是东方民族的神话还是西方民族的神话,无论是高大异形的道德崇高的神还是跟人类同形同性的有着各种天然缺陷的神,实际上神话所表达的都是人类在自身进化过程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情感体验和希望诉求。而这些用绚烂神奇的神话故事包裹着的都是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只是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学还没有产生,人们当时的智力水平还无法解释自身和周围世界的一切现象,只能“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支配自然力,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这些神话也就消失了。”①
二、神话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如马克思所说的产生神话的土壤和空间不在了,那么神话也就应该消失了。但是很奇妙的是,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神话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一度成为文化的主流。比如欧洲中世纪,《圣经》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帝创造世界并严厉而仁慈地统治世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中国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以及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也广为流传。也就是说到了封建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神话都发生了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
在欧洲,神话从人本到神本的演变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而产生流变的。作为基督教渊源的东方犹太教中关于上帝耶和华创世的神话原本也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正是它的人文主义内在特质才会在传播过程中能够与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质相碰撞、渗透和圆融。但是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在使基督教走向巅峰的同时也完成了它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在从公元45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一千多年中,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一统天下万流归宗,所有的文化形态包括政治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都无不在基督教神学的统辖禁锢之下,成为基督教神学驯化人心桎梏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神话这种原本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文学样式,这种自然生发于人类童年时代,随着人类的成年原本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学样式,却被迫充当起了基督教神权愚弄人民、驯服大众的教化工具。一旦成为僵死的工具,它原有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内核就被可怕的冷冰冰的神性所取代了。于是希伯来的《犹太古代故事集成》也就蜕变为欧洲基督教的《圣经》。
与西方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从进入商周之后,文化的神本色彩逐渐减退,人文色彩逐渐增强。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诗歌以及汉代的辞赋等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使远古神话一度退出了中国文化神圣的历史舞台,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这些神话也就消失了”。可是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传播,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将几乎已经绝迹的远古神话故事的文学样式加以改头换面之后重新续上了香火。但是从志怪小说的内容和主题看,无论是干宝的《搜神记》还是颜之推的《冤魂记》,都极尽神鬼怪异之能事,为诡异而诡异,已经不再延续远古神话那种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这种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来看待这一现象的话,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人为宗教成为某一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那么它的强盛就使文学不得不沦为宗教的附属物,而宗教本身的神本性决定了它需要利用神话的表现形式来宣扬神本宗教思想。因而神话就在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后,又被人为地“呼唤亡灵”,不得不成为宗教神权的宣传工具。在那个宗教神权万流归宗的时代,人们处于一种人为造成的蒙昧状态,无法接触其他知识和真理,充满神秘玄奥的神话成了人们唯一可以汲取营养的精神食粮,神本思想也便随之深入人心了。因为“历来文学作品都是最形象的生活教科书。”②
三、神话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
我们纵观文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完成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并不是神话的终结,就像事物的发展不会是直线轨迹而是螺旋轨迹一样,神话也发生了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只是在东西方它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历程略有不同。
在西方,神话的人文复归必须要说到文艺复兴。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用复兴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思想,去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权。因为这个时代欧洲新产生了一个工商阶层,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它迫切想登上历史舞台,可是它不足以跟它的天敌――基督教神权组织(教会)相抗衡,于是就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用神话反对神权。聪明的资产阶级深谙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核,就利用神话的外壳来宣扬人文主义的内核,在不知不觉中就用古代神话的内核取代了基督教圣经神话的内核。以此为突破口,人文主义思想逐渐蚕食了教会一千多年建构起来的神本主义文化的领地,使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普照欧洲大地。在完成了文学和艺术的复古壮举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也羽翼渐丰,终于在18世纪的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启蒙运动后,武装夺取了政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应该说,文艺复兴是欧洲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乾坤大挪移。也就是从那时起,东方文明开始衰落,西方文明开始崛起。而源自古代的神话所固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东方文明的代表来说,中国的神话也发生了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只不过这种复归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明确直接,而是渐变式发展。这种渐变主要体现在民间传说中。中国的民间传说无不打上神话的烙印,而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无论怎样具有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都是人的愿望和情感的表达,和远古神话的人文情怀一脉相承。无论是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的传说,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传说,甚至是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渲染后形成的唐玄奘西天取经的传说,都是在神话的外壳下宣扬人文情怀的内核。这些神话色彩浓郁的民间传说将人的愿望希冀、人的感情意志、人的价值取向、人的是非判断用这种神奇的叙事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表现出一种含蓄的意蕴和拙朴的智慧。中国民间传说的这种叙事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唐传奇、宋话本、明清传奇剧、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从中汲取了创作经验,或者从神话传说中“移植”甚至直接“复制粘贴”情节内容,进行二度创作。
