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价值观 涉外经济

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自然产物，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在汉语中，“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西方国家，文化是接受过相同教育和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们共有的心理程序，这种心理程序使得某一个地区的人们用同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并产生不同的感觉和行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文化差异成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等自然环境，决定了农业生产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对农业生产极其重视，古言有云：“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地位而产生的一些观念和认识就会对整个民族的素质、心理特征、思想价值和文化传统产生极深的影响。种植业具有季节性强和规律性强等特点，人们必须遵守自然规律才能有收获，因此中华民族养成了安分守已的品性;农耕民族都是共同遵循自然规律、共同承接大自然的恩赐，因此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好品德;长期以来，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自给自足常常与世隔绝，因此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当家族成员处理内部利益同外部社会关系的时候，常常对于家族关注过多，表现出自私自利的特点;在家族生活中，“家长”拥有绝对的说话权和权威性，因此在中华文化中，“家长制”作风和家族“集权”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二）西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畜牧业生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西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意识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农业生产相比，畜牧业的劳动方式更加灵活、受自然规律变化的影响较小。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牲畜完全听从放牧者指挥，这就加强了人的主观意识和主导地位。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他们的意识观念是：人是自然界的主体，不用受到环境的约束，可以凭借主观意识和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受自然规律约束较少的劳动关系，使得西方人民都富有冒险精神，开拓和创新意识比较强。由于畜牧业生产的流动性比较大，造成西方民族对于地域观念、家族式的长幼观念十分单薄。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人和其他同类、地域以及环境的关系常常是变化的，这就造成西方人民的经历丰富、眼界比较开阔，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比较快，且思维方式非常丰富。

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思考问题时偏向于先整体后局部，注重形象思维，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将外部线索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1]。中国人不擅长于将某个事件的组成部分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分析，而是根据当时的背景对问题进行大致的全局分析之后，再去思考细节问题。中国古话常讲“顾全大局”就是整体思维的主要体现，思考问题时习惯先整体后局部，由大到小，对社会环境极其敏感，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极易向社会压力屈服。这种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偏重形象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由此及彼的联系。在中国文化中也总是强调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在社会关系中，中国人强调集体，以维护整体利益为重。中国人对于隐私的观念较弱，讲求团结合作，互帮互爱。

西方人强调抽象思维，考虑问题从局部到整体，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往往参照自己的内部线索，从周围的环境中独立出来，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对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他们擅长局部到整体的逻辑思维方式，其思考形式往往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一切事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界限分明。他们强调自我成就，只对自己负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比较松散，人们之间的依赖程度较低。西方人尤其注重个人隐私，他们的婚姻状况、个人收支和等都是不容轻易打听的。

（二）不同的价值观。

在中西方价值观念中，最大的差异就是人们对于本性和“面子”的理解差异。在中国，自主以来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扎根，并强调内省和修身的作用。中国人办事注重面子，人们说话讲究委婉含蓄，提倡感情内敛。而在西方，许多国家都信奉基督教，受到《圣经》“原罪说”的影响，将“人性本恶”作为广泛的人性论，他们认为人生而自私，活在世上的人们必须要不断赎罪来获得末日的审判，最终到达彼岸。这种价值观念是的西方人不断追求变化和超越，并极度讲究诚信[2]。西方人与人交往讲求直率、情感外露。当交流环境发生冲突时，西方文化更关注自我面子的保全，而集体主义更关注双方或他人的面子，所以中国人往往采取协商妥协的方式处理矛盾，而西方人则选择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来保全双方的面子。

（三）不同的时间观念。

在不同文化中，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单向计时和多向计时。西方国家通常采用单向计时制，他们做事往往采用线性的形式，即在一个时间段内只做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要严格按照计划和日程表有序的进行。这种单向计时制的核心就是“准时”，奉行“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实践的是多向计时制，人们普遍认为时间是可以变通的，对时间严格控制的观念不强。人们能够接受被打扰，可以同时进行多向任务。

