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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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价值观 涉外经济
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积淀下来的自然产物，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在汉语中，“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西方国家，文化是接受过相同教育和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们共有的心理程序，这种心理程序使得某一个地区的人们用同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并产生不同的感觉和行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文化差异成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等自然环境，决定了农业生产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对农业生产极其重视，古言有云：“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地位而产生的一些观念和认识就会对整个民族的素质、心理特征、思想价值和文化传统产生极深的影响。种植业具有季节性强和规律性强等特点，人们必须遵守自然规律才能有收获，因此中华民族养成了安分守已的品性;农耕民族都是共同遵循自然规律、共同承接大自然的恩赐，因此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好品德;长期以来，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自给自足常常与世隔绝，因此具有极强的封闭性;当家族成员处理内部利益同外部社会关系的时候，常常对于家族关注过多，表现出自私自利的特点;在家族生活中，“家长”拥有绝对的说话权和权威性，因此在中华文化中，“家长制”作风和家族“集权”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二）西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在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畜牧业生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西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意识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农业生产相比，畜牧业的劳动方式更加灵活、受自然规律变化的影响较小。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牲畜完全听从放牧者指挥，这就加强了人的主观意识和主导地位。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他们的意识观念是：人是自然界的主体，不用受到环境的约束，可以凭借主观意识和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受自然规律约束较少的劳动关系，使得西方人民都富有冒险精神，开拓和创新意识比较强。由于畜牧业生产的流动性比较大，造成西方民族对于地域观念、家族式的长幼观念十分单薄。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人和其他同类、地域以及环境的关系常常是变化的，这就造成西方人民的经历丰富、眼界比较开阔，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比较快，且思维方式非常丰富。
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思考问题时偏向于先整体后局部，注重形象思维，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将外部线索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1]。中国人不擅长于将某个事件的组成部分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分析，而是根据当时的背景对问题进行大致的全局分析之后，再去思考细节问题。中国古话常讲“顾全大局”就是整体思维的主要体现，思考问题时习惯先整体后局部，由大到小，对社会环境极其敏感，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极易向社会压力屈服。这种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偏重形象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由此及彼的联系。在中国文化中也总是强调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在社会关系中，中国人强调集体，以维护整体利益为重。中国人对于隐私的观念较弱，讲求团结合作，互帮互爱。
西方人强调抽象思维，考虑问题从局部到整体，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往往参照自己的内部线索，从周围的环境中独立出来，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对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他们擅长局部到整体的逻辑思维方式，其思考形式往往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一切事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界限分明。他们强调自我成就，只对自己负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比较松散，人们之间的依赖程度较低。西方人尤其注重个人隐私，他们的婚姻状况、个人收支和等都是不容轻易打听的。
（二）不同的价值观。
在中西方价值观念中，最大的差异就是人们对于本性和“面子”的理解差异。在中国，自主以来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扎根，并强调内省和修身的作用。中国人办事注重面子，人们说话讲究委婉含蓄，提倡感情内敛。而在西方，许多国家都信奉基督教，受到《圣经》“原罪说”的影响，将“人性本恶”作为广泛的人性论，他们认为人生而自私，活在世上的人们必须要不断赎罪来获得末日的审判，最终到达彼岸。这种价值观念是的西方人不断追求变化和超越，并极度讲究诚信[2]。西方人与人交往讲求直率、情感外露。当交流环境发生冲突时，西方文化更关注自我面子的保全，而集体主义更关注双方或他人的面子，所以中国人往往采取协商妥协的方式处理矛盾，而西方人则选择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来保全双方的面子。
（三）不同的时间观念。
在不同文化中，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单向计时和多向计时。西方国家通常采用单向计时制，他们做事往往采用线性的形式，即在一个时间段内只做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要严格按照计划和日程表有序的进行。这种单向计时制的核心就是“准时”，奉行“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实践的是多向计时制，人们普遍认为时间是可以变通的，对时间严格控制的观念不强。人们能够接受被打扰，可以同时进行多向任务。
三、文化差异对涉外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自加入WTO以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大大加快，国际市场中的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原则也逐渐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渊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的逐步完善，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均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然而涉外经济活动中，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涉外经济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外语人的思维、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会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进行抵制。当外语人对异域文化产生偏见或排斥的时候，就会对商务谈判、品牌命名和电子商务等涉外经济活动和进一步的商务合作发展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一）对商务谈判产生不利影响。