欧洲和中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的神话,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流传体制上都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维度却具有同质性和通感性。所以它们在被宗教神权人为地神本化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实现了人本的复归。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有意识利用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中国的民间传说则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利用神话的人文主义情怀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愿望。因而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的民间传说所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加深切,更加纯粹。
四、现代神话的湮灭与苏醒
狭义上的神话原本只是特指产生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的一种口头文学样式,它的黄金时代只在原始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一切社会和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奥秘都能够被科学道理所解释的时候,人类也就创造不出绚烂神奇的神话了,现代文明湮灭了神话。但是我们从广义上看,其实直到现在,神话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发生了变异:童话故事、神魔小说、志怪小说、志异小说、科幻小说、如今流行的穿越小说、修仙小说以及后现代派的一些文学流派(诸如魔幻现实主义、新新小说派等)都应该算是神话的变异或者叫变种。也就是说,神话产生的时代虽然远去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神话还在继续,或者说神话已经在苏醒。《哈利・波特》风靡世界就是一个例证。只是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断是特指远古时代产生的狭义上的神话,是真正自然产生自然发展的神话。而近现代的神话则是人类有意识利用神话的表现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神话的精神本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也正是因为神话的内在精神本质是表现人文情怀的,所以它才会被现代人类这样珍惜,不抛弃不放弃。正如马克思所说“历来文学作品都是最形象的生活教科书,它能够为人类提供的诸如生产关系、生产力……乃至风土民情等方面的资料是任何其他学术著作无法取代的”③神话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是其他任何学术著作无法取代的。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学记录生活表达情怀,那么,神话这种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文学形式就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参考文献:
[1]王志耕.外国文学――人的主题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2]杨正先.简明外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齐宏伟.欧洲文学与信仰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杜宗义.外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大学语文 语文教育 人文素养
引言
对于大学语文教育来说,其作用不仅仅是提高大学生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也是其重要目标。[1]大学语文教育通过其对学生进行讲授的各种经典文学作品为媒介,使这些作品中包含的思想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文学经典作品来说,除了其娴熟的语言运用技巧和艺术外,其中包含的各种人文主义精神思想乃是整个作品的灵魂,也是其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因此,大学语文教育中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思想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一、大学生在人文素养上需要提升的方面
由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各种专业人才方面,因此,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也主要着重于各种专业知识的教育,尤其是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种理工科以及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产生的最大问题是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大学语文教育以及其所重视的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忽视,而高质量的语文教育及相应的人文素养又是大学生人生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一)与他人交往时势利刻薄
大学语文教学要求学生具备的人文素养之一,是要尽量考虑他人和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在帮助他人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很多学生形成了只顾短期利益的拜金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对很多大学生最大的影响是在与他人交往时斤斤计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自私自利,势利刻薄。不仅不符合大学语文教学中强调的尊重关心他人的人文主义情怀,也直接同中国传统的“仁者爱人”的美德背道而驰。这些与他人交往时势利刻薄的大学生,必然因为其自私冷漠而受到其他人的排斥和指责,从而不利于其对社会的适应,从根本上影响其学习和今后的发展。
(二)对待自己不思进取,怕苦畏难
对于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环境的改变对其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其必须面临着不同于中小学时期的更大的竞争,以及必须为自己进入社会做好准备的挑战,此时其迫切需要吸取大学语文教育中提供的榜样力量,适应这种环境的改变,在新的环境下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为自己更好地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不少大学生却由于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忽视而无所适从,遭遇几次困难之后即自抛自弃,意识不到困难的暂时性及自身努力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努力学习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素质都需要艰苦的付出,他们同样得过且过,怕苦畏难,不愿意通过暂时的付出而取得相应的进步。其结果是陷入一事无成、难以取得任何成绩的不利处境。
(三)人文素养的基本知识积累的缺乏
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在学校所受教育的主要知识是其所学的专业知识,人文素养方面的基本知识则更多地通过大学语文教育获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学生由于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忽视,缺乏人文素养方面的基本知识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很多大学生根本不知道中国设立民族自治区的省级行政区有哪几个,不知道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在哪里,甚至有少数大学生不知道中国四大发明具体是什么,不知道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启蒙思想运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其在进入社会后,不仅会使其很难理解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现象,而且很容易使人对其产生浅薄、见识浅陋的印象,从而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作用