三、文化差异对涉外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自加入WTO以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大大加快，国际市场中的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原则也逐渐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渊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的逐步完善，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均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然而涉外经济活动中，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涉外经济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外语人的思维、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会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进行抵制。当外语人对异域文化产生偏见或排斥的时候，就会对商务谈判、品牌命名和电子商务等涉外经济活动和进一步的商务合作发展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一）对商务谈判产生不利影响。

商务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商务谈判，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渗透在商务谈判的方方面面。中西方谈判方式的区别极大，西方人重视细节，谈判代表通常将精力集中在问题上，并希望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人提倡“关系论”，认为只有双方建立良好关系问题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因此将主要经历放在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并且在处理问题时倾向于多任务同时进行。[3]中西方的谈判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中国人在切入正题前，往往先务虚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再务实进行谈判;而西方以美国为例，他们总是直接表明目的，将方案通过数据直观的表现出来。

（二）对商务合作命名的不利影响。

在涉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合作双方离不开对中英文商标品牌命名的讨论，但是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会导致命名符号的选择千差万别。在数字方面，汉语倾向于用8而避免4，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喜欢7而忌讳13。而且在文化内涵方面，中西方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例如蝴蝶在中方文化中代表美丽和爱情可以用来作为商标，而西方则认为butterfly是轻浮之物，会让消费者对其耐用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涉外经济发展中，如果在品牌的命名忽略了目标消费者的语言文化，会让该品牌进入国际市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三）对电子商务的影响。

相关学者表示，电子商务涉外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于财务或技术而是文化差异衍生的系列问题。文化差异会让不同社会的群体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对于信息的接受方式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电子商务是将互不谋面的双方联系在一起，因此商业信用是其发展的基础。如果在贸易双方缺乏信任，网络交易不可能实现。电子商务最早发展与西方国家是其文化的产物，而中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在利益冲突时，会选择利己主义，这种信任确实造成社会信用的降低，极大制约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

四、总结

在涉外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消除文化差异，就要培养多元的文化意识，学习掌握其他文化的特性，在商务活动中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观，而且要清晰的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当涉外经济中，如果双方文化存在重大冲突，可以采取适当规避或借助第三方文化的方式来寻求双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颖.文化差异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J].学术交流，2012， 06.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嫁娶文化；传统文化；现代经济；促进作用

1. 中国传统的婚嫁文化

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民族民间的一些习俗都随之变化，也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和支系的不同，经济形态的差异，以致在其婚俗地域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以汉民族婚俗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独特的婚俗，汉族婚俗的基本仪程包括(1)纳采：纳采指的是议婚，男方家会派使者去女方家求婚；(2)问名：当男方家得到女方家同意后，便进行问名的礼节，便于占卜是否能够成婚，还有吉凶。问名主要问女子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姓名、在家中的排行等，也就相当于现在订婚；(3)纳吉：在男方问名之后，便会请人用龟甲占卜算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若得好的占卜结果便派使者去女方家报喜，也就是现在的合婚。在纳吉过后，男女双方的婚姻才算正式确定；(4)纳征：纳征礼是婚俗仪程中最为关键的礼节，男方派使者送聘财以完成婚礼，也称之为过大礼。在纳征过后，男女双方婚姻进入正式阶段；(5)请期：待男方家决定了男女双方的成婚吉日，才会正式通知女方。后来请期逐步演变为铺房、送妆、催妆；(6)亲迎：新郎接受父亲赐酒饮尽后，便出发迎娶新娘。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它不仅仅是现存的一种现象，而是经过民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很多地区，传统的嫁娶文化仍然保留着最为原始的、带有特色鲜明的传统模样，通过这些有形的传统文化来表明传统文化的无形遗产是经过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华。

2.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取向

(1)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社会价值：婚嫁是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的大事。婚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事者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甚至族群之间的事。婚嫁，对新郎新娘来说意味着其人生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从此获得了新角色，有了新的责任和义务；(2)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商业价值：我国传统婚嫁的每一种习俗，每一个仪式，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传统嫁娶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的有效结合更是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以传统嫁娶文化为依托的商业模式更是数不胜数,并且嫁娶文化在这些商业领域中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例如：乐曲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周易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3)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我国传统婚嫁文化和习俗经常会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与传统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现代人们对传统嫁娶习俗和文化的认识也大部分源于影视与文学，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