商务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商务谈判，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渗透在商务谈判的方方面面。中西方谈判方式的区别极大，西方人重视细节，谈判代表通常将精力集中在问题上，并希望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人提倡“关系论”，认为只有双方建立良好关系问题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因此将主要经历放在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并且在处理问题时倾向于多任务同时进行。[3]中西方的谈判风格也有极大的差异，中国人在切入正题前，往往先务虚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再务实进行谈判;而西方以美国为例，他们总是直接表明目的，将方案通过数据直观的表现出来。
（二）对商务合作命名的不利影响。
在涉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合作双方离不开对中英文商标品牌命名的讨论，但是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会导致命名符号的选择千差万别。在数字方面，汉语倾向于用8而避免4，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喜欢7而忌讳13。而且在文化内涵方面，中西方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例如蝴蝶在中方文化中代表美丽和爱情可以用来作为商标，而西方则认为butterfly是轻浮之物，会让消费者对其耐用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涉外经济发展中，如果在品牌的命名忽略了目标消费者的语言文化，会让该品牌进入国际市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造成经济损失。
（三）对电子商务的影响。
相关学者表示，电子商务涉外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于财务或技术而是文化差异衍生的系列问题。文化差异会让不同社会的群体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对于信息的接受方式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电子商务是将互不谋面的双方联系在一起，因此商业信用是其发展的基础。如果在贸易双方缺乏信任，网络交易不可能实现。电子商务最早发展与西方国家是其文化的产物，而中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在利益冲突时，会选择利己主义，这种信任确实造成社会信用的降低，极大制约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
四、总结
在涉外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消除文化差异，就要培养多元的文化意识，学习掌握其他文化的特性，在商务活动中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观，而且要清晰的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当涉外经济中，如果双方文化存在重大冲突，可以采取适当规避或借助第三方文化的方式来寻求双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颖.文化差异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J].学术交流，2012， 06.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嫁娶文化；传统文化；现代经济；促进作用
1. 中国传统的婚嫁文化
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民族民间的一些习俗都随之变化，也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和支系的不同，经济形态的差异，以致在其婚俗地域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以汉民族婚俗文化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独特的婚俗，汉族婚俗的基本仪程包括(1)纳采：纳采指的是议婚，男方家会派使者去女方家求婚；(2)问名：当男方家得到女方家同意后，便进行问名的礼节，便于占卜是否能够成婚，还有吉凶。问名主要问女子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姓名、在家中的排行等，也就相当于现在订婚；(3)纳吉：在男方问名之后，便会请人用龟甲占卜算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若得好的占卜结果便派使者去女方家报喜，也就是现在的合婚。在纳吉过后，男女双方的婚姻才算正式确定；(4)纳征：纳征礼是婚俗仪程中最为关键的礼节，男方派使者送聘财以完成婚礼，也称之为过大礼。在纳征过后，男女双方婚姻进入正式阶段；(5)请期：待男方家决定了男女双方的成婚吉日，才会正式通知女方。后来请期逐步演变为铺房、送妆、催妆；(6)亲迎：新郎接受父亲赐酒饮尽后，便出发迎娶新娘。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它不仅仅是现存的一种现象，而是经过民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很多地区，传统的嫁娶文化仍然保留着最为原始的、带有特色鲜明的传统模样，通过这些有形的传统文化来表明传统文化的无形遗产是经过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华。
2. 中国传统嫁娶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取向
(1)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社会价值：婚嫁是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的大事。婚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事者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甚至族群之间的事。婚嫁，对新郎新娘来说意味着其人生角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从此获得了新角色，有了新的责任和义务；(2)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商业价值：我国传统婚嫁的每一种习俗，每一个仪式，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传统嫁娶文化与其他文化形式的有效结合更是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以传统嫁娶文化为依托的商业模式更是数不胜数,并且嫁娶文化在这些商业领域中的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例如：乐曲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周易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等；(3)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我国传统婚嫁文化和习俗经常会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与传统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现代人们对传统嫁娶习俗和文化的认识也大部分源于影视与文学，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
3.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的应用实践
(1)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从经济的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充分认识文化知识建设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文化知识建设的、凝聚力、扩散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社会经济已经从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转变成了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全面发展。