大学语文教育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各种文学知识的教育,使文学知识中包含的各种人文思想和知识对学生产生相应的影响,从而使其对大学生在上述人文素养方面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一)养成团结友爱、尊重关怀他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经典文学作品,到处闪耀着尊重关怀他人,团结友爱,注重集体荣誉的思想光芒。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仁爱精神,以及忠义孝悌的美德,都是强调对长辈朋友兄弟等自己周边的人群的爱护关怀以及尊重和照顾等。相关的描述以及事例,在中国的各种儒家经典文学中比比皆是。而现代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各种人文主义精神,更是强调各种以人为本,对他人要尊重和宽容,崇尚和平,讲究平等和自由的可贵。因此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处处体现出对势利贪婪的鄙视,对残酷冷血的厌恶,以及对他人不幸的悲悯和同情。因此,通过大学语文教育这些文学经典的讲授和学习,大学生可以从中吸收相应的思想精华,逐渐养成团结友爱、尊重关怀他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二)养成自强不息、不怕困难的精神
作为大学语文素材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着对各种自强不息、不怕困难精神的歌颂和赞美。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表述;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所表达的不畏困难、不怕失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浪漫主义激情;东晋祖逖为了北伐中原,光复故土,从小“闻鸡起舞”、行军时中流击楫的豪迈;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大轰炸的艰难时刻,发表战斗到底、决不妥协的宣言。都会使人闻之精神振奋,从而促使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时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不颓废、不向命运低头,坚持不懈,为自己今后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增加大学生在人文知识方面的积累
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同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他的人文知识相联系,大学语文中的各种文学经典,往往是同时期历史在文学上的最强音。因此,在大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大学生要想真正理解相应的文学作品包含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对相应的人文知识进行相应的了解和学习。[2]因此,大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学习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对相应的人文知识进行积累的过程。如学习唐朝的诗歌,就必须对唐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当时的地理、军事情况、思想变迁有着基本的认识。学习司马迁的《史记》,就必须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背景、司马迁本身的家世经历以及特长等有着初步的了解。而学习的《可爱的祖国》,则需要对中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与近代的百年屈辱互相对照,才能真正明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国家的崛起、为人民的安乐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豪和悲壮之情。因此,大学语文中文学作品的学习,对大学生人文知识的积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教育可以促使大学生在与人相处时养成尊重关怀爱护他人的良好习惯,对待自己能形成自强不息、不怕困难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能在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增加其对人文知识的积累,从而全面提升其人文素养。
三、大学语文教学中对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具体措施
大学语文虽然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上述的一系列作用,但要使这些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还需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这些具体措施如下所述。
(一)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
要想使大学语文教育能最大程度地起到提升大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其重要的前提是大学语文教师能对学生起到相应的人文素养提升教育的功能。假如大学语文教师自身对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人文主义精髓不能进行透彻的理解,对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缺乏相应的储备,其在大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能起到的指引作用也就可想而知。因此,高校必须通过专业知识考试以及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语文教师的相关素质进行考核,以提高其相应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过程中,自己也应当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假如大学语文教师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要达到这样那样的道德情操标准,而自己在具体行为时却与之背道而驰,很容易引发学生对相应的人文精神的质疑乃至逆反情绪,从而严重影响人文素养教育的效果。因此,大学语文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人文素养的榜样。
(二)提高大学语文中包含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的比例
大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选取,其最重要的标准不应仅仅是语言艺术的高低,而应尽量注意其中是否包含有相应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包含人文精神的程度。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瑰宝之一的宋词,就包含了以家国情怀为基调的豪迈派和以日常情绪变动为基本描述素材的婉约派。很显然,在语言运用艺术方面两者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其对大学生能够产生的人文素养提升的作用是大相径庭的。[3]婉约派宋词除了能使大学生充分欣赏到这一流派的语言艺术之外,在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在大学语文教材中,应主要以豪迈派而不是婉约派诗词作为宋词文学作品教学的主流。只有提高包含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在大学语文中的比例,才能充分发挥大学语文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作用。
(三)课堂讲授中注重对相应背景知识的介绍
在大学语文的课堂讲授的过程中,大学语文教师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对相应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进行充分的讲解。很多大学语文教师一方面由于其对大学语文承担的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认识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也对相应的文学作品的背景知识缺乏了解,因而经常将大学语文上成纯粹的文学鉴赏课。大学语文中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背景知识往往对大学生增加其人文知识积累相当重要, 因此在课堂讲授中应注重对相应背景知识的介绍,以充分发挥其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语
参考文献
[1]彭书雄.基于人文素质培养和语文能力提升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论[D].华中师范大学,2006.