3.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的应用实践

(1)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从经济的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充分认识文化知识建设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文化知识建设的、凝聚力、扩散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社会经济已经从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转变成了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全面发展。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文化知识的发展占有相当高的成分，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3)当今社会文化产业通过快速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经过现代化的不断创新与继承和创新，将成为现代经济和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坚持以义为导向的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和坚持以利为基础的正确的物质价值观的相互统一，明确了利与义之间的选择和思辨与选择，坚持物质的消费、创造和积累要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2)我国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克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在国家权威的基础上，避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发展性危机，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贯彻能力，强化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调整了各种利益关系间的冲突，增加了社会凝聚力，加强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宏观调控；(3)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转变成了独特的经营思路，缓解了因市场竞争白热化而造成的社会震荡，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4)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不断加深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经济理论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后，给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大的支撑，降低了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出现震荡时的社会成本。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衔接性，现代企业经济发展中的忠诚信用、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都根植于传统的文化道德，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命力要受到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滋养。因此，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尽力做好文化知识建设工作，以全新的文化理念来带动现代经济的不断腾飞。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经济文化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在总结北京城乡一体化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北京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二元体制；公共服务

【作者简介】王朝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作为首都，北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由于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城市差距明显，有些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成为制约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

（一） 资源由主要向城区集聚调整为向郊区和农村延伸，“三农”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1 年， 北京市人均GDP 首次突破1 万美元，这不仅意味着北京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近8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向郊区注入的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 年的20%、2004 年的40%，到2005年接近50%，而且50%以上的比例已经连续保持5年。其中在2009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0.2 亿元，同比增长63.5%。就收入来源而言，农民收入已经由以前单一的经营性收入拓宽为目前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种渠道。2009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86元，增幅13.4％。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首次突破60％。与此同时市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亲近自然、体验生态正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和休闲度假的现实需求，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北京的农业功能由单一向多元转型，客观现实的需求，引导北京农业形态和功能深层次变革。

从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农村传统产业的提升，城市新兴产业的延伸，城乡人员交流的加速，需要在中心城之外寻找契合点。北京未来发展的潜力将蕴藏在过去被当作城市神经末梢的农村。集新农村建设、生态治理、种植养殖业、民俗旅游业、观光农业发展为一体的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统筹7个山区县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70条沟域正在进行或完成整体规划，17条沟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乡村旅游改造提升”等工程的带动下，2011年前三季度，全市农业观光园收入9亿元，同比增长21.3%；民俗旅游接待收入4.4亿元，同比增长39.5%。

（二）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2008年北京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稳步推进300个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初步完成了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四年规划。2009年北京市新农村“5+3”工程总投资达80多亿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建设，覆盖1700 多个村庄。农村居民参与“5+3”工程达到600万人次，获得劳务性收入5亿多元，12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2008年，出台《关于推动区县合作促进生态涵养发展区协调发展的意见》，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亦庄与生态涵养发展区5个区县及房山区签署了5年的区县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促进区县间的互助合作。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在实现巩固绿化成果的同时农民也得到了经济补助。2011年村庄的街坊路硬化绿化、老化供水管网改造和一户一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户厕改造和公厕建设等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资金达70多亿元，120万农民直接受益。

（三） 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实行农民转移就业登记制度，将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全部纳入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范围。通过实施再就业援助制度，2009年全年累计转移就业10.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172%。让农民转移就业、有效就业、享有城乡均等就业政策，一直是北京市近年来最为关注的民生大计之一。截至2009年，北京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乡镇100%建立社保所，行政村100%建起就业服务站，京郊163万农村劳动力，已有88.4%以不同形式实现了有效就业。北京市社保“扩面提标”有序推进，养老、医疗实现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48.2万人。在全国率先消除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盲点，实现制度全覆盖。《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养老办法》全面实施，新农保的实施范围、缴费水平和领取年龄得到规范和统一，实现了“城保”与“农保”的城乡互转。