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文化知识的发展占有相当高的成分，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3)当今社会文化产业通过快速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经过现代化的不断创新与继承和创新，将成为现代经济和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坚持以义为导向的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和坚持以利为基础的正确的物质价值观的相互统一，明确了利与义之间的选择和思辨与选择，坚持物质的消费、创造和积累要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2)我国传统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克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在国家权威的基础上，避免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引起的发展性危机，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贯彻能力，强化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调整了各种利益关系间的冲突，增加了社会凝聚力，加强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宏观调控；(3)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转变成了独特的经营思路，缓解了因市场竞争白热化而造成的社会震荡，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4)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不断加深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经济理论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后，给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大的支撑，降低了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出现震荡时的社会成本。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衔接性，现代企业经济发展中的忠诚信用、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都根植于传统的文化道德，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命力要受到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滋养。因此，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尽力做好文化知识建设工作，以全新的文化理念来带动现代经济的不断腾飞。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经济文化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对策
一、引言
河南省非常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出台了《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实施意见》、《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超过5%”的发展目标。虽然国务院、河南省都非常重视河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是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乐观，面临着整体实力不强、文化资源开发不够、产业附加值较低、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匹配等问题。[1]为此，文章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措施，期望能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文化创意产业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在我国得到广泛重视，并取得了快速发展。诸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甚至已发展成为这些地区与城市的亮点。另外，成都、南京、杭州、青岛等城市也纷纷凭借各自的区位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才资源等优势，创建充满特色与个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或示范园区，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物，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经济迅速发展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更是适应知识经济的创新型产业形式，其主要包括视觉艺术、书刊、表演艺术、出版业、电视电影、设计策划、文物古董、计算机等行业。这些行业既包括传统艺术部门与数字化经济部门，也含有商业化传媒部门。
（三）区域经济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
一是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和规划会对文化创意产业要素供给产生影响；二是政府制定的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法规等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战略与竞争结构产生影响；三是政府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作为文化创意行业的运行标准，直接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条件。总之，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影响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成效。
三、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提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含量
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其重点在于抓住了消费群众的内在需要，极大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文化与精神等方面的诸多需要，并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面需要，重要举措是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含量。[2]因此，强化文化创意产品物理形态的制造技术，丰富文化创意产品种类，积极利用计算机、手机等新型媒介终端设备，采用视频、通讯等数字化标准终端的符合功能，不断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含量，实现河南省区域经济的高质高效发展。
（二）增加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
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河南省可以从自身独有的中原优势出发，打造充满特色的中原文化创意品牌，从各方面着手增加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例如，依托功夫文化、中华姓氏、甲骨文、轩辕故里、禹州钧瓷、朱仙镇木板年画等丰富的中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民俗文化、民间演艺、民间工艺等，将其融入到文化创意产品中。只有不断增加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才能真正增强增大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高效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三）强化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效应在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功能。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增强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品牌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这些企业进行大力创新，实现龙头企业与骨干企业引导示范功能的最大化，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还要有效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促进跨行业、跨地区的整合重组，推动大规模、集约化的管理。另一方面还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壮大，鼓励个人企业与个人资本的深度对接等。通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贸易组织的中介作用，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大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5篇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