关键词:人文主义 工具性 人文性
人文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对语文的学科性质产生质疑和争论,以往人们过度重视语文的工具性,新课改后提出语文的学科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至此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的争论告一段落。但是在具体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泛人文教育”现象使得语文的工具性难以发挥,语文课沦为空洞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不利于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提高。
一、人文主义对语文课程的影响
人文主义最为明确提出的时间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反对宗教和神学,把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们从关注神到关注人。文艺复兴经历了近三百年,当时的人文主义的内涵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从“人本”向“物本”的转化使人们进入了对物质的依赖为基础的时代,无论是生活还是教育都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功利性。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对人文主义的研究,但研究仍处在“非官方”的阶段,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语文的人文性,从“非官方”到“官方”,从理论成熟到实践层面,我们走了20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里,我们探讨着语文学科的性质,从最初的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到人文性的复归,再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经历了太多的争论和质疑,但是这些都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理论指导实践,在具体的语文课堂教学上怎样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不久又陷入了讨论。
2012年,新的语文课程改革就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存在于理论之中,也不是几场顶级教育家的争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立足于实践,着眼于真实的语文课堂教学。教材怎么编?语文课怎么上?评价怎么评?才能体现语文的人文性;语文知识是不是应该系统的呈现?重构语文知识的标准是怎样的?实际教学中的“泛人文教育”怎样克服?才能使新课改更有利于语文学科的进步和长远发展。
二、过度强调人文性导致语文教学陷入尴尬窘境
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最终使得人文主义复归,但长期受工具性的制约的语文教育开始关注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从只注重语文的工具性到关注语文的人文性,促进学生语文技能和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教育工作者对语人文功能的追求过于疯狂,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贯穿于整个课堂,空洞的“泛人文教育”致使最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日渐边缘化,常常将语文课上成了思想政治课。
语文学科中人文性的复归不仅体现在语文学科的进步,教育改革的进步,更体现了人的进步。从单一重视工具,到重视工具带给人精神上的享受和感悟,就是最大的进步。过去的题海战术固然不好,不科学,不仅学生的负担过重,而且综合的语文素养得不到提升,可现在语文教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抛弃技能训练,走向空泛热闹的“伪讨论”后的思想感悟。似乎有的人忘了,人文教育需要政治,历史,语文,哲学等众多的学科来共同承担,语文课过度重视人文教育显然是“做多了”分外的事的同时忘了“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前提是“在其位,谋其政”。现在语文教学的尴尬窘境就是不仅将自己本身的工具性职能丧失了,而且抢了其他学科的工作,关键是还没做好,只是注重表面功夫。
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学偏人文,轻工具的现象很是普遍。首先,在教科书的编写上,多侧重玄妙得让人很难言清,言明的“人文主题”,缺少扎实有效的技能训练和条理清晰的知识梳理。“现在不少语文教材的练习设计,普遍存在去技能化的倾向,缺少有效的能力训练,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语文教学的泛人文化倾向……有的拓展练习,结合实践活动等,无论是设计动机还是活动目的都不是为了语文,而是指向语文之外的什么地方。”[1]语文知识不能系统呈现,导致了目前中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欠缺,基本技能的下滑。其次,在课堂教学中的伪讨论,学生分组聚集而坐,很多时候不是在研究文章中的字,词,句,段。课堂异常的活跃和开放,好似“生本”的理念得到实践,但是学什么的讨论多偏离老师或学生们的疑问,更多讨论的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是衣食住行。讨论完全流于形式,一节课下来思维没得到锻炼,口语交际能力没得到提升,唯一的收获就是师生都很开心。这难道就是语文课堂的“人文性”体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长远之计:立足实践,在重视语文工具性的基础上,发挥语文的人文性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学科最基本的性质,哪一方都不可能在教学中偏离。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在实际教学中主要体现于语文能力的培养,就是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而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则主要体现于对学生的人格、个性、精神世界的关怀,就是要重视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趣味。但两者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是“统一”的,可以说语文是一种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的工具。但并不是说在每一堂语文课都要将这两个性质体现出来。如果讲生字就侧重于工具,如果讲诗文,自然就注重人文性的作用了。
要真正把握好语文的学科性质,我的想法如下。首先,教材的编写上既要系统的,渐进的呈现语文知识,也要注重人文主题的探讨。其次,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本,注重老师的引导,但是又不能对学生放任自流,各种教学手段不能只流于形式,要真正的为语文教学服务。再次,完善评价体系,克服以知识为本的量性的,单一的评价方式,提倡以学生为本的质性评价方式。既要看到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要看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和感悟能力的提升。
语文在达到自由的审美境界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繁细琐碎的“技能”训练。[2]所以语文教学的长久之计就是要立足于实践,在重视语文工具性,注意锻炼语文技能的基础上,发挥语文的人文性。唯有这样,我们的语文教育才会充满生机,不会畸形发展。(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