（四） 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向均等化方向迈进

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搭建了“北京市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工作平台”，深入开展了医疗、养老、低保、就业、教育、文化、邮政等民生工程，进一步确立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近郊区低保实现城乡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7%，门诊和住院补偿率分别提高到32%和50%。2009年，乡镇综合文化站和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基本完成，实现每个乡镇所在地、每个行政村均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2009年实施了“新四统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全市统一规范“特殊病种”门诊补偿范围、统一试行乡镇卫生院“零起付”补偿政策、统一住院补偿“封顶线”18万元、统一推行“出院即报和随诊随报”。2009年1月启动了《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制度打破了城乡户籍界限，将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并实现了缴费、待遇等标准上的城乡一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全覆盖和一体化。

（五） 探索建立金融支农联合工作机制，城乡二元体制有所突破

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在农业信贷、保险、担保、投资、信用等方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批准《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法》，即将开展试点工作。2011年12月10日，第一家以北京银行为独立法人的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在延庆挂牌开业。在全国率先对种植小麦、牧草的农户实行生态补贴政策，率先构建了农保、农投、农担、农贷、农信、农基、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七农”平台，支持、保护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修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险种由10个扩大到16个。随着北京村级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在迅速推进之中，目前全市已有812个乡村的52万农民“变身”农村集体资产股东。合作社法实施一年来，全市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计2136个，已覆盖到种植、养殖及农产品销售、加工等多个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完善了《北京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扩大试点指导意见》，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征地多元化补偿安置指导性意见》。

二、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生活水平和发展条件的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长期对农村投入不足，且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偏重于农村生产，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状态没有明显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差悬殊。远郊区县道路长度、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环卫机械等城市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近郊区的1/3～1/8。郊区城镇地区污水处理、垃圾清理等基础设施不配套，限制了其缓解市区人口压力功能的发挥。目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城乡统一，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却按照户籍不同实行分轨运行，因制度分设、管理分离、资源分散形成了二元医疗体制。实行区县统筹的新农合在筹资方式、定点医院、起付标准、报销水平等方面均不相同，政策标准达35 种。原本最基本的、覆盖所有市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却因为居民和农民的身份被区别对待。

（二） 城市对农村补偿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受损

一是对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补偿不足。为了减少北京发生沙尘暴和涵养水源实施了封山育林、绿色隔离带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但与此相对应的生态补偿机制2005年才建立。中心城区主要发展二、三产业，中远郊区主要承担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符合区位理论，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同区位条件下土地发展权的不公平。虽然近年来北京不断完善土地收储和绿隔补贴政策，但是，现有补偿标准基本只考虑对农业生产直接成本的补贴，且多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出现，没有考虑对农地发展权限的补偿，弱化了对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和补偿效果。二是城市扩张占地补偿机制不完善，区域内价值创造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失地农民不能获得持续、稳定收益。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相邻土地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有较大差异，因而引发征地纠纷。由于城市对乡村的补偿不足，相应的补偿缺乏可持续性，使得一些地区在以土地开发带动村庄整理的过程中，整理动力不足，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 未形成城乡产业联动发展趋势，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由于北京城市中心区发展吸纳了周边的人才、资金和自然资源，使农村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缺乏补充产业的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旅游综合配套能力不足，山区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旅游一线和辐射景区的联络不通畅，影响了当地农民收入。郊区小城镇发育程度低，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有限，缺乏聚集效应。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转移性收入增加得益于政府近年来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而财产性收入增加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房屋出租收入，这些结构变化反映出乡村内生增长能力的不足。

（四）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倾向

只有更多的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其他农村居民才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从而更快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北京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从总体上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北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缓慢，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在农村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农村人口数量保持了相对稳定，进一步增加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难度。

（五） 城乡管理依然分割，城市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城镇居民管理体制与村民管理体制并存，出现管理“重区”与“盲区”并存现象。二是大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由原集体经济承办的农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居民或职工养老保险体系时，由于制度基本构成要素的差异，需要补缴较大数额的养老保险费，由此给集体经济和个人造成巨大压力。三是流动人口和户籍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在对流动人口的信息管理、治安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排查和利益疏导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工作，需要平衡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

三、北京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促进城乡产业联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1.形成城乡不同产业发展的功能分区，建立城乡产业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农村空间广阔、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优势，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各类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村产业向城市扩展。出台农村休闲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走规模化、规范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子。引导城乡产业对接，实现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

2.寻求不同产业园区与周边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在生态环境优良的远郊区积极发展大型娱乐公园、主题文化旅游等现代绿色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物业、商贸服务、旅游、物流、保洁、保安等服务业。积极发展具有北京特色、文化品位、历史传统的农村手工业。

3.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安居乐业工程、山区移民搬迁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社区支持农业工程、景观旅游农业工程、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工程以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工程。

（二） 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

1.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政策引导与激励措施，鼓励城镇学校教师下乡进村任教，组织农村教师到城区进修学习，定期对现有农村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建设和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优化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市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布局，重点加强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解决设备短缺问题。定期派乡村医生到区级以上医院进行培训，通过返聘、弹性退休等方式鼓励城市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较高医疗水平的医生到农村工作。

3.推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管理、服务、核算、监管“五统一”，建立新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打破户籍界限，做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可衔接，使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三） 理顺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城乡市场整合，实现资源自由流动

1.全面启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理清资产关系，盘活集体存量资产，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民转居和农村城镇化奠定基础，消除农民进城的顾虑。

2.创新征地补偿方式，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供农户选择，让农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完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机制，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利和宅基地用益物权。

3.加快土地市场的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开展村庄土地整理，妥善实施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管理。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用地的规模化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型村级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在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开展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将土地规划直接落实到村。保障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房屋交易中心，建立较为完备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

4.探索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建设用地指标竞得单位除土地储备机构外，还可有各类园区建设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包括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规定程序批准复垦为耕地后，经过严格验收，可用于建设用地指标。这种用地指标背后所体现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来完成，具体流程可参考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图（图1）。

（四） 加强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1.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农村保险市场体系，创新保险产品，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形成农业灾害风险补偿和转移分摊机制。

2.加大财政资金贷款担保力度，扶持区县开展农业贷款担保，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缓解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难题。

3.拓展农村信贷渠道，建立以财政贴息为主、财政补贴和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为辅的财政支持制度体系，引导金融资本向农业和农村流动。4.开发多元农村金融产品，根据农户借款的用途，设置不同的金融产品。放宽小额贷款的额度，将城市成熟的金融产品延伸推广到农村。

5.创新抵押担保制度，探索以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组织贷款的具体办法。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可以由政府出资支持成立农村信用担保的基金和机构，也可以通过鼓励措施引导商业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和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满足发展农村社区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

（五） 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加强农村人力资本

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构建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构建由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

2.加强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对新型农民培训实行分层、分类、分级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新型农民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鼓励中青年农民扎根农村务农创业，以奖励、担保、贴息等手段留住本地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扭转目前农业劳动力素质急剧下降的局面。4.对农村社区实行开放政策，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引导涉农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人才开展农业项目合作，实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以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大学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走进农村当农民，使之成为新型农民的生力军。

（六） 创新农村社区经济组织

1.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2.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在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推进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3.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将原有的村集体经营性存量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取代村民委员会成为村集体的经营主体，使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拥有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载体。

4.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社区化和综合化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分散的、功能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实现有效的产销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有利于地域联合和一体化经营。应该扶持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和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联合，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举办联社的方式实行紧密合作。

参考文献

[1] 韩俊. 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二元结构[N]. 人民日报,2010-2-10.

[2]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

[3]洪银兴,陈雯.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4):5-11.

[4]李永进.北京城乡一体化进程评价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5]顾益康,许勇军.城乡一体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4).

[6]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M]//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分析制度学派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50-256.

[7]杨勇华.当前广东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研究[J].广东经济,2009,(7).

[8]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农村建设之重[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5篇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